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育轩：动荡一周的伊朗──抗议、暴动，还是革命？

2017年12月28日，伊朗各个大小城市爆发抗议，抗议最初发生在第二大城马什哈德（Mashhad），一下子扩散到拉什特（Rasht）、伊斯法罕（Isfahan）等甚至更小的乡镇市。示威者口号也从原本的“总统鲁哈尼去死”、抗议鸡蛋价格在一周内飙涨40%，变为其他更多元的口号，甚至出现挑战整个伊斯兰共和国体系的声音；抗议也从原本的单纯和平游行，在一些地方演变成暴力示威，而截至目前为止，至少有21人死亡，当中有的是在抗议活动中遭到安全部队击毙，有的在洗劫警局中遭到打死，另约一千人遭到逮捕。

抗议的起因：中下阶级的经济困境

抗议的口号五花八门，夺人眼目，但核心还是在经济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伊朗的抗议可以如此广泛地延烧到中小城镇，并且持续多日。而且抗议群众主要由中下阶级的穷苦大众组成，更可以说明经济问题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同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伊朗有些微的工业基础，但国家收入主要还是依赖天然资源（主要是石油，税收占整体收入约30%），而广大的中下阶层依赖政府补贴过活。

经济导因有迹可循，在上一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不得民心的施政之下，通货膨胀一度高达40%。2013年总统大选，象征改革派的鲁哈尼胜出，承诺推动改革与改善经济状况。到了2016年底，通膨已经控制在7.5%左右。同时，经济成长率也从2013的负5.8%提升到 2016年的7%。

鲁哈尼政府的经济成就部分有赖于与世界主要大国签订核协议（JCPOA，大国包括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称为P5+1）。在协议当中，伊朗同意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将核子能置于严格的国际监督之下，换取取消所有相关的国际制裁。核协议之后，伊朗再次得以在国际原油市场出售石油，在2016年前三季带给伊朗约250亿美元的收入。

然而，核协议带来的经济果实覆盖层面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天然资源产业，而且整体效果大大不如预期。这部分归因于特朗普政府的敌意与撕毁核协议的意图，外国企业（主要是欧洲）进入伊朗市场仍然抱持观望态度；除了与波音、Total（法国油气集团）的交易以外，鲁哈尼政府吸引外资的努力举步维艰。普通伊朗民众很难感受到经济状况明显改善，甚至时而传出拖欠工资的情况。

导致这次抗议潮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鲁哈尼的“紧缩政策”，冲击了收入多元性原本就极为脆弱的中下阶层。2011年，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推出的“现金移转计划”，直接将现金拨入每个伊朗人的帐户，作为燃油价格上涨的补贴。鲁哈尼竞选时就誓言废除这个政府财政重担，而在12月10日提出的下年度财政规划（波斯历1397）中删减现金转移预算，这在议会与伊朗社交媒体上引起高度争议。事实上，鲁哈尼并非直接删减现金转移的数额（推出当时约90元美金，而多年的通货膨胀已让该现金购买力大幅缩水），而是一举砍掉200万支领人数。另外做为配套措施，政府会透过福利机构提供贫穷人口更多的帮助。这一砍一增的改动，预计会让政府在该项目上的支出从全年财政支出10%左右，下降一半到5%。

伊朗裔经济学家Djavad Salehi-Esfahani的一系列研究中指出，鲁哈尼政策希望用控制财政预算，鼓励民间投资来带动就业率和刺激经济成长，把希望寄望于私部门，而不是直接把钱发给民众。这样的“涓滴效应”能否有效还有待时日观察，但缩减发钱规模对商业较为繁盛的首都以外冲击较大。乡下的贫穷人口在鲁哈尼就任以来，就维持在内贾德时代末期的 8% 左右，人均家庭支出也在这几年呈现下滑，显示鲁哈尼的经济政策和签订伊核协议对贫穷人口的帮助极其有限。当财政预算一公布，以及鸡蛋和燃油价格飙涨，触动了生活困苦的伊朗人内心。这解释了为何抗议主要出现在中小型城市，而首都德黑兰几乎没有影响。

