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子軒：達沃斯之後，中國經濟要打的三場大仗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依舊冠蓋雲集，最受矚目者當屬千禧年以來首位登場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其他如德國總理、法國總統、印度總理等重量級人物也都蒞臨闡述己見，可謂大國領袖的個人秀。中國方面，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出席。若論起目前職位，劉鶴只是正部級，但他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財經左右手，等於以影武者的身份代替習近平在論壇發言。因此外界都很好奇，北京想要對外傳達何種訊息。

自習近平接班後，提出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因為過去依靠需求側經濟刺激成長的政策已經突顯局限，過多的供給超出需求，形成結構失衡。所以中國政府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方案，目的在於減少一些供給，並鼓勵企業投資與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與服務，這背後的設計者被視為是劉鶴。

是故，本次中國派出具有留洋背景的劉鶴，不只是要讓西方認識這位未來的對手與伙伴，亦是讓世界了解習核心的改革思維。在劉鶴的講辭裏，除了重彈官方制式的宣傳語言，更在昭告天下，中國決定進行下一波改革。目前看來，改革主要會從三個關鍵着手，包括防範與化解重大風險、精準減貧，以及控制污染。

債務問題能否化解？

首先來看所謂重大風險，一言以蔽之即是債務問題。在習政權的第一個五年，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靠借貸驅動的。根據IMF研究，2012年以來，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名義貸款增長一倍以上，拉高了GDP。若沒有過度放貸，過去五年中國平均GDP的成長率大約只有5%多。截至2016年，中國的非金融部門的信貸佔GDP比已達230%，信貸缺口（Credit-to-GDP gap）約為GDP的25%，遠高於國際清算銀行的逆周期資本緩衝門檻（註一）。

而且，中國的信貸效率低落，越來越難推動經濟。2007年要提升5兆人民幣的名義GDP需要6.5兆人民幣，但到2016年則需20兆。這意味着資源配置錯誤，變成不可持續的成長。其中佔據最大比例的當然是企業貸款，衍生出許多虧損嚴重、需倚賴政府或銀行挹注才能生存的殭屍（zombie）企業。這些殭屍企業一方面利用信貸繼續產出，導致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排擠正常企業的融資，拖累整體生產率。

除了殭屍企業，還有產能過剩部門與國企，前者包括煤、鋼、水泥等產業，約佔企業總債務的10至15%，後者約為57%（有的算法可達七成，因為連殭屍企業也算在內）。中國政府主要以債務重組、削減產能等措施來處理這些問題，但進展甚微。例如在粗鋼方面，由於既定的投資計劃，關閉的多是原本閒置的生產線，估計2018年的產量仍接近2013年的水平，約佔全球的一半。這些企業的債務也沒有明顯下降，政府甚至繼續提供部分企業再融資。

此外，家庭負債成長的速度也很顯著，大約佔GDP的45%，已是2008年的三倍。負債成長主要來自於房屋貸款，基於有房斯有財的傳統觀念、缺乏理財工具，以及政府管制資本外流等因素，使得多數中國人民只能選擇房產投資。由於中國人民過度相信隱性擔保，也就是指政府基於穩定，不會讓房價大幅下跌，如此扭曲了風險定價，讓資產價值過於高估。因此可見政府宣示去庫存，但房子越蓋越多，房價仍然不斷攀升。

即使外界普遍對中國的信貸感到憂心，但北京仍堅持債務可控，習政權認為強調質量而非數量的改革已見初效，只要GDP成長在6%以上，都是政府能接受的範圍。在此前提下，債務累積會放緩，對金融體系威脅將越來越小。此外，中國儲蓄率高乃是信貸激增的因素之一，只要適當調整儲蓄與消費的比例，便可化解部分問題，這亦是劉鶴曾經提過的主張，會如何實踐也引起外界興趣。

減貧仍是難題

再者就減貧來說，乃是習政權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近幾年來，中國農村實際人均收入的增長快於城市，且2014、2015，乃至於2017年都高於GDP增長，只有2016年略低於GDP增長。為此，中國政府付出巨大的成本，千禧年脫貧的代價約為每人48美元，迄今已經超過200美元。這有助於減清城鄉差距，依照統計局的數字，象徵不平等的堅尼系數（基尼系數）已從2008年的高點0.49，略降到2016年的0.46。

根據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從2016到2020年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對象是7000萬貧困人口。預計每年使一千多萬人脫貧，2020年將約有五千多萬人脫貧，政府再提供社會安全網給其餘無法工作的貧民。5000萬人的數字是依照中國貧困線，即是年收入2800人民幣所計算出來，此略低於國際標準，後者從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約為每天1.9美元。無論依何者，中國都可望在2020年達成目標。

然而，這只能說是帳面數字的美化，事實上仍有許多貧困相關的問題亟待解決。過去中國政府一直相信經濟成長是靠農業人口轉出成為製造業，乃至於服務業勞動力的結果，而城鎮化則是提供良好的居住與工作環境，亦可加速增長。伴隨此種思維的政策，就是將資源集中於城市，相對地抑制農村，像是限制集體土地入市，使農村難以發展。

因此，習政權上台後提出所謂的新型城鎮化以改正既有弊病。依目前觀之，縱使官方察覺問題所在，仍舊無法有效解決。如建立新城安置農業轉移人口，有研究指出，即使這些農村移民收入有所增加，但生活成本也隨之提升，且就業常常不足，未必有利於農民。不少論者皆認為，城鎮化應是為農民創造在城市的就業機會為基礎，而不是像中國式的先蓋城再拉人，這便是過度強調GDP的錯誤結果。

