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六下午，新北市劳检处剩下两名于周末轮值的劳检员，他们必须看守著幅员内的工地有无差错。那时，翁诗玮突然收到一处下水道工程传出有三名工人窒息送医的讯息，附近消防队已出动，他立即抓起车钥匙从土城办公室直奔现场。
“借过！借过！”当他抵达时，现场已拉起黄色封锁线，工程附近的店家及居民听闻消防救护的警笛声纷纷凑上前围观，热烈地议论著，场面一时嘈杂，翁诗玮只得提高音量，穿过人群向警员表明自己劳检员的身份后始得跨越封锁线。
“人、事、时、地、物”，这是一名台湾的安全卫生检查员在工安事故现场要负责厘清的任务。翁诗玮进到现场后，周遭的工人在一旁踱步讨论，焦虑感随著空气蔓延。翁诗玮在心里不断告诫自己要谨记这五字诀，别被现场的紧张氛围感染。他知道，自己必须冷静地找出窒息事故发生的原因。
依据台湾法律规定，当工地案场罹灾人数达三人以上即属“重大职业灾害”。他先向现场的警消人员打听资讯，再与工地负责人确认，受伤的工人身上穿戴的装备是否符合规定、上工前有无接受教育训练等资讯；同时，他也一面厘清受伤工人与营造厂间的雇用关系。
接著，翁诗玮与一名目睹事件发生经过的工人交谈，他还拍下工地照片。这个下午，他在紧急奔赴现场、根据现场资讯解读事故背景后，他初步判定造成下水道缺氧且导致工人窒息的原因，并将这些资讯回报给负责此案场的同事。
庆幸的是，这三名工人被发现得早，在紧急送医救治后苏醒。而事发的工地，在历经这一段惊魂后，随即排除缺氧风险并复工。围观的人群渐散去，工人继续敲敲打打，一如以往。
劳检员的一天
像翁诗玮一样，不分平假日来回于工地、工厂之间的劳检员，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劳工安全卫生法》前身，下称职安法）修法十年来，许多重大职灾现场的见证者。
2014年，职安法正式施行，同年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成立，陆续推出“325劳检大军”、“千人劳检大军”政策，扩编“劳动条件检查”以及“职业安全卫生检查”的劳检员员额，包含编制内公务人员与约聘雇人员至千人的规模（编按：约聘雇人员属于补充人力性质，并非体制内的正式员额）。
然而，台湾的劳检大军政策，却是累积在多起血汗过劳死的悲剧之上。
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执行长张烽益回忆，在劳检大军政策上路前，台湾过劳死事件频传。此后，职安署每年以约2.9亿元的预算，直接补助地方政府聘用劳动条件检查员，这也导致劳动条件劳检的件数大增——光是从2014到2016年间，劳检件数成长幅度便达5.4倍。
2016年，逸宁（化名）考取聘用的劳动条件检查员，负责抽查企业的工时、薪资计算是否合法，以及协助解决劳资争议、调查劳工申诉案，近年又多了辅导企业转型的业务。此前，他曾是地方政府的临时人员，虽与正职员工承担一样的工作量，但不属于政府正式人员。在这样的聘用身份底下，不仅薪资福利没保障，即使对所身处的职场不满、提起申诉，也多被单位间各自推诿。
逸宁说起自己当劳检员的动机，在于他过往担任临时人员所见闻的劳资纠纷，“当劳检员我可以了解相关法律来保护自己。”他心想著，面对那些违法的企业，他也许可以为跟自己一样的劳工争一口气。
即使当时的自己怀抱如此期许，但现在的他，只想尽快另谋出路，离开这个职场。
逸宁的上班日分成内勤和外勤，外勤时，他会骑车或开车，横越县市内的乡镇，前往被指派的地点进行检查。一次外勤意味著他至少必须前往二至三家公司进行检查作业，而内勤时则会处理现场检查后的行政流程。虽然职务安排如此，但在正式和约聘雇劳检员人力都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像他一样的劳检员，仍得兼任其他庞杂的行政工作。
