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子轩：达沃斯之后，中国经济要打的三场大仗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依旧冠盖云集，最受瞩目者当属千禧年以来首位登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他如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印度总理等重量级人物也都莅临阐述己见，可谓大国领袖的个人秀。中国方面，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出席。若论起目前职位，刘鹤只是正部级，但他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财经左右手，等于以影武者的身份代替习近平在论坛发言。因此外界都很好奇，北京想要对外传达何种信息。

自习近平接班后，提出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因为过去依靠需求侧经济刺激成长的政策已经突显局限，过多的供给超出需求，形成结构失衡。所以中国政府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方案，目的在于减少一些供给，并鼓励企业投资与提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这背后的设计者被视为是刘鹤。

是故，本次中国派出具有留洋背景的刘鹤，不只是要让西方认识这位未来的对手与伙伴，亦是让世界了解习核心的改革思维。在刘鹤的讲辞里，除了重弹官方制式的宣传语言，更在昭告天下，中国决定进行下一波改革。目前看来，改革主要会从三个关键着手，包括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精准减贫，以及控制污染。

债务问题能否化解？

首先来看所谓重大风险，一言以蔽之即是债务问题。在习政权的第一个五年，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借贷驱动的。根据IMF研究，2012年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名义贷款增长一倍以上，拉高了GDP。若没有过度放贷，过去五年中国平均GDP的成长率大约只有5%多。截至2016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占GDP比已达230%，信贷缺口（Credit-to-GDP gap）约为GDP的25%，远高于国际清算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门槛（注一）。

而且，中国的信贷效率低落，越来越难推动经济。2007年要提升5兆人民币的名义GDP需要6.5兆人民币，但到2016年则需20兆。这意味着资源配置错误，变成不可持续的成长。其中占据最大比例的当然是企业贷款，衍生出许多亏损严重、需倚赖政府或银行挹注才能生存的僵尸（zombie）企业。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利用信贷继续产出，导致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排挤正常企业的融资，拖累整体生产率。

除了僵尸企业，还有产能过剩部门与国企，前者包括煤、钢、水泥等产业，约占企业总债务的10至15%，后者约为57%（有的算法可达七成，因为连僵尸企业也算在内）。中国政府主要以债务重组、削减产能等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但进展甚微。例如在粗钢方面，由于既定的投资计划，关闭的多是原本闲置的生产线，估计2018年的产量仍接近2013年的水平，约占全球的一半。这些企业的债务也没有明显下降，政府甚至继续提供部分企业再融资。

此外，家庭负债成长的速度也很显著，大约占GDP的45%，已是2008年的三倍。负债成长主要来自于房屋贷款，基于有房斯有财的传统观念、缺乏理财工具，以及政府管制资本外流等因素，使得多数中国人民只能选择房产投资。由于中国人民过度相信隐性担保，也就是指政府基于稳定，不会让房价大幅下跌，如此扭曲了风险定价，让资产价值过于高估。因此可见政府宣示去库存，但房子越盖越多，房价仍然不断攀升。

即使外界普遍对中国的信贷感到忧心，但北京仍坚持债务可控，习政权认为强调质量而非数量的改革已见初效，只要GDP成长在6%以上，都是政府能接受的范围。在此前提下，债务累积会放缓，对金融体系威胁将越来越小。此外，中国储蓄率高乃是信贷激增的因素之一，只要适当调整储蓄与消费的比例，便可化解部分问题，这亦是刘鹤曾经提过的主张，会如何实践也引起外界兴趣。

减贫仍是难题

再者就减贫来说，乃是习政权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近几年来，中国农村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快于城市，且2014、2015，乃至于2017年都高于GDP增长，只有2016年略低于GDP增长。为此，中国政府付出巨大的成本，千禧年脱贫的代价约为每人48美元，迄今已经超过200美元。这有助于减清城乡差距，依照统计局的数字，象征不平等的坚尼系数（基尼系数）已从2008年的高点0.49，略降到2016年的0.46。

根据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从2016到2020年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对象是7000万贫困人口。预计每年使一千多万人脱贫，2020年将约有五千多万人脱贫，政府再提供社会安全网给其余无法工作的贫民。5000万人的数字是依照中国贫困线，即是年收入2800人民币所计算出来，此略低于国际标准，后者从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约为每天1.9美元。无论依何者，中国都可望在2020年达成目标。

然而，这只能说是帐面数字的美化，事实上仍有许多贫困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过去中国政府一直相信经济成长是靠农业人口转出成为制造业，乃至于服务业劳动力的结果，而城镇化则是提供良好的居住与工作环境，亦可加速增长。伴随此种思维的政策，就是将资源集中于城市，相对地抑制农村，像是限制集体土地入市，使农村难以发展。

因此，习政权上台后提出所谓的新型城镇化以改正既有弊病。依目前观之，纵使官方察觉问题所在，仍旧无法有效解决。如建立新城安置农业转移人口，有研究指出，即使这些农村移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生活成本也随之提升，且就业常常不足，未必有利于农民。不少论者皆认为，城镇化应是为农民创造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为基础，而不是像中国式的先盖城再拉人，这便是过度强调GDP的错误结果。

