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美国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大型、指标性的案件，一被广泛报导，都会引发社会讨论，也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承认强暴文化造成的问题，以及反思这个社会养育及肯定男性特质的方式，是如何造就出惯犯、造就出无视女性意愿与情欲表达的文化；甚至在暴力发生之后，仍存在责怪被害人，而家族、组织仍意图息事宁人的习惯。我们一面努力梳理问题，但另一面，愤怒、哀伤、无力感，总是伴随这样的讨论，一再重复出现，因为谁也不晓得何时可以看到大环境改变的那一天。每一次，这些新闻事件，搅动的都是过去社会长年被压抑、未曝光、未处理的个人遭遇，集合成的集体创伤，在短时间内一次爆发。
身为一个女性，很难在梳理这一切时，与情绪反应保持距离，尤其是看到总是女性、且总是如此大规模的受害，又被巨大结构掩盖时，很难不觉得这一切是针对“自己”的，很难不觉得虽然有了法律上的平等，但现实生活里，自己仍像个次等公民。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在面对性暴力时，情绪与愤怒的力量是必要的，那使我们有力量突破权势的包围，但保持理性，也是必要的。理性，能让我们去直面结构之恶，也能帮助我们在陪伴受害者者时，保持敏锐的共感，更重要的是不过度陷入自身的视角，遗忘了解决之道不只一条。
翻转恐性文化却轻忽权力结构，可能带来更大伤害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性暴力带给当事人的痛苦，尤其是在女性当事人身上，有很关键的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文化中，对性的看法。正因为社会崇尚贞操，并用此来规训、制约女性，特意放大性的特殊与神圣性，达成透过羞耻感将女性控制在父权体系下的目的，遭遇性暴力对待的女性，除了自我否定、自觉不洁外，还要遭遇各种“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羞辱。因此，去除性的污名，不仅有助于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对于性暴力事件的受害人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检视所有试图“翻转”性羞耻，和对性“去污名”的主张。我认为要在性暴力事件中使用这两个理论，必须同时顾及两个层次：第一层当然是结构上的，指出贞操观的荒谬，破除性被过度放大的崇高特殊性，让受害者不必再背负着“被玷污”的担子，不必忧虑他人的眼光，而能好好专注处理自己的伤痛。
第二层，不是因为性不再特殊，所以“被性侵没什么大不了”，而是让受害者知道，自身的价值、人格与自我认同，不需要跟性绑在一起：不论我的身体、情感或性遭遇过什么，我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必觉得不洁或有所缺憾。我不需要去否定伤害，但我不必被创伤所定义和限制；这，才是培力（赋权）。
任何未能同时顾及这两个层次，却宣称是“翻转”的，去除的恐怕不是性的污名，而是带给受害者更多感受和经验被否定的伤害。更严重的是，在如今信息取得容易下，过去在学术领域被严谨谈论、定义的“翻转说”，在进入大众文化视角后，被不断稀释。许多论述和实践方式，忽略了第一层里的翻转，要求跟教育的对象，是社会而非个人，不是在自己心里拿掉贞操观、不再把性当成污名，就可以抵销性羞辱在个人生活中所造成的实质伤害；这伤害可能是人际的集体霸凌、就学就业机会的损失，也可能是生活被打扰被威胁的不便。
这种只讲半套的翻转说，与失控的正向思考无异，经常忽略结构对个人的影响力是大是小，与当事人的社经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好比当年的温妮丝．帕特罗（Gwyneth Paltrow）与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或许不足以抗衡哈维．温斯坦，但相对于一个普通上班族小职员对抗公司里不断骚扰自己的主管，她们的资源和管道仍相对是比较多的。一旦面对的是结构，就不再是个人价值观够不够“解放”，是否不受贞操观影响的问题。如果谈翻转与去污名，却忽略阶级、社经地位和现实的物质条件，再次将责任归因个人意识的调整，而无视有些人就是会在这个结构与特定选择下，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那么，这样缺角的论述法，不仅无助于改善环境，也无助于受害者的疗愈，反而会带来更多伤害。
只是，与此同时，也必须很严肃的指出，不是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性邀约，或涉及性议题的谈话与身体接触，全部都可以符合性骚扰的定义、再透过法律或社会道德谴责来处理。人生在世，很多事情都令我们感到不舒服、不喜欢，但不代表别人必须为我们的所有感受负责，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我们仍可以清楚向对方表明自己的不快，请对方不要再重复同样的行为。