而内勤日，接听劳工咨询热线、回应各种疑难杂症，更占去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
在内勤日中，逸宁的一天往往从一通通急促的电话铃声中拉开序幕。来自劳工的电话，多问及与劳动法规或自身权益相关的问题。忙碌的办公室里，经常得同时投入三组以上的人力来接听电话。
如果遇到劳工投诉公司，依照规定，逸宁和同事们必须在14天内完成一系列程序：先是到被投诉现场进行劳动检查，搜集相关资料；若发现违法情况，则要赶在十天内寄出陈述意见通知书给受检单位，再等待对方回复后，接著后续的裁处流程。不仅如此，从收到申诉的两个月内，逸宁必须以公文形式回复申诉人，并在四个月结案。
在如此紧凑的节奏下，逸宁的内勤日宛如一场不停歇的耐力赛。让他不得喘息的，还有一个月须完成20件以上的检查案，这已被视为基本的绩效数字。20件的数字怎么来的，逸宁也不清楚，但现实中，一个月有超过20件检查案揽在身上已是家常便饭，“很少有劳检员是完全不加班的。”
除了原本安排好的劳检场次，申诉案件的种种时限，每天如影随形地追赶著逸宁，“我这几年来，每个月加班时数都一定超过20小时，我害怕我一休假案件会做不完。”在台湾的公务机关，每人每月加班时数上限为20个小时，超出的加班时数可以换成补休时数。但对逸宁来说，担忧案件做不完的他，根本不敢多放自己一天假。
逸宁这些年战战兢兢工作是为了争取好的考绩，虽然自己仅是约聘雇的身份，不若职安卫检查员领有风险加给，或像正式公务员享有其他专业加给福利。入职几年后虽然获得调薪，但月薪依旧不及五万元；除了调薪幅度小，升迁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现在至少还有20小时的加班费可以领，”逸宁忆起以往担任临时人员的待遇，虽然口头上这样安慰自己，但仍被尖锐的现实刺痛著：被当成劳动条件守护者的劳检员，在自己的劳动条件上也得妥协。
当劳检员出走
另一边，负责确保劳动环境安全与卫生的职业安全卫生检查员，同样面临高压的工作模式。作为约聘身份的检查员，同样也需要达成每月20件以上的案件绩效；而且，为了配合营造业多在周末施工，他们也得轮值排班。
在轮值期间，检查员除了定期巡视重点工地，确保施工现场符合安全与卫生标准外，还需随时待命，应对无法预测的工安事故。
职安卫检查流程同样分为现场访视和后续行政作业。曾在新北市政府劳检处任职的翁诗玮回忆，2018年加入千人劳检大军时，人力尚未到位，他们在面对台湾多元的产业类型和工厂案件，承受极大工作压力。尤其当行政处分遭企业提起诉愿，无法如期完成案件符合绩效要求时，更让检查员身心俱疲。
“那时候我们劳检员一天至少要跑到四场，这也让现场检查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无论是五人的小规模公司，还是有超过500名员工的大企业，都是劳检员的检查目标，翁诗玮说，劳检员其实多少希望能避开已有多次被检查经验的大型企业，在劳检员眼中，这些案场“很容易‘踩雷’，又要罚钱、又要改善计划、还要追前人的缺失，很累。”而相较这些容易“踩雷”的案场，那些还没人去检查过的公司，反而有机会能在现场发现问题，为劳检员所偏好。
即便如此，目前官方的劳检量能仍不足以覆盖全台劳动现场。自2018年政府扩增劳检人力以来，重大职灾的死亡数字依然没有改善。从当年的285人上升到2023年的300人，其中一半是营造业劳工。虽然数据间有些许起伏，但降低死亡人数的成效依旧有限。同时，职场霸凌与工作压力引发的自杀事件，以及重大工安事故的悲剧，依然层出不穷。
重大职灾一旦发生，辖区劳检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舆论的箭靶。种种压力导致劳检员离职潮的问题浮出台面。地方议员、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多次批评劳检员的高流动率，尤其是约聘雇劳检员的职位，更被许多人形容为“屎缺”。