此外，居住于城市的农民工，生活可能比在农村更苦，若携家带眷，更是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援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为例，研究发现，2011年有八成以上家庭收入低于贫穷线，却无纳入低保。这可能是人谋不臧，因为审核资格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衍生出了许多贪腐。中国社科院的报告就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反腐投诉案与地方扶贫有关。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只能靠不断的惩贪平息民怨，让农民脱贫雪上加霜。

需注意的是，要解决世代贫穷问题，还必须有其他的政策配合，如教育、社会救助等，这些多是中国力有未逮，需要外界协助的地方。像是去年年底世界银行刚批准一笔关于教育的贷款，该款项将投放1.2亿美元到广东省欠发达的16个县份，协助这些地区安装IT教学设备、培训师资等。计划特别关注留守儿童与残疾儿童，他们是中国迅速发展过程里最被冷落的一群，也是习政权无可避免的难题。

以治污争夺清洁能源产业龙头地位

最后是治污，在众多污染里最为外界所诟病的，便是燃煤。中国是当今世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占全球排放量的两成五到三成。在“十二五规划”里，习政权宣示控制碳排放。根据官方资料，2015年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下降0.6%、2016年下降0.35%，这些数字与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字有所出入，后者估计中国在2015年下降1%、2016上升0.7%，2017年则再上升3.5%。

这不能说是“十二五规划”的失败，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向来充满不确定性。除了定义与衡量能源消耗的方式与国际不尽相同，各省能源消费与生产的数据亦与中央的统计冲突。不少人相信，中国减少燃煤是由于经济活动放缓，整体的排放量并没有真正下降。其实争辩中国的碳排放量是否已达顶峰并无实益，各国更在意的是，中国会怎么借着使用清洁能源，进而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气候变化政策体系。

在“十三五规划”里，习政权已确立节能、低碳与清洁化的能源发展方向，国家为此大力扶植新能源企业，最重要者莫如太阳能。之所以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一方面是完成国际承诺，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已达14.3%，接近2020年15%的目标；另一方面亦可确立在清洁能源产业的优势，现在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国，截至2017年7月，中国太阳能板容量为112千兆瓦，已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这足以主导该产业的规则。

同时，由于美国选择放弃《巴黎协定》，等于让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地位。透过重视气候变迁的形象宣传，中国正在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就目前观之，中国仍不具美国的实力，需要其他大国配合，才能共同领导。但中国仍旧努力争取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最新的尝试是于去年年底启动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企图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也不断向各国推销太阳能、风能等技术，扩大在清洁能源产业的影响力。

中美保护主义的对碰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从风险、减贫到治污，尽管与国际部分认知不全然相同，但中国政府早已胸有成竹，有信心缴出亮眼的成绩单。刘鹤之所以在达沃斯特别点出这三大关键战役，主要是想借此凸显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回应国际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声音。不过他却刻意忽略外界对中国真正的诉求，即是去除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例如是北京去年底宣布要放宽外资对金融机构的股权限制，外资可逐步取得百分百的经营权，而此前已有多家外资与中资银行分手。

普遍性的不良债权、银行与僵尸企业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乃至于对数据资料的监控等，都是阻却外资的因素。但刘鹤只把处理风险列为首要，透过论坛喊话在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基于中国自身处理债转股尚且效果不彰，能得到多少外资回响，恐怕也不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刘鹤此番讲词的内容，大多出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国内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来自于外部，特别是指美国与国际环境，而这两者环环相扣。像是美国强化保护主义的政策，就会使中国受损，也将带起全球化的倒退，不利于中国发展；特朗普的减税措施也将吸引全球资金，影响各国对中国的投资。

职是之故，中国将会想方设法阻止美国破坏既有的贸易体系。2018年初始华府已然依“201条款”，对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紧急限制进口并课征关税，接着还有“232条款”，对外国钢铁进口的调查、“301条款”关于智慧财产权的调查，而这些调查最主要的目标都是中国。可以想见，中国被迫站上火线的压力。不过，中国不太可能正面对抗美国，应会选择息事宁人、尽量满足美国的要求，并将贸易冲突送交WTO进行旷日废时的裁决，再看美国如何出招。

因为中国政府相信，无论是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问题，都不至于影响中美贸易逆差的大局。原因是，华府在权衡国内状况后，能够实施政策的强度有限，例如本次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课征的税率，不仅达不到厂商的诉求，也低于贸易委员会（ITC）的建议，显示美国对外强硬只是表象。只要情势仍在中国可控范围下，也就是不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以汇率战击溃日本的旧事。那么再过数年，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的声音将更形微弱，国际经济体系就会成为以中国为主导的新秩序。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

注一：所谓逆周期缓冲（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CCyB），指的是因为信贷增长过度，为求减轻风险，故设立缓冲资本应对。当信贷周期逆转，资本就可用来支付亏损，让银行可以继续在下行周期继续提供借款。之于国家，就是在它的GDP与信贷间设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过度扩张信贷。国际清算银行通常建议信贷缺口最好是2至10%，缓冲区为风险资产的0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