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乔瑟芬：哈维．温斯坦的好莱坞权力性游戏，何以延续数十年？

10月初，《纽约时报》与《纽约客》先后以专题报导形式，揭发了一桩可能横跨近三十年的性暴力犯罪事件，米拉麦克斯影业（Miramax Films）和韦恩斯坦电影公司（The Weinstein Company）的共同创办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长年利用权势，对合作的女性同业、公司下属进行性骚扰、猥亵甚至性侵。

一开始，哈维．温斯坦透过律师坚决否认指控，表示不曾有过任何非合意的性关系，但随着出面受访、侃侃而谈的女明星越来越多，哈维．温斯坦的律师从为他说话，辩称他只是个旧文化的老恐龙遇到新时代，表达方式才会招致误会，到不得不辞去这个客户；而哈维．温斯坦的电影公司与美国影艺学院，也宣布将他除名。随后哈维．温斯坦个人发表声明，仅表示他“愿意改变、正在寻求咨商跟治疗，希望社会给予他第二次机会”。

奥斯卡影后格温妮丝．帕特罗（Gwyneth Paltrow）对《纽约时报》坦诚谈及当年的遭遇：“那是韦恩斯坦的电影公司透过经纪公司发来的正式传真，选在他下榻的酒店进行工作会面，没有理由怀疑会出现麻烦”；当年曾是格温妮丝．帕特罗求助对象的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随后也透过发言人证实此事。另一位好莱坞巨星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也表示，自己年轻时跟哈维．温斯坦合作的经验非常糟糕，他试图在一间饭店房间内非礼自己，遭她拒绝，此后她再也不愿和哈维．温斯坦合作，并且会私下警告其他人。

除了格温妮丝．帕特罗和安吉丽娜．朱莉之外，目前已经超过六十位女性公开指控，其中多数是女性演员与模特儿。从这一系列专题报导当中，我们至少看到两个问题：（一）是什么让受害人不敢报警或说出来，拖了这么久才敢开口求助？（二）这么长期、受害者众的犯罪行为，真的没有人知情吗？为何没有人揭发？为什么好莱坞的女性只能以私下串连走告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同侪？

为何多年来没人站出来？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从哈维．温斯坦的背景与他手上握有的权力，来回答上面这两个问题：哈维．温斯坦能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因为他不光是奥斯卡金奖制造机，能透过各种高明的公关操作，将公司的电影和合作的明星，推上奥斯卡宝座，同时，哈维．温斯坦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生意人，懂得兼顾票房。在1990年代与21世纪初，他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票房票亿万美金的卖座电影，还能同时横扫各大影展。港、台观众熟悉的《骄阳似我》（Good Will Hunting，《心灵捕手》）、《皇上无话儿》（The King’s Speech，《王者之声：宣战时刻》）和《写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莎翁情史》），都是他制片的作品。

但他的影响力不仅于此，媒体需要他公司的广告预算、需要透过报导他的电影来吸引阅听人，许多记者梦想着能挤身他的公司担任编剧或顾问。他是民主党的金主，民主党一票形象清新的政治人物，也仰赖他在美国西岸的强大募款能力，甚至，他的电影公司还发行了讲述大学校园性侵事件的纪录片、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罗格斯大学（Rutgers）创设了一个以女性为名的奖学金、组织了多场活动为希拉里这个常强调自身女性主义形象、以吸引女性选民的总统候选人募款，还支助并参与了反特朗普的“女性大游行”。

我们无法得知希拉里或奥巴马在公开谴责哈维．温斯坦之前，是否曾听闻他的种种劣迹，或者知情却故意包庇，但当他们在各种演说或募款餐会上，与哈维．温斯坦亲切握手、拥抱的时候，当哈维．温斯坦与他的团队透过各种活动洗白、塑造他的公关形象时，也等于告诉所有受害者：“妳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另一个信息则是：“得罪他，等于向你在好莱坞的前途说再见”。

今天，格温妮丝．帕特罗跟安吉丽娜．朱莉愿意受访、公开个人经验，是因为她们已站稳脚步，不靠哈维．温斯坦赏饭吃、不再需要畏惧他的封杀了。但在这之前，即使贵为影后，单是出面、讲出来、报警，就能撼动整个上下交相贼、以剥削年轻女性的性为目的的好莱坞潜规则吗？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的言行，造成全美为女性的游行与串连，并且激起了够长的社会讨论，此刻这些受害者会有具名受访的勇气吗？

