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6天，是我在荷蘭的日子；6210天，是梅姐在荷蘭的時間。梅姐和兒子David每天對話的日常是再正常不過的電話和短信來往，而我和母親張姐則慣於沉默。
梅姐在海牙Voorburg經營着一家日料店，丈夫唐叔負責後廚，兩個孩子David和Fiona時不時來餐廳幫忙，我在這裏打工，當兼職服務生。日料店的招聘信息是我在校友群裏找到的，無需簡歷、動機信，微信聊了幾句，我就得到了試工機會，在歐洲，這絕對是驚人的中國速度。2023年冬天至今，我一直在這裏工作，我不止缺錢，也缺一個可以用母語交流的地方，異國生活的擠壓和與家人的溝通鴻溝之間，這是我喘息的角落。
Voorburg有自己的火車站，五種巴士在附近轉乘，背後是一條步行街。這是我想象中的歐洲：服裝店、冰淇淋店、CD和影像店、花店、超市，以及絕對不能少的三明治店，分布在古老的道路兩旁，人行道、自行車道和機動車道擠在一起，但布局合理，高大的荷蘭人三三兩兩騎着單車經過，臉上帶着笑，生活散漫而井井有條。
而我是個異鄉人，這種感覺在過馬路時尤為強烈。本地人總能伴着教堂的鐘聲，毫不費力地踏出腳步，像時尚雜誌的封面。司機會為每個打算過路的行人停下等待，但這樣充滿文明的交通禮儀卻讓我感到不安，尤其在剛來時屢屢被誤會——有時我只是想在路邊看路牌，卻給了司機錯誤的信號，若不過街，又顯得不近人情。
踏過斑馬線，就是我上班的日料店。除這間小店外，街上還有另一家日料自助餐廳、一家印度尼西亞快餐、一家泰式按摩，以及超過十間教堂，周圍五公里內都沒有coffeeshop（大麻店）。梅姐在這開店的理由很簡單：這是一片因殖民歷史而積累財富的基督教富人區，表面上的秩序與優雅被精心維護，居民以街頭那些帶有東方風情的小店為傲，彷彿這是多元文化審美的最佳證明。而移民們則心照不宣地以展演自己的異域風情為生，把種族和文化打包成商品，迎合這些「高級」消費者的期待。街道上的每一次交易，都是一場默契的表演——他們花錢裝點自己的世界，而我們藉此維持生計。
在梅姐眼裏，仍是中國的高樓大廈好：「這裏就跟鄉下一樣。」
梅姐與我母親年齡相仿，她像是母親的錯位替代，我們聊移民，談母子關係，也隨意打趣。我與母親總隔着一層屏障，簡短的消息止於「身體還好嗎？」和「還可以」，對撞的世代價值觀讓對話無法深入——母親只能看見我是她兒子，而我卻期待她做回非母親的「張姐」。父權社會里，人們對母親有太多期待，家長成了一個人的事。 在這場交織着移民、生活想象和身份認同的討論中，站立着兩對錯位的母子：我，梅姐，David，張姐——我的母親。我與梅姐只有每週上班時才見面，但她似乎完全能接受我，當她像所有中國長輩那樣問起情感狀態時，我隨口出櫃，她只平淡地好奇：
「那他是哪裏人？」
離開，歸來：兩個母親的兩種選擇
「幺兒，要不回來看看找工作嘛？」母親發來消息。
我的簽證只剩半年，修改了上百次簡歷，卻沒有收到任何工作邀約。為了追尋更大生存空間而離開的我，如今卻困在母親這句「回來」的話裏。這是我們最大的衝突，我拼命想要逃離的，卻是母親最期望我過的——「普通人」的生活——忙於生計，囿於家庭。
「Goedenavond（晚上好）！」梅姐哼着小曲，伴着自動電鈴的響聲走來，這是餐廳徐徐開幕的信號。她畫着淡妝，耳環的樣式從不重複。第一桌總是梅姐自己去接，大多數人都講荷蘭語，打招呼之後的話我只能聽懂幾句，剩下的就成了一團模糊的音符。
日料店來的大都是住在附近的熟客，菜單上有着多種語言痕跡，日語、英語、荷蘭語，都無法完全獲得每道菜的描述權，但沒有中文。可梅姐似乎總是遊刃有餘。她會精準記住熟客的喜好，有的顧客甚至不用接菜單，一句「She knows」，她就已打開準備好的飲料和毛豆送上來。梅姐不僅八面玲瓏地在前場招待，還時不時在後廚掌勺。此外，她還是這間餐廳的設計、會計、後勤、網站管理、人力管理，以及除廚房外的採購。在家裏，她是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小家事都由她來操持。在她的管理下，這間餐廳和這個家庭已經順風順水地運營了很多年。