因此，性骚扰的构成要件，除了行为人刻意重复的言行且制止无效、明确的恶意，以及当事人的感受外，仍必须考量是否同时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若非此种权力关系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当事人自行表达不舒服，使相对人有机会调整言行举止与学习互动界线。这也是为什么完整的性教育与情感教育会如此重要，能够大方谈性、表达自己的喜好跟不悦，我们才能在人际互动中，清楚的表达自身的界线，并尊重别人划下的边界。
只是，在现实案例中，权力关系是否能清楚一刀切分？简单易辨识的情境，是否真的普遍存在于生活中？比如我若在公车上被摸了一把，乍看之下并不符严谨定义下的性骚扰，因为对方可能不会再跟我有搭同班车的机会，去重复他的言行，而他与我之间，也没有固定场域内如师生或上司下属这种权力关系。可是，我怎么知道对方这个行为只是一次性的？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社会位阶上的权力关系吗？对方是个乡下老阿伯还是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谈吐气质是否符合社会主流的喜好，也深深影响到我是否决定采取任何动作，不论是开口问对方究竟什么意思，是制止对方，还是找人求助。面对不同对象时，我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要取信于同车司机与乘客，甚至若后续争议无法摆平、要诉诸社会公评的难易程度，也会不一样。同样，我是个穿名校制服的高中女生，还是个大婶打扮的家庭主妇，周边的人在判断此事时的反应，也会因此被影响。
这个例子，既说明权力并非僵固的永远是男高女低，也取决于双方各种物质的与无形的资本，同时，也说明了权力无法从个人唯心角度消解的事实。公车是一个成员随机组成的空间，所有人看似平等，我也从心里真心相信我们平等，但当我要处理此事时，我并不在那个人人平等的完美真空中。于是，不管我希望透过人际协商、社会道德谴责还是诉诸法律解决此事，我与对方手中的权力，都不会是完全对等的。
终结性暴力，才可能有平等的性解放
正视性暴力与性骚扰普遍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将愉悦、享受和有趣这些特质还给性的本身，而非因此将性视为冒犯、禁忌，或一件不可以在公开场域谈论的事情。另外，谈性暴力的严重性时，也要小心贞操观与贬抑性欲望的文化借尸还魂，避免把性再次拉抬到神圣崇高的地位，连性互动当中所有有趣的，以及参与各方自愿一起“下流、溢出常轨”的情趣空间都拿掉了。
但，这样的情趣要存在，要让不愉快的谈话跟邀约，可以透过当事人自行的表态跟协调解决，而非将一切都压缩到法律与社会道德审察的范畴，前提是女性和弱势者说不的权力与空间也是充分存在的。而今天的问题，正是因为在哈维．温斯坦的世界，和你我所处的社会现况里，大多数时候，女人显然并不具有这样的权力与空间。如果这样的权力跟空间不存在，那么情欲的乐趣，就只会专属于少数有话语权、有一定社经资本，和可以宰制他人的人，而不会真的可以属于所有人。
如果不面对物质层面的现实差异，不面对权力对人可以施予的宰制作用，性的“解放”就可能被那些原本就在父权制度中占有各领域资源的加害者，拿来当作武器指责受害人、让他们产生自我质疑，或攻击那些不愿被宰制、拒绝他们性邀约、性羞辱的女性，甚至成为母猪教、仇女论述的工具。
“恐性”二字可以解放人，也可能形成新的压迫，特别是当我们将一个人“是否享受性、热衷于性”当成新的衡量标准时。我们可以从文化和社会结构上，对特定群体提出“恐性”的批判，但在个人的情境下，一个人不愿意跟你发生关系、无法享受你带有性意涵的对话，不代表他就是恐性或不够解放，他可能只是不想跟你有这些交流而已。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性暴力与权力和宰制，永远是相连的。翻转与去污名的路径，可以减轻受害者身上的性羞耻感，但权力与宰制对性暴力施行者的驱动力，远高过性欲的满足，对哈维．温斯坦这样的男人来说更是如此。从来不是他有没有“条件”去追求、去拥有很多女人，而是他有多少权力让人必须屈从，那才是以权力胁迫、遂行欲望的性暴力施行者真正的快感来源。
即使社会对性的污名不再，即使贞操观再也不困扰女性了，施暴者仍旧能够从掠夺他人的意志、宰制他人身体中，获得权力欲望的满足，而在此种驱动力下所实施的暴力行为，自然也会在受害人身上，留下光靠意识翻转仍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触及的伤害。
正视心理创伤，是社会过度娇贵的表现？
拜社群媒体发达、“女权抬头”之赐，有越来越多受害者不愿吞忍，我们也从司法、性平机关，以及学术研究中，发现性暴力事件，远比我们过去所认知的普遍，且多半发生在相熟的人际网络中，也因此增加了理解和处理这类事件的难度。当社会中许多成员第一次意识到可以为自己发声时，难免有各种声音、各种叙事，无法符合过去我们熟悉的性别理论，或法律上对性侵、性骚扰上的定义，但我视之为社会学习的必经过程。我们可以普及相关的观念、可以教育、可以辩论、可以指正，只是，造成今天这种“乱象”的源头，仍在过去父权对女性和性的禁锢，而不在这些学着厘清、争取自身权益的人身上。
