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教人闻风丧胆的“伊斯兰国”（IS），近来却似有步入黄昏之感。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Mosul）已被盟军重重包围，而领袖“哈里发”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据报遭到俄罗斯军队空袭被杀。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势力忽然变成强弩之末，亡“国”之日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近日远在亚洲另一彼端的菲律宾卷入一场牵涉“伊斯兰国”的武装冲突，便再次展示“伊斯兰国”的威胁未退。今年5月23日，菲律宾军警与自称受“伊斯兰国”感召的恐怖主义组织“毛特集团”（Maute Group）在菲南马拉威市（Marawi）正面交锋，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宣布棉兰老岛进入戒严状态，交由军队负责平定当地“叛乱行为”（acts of rebellion）。冲突至今尚未平息，但短短三星期已造成超过二百人死亡。这场“马拉威危机”像是响起警号，提醒世人“伊斯兰国”威胁未退。肉体的生与死，对一个虚拟族群的兴亡起不了作用。逝去的“伊斯兰国”随时可以透过另一个躯体浴火重生。
东南亚地区一直被专家视为伊斯兰国觊觎之地，穆斯林人口自然是其中主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报告估算，全球大约有16亿穆斯林，中东及北非地区只占当中的3亿1700万，而亚太地区却独霸9亿8600万人口，是前者的三倍；加上东南亚穆斯林超过九成同属逊尼派，与专门吸纳激进逊尼派系起家的伊斯兰国可谓一拍即合。马来西亚、印尼、汶莱这三个国家均以穆斯林占主流，相对容易提供“战士”，成为有心人的针对目标。
自从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以后，媒体对东南亚出现恐袭的关注呈现上升迹象。笔者利用新闻资料库 Factiva 的数据作出一个粗略统计，发现2001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后提及“东南亚”、“伊斯兰”、“威胁”（或“恐怖主义”）的新闻报导从2000年的82篇升到2001年的520篇，在2002年更达到2613篇的颠峰，主要与同年印尼峇里发生当地史上最大规模恐袭有关。2014年伊斯兰国立国后，媒体对东南亚的关注亦再度上升，从2013年的256篇一跃至2014年的636篇，2016年更高达1452篇（见图）。
伊斯兰国崛起与东南亚激进化
骤眼看来，伊斯兰国崛起似乎带有某种连带效应，刺激到东南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势力依靠武装到处生事。去年雅加达、梭罗、吉隆坡分别发生恐怖袭击，官方立即条件反射般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国或与之有关连的政治势力。专门针对外国游客施袭的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 Group）和部分“伊斯兰祈祷团”成员（Jemaah Islamiyah）据报已向伊斯兰国效忠，而且美国情报咨询机构 Soufan Group 去年预计，有700名印尼人及100名马来西亚人在叙利亚协助伊斯兰国作战，足见两地联系。就连去年印尼保守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捍卫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简称 FPI）发动反对雅加达省长钟万学的大型集会运动，都与伊斯兰国同情者（ISIS Sympathisers）扯上关系。
马来西亚外交部成立的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有研究探讨关于上述“激进化”的趋势。根据该报告分析，伊斯兰国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力确实存在。例如，伊斯兰国领导层钦点“马来群岛单位”（Katibah Nusantara）领袖巴鲁沙姆（Bahrum Syah，西雅）与“阿布沙耶夫”领袖哈比伦（Isnilon Hapilon）作为该“国”在东南亚战线的头目，负责发动恐袭招揽“战士”，再把他们送到中东进行特训参与中东战事，继而回国协助伸展伊斯兰国的触须到东南亚，展开恐怖主义的“全球在地化”工程。
