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任其然：孟加拉国——在枪声与管控中，望向中产社会

2018年5月27日凌晨，孟加拉国西南吉大港山区的德纳夫（Teknaf）镇，阿克拉姆尔·哈克（Akramul Haque）的太太艾莎（Ayesha）终于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哈克是执政党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在当地的小领导，地方上的政务专员。在午夜来临前，他被几个紧急电话叫出门，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是谁？我丈夫在哪里？”女人急切地问。没有回答。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一个声音从那边传来。

“不是！”那边有人回答，然后，“啪”，一声枪响。接着是电话这头的尖叫声。

第二天，负责孟加拉国禁毒工作的快速反应部队（Rapid Action Battalion）称，46岁的哈克在部队和毒贩的一场交火中丧生。但哈克的妻子和女儿认为，男主人死于一场快速反应部队参与的谋杀，她们约见了记者，公布了电话录音。被指控方则声称这纯属捏造。

哈克的故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它成为了孟加拉国近年来各种社会政治中暴力执法的一个缩影。从年初开始，总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禁毒计划雷厉风行地展开。先前用于反恐的快反部队被投入这个新的战场，据印度媒体The Wire报导，今年5月份以来，已经有至少200人死于快反部队之手。

住在自己祖宅里的基层公务员兼哈西娜的支持者阿克拉姆尔·哈克，是其中之一。

面对“滥杀”的指控，政府部门矢口否认。

在这之后不久的7月29号，首都达卡街头，一辆私营巴士失控铲上了人行道，时值高峰期，一群学生被巴士辗倒，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当场死亡，另有十二人受伤。

这一事件引燃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随后的一周多时间内，数万大学生和高中生走上首都街头，抗议私营交通部门毫无秩序，抗议政府部门腐败无能而庇护私营运输业者，他们喊着“实现正义”的口号，要求整治运输行业的安全境况。

面对这场运动，哈西娜政府有些猝不及防。她先是召集内阁开会，斟酌加重对交通肇事罪的惩罚。继而是防暴警察在街头清场。数十名学生被捕，在Facebook上转发帖子的不少学生也被定位、逮捕。演员纳沙巴（Quazi Nawshaba Ahmed）因为涉嫌“煽动”被捕，著名摄影师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批评政府动用暴力手段应对抗议，也旋即被捕，并不予保释。

“因为阿拉姆在网上发布假消息，学生们攻击了我们的警察和我们党的办公室……难道正义不应该惩罚他吗？”在Facebook上，哈西娜的儿子，人民联盟的高级顾问暨党的潜在接班人乔伊（Sajeeb Wazed Joy）写到。阿拉姆被捕之后，学生们人人自危，甚至有人贴出“我之前不冷静地转发了假消息”，以求自保。

时间往回三个月，4月初，同样是在达卡，同样是学生，同样是抗议。以达卡大学的学生为首，年轻人聚集到国王花园（Shahbagh）广场，抗议不公正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在孟加拉，有30％的公务员名额保留给1971年独立战争中“自由战士”的后代，而获得政府认证的“自由战士”，今天加起来不到22万人。学生抗议这项实行了超过40年的制度，要求取消不合理的配额。运动从达卡发起，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的校园。

总理哈西娜先是向学生摆出妥协的姿态。4月11日，她宣布政府会实行改革，放弃配额制度。然而，当学生撤回校园之后，军警开始抓捕仍然坚持运动的学生。到了6月，运动耗尽元气，哈西娜挺直腰板在国会宣布：配额制度不会改变。

罗兴亚难民不断涌入、ISIS策划连串恐怖袭击、血汗工厂倒塌导致数百女工身亡……孟加拉国在国际新闻中最频繁出现的形象，莫过于此。但充满争议的反毒运动与不断出现的街头运动，也许更能反映出这个独立了近50年的国度中，挣扎煎熬着变化着的政治生态。

中产

公务员系统顺理成章成为了孟加拉国中产阶级向国家权力吹响进攻号角的第一站，带来了声势浩大但成效不彰的“反配额运动”。这次站出来抗议交通问题的主力，同样是中产阶级或将要成为中产的学生。

逐渐形成的城市新中产，是孟加拉国社会近些年来最大的变化，也是社会运动中最显眼的力量。

这一变化拜经济成长所赐。2015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孟加拉国已经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孟加拉国此前的人均GDP一直属于“贫困”之列。

要知道，孟加拉国的人口密度几乎是世界之最，比叙利亚还小的国土上住着超过俄罗斯的人口（1亿6千万）。泛滥的恒河三角洲每年夏天都会迎来世界上最极端的降水和风暴天气——1971年的一场风暴直接导致了超过30万人丧生。在这种条件下，孟加拉国独立之后的GDP增长居然从未低于2%，近年来更是高达6%到8%，贫困率从1971年的70%，降到了2010年的31.5%。

甚至，相比独立之前的母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社会发展质量要高出一大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孟加拉国的每千名婴儿死亡率，比巴基斯坦要少36个千分点；而在2016年，孟加拉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17.33%，巴基斯坦只有9.73%。

不过，与教育和社会进步不相匹配的是，孟加拉国仍然缺乏高质量就业机会。相比印度逐渐起步的IT业和服务业，孟加拉国的经济依然依赖农业和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纺织、轻工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就业出口。