此外，居住於城市的農民工，生活可能比在農村更苦，若攜家帶眷，更是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援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為例，研究發現，2011年有八成以上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卻無納入低保。這可能是人謀不臧，因為審核資格的權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裏，衍生出了許多貪腐。中國社科院的報告就指出，有一半以上的反腐投訴案與地方扶貧有關。由於缺乏有效的制衡，只能靠不斷的懲貪平息民怨，讓農民脫貧雪上加霜。

需注意的是，要解決世代貧窮問題，還必須有其他的政策配合，如教育、社會救助等，這些多是中國力有未逮，需要外界協助的地方。像是去年年底世界銀行剛批准一筆關於教育的貸款，該款項將投放1.2億美元到廣東省欠發達的16個縣份，協助這些地區安裝IT教學設備、培訓師資等。計劃特別關注留守兒童與殘疾兒童，他們是中國迅速發展過程裏最被冷落的一群，也是習政權無可避免的難題。

以治污爭奪清潔能源產業龍頭地位

最後是治污，在眾多污染裏最為外界所詬病的，便是燃煤。中國是當今世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佔全球排放量的兩成五到三成。在「十二五規劃」裏，習政權宣示控制碳排放。根據官方資料，2015年能源相關的碳排放下降0.6%、2016年下降0.35%，這些數字與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數字有所出入，後者估計中國在2015年下降1%、2016上升0.7%，2017年則再上升3.5%。

這不能說是「十二五規劃」的失敗，因為中國的統計數字向來充滿不確定性。除了定義與衡量能源消耗的方式與國際不盡相同，各省能源消費與生產的數據亦與中央的統計衝突。不少人相信，中國減少燃煤是由於經濟活動放緩，整體的排放量並沒有真正下降。其實爭辯中國的碳排放量是否已達頂峰並無實益，各國更在意的是，中國會怎麼藉着使用清潔能源，進而建立由中國主導的氣候變化政策體系。

在「十三五規劃」裏，習政權已確立節能、低碳與清潔化的能源發展方向，國家為此大力扶植新能源企業，最重要者莫如太陽能。之所以大力推進非化石能源，一方面是完成國際承諾，最新的數字顯示，中國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總量已達14.3%，接近2020年15%的目標；另一方面亦可確立在清潔能源產業的優勢，現在中國是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國，截至2017年7月，中國太陽能板容量為112千兆瓦，已佔全球總量的一半左右，這足以主導該產業的規則。

同時，由於美國選擇放棄《巴黎協定》，等於讓出全球氣候治理的領袖地位。透過重視氣候變遷的形象宣傳，中國正在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就目前觀之，中國仍不具美國的實力，需要其他大國配合，才能共同領導。但中國仍舊努力爭取在此領域的話語權，最新的嘗試是於去年年底啟動全球最大的碳市場，企圖進一步減少排放量；也不斷向各國推銷太陽能、風能等技術，擴大在清潔能源產業的影響力。

中美保護主義的對碰

綜上所述不難明白，從風險、減貧到治污，儘管與國際部分認知不全然相同，但中國政府早已胸有成竹，有信心繳出亮眼的成績單。劉鶴之所以在達沃斯特別點出這三大關鍵戰役，主要是想藉此凸顯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回應國際呼籲中國進一步開放的聲音。不過他卻刻意忽略外界對中國真正的訴求，即是去除中國特色的保護主義，例如是北京去年底宣布要放寬外資對金融機構的股權限制，外資可逐步取得百分百的經營權，而此前已有多家外資與中資銀行分手。

普遍性的不良債權、銀行與殭屍企業的關係、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乃至於對數據資料的監控等，都是阻卻外資的因素。但劉鶴只把處理風險列為首要，透過論壇喊話在三年內控制債務規模，基於中國自身處理債轉股尚且效果不彰，能得到多少外資迴響，恐怕也不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劉鶴此番講詞的內容，大多出於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論。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國內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來自於外部，特別是指美國與國際環境，而這兩者環環相扣。像是美國強化保護主義的政策，就會使中國受損，也將帶起全球化的倒退，不利於中國發展；特朗普的減稅措施也將吸引全球資金，影響各國對中國的投資。

職是之故，中國將會想方設法阻止美國破壞既有的貿易體系。2018年初始華府已然依「201條款」，對太陽能電池板、洗衣機緊急限制進口並課徵關稅，接着還有「232條款」，對外國鋼鐵進口的調查、「301條款」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調查，而這些調查最主要的目標都是中國。可以想見，中國被迫站上火線的壓力。不過，中國不太可能正面對抗美國，應會選擇息事寧人、盡量滿足美國的要求，並將貿易衝突送交WTO進行曠日廢時的裁決，再看美國如何出招。

因為中國政府相信，無論是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的問題，都不至於影響中美貿易逆差的大局。原因是，華府在權衡國內狀況後，能夠實施政策的強度有限，例如本次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課徵的稅率，不僅達不到廠商的訴求，也低於貿易委員會（ITC）的建議，顯示美國對外強硬只是表象。只要情勢仍在中國可控範圍下，也就是不再出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以匯率戰擊潰日本的舊事。那麼再過數年，當中國的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一，美國的聲音將更形微弱，國際經濟體系就會成為以中國為主導的新秩序。

（徐子軒，LUCIO策略顧問總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註一：所謂逆周期緩衝（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CCyB），指的是因為信貸增長過度，為求減輕風險，故設立緩衝資本應對。當信貸周期逆轉，資本就可用來支付虧損，讓銀行可以繼續在下行周期繼續提供借款。之於國家，就是在它的GDP與信貸間設立一個緩衝區，以防止過度擴張信貸。國際清算銀行通常建議信貸缺口最好是2至10%，緩衝區為風險資產的0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