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野岛刚：“灭私奉公”的武士道遗毒，令日本人停不了“卖命”工作

倒卧在自宅的床上，死后四天已经冰冷的手里，她还紧握着与公司联络用的手机。日本的公共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NHK）的年轻女记者，2013年7月因为心脏衰竭死亡。次年被认定为过劳职灾。NHK并没有公开这项事实，直到四年后的本月，才在家属的要求下召开记者会公布。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九年的女记者佐户未和（当时31岁）。她毕业于一桥大学这所闻名的一流国立大学，及后进入NHK从事记者工作。她的死对日本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为她工作繁忙时的加班时间竟然一个月超过150小时。佐户未和的事件并非孤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广告公司电通（Dentsu）上班的、东京大学毕业的才女高桥茉莉（当时24岁），因为承受不住公司庞大的工作业务而选择自杀。带给国际社会很大冲击的日本人过度劳动问题，究竟是多么的严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为了什么如此卖命工作呢？

日本记者的人才培养体系

新闻记者的工作繁重，这应该是世界共通的吧？因为，新闻本身并不会配合记者的行程，谁都不知道何时、哪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一旦发生事件，就必须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立即冲到现场采访或者开始写稿，这就是新闻记者的工作，不允许任何借口。这就像发生杀人事件就必须着手调查的刑警，或是发生火灾就立即赶赴火场灭火的消防队员，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日本记者的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记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盖在“日本式企业文化”、“日本社会的美德”等的框架里，于是就形成了劳动时间过长的职业。除非亲身在日本的媒体界工作过，不然绝对无法理解那种痛苦。我在前年辞去了新闻记者的工作，一个总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若是有来生，我还是想要当新闻记者，可是如果真的有来生，我绝对不要待在“日本”的媒体界。

首先，我说明一下日本记者的一般工作状况，或许读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记者的特殊性，是拥有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统一人才培育体系。大学毕业后被录用的记者，大家的平均年龄都在22岁或23岁。日本的记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几乎都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年轻有能力的菜鸟一开始会被分派到各个地方，在那里工作三年到五年左右。以日本或世界观点来看，这段日子的记者几乎都是采访一些完全不重要的新闻。在地方的训练过程当中，大约有一半的菜鸟会选择放弃，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对记者工作的抱负与现实有太大的落差。

这个时期，只要没有出现什么重大事件的话，其实工作不会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时间顶多是12小时左右，若是换算加班时间，1天4小时，一个月工作20几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工作，加班时间也不会超过100小时。

能够熬过这些派驻地方的记者工作之后，大家大概也快30岁了。接着就是被分派到东京总公司或是大阪总公司的社会线。

NHK的佐户小姐成为记者之前已经在鹿儿岛待了五年，她应该是能力很好，所以“通过”了在地方跑新闻的派驻阶段，移动到东京首都圈采访中心，在这里就以“社会线”称之。

突击采访──记者过劳死的潜在原因

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接触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容易发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负责跑警察采访的会变得很忙。在这里，记者们首次体验到何谓真正的“突击采访”。这大概是日本媒体的最大特征，也可以视为是衍生出过劳死的潜在原因。

“突击采访”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访问。但是，记者需要事先调查好采访对象在家的时段，直接登门造访。警察干部的住址对外不公开，但是媒体都握有“通讯录”，这是公司内部代代传承下来的，负责的记者要时常更新这本“通讯录”。

警察干部大概是上午8时上班，5时或6时下班，之后通常会到外面应酬小酌。我们记者可能在早上就先在警察干部的家门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现，就在玄关或是前往车站的途中，上前锲而不舍地追问：“那宗事件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会逮捕呢？”等，试图取得最新的消息。
晚上也是一样，我们也守候在警察干部的家门口等待时机，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通常幸运的话在8时或是9时左右就看到人。可是如果他们跑去喝酒的话，也只能等到10时、11时才有办法说上一两句话。足足三到四小时之间，一边看着夜空一边等待，结果一逮到人冲上前采访，却因为对方喝得太醉了而问不出个所以然，那个时候真的很想哭。

面对这样的“突击采访”时，警察干部又会是如何应对的呢？依据情况会有所不同。若是健谈的警察干部，也有会分享很多情报的人，当然事件越到后面收网的阶段，口风也会越来越紧，为了让他们能够多少透漏一些，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从平常开始，就要记住他们老婆的生日并送礼物，或是准备其儿子的入学礼物；喝酒时的酒钱或交际费，当然也都是从记者这边支付。

虽然，日本媒体记者的薪水相当丰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会额外支付这些送礼或吃饭费用，因此记者的薪水里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应付这些开销上面。即使如此，记者们也甘愿牺牲睡眠和金钱，努力取得其他媒体没有的独家消息。

政治线记者的地狱

像这样子，跑社会线的生活过了两三年之后，前面就会出现两条岔路了：一条是在这段期间没有闯出一番名堂而被淘汰的人。他们可能回到地方记者的岗位上，或是在总公司被分配到非编辑部门，也就是失去了作为新闻记者大展身手的机会；另一条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线、经济线或是国际线，持续过着被迫投入更长工时的生活。

