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劳动基准法（劳基法）争议带动了台湾社会近年来最大的劳权抗争，许多人开始尝试走进工运现场，一群清华大学学生透过现场观察、问卷调查、事后访谈、共同讨论与写作，试图从非工会动员的青年劳工、学生视角，写下参与这波劳权运动的纪录与感受。
台湾这一波劳基法修法争议，自2017年11月开始在网路上陆续出现讨论，几个疯传的图文懒人包，让过去鲜少为人留意、只有“少数劳团”在乎的劳动权议题，在这次修法过程中逐渐发酵，成为社会普遍认知的重大事件。从去年“拒砍七天假”、反对“一例一休”抗争开始，社会对蔡英文政府政见跳票等不满慢慢浮现，但彼时参与抗争行动的，多是以“工斗”等为主的社运团体。
然而，赖清德一上任行政院院长就推翻前任院长林全的修法，随着去年11月中后半立法院开始修法审查，从民进党政府在劳动政策上的反复，再到民进党立委、公听会资方面对抗议的屡屡失言，都与蔡英文总统上任前承诺的劳权政见扞格不入。民进党政府与立委面不改色、傲慢地说出立院外的抗争者不过是少数人的声音，甚至只是事先预录好的“录音带”；加上此前赖清德说照护员薪水少就当“做功德”惹议，民进党政府这一连串“干话”（空无内容的垃圾话）的失言，持续地替劳基法修法争议加温，民众对修法的关注程度增加了，愤怒情绪同时也快速在网路上汇聚。
在过去几年“青贫族”、“崩世代”、“22k”成为热议话题的背景之下，这种愤怒的情绪自然延烧到青年学子。以清大校园为例，学生们很快地集结起来，以去年12月23日的游行作为工作目标，一方面从议题宣传着手，事前与台湾电子电机信息产业工会合作筹办讲座，并在校内搭建布条、贴海报；另一方面，基于对即将出现的大规模示威的参与者好奇，部分学生也临时筹组了清大调查团，透过现场问卷来了解游行参与者的背景与动机。（注一）
尽管清大原本就有以“校内兼任助理”议题为契机成立的学生劳权社团，校内学生自治组织里也有少数专注劳动议题的学生，但在这波修法之前，清大的劳权组织只剩一息尚存，且鲜有人闻问。这次从清大出发参与游行的四、五十名青年学生中，过去大部分都未曾投入校内劳权社团，有的是刚从校园毕业的年轻劳工，有的兼顾劳工与学生身份，有的人刚从职场回到校园，大家都是被这波政府发言激发出强烈不满，对台湾劳动处境感到愤怒，才首次参与劳权抗争。带着愤怒、不满或好奇情绪的这群学生，各自揣着不同的抗议经验上街，更难以想像1223游行当天后来的发展。这群清大学生粗略可以分成游行校内召集者、一般参与者、调查团访员三种视角；透过不同视角的交织，也许可以描绘出另一幅1223抗争现场景象。
1223抗争现场的行动与转折
清大队伍在1223反对劳基法修恶游行的当天经历，可以经由五个重要事件，区分出不同时间区段：
一、约下午一点半到三点，队伍集合到游行出发
当天一部分清大社会所同学号召清大学生上街，在新竹集合后，北上于监察院集合，接着一同前往民进党党部前集合。社会所游行召集人M事前曾透过校际运动网络，并以社会所学生会身份参与第一大队（注二）筹备会：“前往党部前，我先依照筹备会时接收到可能临时行动的消息，告诉现场的同学若游行时看到有大队开始停止游行，出现其他动作，那么就表示可能会有加大抗争强度的行动出现，请可以接受的同学也加入，不能接受的同学继续游行。”当时在党部前现场有几个行动剧与短讲。
在游行前，清大调查团把握有限时间做现场问卷调查，访员J：“当天来的民众普遍年纪都不小，很多五十多岁的，有夫妻一起来，甚至有带爸妈（阿公阿嬷年纪）到场的，还有许多年轻劳工、NGO等。”
游行开始后，社会所同学拿着各自的标语、旗帜，随着指挥车方向走及喊口号。社会所同学Z：“这样的安排跟我以往的经验不太一样，类似的工运都会由劳团先冲，然后学生或其他参与民众在后头，我并不是很清楚会为何第一大队是被安排在最前面。”接着，当队伍走到忠孝西路时，指挥车稍微等了一下，后面第二三四大队突然跟大家说要折返回去。
二、约莫下午三点多，第一大队折返后，在行政院前与警方冲突
当时清大社会所、东海人间等团体及具社运经验的散户往回跑，看到工会队伍已先占领忠孝西—中山北路口，当时指挥车大喊：“警察出去不要介入游行。”不久后指挥车则指示：“原订的路线被警察更改，所以要冲破中间的封锁。”访员J：“马上就看到南产总（台南市产业总工会）很熟练地手勾手开始冲，中间警力大约一排，在两三次后就被冲开。”