梅姐的生活看上去如此完美：居留換了，房子買了，親子和睦，餐廳和家庭都順風順水地運行着。相形之下，我的生活卻支離破碎，每天繞着簽證、房租和低薪工作打轉。
事實上，梅姐一開始並未打算出國。梅姐原是湖北十堰人，童年已在省內遷徙過兩次。青少年時，因父親是「不能讓他待在小地方」的家中獨子，在三姨媽的幫襯下，被舉家拔出了湖北，南下到廣東做水產生意。梅姐後來選擇回湖北念大學，畢業後又返回廣州工作，成了一名會計。
21世紀初的廣州滿是希望。那時，梅姐是一家台灣服裝集團的初創員工，一週上六天，單休。公司頂樓是食堂，包午、晚餐，下午五點就準備開飯，從不加班，過年還報銷回鄉機票，享兩週全薪年假。2007年離職之前，梅姐的稅後月薪是8000多，一年發14個月薪水，還有年終。她還常被叫去當服裝打板的模特，試過的衣服全都能帶回家。那是一段「錢都花不出去」的日子。
也在這時，梅姐遇見了她的初戀唐叔。唐叔早在1991年出海打工，後定居荷蘭，彼時正值他回鄉度假期間。「當時覺得就是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梅姐回憶。
這位「新朋友」與梅姐見了一面後就匆匆返回荷蘭，臨行前二人交換了QQ。當時，最新潮的諾基亞3310也只能電話和短信，梅姐只有在公司上班時，才能用電腦跟唐叔聊天。後來唐叔回國了，他們在廣州談了三年戀愛，2003年訂婚，並過上了順風順水的異性戀人生：結婚、擺酒、生小孩。
直到2007年，David到了學齡，問題才真正浮現：唐叔和David都是荷蘭護照，David若在中國唸書，只能選擇國際學校，但費用太高；而在荷蘭，David卻能享受18歲前的免費基礎教育。要想讓小孩上學，只有一個辦法：舉家搬到荷蘭。
梅姐卻捨不得當時的生活，一直拖着沒走，工作是出國前一個月才辭的。離開中國的前一晚，她把頭髮剪得很短，一頭過肩長發生生剪到剛剛末到耳垂，因為聽人說荷蘭剪頭髮「很麻煩，也不洗頭，最多衝一下」。唐叔說荷蘭沒有夏天，除了在廣州新買的一些冬裝外，她什麼也沒帶。此時，距離她的探親簽證過期還剩最後一天。
梅姐落地荷蘭後，婆家為他們的荷蘭新家打了全套實木傢俱：桌椅板凳、茶几、沙發、床，衣櫃。轉運船搖搖晃晃地從南海出發，通過阿拉伯海、亞丁灣西至紅海，然後西北航行到地中海，再向西穿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一路向北直到海牙，一家人睡了快一個多月的地板。
她高估了枕邊男人能給予的安慰和支持。在唐叔眼裏，這裏可以繼續講粵語、出門就是唐人街、還能一直跟華人打交道，「大家過的不還是原來的日子」。可梅姐不是到荷蘭做生意的，她的工作是當母親，她必須重新學習荷蘭語和這裏的生存規則。「一開始覺都睡不着。」
起初，這家人住在海牙唐人街的社會住房裏。家外百米處，雕龍畫鳳的「中華門」飛檐下，是騎自行車穿行的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群；專門賣亞裔雜貨的東方行商店裏售賣着32塊人民幣一瓶的老乾媽脆皮辣椒油和70塊一斤的韭菜；空氣中不再是尾氣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大麻的氣息。
初到荷蘭時，梅姐常需要獨自應對講荷蘭語的場合，但她是個「不服輸的人」。早些年，甚至是現在，她的主要方法是抓住一些跟態度有關的詞。這種方法在她到學校見老師時頗為有效，她能通過「不錯、還可以、優秀、需要努力」等荷蘭語，把兩個小孩的情況摸得八九不離十。當孩子生病要看醫生時，她就在家裏把可能提到的荷蘭語術語逐個記錄，背誦，演練好多遍。這通常足夠，但有一次，她的詞庫用完了。醫生抬起頭，說：「下次最好找個荷蘭人一起來。」這句話一直刺在她心裏，拔不掉。
那時，她的一天從早上七點開始，為一家人做早飯，送David和Fiona去學校；買菜煮飯，午飯前先接Fiona下學，下午三點再從學校裏接David；然後繼續買菜做飯；晚飯後幫孩子沖涼，送他們上床睡覺。就這樣，她做了五年全職主婦。