翁诗玮观察，他任职期间，新北市劳检处每年约有超过三成的职安卫劳检员离职。逸宁则说，虽然劳条检查员的流动率没有职安卫那么高，但问题还是不少，他们不仅被排除在领取风险加给的资格外，还要承受其他隐形压力：尽管约聘雇的劳条检查员隶属地方政府，但人事预算由中央补助，而年终时劳检场次的“达成率”将影响次年的预算编列——而此意味著这些劳检员背负著争取单位预算的压力。
此外，逸宁表示，各地方政府对劳条检查员的职务规划不一，大量的行政杂务让他们难以专注在劳检工作。他坦言，高工时、低报酬的现实让许多检查员的心态变得消极，只把这份工作当作考上正式公务员前的过渡，或是等著被调任到其他单位以继续累积公务员年资。
从政府数据来看，目前全台湾劳检人力的总人数达1033人，与全国劳工人数配置比为1:1.11万，接近 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已开发国家之基准（1：1 万）。随著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严重，劳动人口逐年减少，未来劳检人力与劳工人数的比例也许会更接近这样的目标。
不过事实上，劳检员的员额数与实际在职人数仍有落差，并没有年年满招。资料显示，目前总员额中有696人为安全卫生检查员、337人为劳动条件检查员，他们分别要面对全台超过84万家登记的事业单位。
夹在公部门与企业间的劳检员
劳检大军成军十年后，劳检员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劳动权益守护者的光环。
无论约聘或正式公务员，实际上有不少人把这份工作视为跳板，下一站通常是薪资条件更为优渥的民间企业。对企业而言，“前劳检员”的经历代表他们熟悉稽查流程，更能帮企业规避风险——直白来说，便是企业需要他们以确保自己不至被开罚。
翁诗玮指出，民间企业提供的职位薪资更具吸引力，往往是约聘雇劳检员薪资的两倍以上。像是疫情后逐渐复苏的营造业，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于企业内部设置职安人员一职，这类职位自然成为许多劳检员的下一步选择。然而，除了薪资差距，劳检员选择离职的另一原因，则是工作带来的巨大情绪压力，让人难以长期承受。
翁诗玮忆起起自己刚就任时，曾遇被检查的企业因不熟悉劳检政策而激烈反抗他们进行检查工作。“上面都教我们去劳检时态度要诚恳，但原则要坚定。”翁诗玮也曾被受检单位的人员抢走检查文件并撕毁，有劳检员前辈收到眼镜蛇包裹等恐吓信件也时有所闻。逸宁也说自己遇过厂方把他关进厂房里、限制他们行动不给离开的经验。
面对现场人员的不满与不配合，劳检员只得将姿态一再放低，除了一遍遍解释劳检的目的、救济管道，还要不断地强调自己后续会怎么帮忙改善缺失，只为了缓解受检单位的敌意。回忆起这些经历，两人语气平淡，仿佛在叙述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毕竟，克服阻碍、完成任务，是他们不能回避的日常。
不过，除了来自受检对象的当面压力，围绕在职场及政商间的压力也挥之不去。
一次下班前的周五，翁诗玮依规定对某个案场开出停工处分，隔周他一如往常进办公室工作。不料，正当他落座之际，桌上电话铃声大作，电话那头劈头便问到：“你上周停工的那个案场复工了没？”
电话那头是他的上司，他告诉翁诗玮，有议员在他的办公室，并问到“你能不能直接去现场辅导他们，让对方改完直接复工？”最后，翁诗玮在另名上司的建议下，额外提供工地改善范本照片，请对方依据范本进行改善后，再以照片回报后允诺复工。
翁诗玮说，他过去也有在营造业工作的经验，不是不清楚这个行业的时间压力，如果案场得在周末完成安全防护措施改善作业，他也愿意加班协助复工，但一定要达到安全合格标准才能放行。他还说，若劳检员在受处分单位不满情绪高涨当下就贸然到现场，反而可能会有人身安全疑虑。