另外，早有女性主义的刑法学者指出，各国想箝制女性、热衷保守性价值的团体，都有利用性暴力事件引发的社会氛围，希望透过往严刑峻罚修法的趋势，重塑他们理想的“性秩序”，因此刻意放大性侵的严重性，以达恐吓规训社会之效。这点，从社会在指责性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时的用字遣词可见端倪，仿佛其剥夺的是被害人无法复元的完整性。请别误会，我不是说性暴力对受害人而言不受伤、不严重，但这样的谴责方式，也等于变相证成了受害人的生命因性暴力而“不再完整”，反而不利受害的复元。而保守团体试图透过对性暴力事件的重视，重新召唤贞操观的幽灵，这是事实，也必须面对，但这个责任，不该是透过让受害人避谈、缩小痛苦感，或者被迫“进步的自我教育”来达成。
此外，我们应该谈谈如何不在对个人的救济中，不小心赋予国家过多干涉私人性选择的权力，这是维护人权完整性的重大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来谈谈不同的性别理论派系，在面对不同事件时，是否能维持其内在伦理的一致性，而非只选择性的在特定议题上，去肯认或排除国家角色的正当性。我们应该来谈制度有多千疮百孔，甚至成为新霸权的疑虑，但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说明自己打算拿什么来填补制度的空白，那些解方是否适合每个人，又是否能在每个个体同时具有不同身份面向的交织性，与跟随其身份而来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中，求得可以因应差异而变化的实际运作空间？
从社会建构论出发，试图消除性暴力受害人的耻辱感，有其重要价值，但也有其极限。即使我们完全去除性的羞耻感，被侵犯的当下，对个人意志的否定与剥夺，以及暴力行为本身，对心灵与身体的伤害仍是真实的，就跟其他不涉及性羞耻的暴力犯罪（如抢劫、殴打）也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一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创伤对脑部、心理和身体造成的影响，那么看似“进步、解放”的理论，对受害者的作用也将很有限，甚至有反效果。
性暴力留给受害者的，并非只有性的伤害或皮肉伤这么简单，尤其是童年受到家内性侵的受害者，他们的黏膜组织很可能会因不断受伤而增生或变薄，影响到未来的性交愉悦感，甚至是月经和排泄功能。在心理层面上，长期的警戒和恐惧，也会彻底改变他们使用身体的习惯，改变他们感知身体和情绪的方式。这些都是在性的因素之外，仍然可以存在并持续影响身心健康的伤害。
创伤经验会在人体的神经、大脑回路留下印记，只是轻重不同。重大伤害事件后，有些人甚至处于脑内不停播放受创画面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性侵受害者的自述中，常出现“被牢牢关在过去、被困在事发当时”这样的纪录。有些人只要遇到特定光线、声音或空间，创伤记忆就会被启动。在脑神经医学领域，已发现创伤有可能会重塑我们的大脑，甚至阻断受害者跟自己的身体，或自我意识之间的连结。因此，不是受创者愿不愿意、想不想走出创伤的问题，更不是摆脱性的羞耻感，或全盘拥抱“社会建构论”，就可以改变脑部神经的运作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伤治疗中，承认伤害与恐惧，永远是踏上疗程的第一步，没走过这一步，大部分的人就很难走到第二阶段的意识转换与自我疗愈。人人都知道季节的转换、日照时间的增减，都可能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但知道这件事，就能避免忧郁症或躁郁症的发作吗？我想是无法的，顶多让病者提早意识到自己正在进入病程，即时求助。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的路径去改变强暴文化，去拆解社会潜意识里对性的羞耻感和恐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随意将这些理论，在遭遇过性暴力对待的人们身上无限上纲，而必须正视生理与心理伤害可能存在，无法单靠对知识理论的理解跟吸收，就成功改变意识、抚平创伤。（注一）
或许，不是整个社会过度娇贵，而是许多人从生命经验与和创伤奋斗的历程中，学习到宁可带着情绪去正视这些伤痕，宁可不放弃以自身的能动性参与到结构中，而不是以“失控的正向思考”，将伤痛埋到更深处，直到腐烂发臭为止。
为了赋权、为了培养个人向体制或他人对待自身的不公抗争的能动性，“说出来”是必经的过程，而说的不好、说的不完全对，也是必然要忍耐的过程，如同民主也是公民群体在不断犯错中学习一样。更进一步去看，国家也好、制度也好，也可以是动态的，不断的被参与者改变，如果我们肯认人在结构中仍有能动性，那么由人所组成的结构，又何尝不能透过人们被开发、释放的能动性所改变？
男性也可以说“Me too”吗？
