726天，是我在荷兰的日子；6210天，是梅姐在荷兰的时间。梅姐和儿子David每天对话的日常是再正常不过的电话和短信来往，而我和母亲张姐则惯于沉默。
梅姐在海牙Voorburg经营着一家日料店，丈夫唐叔负责后厨，两个孩子David和Fiona时不时来餐厅帮忙，我在这里打工，当兼职服务生。日料店的招聘信息是我在校友群里找到的，无需简历、动机信，微信聊了几句，我就得到了试工机会，在欧洲，这绝对是惊人的中国速度。2023年冬天至今，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我不止缺钱，也缺一个可以用母语交流的地方，异国生活的挤压和与家人的沟通鸿沟之间，这是我喘息的角落。
Voorburg有自己的火车站，五种巴士在附近转乘，背后是一条步行街。这是我想象中的欧洲：服装店、冰淇淋店、CD和影像店、花店、超市，以及绝对不能少的三明治店，分布在古老的道路两旁，人行道、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挤在一起，但布局合理，高大的荷兰人三三两两骑着单车经过，脸上带着笑，生活散漫而井井有条。
而我是个异乡人，这种感觉在过马路时尤为强烈。本地人总能伴着教堂的钟声，毫不费力地踏出脚步，像时尚杂志的封面。司机会为每个打算过路的行人停下等待，但这样充满文明的交通礼仪却让我感到不安，尤其在刚来时屡屡被误会——有时我只是想在路边看路牌，却给了司机错误的信号，若不过街，又显得不近人情。
踏过斑马线，就是我上班的日料店。除这间小店外，街上还有另一家日料自助餐厅、一家印度尼西亚快餐、一家泰式按摩，以及超过十间教堂，周围五公里内都没有coffeeshop（大麻店）。梅姐在这开店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片因殖民历史而积累财富的基督教富人区，表面上的秩序与优雅被精心维护，居民以街头那些带有东方风情的小店为傲，仿佛这是多元文化审美的最佳证明。而移民们则心照不宣地以展演自己的异域风情为生，把种族和文化打包成商品，迎合这些“高级”消费者的期待。街道上的每一次交易，都是一场默契的表演——他们花钱装点自己的世界，而我们借此维持生计。
在梅姐眼里，仍是中国的高楼大厦好："这里就跟乡下一样。"
梅姐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她像是母亲的错位替代，我们聊移民，谈母子关系，也随意打趣。我与母亲总隔着一层屏障，简短的消息止于“身体还好吗？”和“还可以”，对撞的世代价值观让对话无法深入——母亲只能看见我是她儿子，而我却期待她做回非母亲的“张姐”。父权社会里，人们对母亲有太多期待，家长成了一个人的事。 在这场交织着移民、生活想象和身份认同的讨论中，站立着两对错位的母子：我，梅姐，David，张姐——我的母亲。我与梅姐只有每周上班时才见面，但她似乎完全能接受我，当她像所有中国长辈那样问起情感状态时，我随口出柜，她只平淡地好奇：
"那他是哪里人？"
离开，归来：两个母亲的两种选择
"幺儿，要不回来看看找工作嘛？"母亲发来消息。
我的签证只剩半年，修改了上百次简历，却没有收到任何工作邀约。为了追寻更大生存空间而离开的我，如今却困在母亲这句“回来”的话里。这是我们最大的冲突，我拼命想要逃离的，却是母亲最期望我过的——“普通人”的生活——忙于生计，囿于家庭。
“Goedenavond（晚上好）！”梅姐哼着小曲，伴着自动电铃的响声走来，这是餐厅徐徐开幕的信号。她画着淡妆，耳环的样式从不重复。第一桌总是梅姐自己去接，大多数人都讲荷兰语，打招呼之后的话我只能听懂几句，剩下的就成了一团模糊的音符。
日料店来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熟客，菜单上有着多种语言痕迹，日语、英语、荷兰语，都无法完全获得每道菜的描述权，但没有中文。可梅姐似乎总是游刃有余。她会精准记住熟客的喜好，有的顾客甚至不用接菜单，一句"She knows"，她就已打开准备好的饮料和毛豆送上来。梅姐不仅八面玲珑地在前场招待，还时不时在后厨掌勺。此外，她还是这间餐厅的设计、会计、后勤、网站管理、人力管理，以及除厨房外的采购。在家里，她是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小家事都由她来操持。在她的管理下，这间餐厅和这个家庭已经顺风顺水地运营了很多年。
梅姐的生活看上去如此完美：居留换了，房子买了，亲子和睦，餐厅和家庭都顺风顺水地运行着。相形之下，我的生活却支离破碎，每天绕着签证、房租和低薪工作打转。
事实上，梅姐一开始并未打算出国。梅姐原是湖北十堰人，童年已在省内迁徙过两次。青少年时，因父亲是“不能让他待在小地方”的家中独子，在三姨妈的帮衬下，被举家拔出了湖北，南下到广东做水产生意。梅姐后来选择回湖北念大学，毕业后又返回广州工作，成了一名会计。
21世纪初的广州满是希望。那时，梅姐是一家台湾服装集团的初创员工，一周上六天，单休。公司顶楼是食堂，包午、晚餐，下午五点就准备开饭，从不加班，过年还报销回乡机票，享两周全薪年假。2007年离职之前，梅姐的税后月薪是8000多，一年发14个月薪水，还有年终。她还常被叫去当服装打板的模特，试过的衣服全都能带回家。那是一段"钱都花不出去”的日子。