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东南亚高级研究员 Joshua Kurlantzick 观察所得，伊斯兰国的文宣系统在过去两年发布视讯频道时，通常都有马来语版本，意味着领导层有明确针对马来人及印尼人的企图（马来人与印尼人的用语十分接近），其中一段短片更呼吁支持者援助菲律宾的“圣战士”（mujahideen），证明伊斯兰国直接插手东南亚安全事务。
致命原因在东南亚内部问题
然而，我们在理解东南亚激进伊斯兰势力时，不宜过度高估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毕竟东南亚激进伊斯兰团体与域外势力结盟并不罕见，激进化的源头可能在更早之前已在东南亚萌芽。早在1980年代，“伊斯兰祈祷团”的前身“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便曾派遣马印“战士”到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间接解释了“祈祷团”和“盖达组织”（al-Qaeda）后来的合作关系。如要追本溯源，伊斯兰国的角色顶多是利用“盖达”建立的恐怖主义网络，再借助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后天优势发扬光大。
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潜伏于东南亚地区的政经问题才是更致命的原因。虽然学术领域普遍否定了贫穷问题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国内资源持续分配不均却煽动被剥削阶层的不满，在缺乏民意反映机制下，容易酝酿民粹主义，甚至暴力抗争。印尼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出现反华暴动，便突显了印尼人对当地华人这个少数族群长期垄断该国经济命脉积存已久的不满，如何发展成一场由军方煽动的恐怖主义活动（State-sponsored terrorism）。唯一分别在于，这场“恐怖主义”的政治及种族意味取代了宗教元素。
东南亚国家在解决资源分配的手法各有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不过，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教授 Stephen Haggard 去年在《全球亚洲》一篇分析亚洲不平等问题的文章 Reflections on Inequality in Asia，指出印尼、泰国的财富不均问题十分严重，两者国家收入首1%的人口占有全国财富逾半以上，对比新加坡的30%，可谓天渊之别。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印尼有58%受访者反对（或非常反对）关于国内收入平均的说法，仅次于缅甸（78%）和菲律宾（68%），情况让人担心。
倘若政府无法介入阻止问题恶化，那么保守宗教团体便有机会乘虚而入，尤其在郊外地区“慷慨解囊”向当地贫穷人口建立宗教学校、提供基本福利拢络人心，乘时扩大极端派系的网络建立分支。反恐专家 Sidney Jones 在讨论印尼激进伊斯兰组织时便指出，部分由极端穆斯林组成的办学团体早已跟“祈祷团”建立紧密关系，而且这些学校散布在爪哇岛（Java）、楠榜（Lampung）、龙目岛（Lombok），方便组织向不同学生灌输思想。部分组织近来更以“读书会”身份走进世俗式大学及乡村地区，吸纳更多年轻信徒，长期为恐怖主义提供新血。
伊斯兰组织以政治夺权威力更甚
过去我们一直关注伊斯兰武装组织（Militant Islam）对东南亚安全造成冲击，但实际上其破坏力未必一如想像中惊人。瑞典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统计数字反映，印尼自1989年至2015年共有8090人死于冲突，但当中只有360人死于恐怖主义组织之手，而印尼政府在这段时期对平民单方面做成的死亡人数则高达1733人，当中尚未包括涉及军方与其他武装组织的数字。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资料库（Global Terrorism Index）纪录所得，2006年至2015年期间，包括未经证实的个案在内，在印尼由伊斯兰武装组织发动的袭击伤亡人数（51），与分离主义组织巴布亚自由运动（Free Papua Movement）产生的威力不遑多让（41）。与之相比，马来西亚在同期的冲突死亡人数更少，只有6人。印马两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实在比菲律宾和泰国良好多了。