不过在现实中，基层劳检员只要开出罚锾或停工处分，不免就会受到类似若有似无的压力，让有些约聘雇劳检员受不了这类难以言明压力，不到半年便离职。逸宁观察，台湾的企业文化让劳检员得额外花费时间向民代或企业一说再说处分的用意，而此也让原本用来检查的时间被迫缩短。
此外，这样的现场角力与拉锯，对刚出社会、或是缺乏实务经验的劳检员来说，来到案场，如果只是拿著法条照本宣科，常遭到现场人员及工地师傅反质疑“不专业”，或是告诉他们“要照规定就自己去做做看”。翁诗玮也认为，当裁罚处分被质疑、甚至进入行政救济程序，将使劳检员承受巨大压力；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有每月的基本绩效要达标。
劳检员是相当倚赖经验的工作，从入职训练到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职安卫劳检员，得经过至少20个场次的实习，至少花费一个半月。除了各产业的专业知识，沟通、心态调适都是劳检员的职场课题，因此基层劳检人力的高流动率、每月绩效制度，都影响整体的劳检品质。
倘若劳资双方因职灾事故提起司法诉讼，劳检员也会被传唤出庭协助法官厘清责任归属。翁诗玮自认自己上法院的经验算丰富，但一旦人站上法庭后仍不住担心：“那个劳工都已经受伤了，我的检查报告会不会有什么地方没写好，害他领不到赔偿？”“那个老板明明能做的都做了，员工还是受伤了，虽然我的报告有凭有据，但会不会对员工不好意思？”
事前，劳检员必须发出预警；事后，劳检员提供的资料还可能左右官司走向。尤其，当劳检员意识到自己的一句话，也可能成为双方律师攻防重点，那股压力更是如巨石压在心头，沉重到令人几乎窒息。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就推广职安卫意识而言，即便劳检员被视为职场“跳板”，其角色或许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价值。虽然劳检员流动频繁，有人因压力不堪离职，有人选择跳槽另谋出路，但对此，张志铭则表现得相对乐观。
“流动率虽然高，但也可以把这些同仁当作种子，他们离开后、去了业界，也可以协助提升职业安全意识。”张志铭在职安署职业安全组担任科长一职，过去也曾是基层劳检员，这样的经验，反而让他不至于对高流动率现象有太多负面的联想。
不过，如何维持足够的基层劳检人力，对职安署而言确实是个挑战。
张志铭自20年前土木所毕业后担任劳检员，如今他已一头灰发，隔著眼镜每周紧盯职灾数据、追著详细事故报告，他说，虽然当劳检员要有一定使命感，但也不必一辈子都绑在同一位置上，“如果不乐观怎么做这些工作？”
截至2024年9月底，统计资料显示，营造业已有66人因坠落、滚落丧命。其中有建案打石工从10楼电梯井摔落后倒卧地下3楼，也有帆布行工人在2.5公尺高的 A 字梯上悬挂广告布条时遇强风而摔落。“坠落、滚落”占了台湾每年重大职灾死亡类型的大宗，常见于营造业，今年“营造业打击坠落年”的目标，显然仍难以达标。
二十多年前，仍在大学就读的张志铭，在课堂上听教授说过，“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这句对台湾职安的批评；二十多年后，在张志铭眼里，这句话依旧是当下台湾工地文化不争的实情。
他解释，营造业的利润是由进度和完成量决定，赶工文化和师徒制让“安全”成为额外的成本，费时费力又花钱。只要之前没出过大意外，有些工班就会想凭经验“赌一把”。赌对了，准时竣工，安全下庄；赌错了，安全与交件期限都被牺牲。在赶工间，进度压力会让人失去对职场风险应抱有的恐惧感。
“我当劳检的那一年，看过各式各样的（断）手指。”翁诗玮回忆，过往他任职劳检员之时，检查过不少制造业工厂，冲床和圆盘锯是常见的板材剪裁和塑型机械。为了安全，新型冲床设计为双手启动，避免单手操作时意外伤到放入板材的另一只手。然而，许多工厂业者会自行改装设备，加装单手启动的开关，以节省放置板材后再双手启动的时间。
