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尔巴尼斯宣布，中国将解除对最后两间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的出口限制。这意味著，长达五年的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战正式结束。
2020年4月，澳大利亚因在联合国发起动议，要求独立调查2019年冠状病毒起源，引起北京强烈不满，随后对澳大利亚施行贸易制裁，包括：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80%的关税；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幅度从116%到218%；以标签不合格为由，禁止或限制澳大利亚10间牛肉屠宰商产品出口中国；禁止澳大利亚龙虾进口中国；以禁止已海运到中国的煤炭运入港口为借口，禁止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以在木材中检测到害虫为由，禁止澳大利亚的木材进口。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2016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在2020年和2021年先后宣布的这些经济制裁，令两国关系跌到最低点。被制裁的行业大多依赖中国市场，尤其是煤炭、红酒和龙虾。在中国的高关税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红酒出口总值，从2019年的12亿澳元，跌到去年的不足一百万澳元。
尽管中国的制裁在一开始令商界焦躁不安，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国的经济制裁不全是坏事。澳大利亚政府和商界一直对农业产业出口过度依赖中国有所忧虑，在反过来中国推一把力后，部分受制裁的产品找到新市场，弥补了中国禁令下的损失；从总出口商品价值来看，中国并没有对与自身经济命脉紧密相连的铁矿石进行制裁，令澳大利亚2021年的商品出口总值大幅度反升。
在中澳之外，全球各国也关注中澳贸易战的走向。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之一，也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好。随著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期间恶化，中国借新冠独立调查对澳大利亚的制裁，也被外界视为有“杀鸡儆猴”之意，警告加拿大、法国等同类型国家要“慎言慎行”。
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当选，在新政府的主导下，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缓和，从2023年起，中国也逐步解除对澳大利亚的商品禁令。在这场中澳贸易战中，澳大利亚的损失显而易见，但中国在这场制裁中得益如何，却少有分析。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2024年11月，中国驻澳大使肖千举行中澳经济战略关系十周年记者会，被问到中国是否后悔（regret）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制裁，肖千表示，“我说我对此感到遗憾（regret），我认为这么说，从理论上没有错，因为当时在那一段时间里，这些事情发生了，并损坏了双方的关系。”
但肖千认为，澳大利亚需要承担同样的责任，指中国的做法源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及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5G建设。肖千指的，是澳大利亚在2019年对中国的铁道轮壳和风塔采取反倾销措施，并在2020年2月对中国的不锈钢水槽延长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中国在2021年就这三项商品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今年三月，世贸组织判决中国胜诉，澳大利亚表示接受。
究竟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的这五年的贸易战，对澳大利亚打击有多大，对中国自身经济又是否出现“反噬”？端传媒梳理了这五年来中澳贸易数据，并为你逐一分析。
涉及200亿经济制裁，却被铁矿石扯平？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但从中国的角度去看，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商品只是占中国进口总值的5%左右。以2024年1月到10月的数据来看，中国最大的进口国家和地区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其次是拉丁美洲，然后是台湾、韩国、美国、日本，再到澳大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从2020年5月开始对澳大利亚实行制裁，但是整体而言，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价值相对平稳，细看的话，甚至会发现，在被制裁后的一年，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价值不降反升。
澳大利亚官方出口贸易机构对此进行分析，发现这全得益铁矿石的出口。作为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中国虽然铁矿储备量占全球第四，但是铁矿品质差，因此中国超过8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其中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从2018年到2023年，铁矿石也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商品。
根据澳大利亚工业部的数字，2021年，澳大利亚出口了8.72亿吨铁矿石，仅仅比2020年多了增加了0.6%，然而，由于铁矿石价格上涨，从2021年1月的146美元/吨上升到七月的230美元/吨，因此澳大利亚的出口铁矿石价值急速上升。在2021年，铁矿石占据澳大利亚往中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的77%，在2019年仅为61%；铁矿石占据澳大利亚往全世界出口商品总价值的38%，在2019年仅24%。
尽管中国曾试图通过从巴西、南非、印度进口铁矿石来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但从需求上看，他们都无法取代澳大利亚的中国市场的地位。
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增大，除了本身钢铁生产所需外，也和2020年的“十九五全会”批示集中经济发展，大兴基建有关。但高额的国际价格也让中国在2021年下半年采取措施，推动国内铁矿石生产，虽然遇上秋冬季环保控标，铁矿石开采限制，钢铁厂限产，没有从源头上解决依赖进口问题，但也减少了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导致全球铁矿石的价格下跌，因此在2021年下半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商品总价值有下滑趋势，但整体而言，还是要比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之前要高。
澳大利亚的“寻找新市场”战略如何？
中澳贸易战，令澳大利亚大众对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都开始呼吁澳大利亚各大产业寻找中国的替代市场，以此降低中国的经济制裁的负面影响。