后来，有部分人往中山北路走，尝试要把路障推开，另一群向行政院跑的青年（由不同院校同学组成），多是事前与Ｍ讨论自己可以承受高抗争强度的人。根据M的口述，当时也听到过去曾在异议性社团有合作经验的运动者边冲边喊：“可以冲的注意安全，脱掉书包往前，不行的待在队伍！”随后，一群人把行政院门口的路障拉倒，但多数人不清楚计划是要占领行政院前的马路，使得突袭行动后援不足，群众并未快速聚集。
在忠孝西路时，由于抗争动线不清，有群人往地下道走，社会所同学T也进了地下道，T表示：“当时满害怕的，后面好像被警察围堵，其他人进不来，前方没看到人，我走在地下道时觉得很不安。”群众从地下道出来后被分散成两群，一部分的人往左边走，想要去把被路障和警察堵住的群众放过来，所以发生一些小冲突，剩下的人就待在地下道出来的两侧。
三、下午三点多到四点，在警方包围下，现场民众开始就地静坐
在行政院前第一波冲突后，第一大队的成员四散于行政院及监察院前的路口，此时指挥车则告知，接下来将停止游行改为持续静坐直到被警方驱离，同时也尽可能提醒现场群众可自行选择要继续留下或沿着北车方向离去。
召集者M认为：“我有点担心上一波冲突会对有些同学造成身心刺激或不适应，所以和同学们聊了一下，部分的人表示：‘不知道要往哪里冲’、‘不知道主办要干嘛’。”而在主办方宣布开始静坐后，由于缺乏明确指示，让许多人对行动感到茫然，因此选择离开现场，散户参与者流失的速度相当快，而清大的同学也有部分陆续离去。
四、下午五点多，指挥车宣布整队，要冲撞“最后一波”并解散
一直静坐到傍晚五点多，指挥车忽然改由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桃产总）的毛振飞领导，要群众整队、准备“最后一波”冲撞行政院。而当指挥车开向政院门口、群众与警方发生推挤时，前排传出“有人受伤”的消息，因此冲突暂停。现场的指挥状况相当混乱，指挥要求群众疏开通道让伤者出来，僵持了五至十分钟，同时警方持续动作，群众零星呼喊着“警察后退”、“警察不要动”等口号。此时现场气氛已逐渐降温，虽然前端的抗争者仍想继续冲撞，指挥却突然宣布游行解散、择日再战立法院。有许多参与者不愿解散，不满而与工运团体隔空叫嚣。
“我和同学及几个学生运动团体的成员们，临时拉到旁边开了个紧急会议，想商讨出下一步青年团体的策略。然而就在商讨的过程中，指挥车开走了，原本士气高昂的群众也开始散去，而我们就往高教工会那边走去找青年工会组织者讨论后续。”召集者M说明。
五、约晚间八点，警察准备清场，群众展开游击战，最后发生东三门驱离事件
主办团体与相关工会在六点多离开后，现场留下的多是青年团体、自发群众，约有400至500人，在没有明确组织引领的情况下，轮流短讲至晚间八点多。当时已经过了集会申请时间，为了避免被警方顺势驱离、恢复路口通车，因此示威者开始自行整队、往马路中间扩散，此时警方也开始集结、准备驱离。M回忆，当时大部分人开始往北车方向移动，“前端的人开始往后喊说我们要冲向街道中间，于是一种向闹区造成交通干扰的‘游击’就开始。”
参与者Z：“我们一路喊口号，到了西门町、市民大道等街口的时候就在斑马线上‘休息’、停留十几分钟瘫痪路口的交通。” 参与者Q说：“过程中也是有一些零星冲突，像有人被公车按喇叭，就挑衅地坐在地上，也有人因为被机车骑士骂而跟对方互相叫嚣。”绕行西门町一圈之后重新回到中华路上，附近大部分的路都被警察封锁了，拿麦克风的人提到市民大道旁仍可通行，而后大家沿着市民大道旁一路走到北车的北门。到了晚间十一点多，群众讨论后决定不前往民进党部，而是回到忠孝西—中山南路口。
当群众回到行政院旁，警方人数是抗争者的数倍，也开始围堵、准备清场。M：“主抓mic的人开始要大家讨论下一步，但他们对当时情势的判断是，因为抗议者与警察人数悬殊，找不到持续抗争的突破口，因而倾向解散行动。其实在当时的情势判断下，解散意愿是比较高的，因警察人数悬殊又没有突破口。后来身旁有人说中山南的某个小巷是通的，于是一群人又往小巷去，可惜队伍后段被警察拦截，以至于最后到东三门的人数也只剩一百多人。”
参与者Z：“我们约四十来人在无任何说明、举牌的状况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警方一再说‘我们要保护民众的人身安全’、‘我请你们离开’、‘你涉嫌煽动群众造成公共危险’等。直至将近凌晨两点，介寿派出所所长蔡汉政强行把律师以及一名进行拍摄的民众拉上警备车。”