抗议的第二主力：网络世代成长的年轻一辈

比起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或许更令伊朗当局担心的，是反体制的口号：“哈梅内伊去死”、“穆拉（教士）放开这个国家”，以及最令人注目、结合反阿拉伯情绪的“不要加沙、黎巴嫩或叙利亚，我的生命给伊朗”。这些口号经由社群媒体传播出来之后，让对伊朗教士政权怀有敌意的群体见猎心喜，直言教士政权崩溃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号主要由年轻一辈所喊出，是这次伊朗抗议第二个重要的群体，或可以称为“伊朗的90后”。这些年轻一辈没有经历过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也没有经历过1980至1988年两伊战争的艰苦岁月，甚至可能也没参与到2009年的绿色运动。

从这次抗议看来，这批新一代的年轻人更为激进，也更莽撞挑战政府。几个遭到逮捕和不幸丧生的示威者，据报导说都在20岁或以下。新一辈伊朗人不仅更为世俗化，而且成长于网络世代，两个数据可以佐证这批90后前所未有的生活环境：第一，伊朗60%的人口在30岁以下；第二，伊朗的行动网络使用人口在过去十年高速成长，2017年9月用户达到了4700万，占总人口70%以上（相对之下家用网络线只有约1000万）。

过去伊朗人需要偷偷安装卫星天线和透过黑市进口DVD来获取外界信息，现下只要一支能上网的手机。这也反映伊朗政府在信息管控上的能力和覆盖面不如以往，例如这次抗议中被广泛使用的社交通讯软体Telegram，是伊朗最热门的通讯软件，但因为其服务器不在伊朗，这几天伊朗政府花了不少力气才说服Telegram关闭一个拥有100追踪者的帐号（Amadnews）。伊朗政府指责该帐号鼓励支持者破坏公物，使用燃烧瓶（molotov cocktail）制造公共灾害。抗议爆发几天之后，伊朗政府在部分地区封锁了Telegram，就是因为该软件使得抗议能迅速扩展到全国。

另外一个比较难以估计的因素是海外伊朗人的煽风点火，也是有人喊出“巴勒维国王万岁”口号的来由。海外伊朗离散群体（Diaspora）庞大，最大聚集地洛杉矶就有至少80万，其中不少是在1979年革命时期逃出伊朗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对教士政权没有好感，一些人还在海外建立媒体或组织誓言推翻教士政权（尽管在伊朗威权体制的本质下，海外同胞声援国内民众争取民主自由无可厚非）。伊朗年轻人不必听任受管制的官方媒体，而是可以透过Telegram追踪各个海外波斯语媒体所传播与官方不同立场的观点。

然而，这并不完全能归咎于“年轻人被洗脑”。伊朗政府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宣传上，重新拾起波斯民族主义也是这波浪潮的一个因素。2009年绿色运动之后，当局早就意识到广大而年轻的伊朗人口不再如革命当年般宗教化，革命的伊斯兰的光环正逐渐褪色。最近德黑兰市区就挂上一张宣扬民族主义的巨大海报，海报中间有波斯史诗英雄Arash拿着弓箭（相传他朝远方一射，决定了今天伊朗的疆界）。过去伊朗政府强调“伊斯兰”而淡化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遗产，如今正改弦易辙，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再平衡”，岂不会玩火自焚？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波斯遗产这么伟大，那为何还需要伊斯兰，而今天伊朗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得归咎于伊斯兰与教士政权体制？伊朗如果不应该伊斯兰化，那么是否也不应该干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战乱？

因此，中下阶层与年轻一辈为主的抗议群体，透露出这次抗议最大的特点：阶级、城乡差距与世代差异。前两者伊朗政府或许可以从重新调整经济政策来消解他们的疑虑，后者则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隐患。