孩子大些後，唐叔想讓梅姐出去打工補貼家用，梅姐想了想，堅持決定要開餐廳——自由、賺錢、照顧孩子，三者得兼，重要的是，她想做點自己的事情。唐叔此前就做日本菜，所以他們準備開日料店。在歐洲，中國人開亞洲餐廳是再普通不過，歐洲食客們根本不關心這些人究竟從哪來。
梅姐為了家庭選擇離開，而我的母親張姐則是為了家庭歸來。
母親張姐出生在西南省份的農村，年輕時也曾到北京打工，做川菜館服務員，那是她出過最遠的門。她常對我說，若不是姥姥姥爺一直要她回來，她斷不可能嫁給我爸這個省都沒出過的農村男人。我叫她張姐。不是為了親近，而是每次她說起那些日子，總讓我覺得，她和「我媽」是兩個人。我非常在意張姐從北京回來、選了我爸的這個決定，我總覺得她是被迫的，而我和我爸是禁錮她的人。
張姐沒上過初中，十三四歲小學剛畢業就出去打工。1994年，從老家到北京的火車要坐兩天一夜，硬座，但攥着「外出人員就業證」的張姐很興奮，「街道上乾乾淨淨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樣。」張姐在北京川菜館的生活繁忙但充實，休息時就約着姐妹去逛天安門和長城，還跑去電影院看通宵電影。
餐廳第一年的生意還不錯，但第二年就開始走下坡路，裁員是早晚的事。張姐提了辭職，又到廣州闖蕩過半年，後來回了老家，她覺得自己「漂夠了，是時候定下來了。」至此，再也沒出去闖蕩過。她在超市幹了幾年售貨員，然後辭了職回家打牌。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爸和張姐似乎還是很相愛，她從大山走出去的願望只走到了臨近的小城市，平凡的生活卻也足夠讓她滿足，這是她世界裏「普通人」的生活。
逃離「普通人」
張姐的「普通人」卻是我出走的原因，我需要有公共性的生活。我急迫地想離開這裏，走得越遠越好。
2022年3月，我在上海一間地下俱樂部辦女性影展，有一百多人蔘加，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次活動。那天晚上，我與朋友們去看了Drag Queen表演，同時還在準備一個遊戲公司的面試，我們都以為我會在上海紮根。
緊接着，封城開始了。起初大家覺得過兩天就好，「這可是上海」，直到封城成為常態。在形勢還不算嚴峻時，我幸運地獲得了一張小區通行證，立刻買了第二天的機票，逃回老家。那時，飛機上的乘客沒有以往那麼多，大部分人跟我一樣，前一天才臨時計劃了出行。
但在老家，我什麼都做不了，壞消息持續發生：封控，衝突，不斷的死亡與社會新聞。我甚至掌握不了我的生活，我覺得自己失敗極了：獨生子，農村大學生，曾是父母口中「有出息」的樣子，直到被生活逼得節節退敗。我學的是電影，工作在NGO，收縮的創作自由和公民社會的陷落像兩塊巨石，堵在兩條職業路徑中，大學同班同學有的進了遊戲公司，有的還在影視業掙扎，剩下的準備回家考公、考研，還有像我這樣，想出國留學的人。
老家的朋友沒有人知道我回了家。我沒有任何社交，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自習室選最角落的座位，埋在雅思練習冊裏，從早到晚，也鮮少和父母同桌吃飯。我總覺得自己像個失敗的實驗——既沒能留在大城市，也沒能真正走出去。
上大學之前，張姐曾那麼嚴格地要求我——補習班排得滿滿的，房門的鎖被撬掉，手機被沒收，高考時她從未允許我鬆懈過。可是現在，她坐在我對面，語氣輕描淡寫地對我說：「別太努力，當個普通人也挺好的。」 我聽不懂這所謂的安慰，只覺得自己被徹底否定。
「那你為什麼讓我去上那麼多補習班？」我抬起頭問她，「為什麼撬掉我的房門？高考時又為什麼不說『普通人挺好的』？」聲音有些發抖。
張姐低頭不語，像是面對所有矛盾時的慣常姿態。我受不了這種停滯的對話和無解的沉默，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離開這裏，越遠越好。