其中，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矿业，比起其他受制裁的行业，在寻找替代市场上更具灵活性。从2019年到2023年，铁矿石和煤炭是澳大利亚出口价值最高和第二高的产品。中国是澳大利亚煤炭第二出口大国，在此次贸易战中，中国禁止已航运到中国码头的澳大利亚煤炭入港数月后，正式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直到2023年1月解除禁令。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总值在2020年到2022年间上升，主要是因为出口到日本的煤炭也在2021年和2022年大幅度增加，从而带动了澳大利亚煤炭出口。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最多的国家分别为日本、印度和韩国，而这三个国家均是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任后，致力在亚太地区发展军事战略关系的对象，以应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威胁。
不过，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煤炭供应关系上也遇到碰壁，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推动澳大利亚能源转型，以实现2050年的零碳排放的目标，并优先解决国内能源供应不平衡、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因此日本能源企业曾抱怨，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煤炭能源供应伙伴，并转向开发中东能源市场，这也对澳大利亚在2023年的煤炭出口总值造成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依赖程度更高。在对澳大利亚实行禁令后，中国曾转向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进口煤炭，但仍无法填补澳大利亚煤炭的空缺，再加上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开战，西方国家紧密关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令中国难以扩大对俄罗斯的煤炭进口。缺煤的直接影响是在2021年，中国冬季北方大规模缺电，东北甚至在九月份就要拉闸限电。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在2021年九月份，有多艘因无法卸货而滞留在港口的澳大利亚煤炭运船，得以卸货，涉及煤炭约45万吨。2023年，中国恢复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取消限制后，中国市场迅速恢复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需求，路透社甚至报导，因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需求突然增高，澳大利亚减少了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煤炭，来满足中国市场。
农业是澳大利亚经济第三大产业，其中谷物种植业是农业中的最大行业，贡献约22%的收入。在此次贸易战中，中国从2020年5月开始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直到2023年8月取消。在这之前，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大麦进口国。
尽管一开始，中国的高关税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出口有重大影响，但随著贸易战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大麦农民顺利在中东、东南亚和东亚找到了中国的替代市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根据澳大利亚种植业行业协会2021年的报告，在2017-2018财年和2019-2020财年期间，中国占了澳大利亚大麦出口53%的市场，到了2020-2021财年，这53%由沙特阿拉伯（30%）和越南、日本、科威特、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24%）顺利填补，因此2020-2021年，澳大利亚大麦出口总量有所上升。
报告也提到，中国大麦进口的总量在贸易战期间有所上升，从原本排在澳大利亚之后的加拿大、法国、阿根廷和乌克兰进口了更多的大麦。在2023年，澳大利亚大麦重新出口中国时，虽仍低于2019年的水准，但已比2020年贸易战开始时高。
煤炭和大麦属于必需品，又是出自澳大利亚传统经济支柱行业，尽管在贸易战中面临将近“中国零进口”的危机，但在政府和行业共同积极开发新市场的努力下，在一年内填补了中国市场的空缺。其中，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数字，煤炭从2019年到2023年一直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商品，而大麦在2022-2023年成功晋身澳大利亚出口前25名。
中国中产决定澳大利亚被制裁的程度？
然而，对于葡萄酒和龙虾这两项商品，中国的经济制裁不仅有效，甚至在禁令解除后，澳大利亚产品也难以重夺中国市场份额。在2018-2019年，澳大利亚酒类（包括葡萄酒）在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排名21， 中国也是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出口国。然而202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直到2024年3月才取消。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在两国2015年12月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协定后，一路上升；而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实行制裁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出口总值大幅下降，哪怕美国、英国的出口价值在2021年和2022年有所上升，中国市场的缺口还是难以被填补。
反观中国，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葡萄酒进口市场很快就找到澳大利亚的替代品，转向法国、智利和义大利。然而，从2021年起，中国葡萄酒进口总量下降，一份关于中国国产葡萄酒的市场报告也显示，国产葡萄酒产量也在2021年开始持续下降。几年前对葡萄酒中国市场的分析显示，当时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兴起，得益于当时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而2021年开始，中国面临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影响，人们减少外出聚餐和次要消费，因此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减少，因此哪怕澳大利亚葡萄酒从2024年3月开始“禁令”不再，澳大利亚业界也预计，短期内难以恢复回禁令前的份额。