《纽约时报》不是第一个想报导哈维．温斯坦犯行的媒体，随着一篇又一篇报导、一位又一位女明星的声明，我们不难发现，这件事一直都是好莱坞“公开的秘密”。早在1998年，格温妮丝．帕特罗就曾于《大卫赖特曼秀》（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上，暗示哈维．温斯坦会强迫人“做一两件事”；2005年时也有女演员于采访中公开告诫后辈“要小心哈维．温斯坦”；2013年奥斯卡颁奖礼时，介绍五位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喜剧演员甚至公开嘲讽道：“恭喜这五位女士再也不必假装和哈维．温斯坦有交情了”。

然而，多年来针对好莱坞权势男性对女性行使性暴力，虽有过一篇又一篇试图打擦边球的报导，或是直球对决的控诉，换来的却始终是握有重要权势者，特别是男演员、男制片和男导演们的沉默与视而不见。即使在哈维．温斯坦被自己的公司开除后，曾被养女指控性侵，但至今否认有此事发生的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说他为此感到“悲伤”。他说虽然他也曾听过传言，但不知道这么严重，也以为只是八卦，希望这一切不要发展成新一波的“猎巫”。

无独有偶的，哈维．温斯坦还意气风发时，亦曾发起请愿行动，声援另一位在美国因性侵未成年少女被起诉的大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希望司法单位能够看在他的成就份上，特赦他回美国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是猎巫吗？还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好莱坞利用权势强迫女性满足自身性欲的，绝不只哈维．温斯坦一人？

《好莱坞报导》（The Hollywood Reporter）资深编辑金．马斯特斯（Kim Masters），花了许多年时间追踪对哈维．温斯坦的相关指控，但每次事件接近曝光时，就如同任何一位大人物麻烦缠身时会发生的剧本一样：哈维．温斯坦身边的团队总有办法“摆平”，包括透过媒体操作，将矛头对准受害人、以显微镜检视控诉者的私生活，让其身败名裂，不敢再追究下去；或是以法律行动反控，以缠讼的官司拖垮受害人的意志跟财务状况，最后再使出高额赔偿，用钱逼受害人闭嘴。有这些前车之鉴，不难想像关键证人为什么总在最后关头退缩，不愿经受这番折磨。马斯特斯表示，如今这个事件终于曝光，除了女性意识更抬头之外，或许关键还是哈维．温斯坦近年的吸金能力下滑，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呼风唤雨了。

一个保护惯犯的环境是怎么养成的？

好莱坞不是唯一一个长期纵容加害者的场域，从学术圈、媒体圈、政界，到咖啡厅和速食店，不论是大人物光鲜亮丽的背后，还是市井小民的每日生活，女性与弱势群体受到有权势男人施与性暴力的情形，都不是新闻。但整个社会总要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才愿意集体谴责加害者（行为人），然后希望快速将这些人移出视线，却少有人愿意追问形成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但，这从来不是一个“狼师”或“狼制作人”的问题，而是一整个文化，不停的在制造并纵容这样的男性。

在台湾，我们称这个不断包容“公开的秘密”、好持续制造惯犯的过程叫“相忍为OO”。OO可以代入任何东西，为国、为党、为运动为组织、为校誉为宗派为教会。就算被新闻曝光、被司法调查，当事人还是可以坚称一切都是“扼杀学术自由”、是“政治斗争”、是“国家机器的斗争霸凌”、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抹黑”、是“年轻女性迷恋不成的因爱生恨”。

男性总是习惯保护男性，这不仅仅是男性从古老时代流传下来的对彼此的忠诚，也是实质利益的：在父权体制还未完全被颠覆的世界里，男性仍握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了确保已有的地位和利益不会发生太巨大的变化，男性让熟悉且会将利益分给自己的同性伙伴留在岗位上，就非常重要。除非事情大到危及自身地位与利益时，或涉及自己的家人时，男性群体才愿意背弃这位“纸包不住火”的男性伙伴；这个原则从社会金字塔尖端到底层群体，恐怕都毫无例外的适用。对掌握更上层权力的男人们来说，反正全都是棋子，不愁没人可用，出事了就丢，没出事还握个对方把柄在手，将来可当筹码或保护自己秘密来使用。

而这个社会给予愿意发声的女性多少支持呢？哈维．温斯坦的事件爆发后，中、英文社群平台上，都出现一些攻击出面受访、指控的女明星们的言论，从“为什么不懂得保护自己”、“怎么那么笨别人约在酒店妳还去”，到“是卖的价钱没谈拢吧、戏子不就身兼婊子吗睡一下有什么关系”的恶质留言都有。如果连格温妮丝．帕特罗和安吉丽娜．朱莉这样地位的女性电影工作者都无法幸免于“谴责受害者”的“待遇”，那名声和资源远不及她们的女性，在坦承遭遇时，又会面对什么样的评价呢？

