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纯：“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之战

1968年的“五月风暴”，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在当时还是未来，都激发了持久的内在紧张关系，不同维度之间产生了相互交织的影响。五十年前的法国思想裂变，以吊诡方式影响到数十年后的中国走向。从上游的1968年法国，到下游的2018年中国，这场“精神继承人之战”，成为反思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处境的一个参照系。

六八之后，中法语境中的“激进”与“反激进”

“五月风暴”的影响例证，无疑当属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他看来，“那是一场冲击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体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8年底巴迪欧不仅彻底抛弃议会民主制、法共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毛主义，也和自己的恩师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决裂，面对后者的著名论断——“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巴迪欧无法接受。

相反，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对“五月风暴”的评价却颇为刻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这位《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激烈抨击，有这种观感毫不令人意外。而耐人寻味的是，五十年之后，巴迪欧的激进左翼盟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这一事件也给出了与阿隆类似的评价：“这场本应是左翼的运动，最终却帮助资本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而在中国，“五月风暴”在当年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反响，尤其是其中的毛主义色彩令中国着实激动了一番。钱钢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关于1968“五月风暴”的走读》写到：“1968年，‘法国’一词在人民日报标题上出现100次，其中5、6两月的77次全部与‘五月风暴’有关，年度和月度语温都达到‘沸’级。人民日报将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连在一起，强调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然而，这最多只能证明中国利用“五月风暴”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宣传，并不能证明1968年后的中国政治受到过“五月风暴”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探讨“五月风暴”对中国的影响，相反，探讨中国对1968年欧美左翼运动之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栋。

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告别革命”，2008年熊培云的《“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一文，可以看做中国自由保守主义路径的一种典型诠释。

不过这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在其后数十年的中国思想脉络中，“五月风暴”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告别革命”，力求铲除或抑制中西思想遗产中所有美化革命的成分，为渐进改良开路。2008年，熊培云的《“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一文，可以看做中国自由保守主义路径的一种典型诠释，也和当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高亢调门形成鲜明对照——“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70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然而，将“五月风暴”仅仅诠释为一场“改良”运动，不仅有立场先行的嫌疑，而且对这场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左翼学院派：1968年的“合法继承人”？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与“五月风暴”渊源最深的，当属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这主要是因为所有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么直接参与过“五月风暴”，要么曾经对它作出重要评价或诠释。不妨说，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五月风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合法继承人”，那他十之八九会是一个西马研究者。

在这些可能的“继承人”中，由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姜宇辉、南京大学蓝江、清华大学夏莹等学者所组成的“激进阵线联萌”最为突出。“激萌”以引介当代欧陆左翼哲学为己任，几位重点对象正是齐泽克、巴迪欧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与这一研究领域的传统学者相比，他们不怕在普通受众面前抛头露面，频繁组织各种线下学术讲座和对谈，积极传播研究成果。同样研究欧陆左翼哲学，与汪晖这样享誉国际的学者相比，激萌的言说没有太多地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暂时说不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与陆兴华这样自我边缘化的学院左翼相比，激萌又显得跟主流过于合拍。可以说，“激萌”有意地不在现实政治上站队，以维护自己发展势头，用成员夏莹的说法，“激萌不上街”——虽然巴迪欧自己就对那些空谈激进、毫无行动的学院知识分子有过辛辣的嘲讽。

“激萌”有意地不在现实政治上站队，以维护自己发展势头——虽然巴迪欧自己就对那些空谈激进、毫无行动的学院知识分子有过辛辣的嘲讽。

如果“激萌”只是“牺牲政治换来学术”，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当下也没有什么走上街头的机会，而通过学术播下“激进”的种子，或许比莽撞地四处出击更有长远的效益。不过，从“激萌”的表现来看，他们一边批判消费主义，一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给“蚂蚁短租”做广告；一边批判资本，一边卖着激进哲学的周边产品，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忍辱负重”的感觉。

在“激萌”成员中，作为齐泽克“中国分身”的吴冠军，无疑是其中曝光率最高、人气最旺、批判锋芒最露，却也最受惠于他所批判事物的学者。2017年底，吴冠军曾将“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作为批判重点，认为这些沉浸于购物狂欢的欲望是被马云等人创造出来的。到了今年，他一转身就上了《脑力男人时代》综艺节目，与各路明星谈笑风生。固然，他的偶像齐泽克也上过很多节目，不过至少聊的还是严肃内容，而吴冠军在节目上连一点哲学插边球都没打，单纯享受着自己在镜头面前说话的快感。