也在这时，梅姐遇见了她的初恋唐叔。唐叔早在1991年出海打工，后定居荷兰，彼时正值他回乡度假期间。"当时觉得就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梅姐回忆。
这位“新朋友”与梅姐见了一面后就匆匆返回荷兰，临行前二人交换了QQ。当时，最新潮的诺基亚3310也只能电话和短信，梅姐只有在公司上班时，才能用电脑跟唐叔聊天。后来唐叔回国了，他们在广州谈了三年恋爱，2003年订婚，并过上了顺风顺水的异性恋人生：结婚、摆酒、生小孩。
直到2007年，David到了学龄，问题才真正浮现：唐叔和David都是荷兰护照，David若在中国念书，只能选择国际学校，但费用太高；而在荷兰，David却能享受18岁前的免费基础教育。要想让小孩上学，只有一个办法：举家搬到荷兰。
梅姐却舍不得当时的生活，一直拖着没走，工作是出国前一个月才辞的。离开中国的前一晚，她把头发剪得很短，一头过肩长发生生剪到刚刚末到耳垂，因为听人说荷兰剪头发“很麻烦，也不洗头，最多冲一下”。唐叔说荷兰没有夏天，除了在广州新买的一些冬装外，她什么也没带。此时，距离她的探亲签证过期还剩最后一天。
梅姐落地荷兰后，婆家为他们的荷兰新家打了全套实木家具：桌椅板凳、茶几、沙发、床，衣柜。转运船摇摇晃晃地从南海出发，通过阿拉伯海、亚丁湾西至红海，然后西北航行到地中海，再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一路向北直到海牙，一家人睡了快一个多月的地板。
她高估了枕边男人能给予的安慰和支持。在唐叔眼里，这里可以继续讲粤语、出门就是唐人街、还能一直跟华人打交道，“大家过的不还是原来的日子”。可梅姐不是到荷兰做生意的，她的工作是当母亲，她必须重新学习荷兰语和这里的生存规则。"一开始觉都睡不着。"
起初，这家人住在海牙唐人街的社会住房里。家外百米处，雕龙画凤的"中华门"飞檐下，是骑自行车穿行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群；专门卖亚裔杂货的东方行商店里售卖着32块人民币一瓶的老干妈脆皮辣椒油和70块一斤的韭菜；空气中不再是尾气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大麻的气息。
初到荷兰时，梅姐常需要独自应对讲荷兰语的场合，但她是个“不服输的人”。早些年，甚至是现在，她的主要方法是抓住一些跟态度有关的词。这种方法在她到学校见老师时颇为有效，她能通过“不错、还可以、优秀、需要努力”等荷兰语，把两个小孩的情况摸得八九不离十。当孩子生病要看医生时，她就在家里把可能提到的荷兰语术语逐个记录，背诵，演练好多遍。这通常足够，但有一次，她的词库用完了。医生抬起头，说：“下次最好找个荷兰人一起来。”这句话一直刺在她心里，拔不掉。
那时，她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为一家人做早饭，送David和Fiona去学校；买菜煮饭，午饭前先接Fiona下学，下午三点再从学校里接David；然后继续买菜做饭；晚饭后帮孩子冲凉，送他们上床睡觉。就这样，她做了五年全职主妇。
孩子大些后，唐叔想让梅姐出去打工补贴家用，梅姐想了想，坚持决定要开餐厅——自由、赚钱、照顾孩子，三者得兼，重要的是，她想做点自己的事情。唐叔此前就做日本菜，所以他们准备开日料店。在欧洲，中国人开亚洲餐厅是再普通不过，欧洲食客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人究竟从哪来。
梅姐为了家庭选择离开，而我的母亲张姐则是为了家庭归来。
母亲张姐出生在西南省份的农村，年轻时也曾到北京打工，做川菜馆服务员，那是她出过最远的门。她常对我说，若不是姥姥姥爷一直要她回来，她断不可能嫁给我爸这个省都没出过的农村男人。我叫她张姐。不是为了亲近，而是每次她说起那些日子，总让我觉得，她和"我妈"是两个人。我非常在意张姐从北京回来、选了我爸的这个决定，我总觉得她是被迫的，而我和我爸是禁锢她的人。
张姐没上过初中，十三四岁小学刚毕业就出去打工。1994年，从老家到北京的火车要坐两天一夜，硬座，但攥着"外出人员就业证"的张姐很兴奋，"街道上干干净净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样。" 张姐在北京川菜馆的生活繁忙但充实，休息时就约着姐妹去逛天安门和长城，还跑去电影院看通宵电影。
餐厅第一年的生意还不错，但第二年就开始走下坡路，裁员是早晚的事。张姐提了辞职，又到广州闯荡过半年，后来回了老家，她觉得自己"漂够了，是时候定下来了。" 至此，再也没出去闯荡过。她在超市干了几年售货员，然后辞了职回家打牌。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爸和张姐似乎还是很相爱，她从大山走出去的愿望只走到了临近的小城市，平凡的生活却也足够让她满足，这是她世界里“普通人”的生活。
逃离“普通人”
张姐的“普通人”却是我出走的原因，我需要有公共性的生活。我急迫地想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