澳大利亚龙虾也是得益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从2017年大规模出口至中国，到了2019年，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龙虾价值甚至占了总出口的将近一半。在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前，澳大利亚官方曾发现，澳大利亚的龙虾都是经越南或香港再出口到中国，因而在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澳大利亚出口到越南和香港的龙虾的价值大幅度降低。
在西澳和南澳，一些龙虾养殖户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甚至养殖的95%的龙虾会出口到中国，因此当中国宣布龙虾禁令时，整个产业感到非常担忧，为了解决库存，连续三年在澳大利亚国内低价出售，有业界形容龙虾的价格“和巧克力的价格差不多便宜”。
和其他商品一样，澳大利亚龙虾试图转向东南亚和东亚寻找替代市场，但效果一般，比如越南、香港和台湾的市场虽有增长，但仍无法填补中国市场的缺口。2023年，台湾《报导者》就曾发现，有澳大利亚龙虾经台湾走私到中国。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若商品本身仅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而扩张，那么当北京实行经济制裁时，这些商品受到的打击和损失也是最为惨重，尤其是龙虾，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整个行业都是依赖中国消费者而生。龙虾和葡萄酒均是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消费品，一旦中国经济放慢，消费者减少不必要的消费，那么即使没有经济制裁，这些行业也会受到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对葡萄酒、龙虾这些明显依赖中国市场的商品，北京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措施，但对于中国普通消费者要强烈需求的产品，北京采取的手段却“不痛不痒”。
和其他商品不同，北京在牛肉的处理上是以公司为单位，选择了十家规模较大的牛肉加工商下手，制裁的确造成这些企业损失惨重，其中一家首轮被禁的牛肉企业高管就表示，当时的禁令让他的公司一夜间损失30%的生意，损失收入过千万，而澳大利亚近年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屡屡极端气候影响，令他的生意雪上加霜。
但从整个行业来看，澳大利亚虽然在2021年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减少，但是仍然位居中国牛肉进口国前四，就连澳大利亚肉类行业委员会的主席也向媒体表示，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牛肉“乘虚而入”，但从数据上看，澳大利亚牛肉在中国市场地位仍是相当稳固，因此他有信心，当澳大利亚牛肉可以全面回归中国市场时，会再创新高。
对于澳大利亚的牛肉行业来说，北京的经济制裁，损失可能更多体现在行业在中国市场的增长，不能和中国市场扩大的速率一致。从2019年起，中国牛肉消费市场持续增高，在2021-2022年时，人均牛肉消费增速甚至达到了4%，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里，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等中国传统牛肉进口国的进口量及商品价值快速增长。但一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指出，2023年开始，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乏力，市场对进口牛肉的需求下降，因此中国进口的情况也有所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制裁影响明显的产业和商品，他们往往和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水平紧密相连，结合这两年中国经济放缓，也因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制裁面前更为脆弱。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制裁”又如何？
在中国宣布首轮经济制裁后，澳大利亚政府在2020年8月禁止蒙牛收购澳大利亚乳业雄狮，该举被视为是对中国制裁的反击。期间，也有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提议，澳大利亚政府应限制澳大利亚奶粉出口到中国，以此回应中国的措施。自2008年中国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中国消费者对澳大利亚奶粉需求大增，随著电商的发展，澳大利亚“代购”奶粉规模也不断扩大。
然而，若澳大利亚采用限制奶粉出口来反击，那么首先被砸到脚的是澳大利亚乳业行业。尽管在中国的乳制品进口名单上，澳大利亚排名第二，次于新西兰，但中国是澳大利亚乳业出口的第一大国，因此，若澳大利亚限制奶粉出口，不一定会对中国奶粉市场造成重伤，但必然对自己的行业造成打击。
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驻澳大使肖千指称中澳贸易战是由澳大利亚率先发起，直指澳大利亚在2019年对中国的风塔、铁道轮壳和不锈钢水槽征收反补贴税。然而数据显示，尽管澳大利亚对这三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税，但整体仍依赖中国进口，反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量只是庞大市场中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在过去五年的中澳贸易战中，北京的经济制裁固然有效，但这也是对那些本身为满足中国需求而存在的产业和商品而言。在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澳大利亚的煤炭和大麦等产业虽一开始有所损失，但在行业和政府的主导下，迅速找到替代市场，既打破了长期依赖中国的困境，又让行业从此更具韧性。
北京也是有策略性地挑选行业进行制裁，没有选择铁矿石这一类关乎经济支柱的商品进行打击，也没有选择限制奶粉这一类与民生民意紧密相关的商品，避免遭到“反噬”。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中澳贸易战，是北京想给亲近美国的中等国家传递“选边站”的信号，然而从结果来看，这场贸易战不仅让法国、加拿大等中等国家警惕起北京实行经济制裁的手段，而且澳大利亚的回应和收获也显示，只要加强和“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合作，就能对抗北京的经济制裁。
如今两国贸易合作重回正轨，却遇上中国经济疲乏软力，中产阶级消费者谨慎支出的时段，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就在十二月的预算演讲中表示，在中国经济衰退、内需大减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预计明年的矿业出口收入会大幅减少。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胜出，既增加中美双方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又让澳大利亚政界疑虑，澳美英的军事联盟“奥库斯”难以顺利落实，美国帮助澳大利亚打造一支核潜艇动力舰队的计划能否如期完成。2025年，“中美澳”三角关系注定挑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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