在2014年一次访谈中，吴冠军曾说道：“在今天，学界与商界许多地方已经很相似，我碰巧两个界都待过，两者至少还保留有一个区分：投机或其它类似手段能够‘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确立一个人之真实学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枪拿出来的东西。”虽然道理大体不差，但从字面上来看，吴冠军至少是不反对利用“投机”来助推的。无怪乎在同一年，吴冠军就发表了《“群众路线”的政治学》，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讲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再讲到现任领导人的“中国梦”，并一一列举那一年落马的腐败官员作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代表。期间尽管穿插了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巴迪欧，但是除了给“群众路线”作出了一点新颖的哲学解释，并没有提出什么制度上的落实之处，甚至连激进左翼一直强调的“民主参与”也只字不提。

吴冠军在很多方面都模仿齐泽克（甚至据称在澳大利亚读博时还一度学齐泽克留起大胡子），但有一个方面是他断然不敢模仿的，那就是齐泽克对现实政治的批判。2017年底，北京开始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以崔卫平等学者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向北京市政府表达抗议。但包括吴冠军在内的“激萌”，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对“低端人口”的遭遇表示出任何关注。与此同时，自称“毛左”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因为举办读书会被广东番禺警方拘捕，后遭刑事拘留。在此期间，民间从毛派、托派到自由派，都有人撰文声援、并联署要求释放张云帆及其他几位左翼青年。“激萌”对此依然视而不见。今年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被举报在二十年前性侵自己的学生，并导致后者抑郁自杀，网上关注此事的人络绎不绝，但“激萌”众学者仍然不在其中。后有北大学生因关注此事被约谈，有声援被约谈者的学生遭学院报复，“激萌”也依旧保持沉默。

凡此种种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以“激进”为旗帜甚至噱头的左翼团体，除了空谈激进左翼哲学家的理论之外，并不真心对激进左翼理论的应用产生兴趣。而真正的激进左翼，绝对不会对自己所处国度的“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除非这些左翼哲学家们能够让人信服地证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骚扰的女性和被打压的学生，都不属于“人民”之列。

一个以“激进”为旗帜甚至噱头的左翼团体，除了空谈激进左翼哲学家的理论之外，并不真心对激进左翼理论的应用产生兴趣。

倘若上面所说的一切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吴冠军在《人民日报》5月13日版发表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则彻底撕下了激萌的“激进”伪装，露出其国家主义者的底色。这篇千余字的党八股，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句话、一个词能体现一位哲学学者的素养。发文之后，吴冠军不无得意地转发到华东师大政治系的教师群里，大方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因为发一篇《人民日报》文章相当于发一篇权威期刊论文。看到网上的风向不对，他又通过微信朋友圈辩解说，其中不少句子被编辑删掉，他也没有办法。有朋友建议他将原稿发出来以正视听，他没有回应，不了了之。他又接着发了几个微博澄清，说“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欧和拉克劳的理论中都有重要的地位，这篇官媒文章并没有违揹他的初心。

为了不让吴冠军孤立无援，蓝江和夏莹也通过社交媒体力挺。蓝江认为这篇文章并不能代表吴冠军的所有学术，夏莹则“重新定义”了“激进”——“所谓激进，绝不意味着无条件地与主流对抗（和）盲目的行动，它仅以彻底性的批判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于是，一个影评，一种研究，之于学者的我们，都将是一种激进的（彻底性的）姿态。”依此逻辑，“激萌”的“激进”，只针对“不可见”的恶，不针对“可见”的恶，只针对“平庸之恶”，不针对“滔天之恶”。运用到吴冠军的文章上，大概是说吴骂骂脱离群众的官员，本身就是“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已经非常“激进”了。

更加卑微、却更加纯正的继承人

在“五月风暴”50周年之际，虽然有“激萌”成员发表演讲颂扬“反抗”精神，但作为这场运动的精神继承人，中国真正的激进左翼并不在“激萌”成员之间，而在被他们屡次忽略的青年行动者之中。

这一波青年行动者大多来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们的破土而出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年“五月风暴”的原因一样，不能轻易归纳为经济方面。一方面从深层来看，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阶级，如今沦为弱势群体，而国家非但并无相应法律政策来重新保障工农的权益，而且对于争取权益的行动，当局也是以镇压为主。另一方面，当局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为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矛盾，官方对马克思采取了名扬实抑的态度，引起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将前者立场称为“皇马（皇家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划清界线。

自2012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种种新状况，也促进了这一波青年行动的产生，其中包括：以学者、媒体人、维权律师、NGO公益人士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压之后，留下了不少话语和行动的真空亟需填补；以“女权五姐妹”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以更加大胆，更有策略的传播方式，利用新兴媒体和流行符号，为社运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响了后续的青年行动者；各种左翼社团，利用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近的便利，在大学悄悄兴起，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在国际方面，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Metoo运动当然不容忽视，身处欧美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愿意将国外的理念、学术、事件报导，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国内，某种程度上为这一波的运动奠定了一定共识。