从特朗普到哈维．温斯坦，不少年轻女性深觉“受够了”，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发起串连，写下“Me too”及自己的遭遇，让社会正视性暴力事件有多么普遍，而且就发生在我们周遭、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的身上。也有人提醒，性暴力不只是女性的事，也是男性的事，男人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的确，这样的提醒是重要的，任何性别都有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但不能忘记的是，女性几乎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为受害做“准备”，但多数男性在自己遭遇到性暴力之前，都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女性而言，性暴力的阴影，不仅止于贞操教育的危害，也是真真实实的恐惧，在每一次早出晚归、深夜无人落单时上演。的确，我们从统计数据上知道，这样的恐惧无助于防止性侵案件的发生，然而这些观念仍左右了一个女人的成长与养成，恐惧或重或轻的，在她心里留下影响。更现实的是，她的活动范围与时间也因此受限，并与其他种种“女人就该如何、像个女生”的教育层叠在一起，让女性或自愿、或不得已砍断了对外的兴趣、冒险心，跟尝试的勇气。跟男性比起来，我们是只拥有半个世界的人。
因此，是的，男性也会受害，男性也会在性暴力下发不出声音、必须忍耐。但即使同为父权文化的受害人，造成男性说不出口、难以求助的原因，和女性仍是有许多细微差异的，就如同女性的受害，与性少数的受害，也是不同的。如果忽视这些差异，反而会让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借此模糊了面貌、无法被指认，更使责任虚无化，让必须被谴责的人、必须被改变的事，再度成为一种“无关对错”、也无从指认的鬼影。
即使同为某个性别或性倾向的受害者，也不代表每个受害者对事件的解读、压力和处境是完全相同的，这不是比谁比较可怜、谁比较勇敢的意思，而是当我们谈论这些事件时，若为了诠释方便，而将差异被抹平了，那对整个父权结构的追究力道，也会随之削弱。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这几年迅速袭卷全球社群媒体的“仇女、反女权”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时候男性刻意选在女性谈论自身痛苦或压迫经验时，出来说“Me too”，为的是卸责与转移焦点，就像美国的黑人社群不断因警察执法过当而有人丧命，怒吼出“Black lives Matter”，有白人硬要不顾脉络的在此时强调：“白人的命也很重要，每条命都很重要”。是，当然，没有谁的生命不重要，但轻贱人命的，是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体制，一旦被混在一起谈时，所有需要为人命负责的因素就都全身而退了。
正如《卫报》的专栏作家Heather Jo Flores所言，她拒绝在自己的动态写下“Me too”，而是男人们应该写下“I ignored it and I won’t anymore”。她也直白的说出：“Yes, I know men get abused too…….And they get abused by men, mostly. Just like us.””
男性除了写下“Me too”的遭遇之外，还有许多你们能做、恐怕也只有你们才能从男性社群内部去改变的文化。
好莱坞有权有势的男性，在哈维．温斯坦的丑闻爆发第一时间，几乎都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直到确定事件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不可收拾以后，才纷纷发表有着标准公关措词的“遗憾、意外、不知情、令人愤怒”的声明、不痛不痒的谴责，似乎等着下一个新闻浪头，让大家遗忘曾经发生过的事。也许明年春天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好莱坞又会在舞台上拿此事自嘲一番，为自己挽回形象，但以权势胁迫换取性满足的情况会改变吗？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会变少吗？我不认为世界有这么美好。
没有记忆的宽容，只会让这些加害者彼此坦护，甚至将人脉、资源代代相传下去。只有我们选择不忘记，并在有人发出求救声时认真聆听，阻止那些羞辱的言词，也只有在更多男性愿意出面停止这些权势利益的交换，在事情当下就表示“这是不可被接受的”，那么，你我身边那些权势男性才有可能认清：自我教育与约束的时候到了！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注一：可参考《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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