2022年3月，我在上海一间地下俱乐部办女性影展，有一百多人参加，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次活动。那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看了Drag Queen表演，同时还在准备一个游戏公司的面试，我们都以为我会在上海扎根。
紧接着，封城开始了。起初大家觉得过两天就好，"这可是上海"，直到封城成为常态。在形势还不算严峻时，我幸运地获得了一张小区通行证，立刻买了第二天的机票，逃回老家。那时，飞机上的乘客没有以往那么多，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前一天才临时计划了出行。
但在老家，我什么都做不了，坏消息持续发生：封控，冲突，不断的死亡与社会新闻。我甚至掌握不了我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失败极了：独生子，农村大学生，曾是父母口中「有出息」的样子，直到被生活逼得节节退败。我学的是电影，工作在NGO，收缩的创作自由和公民社会的陷落像两块巨石，堵在两条职业路径中，大学同班同学有的进了游戏公司，有的还在影视业挣扎，剩下的准备回家考公、考研，还有像我这样，想出国留学的人。
老家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我回了家。我没有任何社交，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自习室选最角落的座位，埋在雅思练习册里，从早到晚，也鲜少和父母同桌吃饭。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实验——既没能留在大城市，也没能真正走出去。
上大学之前，张姐曾那么严格地要求我——补习班排得满满的，房门的锁被撬掉，手机被没收，高考时她从未允许我松懈过。可是现在，她坐在我对面，语气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别太努力，当个普通人也挺好的。” 我听不懂这所谓的安慰，只觉得自己被彻底否定。
“那你为什么让我去上那么多补习班？”我抬起头问她，“为什么撬掉我的房门？高考时又为什么不说‘普通人挺好的’？”声音有些发抖。
张姐低头不语，像是面对所有矛盾时的惯常姿态。我受不了这种停滞的对话和无解的沉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和所有希望在海外留下的文科生一样，我既申请了可能有较多工作机会的“码农”专业，也投了一些纯粹感兴趣的项目，还在闲鱼上找了一些留过学的人做选校指导。最终，我在爱尔兰的"数字人文"项目和荷兰的"发展研究"之间选择了后者。
在还未反应过来时，我就已变成了一个国际人口：移民，亚裔，不会讲荷兰语的人。我显然低估了在异国重新开始的挑战，我看不懂复杂的报刊杂志，搞不懂这里的政党，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本地人会觉得移民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我明明根本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期间，我不断听到："你会荷兰语会好找得多”，“如果你不用申请KM签证（注：知识移民签证，仅适用于符合一定薪资标准的高技术职位，且必须为荷兰政府认可的雇主，非欧盟员工没有此签无法合法留在荷兰工作和生活），会好找得多”，“如果你有荷兰本地经验会好找得多"，“……”。这些建议把矛头全指向我前二十几年的人生。我需要把过去小心埋藏起来，用"国际化"重新包装履历，在Linkedin上经营一个我不认识的自己，才能勉强有机会得到重新开始的门票。
我曾参加过中国人组织的移民融入与歧视的工作坊，主办方甚至还邀请了一些荷兰政府福利部官员。参与者中，除了我和另一位艺术家朋友，其他人都来自STEM专业。我讲述自己的学科背景是"发展研究"，大家不太理解，我又解释是关于"人权和社会正义"，他们才恍然大悟，并投来好奇而同情的目光，接着陷入沉默。"我们正好需要你的专业智慧。"小组带领者试图打圆场。
我退缩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吃饭、睡觉、去餐厅上班，就像还在老家时那样，什么都做不了。出国曾经是我唯一的期待，但现在，支撑我的借口用完了，却更迷茫了。母亲张姐的那句"当个普通人也挺好的"，像回旋镖一样，兜兜转转还是套在了我的头上。
丛林法则中的两对母子
"母亲在中国的生活明明很好，为什么还要选择来到荷兰？"不时会听到David这样问，“如果我没有出生，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会更好？”他隐约知道，梅姐的离开与他有关，作为儿子，他有时会因此怪罪自己。
对梅姐来说，教养小孩，远比移民荷兰开餐厅来得困难，这既是她移民的开端，也是她看似完美的移民生活的缝隙。
第一次听梅姐提David时，她正低头洗杯子，在水池里淘干净酒杯后，用抹布码在台面上，倒扣着沥水。"他护工专业都读完了，现在又不想干了，"她没有停下动作，"说要考医学院，自己在家复习，gap一年了。医学院多难考啊。"我站在吧台另一边，用干布擦着已经沥干的杯子，脑子里浮起社交媒体上人们分享到海外申请护工的帖文，不少人精打细算，重读本科，只为在海外找到一份推轮椅的工作。