从游行到游击，直到凌晨两点多，三台警备车开走，分别将包含律师在内的“陈抗者”载到大湖公园、南港和关渡等距离抗争处数十公里的远处放掉（这在台湾抗争场域通常称为“丢包”），而在东三门原本被围在外圈的人也才渐渐散去⋯⋯
运动现场的三种情绪：陌生、困惑、愤怒
对参与游行的清大学生而言，1223这一天的心情几经起伏，从出发到台北、准备、路上行走喊口号，再到冲突、静坐、被宣布解散，而后突如其来的游击、被警方长时间困住限制行动、到警备车上、被丢包而后离开，虽然每个人亲身参与的时段不一，然而透过网络连结与手机即时通讯，仿佛都共同经历、共享紧张或激愤的情绪。历经五个不同时间段的抗议活动，也不再是下午游行的面貌，这个夜晚似乎也特别漫长。
“陌生感”几乎是所有清大的参与者在这场运动的第一种感受。游行队在监察院门口集合时，除了号召校内参与游行的召集人M因为事前参与主办方会议，知道将会有抗争行动之外，大部分的人都在尝试体验、理解这场十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劳权抗议。示威前晚临时成立的清大调查团，聚集了十余名访员，透过问卷调查现场民众的背景与参与动机，发现现场抗议民众的组成多元：有年轻劳工爸爸利用唯一一天休假抗议、亲子共学团的妈妈们推着婴儿车带孩子一起参与，在工会、NGO团体之外，也有非常多自行前往的民众。
对许多第一大队的参与者来说，整场游行的指挥与行动安排也很模糊。两点多后整个游行队伍是以第一大队作为开头的；开始游行后，同学之间耳闻将有占领行动，却不清楚时间点与位置，直到忠孝西路口指挥车突然宣布折返，被指示冲入地下道、返回忠孝东路，站在前排的同学和其他参与者开始往回冲，与警方有直接的推挤冲突。“为何我们在队伍前方？”“工会参与者在后方哪里？”“这波推挤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困惑都要到约四点，整场嘉年华式游行转变为持续的静坐抗争后，才在同学间开始讨论，大家共同的焦虑是“不知道要干嘛”。此时第一大队的带领者在附近说明，第一大队的工作不是要冲撞，请民众自行评估是否参与，这些说明却让众人更加困惑了。有访员也开始试想，学生团体或许还有提早听闻占领行动的可能，但刚刚受访的那些民众根本无从得知，静坐现场人人面面相觑。
“困惑、无所适从”的感受大概在五点多来到最高点，指挥车要求群众整队最后一波冲撞行政院，与警方僵持下，指挥车很快地陆续传达“前进、后退、解散”，留下错愕的众人，“就这样结束了？”游行的动能在混乱的场面下快速消散，许多民众不明就里的离开。现场瞬间少了许多人，这场运动能量本来源自对民进党政府的“愤怒”，在那个现场，也部分扩散到这场劳权运动的运动内部，这场运动该怎么安排？该由谁带领？青年是否只是配合的角色？
宣布解散后，部分工会团体、学生团体、NGO以及部分民众不愿离去，但因为预期集会申请时间过后将有清场行动，四面传开阻扰交通的抗议方式，开始了所谓的“游击行动”。奔跑到深夜，社会所几名学生被围堵在北车东三门前长达两小时，直至最后被丢包郊区。整个抗议过程警方限缩游行路径、动用大量拒马、围栏，最后在无法源依据下展开包围限制行动，警方的阵仗、手法远远超越以往的规模，这些民进党政府的应对措施无疑助燃了参与者的愤怒。
青年登场，工会未退位，然后呢？
参与者在现场的“陌生”、“困惑”或“无所适从”，乃至“愤怒”等情绪与感受，事实上跟运动整体的参与状况密切相关。就整场行动来看，许多前来游行的参与者并没有运动组织的背景，但充分展现出对劳动环境恶化的关切忧虑。这些溢漏于既存运动组织网络之外的抗议参与者，是以往劳权抗议运动里少见的生面孔。
如果我们姑且将所有当天游行的参与者，大致粗分为工会运动组织参与者、非工运运动者（如学生劳团、大学异议性社团等），以及主要不是经由运动组织动员的一般参与者。这三种不同性质的参与者在运动现场彼此互动，因为对工会抗争传统的认知与经验不同、组织决策权参与或知情程度不一，以及对抗议活动的退场机制与时间点想像有异，生成了这些歧异却深刻的感受。当一场全国性议题的劳工运动，开始有大量非工会动员的参与者加入时，参与者的多元组成让现场的每个事件都充满了更多的可能与变数。