和所有希望在海外留下的文科生一樣，我既申請了可能有較多工作機會的「碼農」專業，也投了一些純粹感興趣的項目，還在閒魚上找了一些留過學的人做選校指導。最終，我在愛爾蘭的「數字人文」項目和荷蘭的「發展研究」之間選擇了後者。
在還未反應過來時，我就已變成了一個國際人口：移民，亞裔，不會講荷蘭語的人。我顯然低估了在異國重新開始的挑戰，我看不懂複雜的報刊雜誌，搞不懂這裏的政黨，甚至不明白為什麼本地人會覺得移民偷走了他們的工作，我明明根本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期間，我不斷聽到：「你會荷蘭語會好找得多」，「如果你不用申請KM簽證（注：知識移民簽證，僅適用於符合一定薪資標準的高技術職位，且必須為荷蘭政府認可的僱主，非歐盟員工沒有此簽無法合法留在荷蘭工作和生活），會好找得多」，「如果你有荷蘭本地經驗會好找得多」，「……」。這些建議把矛頭全指向我前二十幾年的人生。我需要把過去小心埋藏起來，用「國際化」重新包裝履歷，在Linkedin上經營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才能勉強有機會得到重新開始的門票。
我曾參加過中國人組織的移民融入與歧視的工作坊，主辦方甚至還邀請了一些荷蘭政府福利部官員。參與者中，除了我和另一位藝術家朋友，其他人都來自STEM專業。我講述自己的學科背景是「發展研究」，大家不太理解，我又解釋是關於「人權和社會正義」，他們才恍然大悟，並投來好奇而同情的目光，接着陷入沉默。「我們正好需要你的專業智慧。」小組帶領者試圖打圓場。
我退縮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裏，吃飯、睡覺、去餐廳上班，就像還在老家時那樣，什麼都做不了。出國曾經是我唯一的期待，但現在，支撐我的藉口用完了，卻更迷茫了。母親張姐的那句「當個普通人也挺好的」，像迴旋鏢一樣，兜兜轉轉還是套在了我的頭上。
叢林法則中的兩對母子
「母親在中國的生活明明很好，為什麼還要選擇來到荷蘭？」不時會聽到David這樣問，「如果我沒有出生，他們的生活是不是會更好？」他隱約知道，梅姐的離開與他有關，作為兒子，他有時會因此怪罪自己。
對梅姐來說，教養小孩，遠比移民荷蘭開餐廳來得困難，這既是她移民的開端，也是她看似完美的移民生活的縫隙。
第一次聽梅姐提David時，她正低頭洗杯子，在水池裏淘乾淨酒杯後，用抹布碼在台面上，倒扣着瀝水。「他護工專業都讀完了，現在又不想幹了，」她沒有停下動作，「說要考醫學院，自己在家複習，gap一年了。醫學院多難考啊。」我站在吧檯另一邊，用乾布擦着已經瀝乾的杯子，腦子裏浮起社交媒體上人們分享到海外申請護工的帖文，不少人精打細算，重讀本科，只為在海外找到一份推輪椅的工作。
David的英文名是梅姐隨便起的，「就像小張、小王一樣，好叫。」據荷蘭Meertens的數據，2017年之前，全荷蘭有19,936個David。而David的中文名卻不同，是花錢找廣州的師傅按生辰八字精挑細選的。可惜，這個名字只在回中國走親戚時才用，其餘時候，別人甚至驚訝他還有個中文名字。
第一次見David時，他的文靜讓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期，連惱人的青春痘也如出一轍。他說話時會時不時撥弄到眼睛的劉海，話音未落，會尾隨兩句微弱的笑聲，掩蓋本就不存在的尷尬。餐廳不忙的時候，偶爾會瞥見他在角落裏玩原神。
梅姐對David的期待跟中國絕大多數母親對孩子的期待一樣：有好成績，當好學生，考好大學。但David在中學的成績並沒有很好，這曾讓她非常着急。她對學校的理解很簡單：職業導向的VMBO壞，通向研究型大學的VWO好。周圍朋友的小孩青一色去了VWO的中學。梅姐勸David多與上了VWO的小孩做朋友，這樣就能變得跟他們一樣聰明，David只好加倍地努力，證明自己不蠢。