David的英文名是梅姐随便起的，"就像小张、小王一样，好叫。" 据荷兰Meertens的数据，2017年之前，全荷兰有19,936个David。而David的中文名却不同，是花钱找广州的师傅按生辰八字精挑细选的。可惜，这个名字只在回中国走亲戚时才用，其余时候，别人甚至惊讶他还有个中文名字。
第一次见David时，他的文静让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期，连恼人的青春痘也如出一辙。他说话时会时不时拨弄到眼睛的刘海，话音未落，会尾随两句微弱的笑声，掩盖本就不存在的尴尬。餐厅不忙的时候，偶尔会瞥见他在角落里玩原神。
梅姐对David的期待跟中国绝大多数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一样：有好成绩，当好学生，考好大学。但David在中学的成绩并没有很好，这曾让她非常着急。她对学校的理解很简单：职业导向的VMBO坏，通向研究型大学的VWO好。周围朋友的小孩青一色去了VWO的中学。梅姐劝David多与上了VWO的小孩做朋友，这样就能变得跟他们一样聪明，David只好加倍地努力，证明自己不蠢。
梅姐和唐叔一度想送David去上补习班，可他们越用力，David就越觉得自己可能被抛弃："我的父母可能希望要一个没这么蠢的小孩。"他曾为自己的成绩感到羞耻，甚至不敢联系那些成绩更好的朋友。
David提到补习班时，我心里一震，那种被寄托了全部希望却无法满足的感觉，瞬间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初中时我成绩不好，父母比我还要着急，他们曾把我送到当初中老师的亲戚家里，我没有休息的时间，所有周末都在补课。他们甚至卸了我的房门手把，这样就锁不了门。而我也干脆放弃，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偷偷在手机上看小说。
直到有一天，他们问我：“要不你去当兵吧？”当兵对我来说意味着陌生的地方、没有自由、军队式的管理。对家乡人来说，那是“废物”才走的路。那一刻，我是真得相信他们会把我送去当兵，于是拼了命学习。后来，在大学，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医生的报告说我需要休息。我拿着报告回家，甩在母亲面前。我以为她会问原因，可她只看了一眼，说：“不高兴的话，开心点不就好了吗？”
相比于初高中时根本不知什么是心理健康的我，David在荷兰早早就因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去看过心理咨询师，这是荷兰医疗保障制度的一环。执业的咨询师能讲普通话和荷兰语，梅姐偶尔也参与进来，但唐叔从不参加。
起初，梅姐认为David只是生了病，"为什么会跟其他人不一样呢？"后来，她开始接受咨询师的建议，甚至自己去看咨询师。虽然她还是不相信"聊天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她至少"再也不敢对小孩的学业指手画脚了。"但她仍然很难理解那些白人家长："他们觉得小孩念技校出来当工人都好骄傲的，我做不到。"
每次提到两个孩子，梅姐总多少带着拧巴。“说实话，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管得太多了，”她低头看着手机里David和Fiona的位置共享，“我不是控制欲强，我就是怕，改不了。”她知道问题出在哪，却始终没法放手。
我也问张姐：“你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母亲吗？”
“应该一般吧，也不是很称职。”她回答得轻描淡写，却忍不住补了一句：“书读得不够多吧。”张姐把教育的不成功归结为自己的知识匮乏。我还在上小学时，常能看到她床头柜上那本儿童心理学的书，没有被打开的痕迹。她明白自己应该多学点，却始终没有开始。两个母亲都看得到问题，却在自己的困境里打转，改不了。
身份：难以解决的代际分歧
David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是他后来意识到他跟咨询师谈论的主题。
梅姐清楚记得，David从小对"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很抗拒。小时候，梅姐在街上用粤语叫David，他从来都不回，甚至连电话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接。梅姐说，她不求David多认同中国，只希望“至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梅姐的中国人认同从未受到冲击，她的朋友圈大多是从事餐厅工作的华人。从落地荷兰起，她就通过丈夫认识了这群华人朋友，他们帮衬了梅姐不少生活和工作上的烦心事。梅姐很在意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几乎是她个人尊严的一部分。即使在荷兰生活了快二十年，她仍然只持有长期居留，并不打算换护照："中国护照好用。"