调查团的现场问卷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日的情况。筛选掉主要由工会动员参与者构成的第二、三、四大队样本后，第一大队的样本中有两成人是第一次上街头，其他八成有抗争经验的参加者，也仅有三成左右参与过劳动议题相关的抗争。根据调查团在现场的计算，第一大队的参与者占约当天游行人数（以最低警方估约5000人计，主办方估约一万人）的二分之一，换言之，在一个工运抗争的现场，约有四分之一的参与者从未参与过与劳动权相关的抗争。
我们在现场观察发现，可能因游行主要组织者对群众组成的掌握不足，控场较为生疏，有时会出现指挥者与群众无法有效互动的状况，部分社运经验较少的青年抗争者也难以深刻参与其中，像是游行路线混乱，或者是指挥车多次带唱劳动者战歌，但非工运系统动员的民众还是感到很陌生。此外，现场指挥车宣讲的内容和语汇，其对话对象的基本预设也是工会成员和特定行业，并未有让自主动员的民众进入抗争情境的措施，也间接导致当天的游行焦点无法有效集中，参与者也不一定能理解或能够跟着一起行动。
在同一个样本中（排除二、三、四大队后）的其他指标也提供相当有力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参与者的整体性质与工运的潜在社会基础。在年龄分布上，20到34岁的参与者占绝大多数，比例超过四分之三（76%），专业人员占比超过四成，再加上助理专业人员后超过五成，而不是一般所认知的蓝领劳工。产业别以“信息及通讯传播业”跟“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的受雇者为最大宗，分别是23%跟13%。而不论是年龄、职位或产业别，与何明修《青年登场、工会退位》一文相类似的是，我们同样观察到这次参与者所蕴含的的异质性，以及新世代或是青年人这个参与群体在这次抗争动员的重要性。
然而，若以二、三、四大队的总量来看，工会组织所动员组成的参与者占了总游行人数的五到六成，因而对“1223反劳基法修恶大游行”比较适切的描述，绝非如民进党所说都是“少数劳团”跟“假劳工”，而是主要由劳团工会与没有工会组织背景的年轻受雇者所共同组成；晚上延续的部分，则是由留下来的劳团工会零散几十人、学生青年团体数十人与单独个体户们临时成团，却意外并发出激烈少见的游击抗议“全员逃走中”。
而我们要追问的是，非工会动员的青年劳工、学生抗议者在这场抗议过后，对劳权运动的轨迹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是船过水无痕？出关播种，合作遍地开花？还是有其他的可能？这大概是坐着客运摇晃回新竹的我们，心里最大的疑问，也是所有人共同面临最大的功课。
（清大调查团，适逢1223劳基法大游行，由清大学生临时组成的游行调查团）
注一：调查团在游行现场采用的是晚近西欧由Bert Klandermans跟Steffan Walgrave等学者力推的“抗议调查方法”（protest survey method），一共完成662份问卷（383份网路问卷与279份纸本问卷），至少约是现场参与人数的13%（以最低警方估约5000人计，主办方估计约一万人）。在资料处理上，由于问卷跟纸本的性别比、年龄分布结构相似，因而将两份资料合并。问卷内容包含受访者基本背景、就业与劳动状况、动员的信息管道、参与抗争的经验与抗争类型等，目的在于探讨“谁来抗议？”与“为什么来抗议？”，理解抗议者的多元样貌。在抽样策略上，我们根据主办方于现场游行所区分的一、二、三、四大队来进行分层的立意抽样，并根据现场人群分布状况平均地抽样，尽可能在游行队伍移动之前，让每一位参与者有同样的机会受访，约有四分之三的问卷是在下午2点54分游行队伍移动前完成。这份调查由一般参与者为主要组成的第一大队作为最主要的抽样对象（青年学生跟亲子、高教、学者、劳权会、与医护警消公部门组成），一共有574份样本，这篇文章的推论基础也是以这574份样本。这个抽样策略紧扣着我们的问题，是哪些非工会组织动员的参与者前来参与游行？这些人为何来参与？
注二： 根据主办单位游行前的脸书公告，依据群众特性分为四个大队，包含民进党党部主舞台前方的第二大队（各县市产业工会）、第四大队（全产总、全金联、电信工会）以及林森北路端的第三大队（各NGO团体），以及第一大队（青年学生跟亲子、高教、学者、劳权会、与医护警消公部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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