那段时间，他的相簿里尽是一截截断指摆在桌上的照片。
然而，无论截断了多少根手指，依旧不敌工厂交货的时间压力。不仅营造业有赶工文化，翁诗玮也说，他曾遇过厂方反控，是被断指的劳工“自己想偷懒”。那名受伤的劳工对翁诗玮说，事故那时有只老鼠钻进他的裤管，他只是想要将老鼠抖出来，却一时紧张压到冲床，指头掉下来。宛如八点档般的夸张情节，却是真实世界的人间悲剧。
“但它是可以预防的。”翁诗玮强调，只要冲床一开始没有被改装可单手操作，一切就不会发生。
然而，即便转职成企业职安人员后，劳检员成了“前劳检员”后，仍无法摆脱来自业主的压力。对不少企业来说，职安部门不仅“烧钱”，更难以直接看见回报。翁诗玮观察到，在台湾企业的逻辑中，职业安全卫生的风险管理往往被换算成金钱成本，从机械关闭重启的开支，到劳工等待的时薪，甚至生产延误的赔偿，无一例外。而对于这些“短暂亏损”，业主的抗拒远超过对风险本身的恐惧。
“老板找你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制造问题的。要停工？那叫劳检员来就好了。”他说这是业界常有的说法。
那句老教授的话——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至今仍言者谆谆。然而，职安法十周年之际，台湾是否能跳脱听者藐藐的循环，真正翻转职安卫的现况？
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许莉莹表示，职安署计划透过修法祭出更严厉的惩罚，将违反《职安法》的罚锾上限从30万提高至150万，同时加强对营造业上游承揽管理的责任追究。违法企业的裁罚纪录将对外公开，促使企业提高守法意识。此外，修法还计划溯及建筑图说，要求新建物设计纳入能预防施工职灾的设施，并在建物完工后保留，供未来维修时使用。
张志铭也补充，署方正持续研发并推广与职业安全卫生相关的软硬体技术，并免费提供企业使用。他指出，除了事后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降低企业改善劳动环境的成本，将减灾政策的重点从“急诊医学”转向“预防医学”，在源头强化灾害防范的措施，避免悲剧重演。
职灾预防必须成社会通念
实际上，劳检大军成军，不无“灾害立法”的概念，政策与立法经常是一桩桩的悲剧事件的回顾。
劳检制度的设立，便是为了预防与改善职场中的安全风险及劳动条件。尽管职安署持续推动职灾预防措施，但学界仍有不少声音认为，现况与理想之间，依然存在巨大鸿沟。
三位职安卫学者在咖啡厅一隅大声争论如何进一步落实职灾预防观念，云林科技大学环境与安全卫生工程系学者游逸骏激动争辩著：“现在的考试制度让补习班可以像以前升学考一样，帮学生画重点猜题，（劳检）证照考试根本没鉴别度！”
“我认为我做了十年才是一个真正的劳检员，”他回顾过去自己担任劳检员的经验，对现行劳检制度感到不满——成效不彰，检查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被简化为在表格上打勾、拍照交差，“这种劳检会有什么用？”
游逸骏强调，劳检员要持续“自我认知、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自我实践”，并质疑职安署这十年间做的预防保护措施拿不出什么成果。
一旁，文化大学劳动暨人力资源学系的学者刘曦宸急忙缓颊，“现在他们（劳检员）的劳动条件可能没机会像你说的可以一直自我提升、拿著法规一条一条在现场慢慢检查啊。”如今几乎被低薪和 KPI 压垮的约聘雇劳检员，没有像当年的游逸骏可以张口疾呼劳动权益的条件。
对这样的辩题，逸宁无法轻易定下立场。他坦承劳检的局限，劳动条件检查是“行政调查”，透过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查核，相较于司法调查，显得消极又被动。这当中，即便劳检员会要求雇主具结资料的真实性，但如果调查结果与申诉劳工先前的说词不符，且未发现违法事实，劳检员只能结案，建议申诉劳工透过司法诉讼，由检察官进一步进行调查。
