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柏仪：被吹起的台湾劳工怒火，迎向何方？

“我发誓，我下次绝对再也不会投票给民进党。如果再投给他，我根本脑袋有问题了。”这是一名年轻网友的网路留言。而这样的意见，在过去两周以来，快速窜升。回首过往，很少看到这么多劳工、青年对民进党的强烈不满，突然之间迸发了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们所批评的，是民进党自2016年高票当选，囊括行政、立法权力以来，连续两年推动牺牲劳工权益的《劳动基准法》修法。

2016年年底，民进党政府以“一例一休”（注一）为配套之名，强硬通过了删减劳工七天国定假日的修法，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劳工抗争。而“一例一休”上路不到一年，不但政府对违法资方缺乏积极作为，“只辅导、不开罚”长达半年以上；到了2017年9月起，自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院长以来，更进一步以“增加弹性”为名，推出五项修法草案，其中不但预定大幅取消既有“一例一休”的配套保障（包括：休息日加班时数以价制量、轮班休息间隔不少于11小时、特休假未休应于年底折算为薪资），甚至还要松动数十年来的劳动基准标准（每七天应有一天例假、每月加班时数上限46小时）。

该法案若通过，既有“每七天应有一天为例假”的基本劳工保障，将可在“劳资协议”后，改为“每14天应有两天例假”，以致于让“连续工作12天”都成为合法；加班时数上限可增加至每月54小时；劳工在轮班之间的休息间隔更将自最少11小时缩减为8小时。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争议与反弹。

四个不变？用政治话术哄骗劳工？

尽管引起各界批评，但民进党政府仍执意推动修法，甚至试图以此来展现自身的“执政魄力”。

首先，行政院长赖清德率领团队，对外说明此一法案将有“四个不变”：包括了：正常工时不变、周休二日不变、加班总工时不变、加班费率不变。同时主张修法将带来“四个弹性”：加班弹性、排班弹性、轮班间隔弹性、特休运用弹性。赖以此正当化修法，声称不会损及劳工权益，是必要的放宽弹性措施。

但看在劳工团体眼中，这种说词根本是有意混淆视听、哄骗劳工。“正常工时不变”，但实际上加班工时可以增加。“周休二日不变”，但明明若修法后七天间都未必能休息一天，连“周休一日”都出问题。“加班总工时不变”，但单月的加班时数就是将开放增加8小时，实际加班时数也将增加。“加班费率不变”，但休息日既有“做1至4小时算4小时，做5至8小时算8小时”的规范改掉，休息日加班费就是会减少。

“四个不变？明明全都变了！”劳团领袖高分贝地痛批。

而对于种种以“弹性”为名的修法，各界则质疑：“这明明都是‘让资方更有弹性剥削劳工’！根本不是劳工要的弹性。”以至于批评“民进党根本成为了‘资进党’”的呼声此起彼落。更有学者直指：“这种修法根本是退步一百年！”

然而，面对社会不满，政府却是以“加快修法脚步”的方式因应。10月31日公布行政院劳动部版修法草案以来，在行政程序征询意见的期间都还未结束，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就火速“拍板”定案，11月9日将法案送出行政院院会。11月17日立法院就完成一读，并放话“隔周就要出委员会”。

火速的修法脚步，不但引来各界劳工批评“究竟在急什么？”质疑立法院沦为橡皮图章；当各在野党以杯葛议事程序来抵制粗暴修法时，民进党立委以擒抱将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拖出发言台，也造成社会反感。同一时间，劳工团体开始发动在劳动部外绝食抗议，劳动部长林美珠却是不闻不问。截至目前为止，民进党只愿意召开一场立院公听会，找来的资方代表之一、同时也是彰化县“小英后援会”的会长，却在公听会上声称：“台湾哪里有劳工过劳死？有，也是本来就有病。”引发社会哗然。

劳工怒火，从何而来？

虽然民进党政府强硬修法的态度，可能引来反弹，但他们所声称，“多数劳工也支持修改‘一例一休’”，也并非全无依据。在今年初起台湾资方运用各种放话和媒体造势，营造“一例一休导致劳工不能加班”、“一例一休使得中小企业倒闭”、“一例一休造成劳工失业”的舆论，虽然和客观数据全然相左，但的确造成不少人也觉得“一例一休有修正的必要”。只是当修法再次开启时，这股劳工突然窜升的怒火，甚至可能超过了民进党政府判断的情势，它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首先，台湾劳工长期面临着“高工时、低工资”的苦境，缺乏正常的休息时间，辛勤工作也换不到合理的报酬，已经成为当今台湾社会上最主要的民怨之一。特别是当“劳工实质薪资倒退16年”的同时，资方利润却是连年增长，GDP中由财团企业分配走的区块持续扩张。过往台湾社会长期以来流传的“工作不要计较太多。肯吃苦，将来就会出头天”舆论，在现实中已经日益难以实现。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种“卖命工作是好事”的论述，不过是一种资方哄骗劳工的意识形态，而且客观上，在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的现实下，就是再卖力工作，买房安居都已日趋是不可能的梦想。现实生活已经苦不堪言，再听到政府找来的资方代表公然“干话连连”，自然产生了难以遏止的怒火。