梅姐和唐叔一度想送David去上補習班，可他們越用力，David就越覺得自己可能被拋棄：「我的父母可能希望要一個沒這麼蠢的小孩。」他曾為自己的成績感到羞恥，甚至不敢聯繫那些成績更好的朋友。
David提到補習班時，我心裏一震，那種被寄託了全部希望卻無法滿足的感覺，瞬間讓我想起了自己的過去。
初中時我成績不好，父母比我還要着急，他們曾把我送到當初中老師的親戚家裏，我沒有休息的時間，所有周末都在補課。他們甚至卸了我的房門手把，這樣就鎖不了門。而我也乾脆放棄，把所有時間都用來偷偷在手機上看小說。
直到有一天，他們問我：「要不你去當兵吧？」當兵對我來說意味着陌生的地方、沒有自由、軍隊式的管理。對家鄉人來說，那是「廢物」才走的路。那一刻，我是真得相信他們會把我送去當兵，於是拼了命學習。後來，在大學，我的精神狀況越來越差。醫生的報告說我需要休息。我拿着報告回家，甩在母親面前。我以為她會問原因，可她只看了一眼，說：「不高興的話，開心點不就好了嗎？」
相比於初高中時根本不知什麼是心理健康的我，David在荷蘭早早就因學校裏發生的一切去看過心理諮詢師，這是荷蘭醫療保障制度的一環。執業的諮詢師能講普通話和荷蘭語，梅姐偶爾也參與進來，但唐叔從不參加。
起初，梅姐認為David只是生了病，「為什麼會跟其他人不一樣呢？」後來，她開始接受諮詢師的建議，甚至自己去看諮詢師。雖然她還是不相信「聊天能解決什麼問題」，但她至少「再也不敢對小孩的學業指手畫腳了。」但她仍然很難理解那些白人家長：「他們覺得小孩念技校出來當工人都好驕傲的，我做不到。」
每次提到兩個孩子，梅姐總多少帶着擰巴。「說實話，我的朋友們都說我管得太多了，」她低頭看着手機裏David和Fiona的位置共享，「我不是控制慾強，我就是怕，改不了。」她知道問題出在哪，卻始終沒法放手。
我也問張姐：「你覺得自己是個合格的母親嗎？」
「應該一般吧，也不是很稱職。」她回答得輕描淡寫，卻忍不住補了一句：「書讀得不夠多吧。」張姐把教育的不成功歸結為自己的知識匱乏。我還在上小學時，常能看到她床頭櫃上那本兒童心理學的書，沒有被打開的痕跡。她明白自己應該多學點，卻始終沒有開始。兩個母親都看得到問題，卻在自己的困境裏打轉，改不了。
身份：難以解決的代際分歧
David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這是他後來意識到他跟諮詢師談論的主題。
梅姐清楚記得，David從小對「中國人」這個身份就很抗拒。小時候，梅姐在街上用粵語叫David，他從來都不回，甚至連電話也不願意在公共場合接。梅姐說，她不求David多認同中國，只希望「至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裏」。
梅姐的中國人認同從未受到衝擊，她的朋友圈大多是從事餐廳工作的華人。從落地荷蘭起，她就通過丈夫認識了這群華人朋友，他們幫襯了梅姐不少生活和工作上的煩心事。梅姐很在意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幾乎是她個人尊嚴的一部分。即使在荷蘭生活了快二十年，她仍然只持有長期居留，並不打算換護照：「中國護照好用。」
餐廳開業前，唐叔認識的華人朋友幫了他們不少忙。這些朋友大多是1990年前後來到荷蘭的移民，開着中餐廳、薯條店、印尼菜或日料店，來自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等地。他們沿親友的移民路徑來到荷蘭，主要與母國人群接觸。
這群華人朋友不僅幫襯了她生活和工作上的煩心事，也鞏固了她的身份認同。她的朋友圈幾乎全是從事餐廳工作的華人，很少與荷蘭人接觸。「中國人」的身份對她來說幾乎是個人尊嚴的一部分。
可對David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他並不知道該怎麼定義自己的身份，也不像母親那樣肯定自己是中國人。對於他來說，「中國人」背後是一個問號。