事实上，透过政治途径夺权的伊斯兰团体（Political Islam）同样左右国家的宗教政策，而且它们相比由极少数“圣战士”带领的武装运动威力更甚。虽然伊斯兰政治组织经过制度化的洗礼，但不代表组织理念同样倾向温和，大部分保守派团体仍然实行着以“建立伊斯兰国”为纲领的政治及宗教目标，与武装分子的理念大同小异。
例如，以上提及过的政治组织 FPI 在许多印尼人眼中只是一个暴徒组织，闲时袭击自由派、发表仇恨言论（hate speech）、搞些抗议针对欧美乐坛歌手（例如2012年美国歌手 Lady Gaga 在雅加达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因 FPI 要胁而要临时取消）。然而，这些“古惑仔”（流氓）只要高呼保卫伊斯兰“核心价值”口号，还是可以一呼百应的。他们在去年11月便成功号召几万人上街，要求警方以“辱回罪”之名起诉被指扭曲《可兰经》原意的钟万学，事后一度酿成骚乱。即使如此，FPI 在同年12月联合其他保守组织再次发动集会，高达50万人参与活动，出席者甚至包括钟万学的政治盟友──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反映保守穆斯林的潜在政治能量。这股势力在未来选举中很可能配合其他政党争夺议席，由于印尼政治制度通常产生联合政府，走激进路线的小党有一定发展空间。
伊斯兰政党的“造王”心态在马来西亚也变得日益明显。马来西亚回教党（Malaysian Islamic Party）近年执意扩充吉兰丹州伊斯兰法庭（Syariah Court）处理伊斯兰刑事法（Hudud）的权限，包括可以无限制的执行鞭刑、石刑及断肢法等，有违宪法“人人平等”的条文。尽管伊斯兰法原则上只适用於穆斯林，但扩权后势必碰及非穆斯林（一般情况下，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不能通婚，但如果其中一方婚后改变信仰后离婚，其子女抚养权该由伊斯兰法庭还是民事法庭处理，便有机会产生争议。非穆斯林担心伊斯兰法庭扩权后会产生更多“灰色地带”。大马政府本来提议修订《婚姻法》确保民事法庭权限以及保障非穆斯林利益，惟今年四月突然宣布押后处理）。
回教党坚持主张，令其与另一反对派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在2015年翻脸，导致反对阵线放弃回教党，另辟战线。这样反让身陷贪腐丑闻的首相纳吉（Najib Razak）乘虚而入，由政府主导提呈法令修正案，省却议员提案的冗长程序，让扩充伊斯兰法庭权限的议案得到优先处理，讨好国内保守穆斯林选民，务求在2018年大选前巩固实力，保住相位。
虽然纳吉最终无法取得执政联盟共识被迫放弃提呈，但这种政治权术操弄宗教力量有机会弄巧反拙，反而尾大不掉。大马政治学者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忧虑大马保守伊斯兰主义逐渐步入主流，过去鼓励多元的政治思想随时变成选票毒药遭人唾弃，保守穆斯林的主张取而代之。
伊斯兰律法凌驾世俗法律的可能
未来几年，关于执行伊斯兰律法的讨论相信会愈来愈广泛，尤其马来西亚（例如吉兰丹和登嘉兰）、印尼（亚齐省）和汶莱都准备或开始实行伊斯兰刑事法，外界担心它们将实实在在的凌驾了非穆斯林的利益，无法像过去一样获得世俗法律的保障。倘若同由穆斯林主导的泰南三府及菲南“邦萨摩洛国”（Bangsamoro）日后获得高度自治权力时，他们亦可照办煮碗局部实行伊斯兰律法，以政治途径实现伊斯兰国。
根据上文提及的亚洲民主动态报告，八成大马和印尼受访者倾向反对（或非常反对）政府应在诠释法律前咨询宗教机构（研究报告以此演绎为支持世俗化），同时逾七成认为民主制度比任何一款制度更优越。与之相反，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则明显地更为两极化，可见马印两国主流穆斯林仍倾向温和、多元的政治思想。
最让人担忧的是，各地实现伊斯兰法律这种保守信念的方法，到底是基于共识实行，还是透过“大石压死蟹”的方式执行。在东南亚社会中，“宗教”和“种族”就像连体婴一样难以彻底分隔，而彼此对“国家”及“国民”的想像仍然存有差异，一不小心会变成非友即敌的对立局面，种族间积极争夺权力把另一方压下，冲突只会无日无之。到时候，是否伊斯兰国可能分别也不大，反正天天都犹如活在战场一样。
（冯嘉诚，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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