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荫聪：国族文化焦虑的幽灵，一直在中国武术游荡

综合格斗（MMA）拳手徐晓东打败太极拳师魏雷，迅速成为中国以至海外华人社会及媒体茶余饭后的话题。这场约架的胜负成为引爆点，火花射向整个中国武术界。徐晓东挑战，并指国内许多传统武术人士（甚至是官方武协）“造假”，败坏武术。反过来，大量武林中人向他约架，意图教训这位“狂人”。网上除了有人高呼要捍卫中国武术外，也有很多人在质问，传统中国武术是否已烂透，变成一场又一场的骗局，甚至有人把帐算在中国政治及体制头上。我在网上看过有人极端地说，中国武术是千年骗局。事件的最近发展亦很有中国特色，似乎是往政治方向飘移过去，传闻徐被武术协会以至更多更大的官方势力封杀，不只记者会开不成，无法出行台湾，连在网络上也消声匿迹。

我对整件事感到有兴趣的原因，倒不是官方机构的赤裸封杀，这在中国已属常态。有人要挑战传统武术的实战力亦非新鲜事，中国功夫常被嘲为“花架子”，是芸芸“国产假货”之一，但有趣的是，反过来追寻“真功夫”的还大有人在。这件事有意思的是，国人似乎对武术仍然很有兴趣，很有想像力，口诛笔伐兼身体力行，高举或鞭鞑这个“中国传统”。回头看事件本身，本来是芝麻绿豆，算不上闻名的太极拳师输了，竟迅速代表了“传统国术”的失败，引为国耻；那些对徐晓东盛气看不过眼的人，也一下子竟忘记了他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或许有人觉得他成了“文化汉奸”），恍如把他等同那些香港人戏称为“打鬼佬”电影中耀武扬威的“西洋大力士”或“西洋拳手”（例如《霍元甲》与《叶问》系列）。在网络及媒体狂躁之中，我读到的是一种国族文化的焦虑感，许多人都在问：中国有真功夫能敌得过西方及现代的格斗吗？

历史悠久的“现代／西洋”想像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现代／西洋”想像，国族主义焦虑感，即使今天不是面对列强环伺，只是全球流行的综合格斗，依旧未改。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带着复杂的地方传统，进入西方强国文攻武吓，不少民众与媒体把强国欲望投射在武人身上。坊间开始流传了许多真假难分的故事，述说中国武术宗师如何决战及打败西洋大力士。最家传户晓的当然是霍元甲；远至民国初年，当时的上海民众、报章及小说家已喜欢渲染霍元甲与西洋力士比武的故事，又传闻日本人害死他（有人考证过全非事实）。这一堆虚构多于真实的故事，成为倪匡先生1970年代初编撰《精武门》剧本的材料，虚构霍的徒弟“陈真”，成就香港功夫国族主义的经典文本。笔者小时候身体潺弱，父亲把我送到一名跌打医师林师傅处习武强身（也许亦因为功夫热），拜龙形拳门下；套路我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但师傅跟我说过龙形宗师、东江三虎之一林耀桂的故事，我还印象深刻，当中便有打败西洋大力士的情节。

这些不完全是民众面对帝国主义的自发想像，政治人物也在推波助澜。孙中山曾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到访精武体育会，赞赏当时的教头刘百川打败西洋力士，并亲笔留下“尚武精神”四字，而刘亦是他的保镖及国民党党员（做过党代表）。民国的党政军人物爱招揽武林人士当保镖、教头及护院，甚至是在军警部门当差，就连如今港人熟悉的叶问也不例外。这类武林人士不少在解放后为逃避中共的政治运动，害怕被打成“反革命”，于是流落港澳及海外。

无论是电影、小说里的比武，还是徐晓东与魏雷的约架，总有些让观众熟悉的国族主义场景：对垒二人，一位代表了“中”，一个代表了“西”（有时是东洋，反正就是外敌），然后有群众热烈围观，胜败则成了民族的光荣或耻辱。这种现代国族主义式的武术想像，其实有别于传统武术发生的社会文化脉络。前者把武术丰富又独特的意义与脉络，化约成单一的国族比拼及复仇，引来更多民众投入武术想像甚至狂想之中，成为神话传奇。多了解武术原来的丰富传统，我们才能看到单一的国族主义的想像如何贫乏。