David並不喜歡父母朋友的小孩：「他們看起來都一樣，就像NPC。」在他眼裏，這些孩子有着同樣的特性——成績好，愛聽Kpop，愛喝珍珠奶茶，沉迷於在IG上關注所有在荷蘭的亞裔。此外，語言也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坎，尤其是回國度假時親戚對「語言」的在意讓他更為焦慮。David不是沒有努力過。他偶爾會問我普通話的用法，我一個字一個字拼出來，他盯着我的嘴巴，嘗試發音，卻始終沒有開口。
梅姐堅持認為，David是中國人這件事是她絕對不能妥協的底線。作為一代移民，她覺得要跟David談身份認同的問題非常困難：「談不來。」
David的母語是荷蘭語，英語是他的第二語言，粵語只在家中使用，但已相當熟練，他也能說一些普通話。聽梅姐和David對話時，我常常能感覺到他們母子語言系統的複雜。但對他們來說，粵語和荷蘭語之間的自然切換，加上偶爾夾雜的普通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我曾好奇語言是否是兩人溝通的重要阻礙，但卻被梅姐一句「你跟你媽講一樣的話，不還是沒辦法溝通嗎？」給打了回來。
David也問過我，「你覺得自己是什麼人？」我本來以為能夠明確地回答，至少比他要想得明白的多，但我語塞很久，說不出完整的答案。
難以回答的，還有來自母親張姐的提問。這是自上大學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與張姐視頻聊天。父親坐在她身旁，時不時想插上兩句話。
「你在那邊過得怎麼樣嘛？開心嗎？」結束正式採訪後，張姐反客為主地問我。
「還行吧……」我停頓了一會，接着說「比在國內好一點。」
其實，我不確定「比國內好一點」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我必須這麼說。這句話堵住了他們的嘴，也堵住了自己的。我怕他們讓我回家，怕聽見國內的安穩，怕承認這份「不穩定」未必有多好。我們平常不聊天，更別提平等的對話。這次破例讓我無所適從。她好像釋懷了，而我還沒有。我覺得自己像個壞人，疏遠她又無法停止。
結束了對話，我心裏卻翻涌着複雜的情緒。明明我過得在她看來是最不穩定的生活，可這，也是我無法講述的故事。我不知道怎麼告訴她，在這份不穩定裏，我唯一抓住的不過是那一點點的自由。
我一面活在新的語言、倒計時的簽證、和找不到工作的絕望裏，另一面又重新擁有了豐富的公共生活，一種我曾期望可以在上海獲得的生活。在國內，那份期待轉瞬即逝的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封城，隔離，被迫居家，刪帖，活動取消，壞消息隨時可能出現。只是，新生活的代價同樣令我難以承受。
出國前，我曾暗暗發誓絕不跟中國人圈子打交道。學校裏和國人交流時，我要反覆確認對方的政治傾向，小心翼翼地討論過去的生活，以至於跟中國人交流比跟外國人還要謹慎。我曾因為要買二手加過一個中國學長的微信，在看了他朋友圈之後選擇「朋友圈彼此不可見。」我很難信任來自母國的人。
但在課堂上，我發現我所有作業的素材和背景都來自中國，我看不到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微博上中國女權運動反對話語的分析，即使我需要跟只有南美洲田野經歷的教授從微博是什麼、審查制度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自我審查，一一講起，但我沒有一刻選擇不跟中國有關係。白紙運動期間，我給所有上過課的老師寫郵件講中國正在發生的抗議。只有一位老師回覆了我，一方面熱情地表達了對這個話題的關注，另一方面卻質疑為什麼我分享的新聞頁面中只有像BBC和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媒體。
我也曾問自己，既然都已經出國了，選擇切斷自己跟中國人的聯繫了，為什麼還要寫跟中國有關的事情？在逃離中國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認同更深了。