另一名在场的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学者陈志杰叹了一口气，他认为“职业安全卫生”领域承担了劳工的生命和健康，却未被视作应重点培育的专业。
陈志杰是首位取得美国工业卫生师（CIH）的台湾人。他分享过去协助新加坡建立职安卫风险管理认证计划（bizSAFE）的经验，认为台湾应该仿效，推动职安卫技师的第三方签证制度。他主张，将部分安全卫生业务纳入技师签证范畴，不仅能减轻劳检机构的负担，还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这一专业领域。
游逸骏指出，职场文化仍是左右劳工身心健康的根本因素。
他提到，2021年，一名专精石雕技艺近40年的老师傅罹患矽肺症就医。当老师傅剧烈咳出白色石块时，那些石块其实是多年积存在肺部的粉尘沉积物。游逸骏强调，一般口罩或外科口罩根本无法阻隔这些粉尘，而这些自营作业者，从年轻进入行业以来，长期暴露在二氧化矽的环境中，却对如何预防或杜绝职业灾害完全缺乏知识。他补充，农民施肥与喷洒农药时是否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也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这些风险都超出了劳检单位的掌握范围。
他直言，劳检制度只是对产业的一次职安卫“抽查考”，无法真正依赖劳检员彻底杜绝职灾。
目前，劳动部与教育部合作，在大学开设劳动权益相关的通识课程，并将《劳基法》和劳保知识纳入高中职课纲。对此，游逸骏不以为然。他疾呼：“必须进行全民教育！职安卫灾害的预防要成为整个社会的‘通念’，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还在等待“慢慢变好”的台湾劳动现场
十年来，台湾的职业灾害千人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然而重大职灾死亡案例的数字则起伏不定。10月16日，时任劳动部长何佩珊坦言，要实现今年的减灾目标“有困难”。（编按：何佩珊因劳发署北分署署长谢宜容霸凌案于11月22日请辞，成为台湾任期最短的劳动部长。）
但就在这减灾难以为继的一年，营造业的景气却达到14年来的高峰。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华丽的建案名称勾勒出买家对未来的美好想像。然而，这些光鲜亮眼的外表下，掩盖著工程期间与赶工压力下劳工所面临的致命危机。
赶工的压力将工人推向风险的悬崖边。许莉莹指出，全台负责营造业案场的劳检员仅有约150人——这150人，面对的是全台逾10万个工地的安全检查需求。
台湾的职业卫生研究所、劳检机关，甚至整套检查制度的存在，一再暗示著，现阶段，台湾的劳动环境无法仅靠业主的自律或劳工权益意识来维系。钢梁上的每一步，都是命悬一线。更讽刺的是，那些象征政府捍卫劳动安全的劳检员，自己也深陷过劳的职场泥淖。
见证职安署成立十年的许莉莹仍抱持希望。她说：“我相信，台湾的职安卫进程会慢慢变好的。”
只是，“变好”之前，还得是“慢慢”。
翁诗玮仅担任劳检员一年，他坦言，当时的薪资根本无法支撑他在台北筑梦的可能。而逸宁则常常盼望，有一天能离开约聘雇劳检的岗位。他们不是不清楚这份工作的价值，但在目睹劳动现场的悲剧与职涯无望的现实之间，约聘雇劳检员只能在苦撑和转身中做出抉择。
然而，对劳工而言，他们的一生，没有太多十年可以等待。
（特约撰稿人钟依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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