而这样稀薄的支持，又何只在公众领域而已？从小到大，我们身边的成年人是如何谈论受害者的？又是如何一再告诫我们“要端庄、不要曝露、不要给人错误的想法”？当我们第一次怯生生的求助，不管是因为身体的变化，还是有了不愉快的遭遇时，所得到的回馈又是什么？多半是责备与羞耻感，“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为什么这么贱这么放荡”，不是吗？仿佛所有消弭男人欲望、制止性暴力事件发生的责任，一直都在女性身上。然后，我们从未正视从家庭到社会，是如何鼓励男人将“征服女人”当作成就勋章，却在男人犯错后将他们当成魔鬼，欲除之而后快。但，许多从未被教育如何尊重他人的加害者，何尝不是社会共业下的另一种受害人？把犯错的男人开除、关起来，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吗？

我们父母的年代，或许没有听过、也没有准备好要接受“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宣言，但这个口号喊出20年后，台湾的环境是否真的大幅改变了呢？或者，我们反而陷入了更诡异的原地回旋里，看似有许多进步跟成就，以开明开放自居，却仍未成功改变多数人心中从旧文化继承而来的直觉反应？台湾或许没有一个哈维．温斯坦，但我们的商业界、学术圈、媒体圈、政治圈，都不缺这种“行内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而这样的男人在捅出太大的篓子，或失去吸金能力和利用价值之前，也总能找到一个又一个的金主，开创一项又一项的计划、事业，从一个公司换到另一个公司，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与他们为敌，就要承担与整个产业和同行为敌的风险，敢发声的，首先要面对舆论的各种质疑，和公众眼光对你私生活剥皮似的检验，除非是个圣人，否则如何能在这种不利的风向中存活下来？

当整个环境都将焦点放在检视受害人是否“合格”，不也等于变相鼓励加害人“风头过了就好”？他们早就从社会释放出的信息学习到，只要坚绝否认、低调一段时间，重出江湖又可以再次风光满满。那么，加害人又怎么可能愿意低头，承担侵犯他人的责任，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呢？

每一个受害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处理方式

就算愿意走到体制内，但不管是国家的司法还是性平程序，多数还是由上述思维的人们担纲的。而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几个能不跟权势者妥协？有几个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即使他们能不被利益左右，但在过去种种对于“女性要矜持、要自保”的潜移默化下长大的司法人员和性平委员们，能有多少客观与性平意识去审查案件，最后还能达成体制应有的修复与教育功能呢？

原本设计来要“伸张正义”的体制，带给申诉者的羞辱，有时候甚至不逊于他们经历的性暴力事件本身。在结构的不平等甚至强烈影响着原本该作为最后救济防线的制度时，如何能宣称进入体制寻求解决的路径，就一定是引进国家机器来霸凌相对人（加害者），甚至管制人民的私领域呢？我的确相信不该仰赖体制解决所有事，我也认为在性的领域里，过度引入国家的角色，最后可能侵犯的是个人的隐私和性选择。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忽视的是，受害者在面对性暴力事件背后的父权结构，跟劳工面对资本家的无力是近似的，何以一者被鼓励应该回到私领域解决，一者就可以大方诉诸国家介入？那不是等于再次把性私人化？在这样的基础下，又如何主张“性权即人权”呢？（注一）

在整个社会文化与制度都不见得有利于受害者，特别是女性与弱势者的情况下，只要性一直是最有效的羞辱工具，而羞辱女人的性总是可以带来更大的伤害力，我们就不该期待别人去当英雄烈士揭发哈维．温斯坦这样的人。我们能做的，是改变大环境的体质，让愿意这么做的人知道自己有后盾、有支持。但，即使不存在这么大的环境阻力，每个受害人仍有权去决定自己想如何面对，出面谈论、控诉、寻求体制协助，或寻求与相对人（加害者）的协调和解，从来就不是受害者的义务，社会更不该为任何一种处理方式赋予“勇敢”的光环。责怪受害者的文化需要被改善，但在那之后，每一个受害人仍有自己面对伤害、处理伤害的方式、时间跟节奏，当然也都有权去诠释、定义自己所受的伤害。

我们不该把自身对正义的期待与想像，寄生在这些受害者身上；你我能做的，是好好倾听、好好陪伴。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注一：制度本身的缺失和极限，以及强暴迷思与强暴文化的形成，请参考前作《性侵，每张网都可能漏接》系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