對於David的問題，我想，無論中國還是荷蘭，我們的生活都不是連貫的，我們是生活在不同生活夾縫裏的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尾聲
「小時候是孩子怕父母，長大了，是父母怕孩子。」梅姐說這句話時，正低頭用力擦着餐廳的桌子，她的話語輕描淡寫，卻讓我聽出了藏在裏面的重量。
她是家裏的老二，卻總被忽略。家裏逢年過節，親戚都知道她姐姐和弟弟的名字，卻總忘了她的存在。「只要我比他們強了，所有人都會記住我。」她小時候這樣相信。於是她成了家裏唯一一個上大學的孩子，但也是最沉默的那個後來她離家最遠，帶着兩個孩子來到荷蘭。回到家鄉時，父母的爭吵仍是她熟悉的背景音。她站在一旁，習慣性地幫腔父親，讓母親別太生氣。母親卻忽然哽咽了：「你還幫他？他當時根本不想要你。」梅姐轉頭看着父親。他低着頭，臉紅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孩。
梅姐的話讓我想起我的母親。她曾經掌控一切，從我的學業到我的生活安排，無一不在她的手中。如今，她的關心卻變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笨拙。也許，她真的老了，也開始害怕失去我了。
梅姐也有類似的困擾。在荷蘭，出門聚餐一般都是最年長的人買單。「所以我即使賺夠了錢，也害怕有一天連飯錢都出不起。到那時候，他們是不是連回來看我都不願意了？」她自嘲地笑着，但語氣裏有種不易察覺的緊張。
梅姐偶爾會問起我母親的事，試圖從我的隻言片語中拼湊一個她不認識的母親的形象。「你媽媽是個怎樣的人？」她問。我總是回答得很模糊：「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記得她曾經從山裏到北京打工，在那兒過了一段看似不錯的生活，但最終選擇回到了我們的小城，與我父親結婚。」作為這個故事的聽衆，我始終無法理解她為何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但如果她留在北京，你就不會出生了呀。」梅姐這樣回答。
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這些看似無奈的選擇，最終塑造了我們的存在。我的母親選擇回了家，我已經出生了，David也已經出生了，梅姐也已經舉家來到荷蘭了，我也在這間餐廳工作了。這些都是我們無法改變的選擇。梅姐對我坦白，雖然她常說是為了孩子才來荷蘭，但這確實是她自己的選擇。「當時稀裏糊塗地覺得，為了他們更好，也不見得是錯的路。現在想想，這不也是我自己的決定嘛。」她笑着說，語氣裏帶着一種平靜的篤定。
這句話讓我重新審視母親的選擇。我無數次試圖去理解她為什麼放棄北京的生活，為什麼選擇回家，甚至把這一切歸結為懦弱和無奈。但現在，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忽略了什麼——也許，她和梅姐一樣，在那些看似被動的決定裏，其實也在悄悄地選擇自己的路。同時，也是時候，放過那個困在母子關係的我，去找我自己的路了。
與母親採訪結束的第二天，荷蘭下了一場罕見的冰雹。冰粒砸在地上，覆蓋了整個街區，烏雲在陽光的刺破下散去。冰雹來得快，消失得也快，留下一片短暫的晴空。
我站在窗邊拍了一張照片，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終還是發給了母親，沒有附文字。母親問：「有暖氣嗎？」 我們仍然停留在對彼此錯位的理解裏。這張照片像是在傳遞什麼，但我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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