伊朗政坛内斗，各取所需

尽管伊朗的抗议起因于经济，目前的伊朗政界的处理思考方向也着重在经济，然而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抗议也挑动着伊朗政坛的权力斗争，各个政治人物为了自己未来打算。其最核心的关键是：谁能成为下一个最高领袖？

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体制，将最终定夺大权都放在“最高领袖”上，掌管外交与军事等重大领域，直接指挥革命之后建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同时控制司法体系与国营媒体。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自1989年继任以来已在任近30年。体制上，最高领袖由民选的“专家会议”选举产生（但成员又受到最高领袖控制的监护委员会筛选竞选资格）。而理论上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建国的法基赫理论，最高领袖应该由最具有宗教知识的教士担任，但今日伊朗，并无人选符合这个资格，也没有出现一个享有广泛民意和各党派势力共同认可的人选；加上哈梅内伊几年前就传出健康不佳，导致各方摩拳擦掌，紧盯大位。

一般认为，鲁哈尼当完这届总统之后，便准备获取“大位”。这从鲁哈尼第二任任期也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原本鲁哈尼在竞选中承诺在内阁中提名女性阁员，最后名单出现清一色男性，显示鲁哈尼无意触动保守派的敏感神经。在特朗普去年对伊朗一连串不友善动作与言语后，鲁哈尼在多次演说中也展现出强硬姿态，试图与保守派站在相似的外交立场。对鲁哈尼来说，改革派阵营尽管对鲁哈尼部分施政有所抱怨，但2013年选举一路走来都支持他，因此只要剩下第二任任期交出满意的经济成绩单，攻取大位的筹码就多出不少。

相反的，保守派阵营陷入派不出人选的窘境当中。上回选举保守派推出了从来没有参政过的马什哈德圣陵管理主席莱西（ Ebrahim Raisi），惨败给鲁哈尼。鲁哈尼阵营就怀疑，这次最初的抗议是莱西在自己地盘策动的，只是始料未及地扩展开来。保守派推不出人选，就试图捣乱鲁哈尼的经济改革，不给鲁哈尼轻松交出政绩。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上一位改革派总统哈塔米（Khatami）的第二任期上，不过当年改革派在国会席次趋于劣势，如今鲁哈尼并没有陷入第二任期“跛脚”的政治窘境。可以看到，双方利用了这次抗议做政治博弈，保守派试图将问题怪罪到鲁哈尼的经济政策，而鲁哈尼或可以从中寻找机会推动改革，例如将经济大饼（如政府标案）从保守派与革命卫队手中分散到私人领域。

因此从大局来看，这次抗议的规模与事态尽管震惊了伊朗各派，但很可能还是在可以控制范围内。一月3号开始接连两天，伊朗政府动员了支持政府的大型游行，谴责过去一周的示威者是煽动者（Seditionist），有多少伊朗群众真心参与政府组织的游行向来都令人怀疑，但中产阶级的确不乐见得来不易的经济稳定受到干扰。另外革命卫队也派部队到各地试图恢复秩序，暴力事件在过去一周偶有传出，但并非全国现象。

许多评论将这次抗议与2009年的绿色运动做比较。当年的抗议人数更多，规模更大，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参与，集中在德黑兰，诉求更明确，有领导者，而且没有扬言推翻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这场运动仍然被铁腕镇压，成为今日伊朗政界的敏感词。而这次抗议尽管扩散得极广，但人数规模不如当年，没有领导人也没有明确的诉求；伊朗政界尽管有内部分歧，但还是口径一致要解决事件。虽然有人喊推翻政权，但背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势力或替代政治体制方案。因此，目前预测抗议结局会如何还嫌过早，但就这些条件看来，结局绝对不会是“政权更替”或者“动乱”。

抗议当中“独裁去死、教士放开国家”等刺耳的口号，还是传进了掌权穆拉们的耳中，对政权生存敏感的他们，岂有不如坐针毡之理。伊斯兰共和国建国40周年在即，伊朗民间世俗化是长期趋势，伊斯兰意识形态不再灵光。这次抗议终究会平息，只是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如何调整与人民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