餐厅开业前，唐叔认识的华人朋友帮了他们不少忙。这些朋友大多是1990年前后来到荷兰的移民，开着中餐厅、薯条店、印尼菜或日料店，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等地。他们沿亲友的移民路径来到荷兰，主要与母国人群接触。
这群华人朋友不仅帮衬了她生活和工作上的烦心事，也巩固了她的身份认同。她的朋友圈几乎全是从事餐厅工作的华人，很少与荷兰人接触。“中国人”的身份对她来说几乎是个人尊严的一部分。
可对David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也不像母亲那样肯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于他来说，"中国人"背后是一个问号。
David并不喜欢父母朋友的小孩："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就像NPC。"在他眼里，这些孩子有着同样的特性——成绩好，爱听Kpop，爱喝珍珠奶茶，沉迷于在IG上关注所有在荷兰的亚裔。此外，语言也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尤其是回国度假时亲戚对"语言"的在意让他更为焦虑。David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偶尔会问我普通话的用法，我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他盯着我的嘴巴，尝试发音，却始终没有开口。
梅姐坚持认为，David是中国人这件事是她绝对不能妥协的底线。作为一代移民，她觉得要跟David谈身份认同的问题非常困难："谈不来。"
David的母语是荷兰语，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粤语只在家中使用，但已相当熟练，他也能说一些普通话。听梅姐和David对话时，我常常能感觉到他们母子语言系统的复杂。但对他们来说，粤语和荷兰语之间的自然切换，加上偶尔夹杂的普通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曾好奇语言是否是两人沟通的重要阻碍，但却被梅姐一句"你跟你妈讲一样的话，不还是没办法沟通吗？"给打了回来。
David也问过我，"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我本来以为能够明确地回答，至少比他要想得明白的多，但我语塞很久，说不出完整的答案。
难以回答的，还有来自母亲张姐的提问。这是自上大学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与张姐视频聊天。父亲坐在她身旁，时不时想插上两句话。
"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嘛？开心吗？"结束正式采访后，张姐反客为主地问我。
"还行吧……"我停顿了一会，接着说"比在国内好一点。”
其实，我不确定“比国内好一点”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我必须这么说。这句话堵住了他们的嘴，也堵住了自己的。我怕他们让我回家，怕听见国内的安稳，怕承认这份“不稳定”未必有多好。我们平常不聊天，更别提平等的对话。这次破例让我无所适从。她好像释怀了，而我还没有。我觉得自己像个坏人，疏远她又无法停止。
结束了对话，我心里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明明我过得在她看来是最不稳定的生活，可这，也是我无法讲述的故事。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她，在这份不稳定里，我唯一抓住的不过是那一点点的自由。
我一面活在新的语言、倒计时的签证、和找不到工作的绝望里，另一面又重新拥有了丰富的公共生活，一种我曾期望可以在上海获得的生活。在国内，那份期待转瞬即逝的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封城，隔离，被迫居家，删帖，活动取消，坏消息随时可能出现。只是，新生活的代价同样令我难以承受。
出国前，我曾暗暗发誓绝不跟中国人圈子打交道。学校里和国人交流时，我要反复确认对方的政治倾向，小心翼翼地讨论过去的生活，以至于跟中国人交流比跟外国人还要谨慎。我曾因为要买二手加过一个中国学长的微信，在看了他朋友圈之后选择"朋友圈彼此不可见。" 我很难信任来自母国的人。
但在课堂上，我发现我所有作业的素材和背景都来自中国，我看不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微博上中国女权运动反对话语的分析，即使我需要跟只有南美洲田野经历的教授从微博是什么、审查制度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自我审查，一一讲起，但我没有一刻选择不跟中国有关系。白纸运动期间，我给所有上过课的老师写邮件讲中国正在发生的抗议。只有一位老师回复了我，一方面热情地表达了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却质疑为什么我分享的新闻页面中只有像BBC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