对于政府主张透过“劳资协商”就能允许松绑劳动基准，甚至声称这是“国际潮流”，也引来多数劳工直批这昧于现实。当台湾的多数劳工缺乏工会的保护下，有真实受雇经验的人反应多半是：“协商？老板随时可能把你开除，怎么敢发表不同意见，真的平等协商？”何况，劳动基准应当是“下限”，是各行各业劳动条件的基准；劳资协商应该是要让劳动条件优于这基准，怎么反过来是容许协商后就能“探底”、把“下限”更往下拉呢？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们的不满来自于认为民进党“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在野时，民进党立委2015年都曾提案修法为“两例假”（编按：员工例假不能透过劳资约定而加班出勤），到了自身执政时的2016年就变成“一例一休”，对于这转变也不须有任何反省或解释。以前在审查“服贸协议”时，民进党要求立法院至少要召开16场公听会，让各行各业代表都能够在国会表达意见、充分讨论，到了自己要修改《劳动基准法》，却是强渡关山，公听会只举办一场来“跑程序”，甚至曾有将法案“一分钟出委员会”的不良纪录。以前民进党抗议国民党在立法院一党独大、多数暴力，自身成为多数党后，表现却和过去威权的国民党没有差别，一样仗着多数排除异议。这种政客式的“昨是今非”立场，更是引起了人们质疑其信用破产。

近来网路上流传甚广的一张图片是，漫画图像的总统蔡英文伸出长长的鼻子，讽刺地说着“劳工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这句话是蔡英文于2016年年底坚持要强硬通过“砍劳工七天国定假日”修法时，透过媒体发出的“感性喊话”。当时还的确说动了部分劳工，削弱了反对声浪。只是如今一年不到，又要再度硬闯牺牲劳工权益的亲资修法，不少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一切根本都只是“话术”，讽刺的现实才让愤怒突然迸发。

工运团体与工会虽然在台湾右翼政权长期统治下，组织发展受限、客观上尚未形成强大的劳工阶级组织。但在这样的劳工日趋不满的社会背景下，劳团持续地发出抗议之声，一一反驳政府与资方的不实言论，还是多少能在社会声势上取得一定的正当性。搭配社群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传播力量，也让劳工团体比起过往更能够接触到组织外的广大劳苦大众，促进彼此互通声息，加乘抗议力量。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这股台湾劳工阶级日趋强烈的不满，会被累积导向何方？有无可能在政治上形成突破空间，改变劳工阶级的处境？

两种劳工阶级政治的发展

当执政党遵循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后，一种常见的可能是，在野党包括国民党与时代力量，将会注意到这股相对于过去更强烈的劳工不满，而试图成为这股不满的代言人。包括此回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在审议法案时，透过占领发言台以拖延法案审议，以及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突袭表决，取得发言无限制时间而成功逼迫散会，都获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支持甚至劳工喝采（而非遭批评为霸道不讲理），可见一斑。可预期地，在野党未来也可能提出更多相对进步的劳工法案（虽然席次有限下而无法通过），或者与劳工团体进行联合，甚至推派劳工代表为其地方选举候选人（未来也很可能自其中推出“劳工不分区立委”），来吸纳这股劳工不满，以壮大其政治实力。

这样发展模式在台湾并不陌生。从1990年代起，包括国、民两党在竞选时，都有推派出作为“劳工代表”的分区或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以角逐劳苦大众的政治认同（特别是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其中相关候选人也并非全无成绩，的确也会经手相关劳工法案的催生或修正。

只是主要遭遇的问题在于，当该政党的政治纲领若没有清楚的劳工认同与左翼政经纲领，而又在选举政治中需要仰赖资方团体的支持与资源挹注，在各种政治交易的过程中，劳工权益总免不了可能被优先牺牲或打折（相对于福利法案是仰赖国家财政，劳工法案则倾向抵触资方利润，有着难以避免的阶级冲突性），又或者执政后则全然不算数（例如民进党从在野时提案“两例假”，到执政的“一例一休”，再到“四个弹性”）。

因此，此类在野党推派的劳工民意代表，在客观结果上可能是“小赢大输”，或者零星进步，但模糊了整体劳工阶级对右翼政党本质的认识与批判（制造“某党里面也有好人”的意识），又或者造成劳工运动内部的分裂（也已有不少具体前例为鉴），是此一模式可能存在的困境。

相对于此，另一种可能的模式是，劳工日趋强大的不满，能化为对劳工运动的支持与参与，而真正凝聚成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一方面，在日趋严峻的劳动条件下，工人阶级将逐渐认识到，维持过往“劳资和谐”的模式，很可能只是让“高工时、低工资”的处境继续延续，而有了寻求改变的必要；另一方面，被政府“骗惯了”的劳工大众们，开始会思索为何在当前体制下，上台的政党总是会背弃劳工，除了在里头寻找比较好的人或党之外，究竟自身能够更做些什么？面对这种体制，究竟除了“靠选票”，还能靠什么？

这一股寻求改变的动力，固然潜伏于主流议坛政治的表象之外，但却有着现实的物质基础（大多数人都得成为受雇者），不容小觑。它可能汇集为强而有力的工运团体、独立的各产业工会、总工会、跨产业工会的联合会，成为社会上被独立认可的劳工势力。若顺利发展，它也能成为催生劳工阶级政治力量的基础。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劳工阶级政党，多半也是走过这样拒绝附庸的路径，而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尽管依然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难题。

出路在哪，相信不难判断。但实践的困难是真实的。

台湾劳工怒火正被现实的政资联手剥削压榨，而吹得更加旺盛。它甚至可能成为统治者误判局势，只因一则“资方失言”，就忽然迸发而扰动政局。连续两年的《劳基法》改恶提案，不论是否将会通过，它都已具体地显示了执政者的阶级立场。接着的球，还是丢回到劳工自己身上：要采取什么行动？怒火将吹向何方？是将被吸纳掩盖或壮大燎原，则得由行动者来判断与决定了。

（林柏仪，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组织部主任）

注一：台湾《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1项：“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为例假，一日为休息日。”其中“例假”为除非有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否则皆应休假而不得加班出勤；相对地，“休息日”则可经劳资约定而加班出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