实际上爬升到这个阶段时，每个月的超时劳动时间已经超过100小时。跑政治线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期，负责采访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态真的是相当折磨人。因为，政治人物是早出晚归的，连假日也在忙着选区里大大小小的事务。

这个时期，每天早上都会有黑色的特约出租车到家门口等候，这是公司派遣的采访用专车，5时起床，6时坐上车，直驱政府阁僚位于东京都内的住家。在那里完成采访后，一整天就穿梭在国会审查或是议员的办公室，然后写新闻。晚上大概是从8时左右开始，又必须在政府阁僚的住家门口等候。采访结束后，记者们又必须回到总公司。在那里，记者们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收集得来的采访成果，决定隔天要进行什么样的采访内容，要如何写新闻稿等。或者，晚上的采访若是有掌握到什么重大消息，就必须动笔写稿。日本报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时和凌晨1时，通常报导内容在晚上11时要校稿完毕，在凌晨1点前也得赶上隔天的重大头条或独家新闻。

每晚几乎都到凌晨1时或2时记者工作才结束，忙得焦头烂额。毎天的加班时间大约10小时，睡眠时间为3至4小时，日复一日，每个月的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因此赔上了健康，可是记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职转调，所以只能瞒着公司，自己吃药硬撑想办法康复。因此，每年都会出现几位延误治疗而住院，从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记者。我自己也过了大约四年这样的生活之后，幸运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续五年以上的话，一定就没有像现在的健朗体魄吧。

当然有加班费，可是记者加班时间过长，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话，应该会破产。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职位上，记者们的薪资里面通常已经包括了大概是一个月100小时的加班费。我在《朝日新闻》时代的薪资是月薪100万日圆左右（约港币7万元、台币27万元），可是里面有30万日圆是自动加上的加班费。如果真的以所谓的加班费来计算，一定有100万日圆左右吧。

日本社会整体蔓延的“加班病”

那位过劳死的NHK女记者佐戸的加班时间超过了150小时，成为议论的焦点。可是，只要有重大新闻，记者很多时也是在公司过夜，加班200小时或300小时是稀松平常的。因为有很多人跑新闻太忙而无法回家，所以日本媒体的公司大楼里，一定都有浴室和卧房等设施。

因此，NHK女记者的加班时间超过150小时而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时，在日本业界内应该有不少的记者在心里想着：“那又如何呢？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子过的”吧。长时间处在异常的工作环境里面，不知不觉地甚至把这样的异常合理化，感觉已经麻木了。

那么，为什么记者的工作要受如此严苛的要求呢？

当然，尽可能地深入权力核心挖掘出新闻，有部分是需要经历许多艰辛才能够实现的，所以记者赴汤蹈火的付出并非没有意义。

但是，日本报纸的销售量有九成是来自订阅的，所以并非一刊登独家新闻，那天的报纸就会卖得特别好。也就是说，这是作为记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争而已。记者们赌上自己的未来取得独家消息，为了博得“优秀记者”的名声而竞争，编辑也因为身为记者的上司，而觉得应该成为“拥有优秀下属的管理者”，所以想尽办法让记者为工作卖命。这虽然是个人志向的理由，也是无法否定的现实，因为取得独家新闻的动机攸关记者荣誉感，未必是件坏事；但不管是身处哪一种环境，都有正反两面。

日本相继发生年轻女性的过劳死，理由各有不同。广告公司电通的高桥是因为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是又无法向人诉苦，把烦恼放在心里，而周遭的人也对于她的痛苦视而不见。而NHK女记者佐户或许是过于喜欢这份工作，太过拼命，而周遭的人也对她过于认真的态度产生了依赖感吧。

事件发生后，有部分观点指出像电通或是NHK等媒体界的工作特别繁忙，所以才会出现过劳死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个原因是源于日本社会整体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与重视集体行动的日本传统社会规范，或是以“奉公灭私”为中心的武士道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准时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假是不道德的，像这样子“全心奉献给公司的工作态度”，几乎在公司里面是可以100%获得很高的评价的。如果也具有相当实力的话，肯定成为媒体界的宠儿大放光彩；即使实力没有那么好，也会因为被认为是“工作认真勤快的人”，而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仍是采用终身雇用制，就连人才流动性高的媒体界也有这样的强烈倾向。在终身雇用制里面，上司的评价非常重要，攸关死活，所以为了要让上司对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过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即使牺牲家庭和健康，都会选择加班来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个人的情况是，也许该庆幸我原本就不是拼命三郎的个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长时间工作，我也会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懒一下，让自己有个喘气的空间可以保存体力和精神力。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忙里偷闲，我实际上受到的疲劳轰炸应该会更加严重吧。可是，过世的这两位年轻女性，想必真的是就连加班时间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过于认真而产生了悲剧。

这两位年轻女性的过劳死事件，想必对今后的日本加班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也深切盼望这种武士道“奉公灭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遗毒，即日本社会里的加班文化，能够有效获得改善。

加班并不是坏事，可是选择不加班的人却备受责难，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即使是加班，也应该是能够在放松的状态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强制规定下属一个礼拜至少要休假一天等，让工作本身变得更有弹性且人性化，应该还有很多种其他方法。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现像佐户和高桥这样的牺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处方笺了。

（野岛刚，日本资深传媒人、作家。曾任职于朝日新闻社，担任驻新加坡、台北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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