作为“五月风暴”的精神继承人，中国真正的激进左翼并不在“激萌”成员之间，而在被他们屡次忽略的青年行动者之中。

粗略来说，这一波青年行动者有以下若干基本特点，正是在这些实质层面上，他们（而不是“激萌”的理论家们）构成了“五月风暴”50周年的中国回响。

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高于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认同。例如“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郑楚然自认“左翼女权”，也曾多次关注女工的权益，并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血汗工厂。张云帆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在北大做过后勤工人的调查报告，在广东工业大学为后勤工人组织红歌合唱队和广场舞。而“北大约谈事件”中的岳昕，也提到自己曾受张云帆女友顾佳悦的影响，她的自述文字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其次，这一波青年行动者对女权主义也有高度认同。发起“米兔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别研究的。被约谈的邓宇昊，正是因为要求北大校方公开“沈阳事件”的相关信息，而“沈阳事件”正是中国Metoo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郑楚然被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污蔑为受到“境外势力”操纵时，张云帆和顾佳悦立刻在网上对郑楚然进行声援。“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关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关乎女同性恋者的权益，同样在所有青年行动者之中引起义愤。

再次，在这一波行动里，一些自由主义元素依然得以保留。张云帆被释放之后曾发表自白书，里面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这是权利！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间，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说过类似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张云帆自称“毛左”，但他和传统意义上的“毛左”并不完全一样，并不热衷于文革语言。相比之下，另一位中国大陆著名“毛派”李北方曾经将Metoo运动斥为一场“白左”运动，而张云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类人，即使他们都认可某个相同符号。

最后，这波运动还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共同点，就是反官僚主义。张云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罗织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发了极大不满。2017年12月8日，孙婷婷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询问关于广工读书会的事，她说自己并不了解。派出所所长便恐吓孙婷婷“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这些官老爷作派，加上孙婷婷后来在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们愤怒的声讨。而北大约谈事件的发酵，校方的官僚主义难辞其咎。邓宇昊被约谈之后，岳昕等人连夜去搜寻他的下落，在交涉过程中，青年们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当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诿，甚至以遭到“境外势力”操纵等莫须有的理由，叫来岳昕之母，将女儿软禁在家。北大校方的种种蛮横无理举动，直接后果就是召唤来一张“两个北大”的大字报，使得这种政治抗议形式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出现。

结语：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抉择？

这波行动尚未结束，我们不知道它会将我们带往何处，但仅就目前青年们展现出来的胸怀、担当和勇气，就足以让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阶段，而必须分析，左翼内部的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之原因究竟在哪里？

除了双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更在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1978年以后，中国将正统意识形态从毛主义逐渐修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新情况，但“中特社”的一个基本预设——“共同富裕”在近十几年来遭遇巨大的挑战。现任领导上任以来，一方面进行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以弥合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十九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尽管就其实质而言，与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经大相径庭。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成了当局招揽的对象，当局既不肯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又无法完全地回归“初心”，如果西马里面有人能帮当局“杀出一条血路”，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一方面名正言顺，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完好无缺，另一方面凭着这些西马学者在年轻学生中的影响力，还可以收编新生代的激进力量。

在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中，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成了当局招揽的对象，如果里面有人能帮当局“杀出一条血路”，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但与此同时，一些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局这种毫无诚意的“不忘初心”坚决不买账，并不惜与这种国家主义决裂，郑姿妍的《中国左派的国家主义：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以及激流网最近发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都是这种立场的体现。

从意识形态学来说，吴冠军前述《人民日报》文章，以及他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学》，再加上《“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都是不合格的产品。显然，写惯娱乐化学术语言的吴冠军，难以驾驭死板却又暗藏机关的党八股。从后续反响来看，吴冠军无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为这个失败的意识形态尝试的众多炮灰之一。不难预见，未来的意识形态战争，很可能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战场展开的：一边是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边是受到马克思启发的青年行动者；一边是高墙，一边是砖头，高墙是砖头做的，但砖头也可以砸烂高墙。

这场战争看似和自由派没有关系，但除非选择移民，否则一个自由派将难以避免在“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选边站的问题。或许有的自由派会认为，目前的抉择好比国共内战时期一样，选了共产党一边的，大多都后悔了；现在的政权并不比当年的国民党要更糟，在国际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国要比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要高得多。自由派为什么不能站在“皇马”那一边呢？说不定它还有改革的可能。

这种想法的错误不仅在于，将当下“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1949年前的共产党类比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它还忽略了一个政治现实：即中国的强大，首先是政府的强大，并不是人民的强大。而政府的强大，也不一定会让人民受惠。有理性的自由派应该认清自己的首要敌人是国家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一同去争夺每一个战场上的胜利，正如当年的“五月风暴”冲垮了“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一样，在理论与行动之间、利益与勇气之间，1968年的真正精神继承人，应该并不难分辨。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