中国武术原来的丰富传统

不妨用笔者及许多香港人熟悉的例子，进行简单的社会及文化史考察以作说明。清末时期，广东武术盛行的大背景是土客械斗（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冲突）、治安不靖，地方上组织团练，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的内部及对外战争。不难理解，武术最初还不是“国术”，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社会里孕育出来。同时，随着广州以至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发展，商业及消费场所发达，扩展了练武之人的经济活动场所。例如，根据比较可靠的口述及文献（而非小说电影里的创作），历史上的黄飞鸿出身自团练传统深厚的南海与佛山，与父亲在佛山与广州卖艺为生，当过工人的教头，自己开医馆传授武术之余，与儿子一起当过娱乐场所的保安（所谓“睇场”）等等。对当时像黄飞鸿这一类草根人物来说，武术是维生技艺（广东人统称之为“揾食”或“跑江湖”），既有防身打斗之用，亦有表演功能。更重要的是，透过武术来构成自己的文化与社会资本，获得有权势者的赏识。另一个例子是叶问，他比黄出道晚，本是民国富家公子，不用“忧柴忧米”。他的师父陈华顺是掌柜，及其他师兄弟（例如同是富家子弟的招就），多属中上阶级。如果叶问不是解放时逃到香港为生活而授徒，咏春可能只会一直在城镇的中上阶级（富二代、小商人等）的圈子切磋、传承及分享，向社会大众扩散十分有限，难怪当时会停留在一般人称为“书生拳”的印象。

以上的粗略描述，只限于清末至民国广东，我对中国武术传统及历史认识极少，当中有太多丰富的故事我完全未有认识。但是，大致来说，传统武术的实践、意义、论述脉络多元复杂，无法还原成现代技击运动。即使是技击的种类、场合及江湖规矩也极复杂，由同门切磋、门派较量到相对较正规的比武决斗，以至群体械斗等，不一而足，难有一简单及通用的竞技规则系统，更远未成为今天像西洋击或综合格斗这类的搏击竞技运动。更重要的是，竞技搏斗在日常中只是一小部分，更不是练武之人生活的中心。例如，叶问在香港的徒弟可能很喜欢“讲手”，例如“讲手王”黄淳梁及著名影星李小龙，但叶问自己从来没有像电影中那样与日本人决斗，在香港他也只是教拳维生而已，并没有参加过什么瞩目的擂台比武，挑战西洋拳手。

“核弹前，同是天涯沦落人”

武术的众多地方传统，在晚清民国时提升为“国术”地位，并卷入国族政权的复杂政治。但在中共掌权后一度断绝，变成由官方武术协会领导的表演及体育项目，技击的元素大大降低，像“散打”这类较现代的技击比赛要到开放改革后许多年后才出现。然而，海外（包括当时的香港）的武术传统在战后几十年却大放异彩，门派林立，更与电影、电视等媒体创造更大的文化国族想像（李小龙便是最经典例子）。同时，也与现代技击运动交汇，例如，1970年代开始大量练武术的年轻人参与自由搏击比赛等等。这一切在中国大陆开放改革后，都陆续传播回去，影响着武术文化的复兴。

中国大陆过去40年的武术文化演变当然相当复杂。值得留意的，有李连杰这个五次中国全国武术大会冠军，凭着《少林寺》一片后青云直上成为国际功夫巨星，唤发功夫热潮的媒体神话；也有武协以党国力量重新整合复兴的地方武术传统的文化工程；亦有参考日本柔道、韩国跆拳道打造现代中国国族的武术技击运动，例如散打；也当然有为人诟病的神秘主义加媒体操作的“假武术”在各地冒起。笔者所知相当有限片面，恕未能做出整体分析，期待有识之士为我解惑。但我在纷杂的现象中，看到传统的延续、复兴与变异，也看到面向新的当代全球武术文化冲击，中国武术里的国族文化焦虑感一直没有消除。

焦虑感的背后，是武术的国族神话。我的朋友兼前同事李小良教授写过一篇谈香港电影功夫神话的文章，当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1970年代以来香港功夫电影蕴含的想像，极尽夸张之能事，制造可以战胜一切的功夫神话，这不难看到。但是，神话内含有一种“自我解体的操作”，质疑功夫在现代生活里的作用及意义，特别是面对枪炮及金钱主导的商业世界显得相当无力。例如，徐克二十多年前的《黄飞鸿》电影便有一名句：“我们武功再高，也敌不过洋枪”，不知马云最近对徐魏约架一事的评论，是否得到徐克的启发，指出“核弹前，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些焦虑不是香港电影独有，也许在现代中国国族意识里早已存在。香港已不怎样流行约架了（难怪黄秋生会政治不正确地称此为“野蛮落后”），很少人会因太极输给综合格斗而不高兴，产生国族情绪。但在中国大陆，焦虑感还是相当强烈，更会困在武术门派之中的想像框框之中，不少人还热切追求或否定中国武术的“真”或“强”，继续因此感到兴奋、失望或愤怒。徐晓东与魏雷引发的热闹，其实也是这些情绪造成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可能官大人看的武打电影太多了，以至荒谬地把打败或打压徐晓东视为国家任务。

走出武术的国族神话，放下强国心结，才能消除焦虑感，平常心去看待不同武术传统，以及它的现代变异。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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