我也曾问自己，既然都已经出国了，选择切断自己跟中国人的联系了，为什么还要写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在逃离中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同更深了。
对于David的问题，我想，无论中国还是荷兰，我们的生活都不是连贯的，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生活夹缝里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尾声
“小时候是孩子怕父母，长大了，是父母怕孩子。”梅姐说这句话时，正低头用力擦着餐厅的桌子，她的话语轻描淡写，却让我听出了藏在里面的重量。
她是家里的老二，却总被忽略。家里逢年过节，亲戚都知道她姐姐和弟弟的名字，却总忘了她的存在。"只要我比他们强了，所有人都会记住我。"她小时候这样相信。于是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但也是最沉默的那个后来她离家最远，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荷兰。回到家乡时，父母的争吵仍是她熟悉的背景音。她站在一旁，习惯性地帮腔父亲，让母亲别太生气。母亲却忽然哽咽了："你还帮他？他当时根本不想要你。"梅姐转头看着父亲。他低着头，脸红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梅姐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曾经掌控一切，从我的学业到我的生活安排，无一不在她的手中。如今，她的关心却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笨拙。也许，她真的老了，也开始害怕失去我了。
梅姐也有类似的困扰。在荷兰，出门聚餐一般都是最年长的人买单。"所以我即使赚够了钱，也害怕有一天连饭钱都出不起。到那时候，他们是不是连回来看我都不愿意了？"她自嘲地笑着，但语气里有种不易察觉的紧张。
梅姐偶尔会问起我母亲的事，试图从我的只言片语中拼凑一个她不认识的母亲的形象。"你妈妈是个怎样的人？"她问。我总是回答得很模糊："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记得她曾经从山里到北京打工，在那儿过了一段看似不错的生活，但最终选择回到了我们的小城，与我父亲结婚。"作为这个故事的听众，我始终无法理解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如果她留在北京，你就不会出生了呀。" 梅姐这样回答。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些看似无奈的选择，最终塑造了我们的存在。我的母亲选择回了家，我已经出生了，David也已经出生了，梅姐也已经举家来到荷兰了，我也在这间餐厅工作了。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选择。梅姐对我坦白，虽然她常说是为了孩子才来荷兰，但这确实是她自己的选择。"当时稀里糊涂地觉得，为了他们更好，也不见得是错的路。现在想想，这不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嘛。"她笑着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平静的笃定。
这句话让我重新审视母亲的选择。我无数次试图去理解她为什么放弃北京的生活，为什么选择回家，甚至把这一切归结为懦弱和无奈。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忽略了什么——也许，她和梅姐一样，在那些看似被动的决定里，其实也在悄悄地选择自己的路。同时，也是时候，放过那个困在母子关系的我，去找我自己的路了。
与母亲采访结束的第二天，荷兰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冰粒砸在地上，覆盖了整个街区，乌云在阳光的刺破下散去。冰雹来得快，消失得也快，留下一片短暂的晴空。
我站在窗边拍了一张照片，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终还是发给了母亲，没有附文字。母亲问：“有暖气吗？” 我们仍然停留在对彼此错位的理解里。这张照片像是在传递什么，但我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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