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国的发展有特殊之处：它并不依赖政府主导拉动，反而是外国援助和非政府部门的行动，带来了显著的经济贡献。这是因为，从1971年独立开始，孟加拉国就是冷战两极在南亚争夺的对象，大量援助不断涌入，这些援助为了兼顾效率，大量委托NGO执行。一个例子是，世界上最大的NGO，是孟加拉国乡村促进会（BRAC）。在孟加拉国国内，BRAC类似于一个无所不能的小政党，在全国各地遍布自己的毛细血管网络。

也就是说，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基层力量更活跃，和外国联系更多更紧密的社会中。尽管哈西娜政府试图将经济发展的功劳计入自己账上，但受惠于经济发展的中产阶级，却天然和这些NGO与外国资金之间形成了纽带，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更活跃和主动。

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50年中留下了大量顽疾。历史中诞生的孟加拉国统治精英，包含了军政府时代（1975-1990）形成的国防统治集团；包含了得益于1975年之后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形塑的商人集团；包含了从殖民地时代一路留下的官僚集团和政党中的政客，但近些年通过向上流动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则被排除在了这些统治精英集团之外。

公务员系统顺理成章成为了孟加拉国中产阶级向国家权力吹响进攻号角的第一站，带来了声势浩大但成效不彰的“反配额运动”。这次站出来抗议交通问题的主力，同样是中产阶级或将要成为中产的学生。两场前后连续的运动拥有着彼此类似的参与者、倡导者和行动方式。

对哈西娜政府和统治精英来说，这大概只是一场长期政治生态变化的开篇。哈西娜的政府也大概正在计算这场变革的速度。就在8月22日宰牲节之前，政府开始摆出宽容姿态，释放善意，两场运动中大部分被捕的学生，都保释出来了。

威权

哈西娜再次上台后，开始进行“转型正义”工程。反对党背后，是仍然强大的军政府时代的遗产和宗教力量。面对这些施政和权力上的障碍，哈西娜选择大谈独立史与孟加拉人的民族认同，作为清理异己、巩固政治稳定的办法。

尽管学生获得保释，但摄影师和女演员却仍在关押。哈西娜政府近年显露出的威权面孔，在应对这次运动时，没有丝毫犹豫。试着联系孟加拉朋友询问达卡的情况，对方讳莫如深，显然，针对Facebook言论的抓捕，让人们担心监控，不敢在网上说话。许多孟加拉国内外的媒体都在担忧：是不是曾经的专制政府又要回来？

在孟加拉国的历史上，军人专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1975年的军人政变，杀死了孟加拉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和他的大部分家人。这场青年军官发动的政变最终失败了，但也带来了其后两届军人独裁政府——齐亚·拉赫曼（Ziaur Rahman）和艾尔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他们的在位时间，加起来长达25年。

孟加拉军人，许多受训于孟国独立以前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政坛盛行着军人干政的传统——军政府和民选政府不断轮替，甚至巴基斯坦的民粹领袖布托（Zufikar Ali Bhutto）也死于军队政变之手。军人鄙视文官政府的腐败和低效，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了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实行统治。孟加拉的军人多少继承了这条“殖民母国特色”。有意思的是，军政府喜欢经济私有化，也喜欢伊斯兰主义。在军政府期间，商人阶级壮大，腐败加重，伊斯兰教作为孟加拉国的国教写入了宪法，和未得以删改的“世俗主义”同时并列在条文中，直到今天。

孟加拉国1991年的民主化，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历史。民主化的两股力量，分别是哈西娜（她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幸存的女儿）带领的人民联盟，和军事独裁者齐亚·拉赫曼的遗孀卡莉达·齐亚（Khaleda Zia）领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这两个政党，就像是旧时代历史轮回的两股化身，在1990年代通过两党制的方式重新降临人间。论及具体经济政策，她们的区别不大，论及腐败和裙带政治，她们一样不差，但一提到历史，两个党就斗得你死我活。

同样是1990年代以降，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在孟加拉国逐日提升，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和伊斯兰主义者更为亲近。普通民众担心日益回潮的宗教思想，痛恨卡莉达·齐亚的腐败，在2009年将哈西娜重新捧上了总理宝座。

哈西娜再次上台后，开始进行“转型正义”工程。反对党背后，是仍然强大的军政府时代的遗产和宗教力量。面对这些施政和权力上的障碍，哈西娜选择大谈独立史与孟加拉人的民族认同，作为清理异己、巩固政治稳定的办法。在2009年重新上台后，她设立了战犯法庭，审判、处决当年在巴基斯坦镇压孟加拉独立运动时犯下屠杀罪行的孟加拉人。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伊斯兰主义者，更不乏反对派政党的高层人物。

哈西娜的策略是成功的，孟加拉人的民族主义一经点燃，公民社会也群起配合。2013年，战犯法庭认定“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阿卜杜勒·卡迪尔·莫拉（Abdul Quader Mollah）参与配合了1971年对孟加拉人的屠杀，判处终身监禁。愤怒的民众占领了国王广场，发起社会运动要求改判死刑。哈西娜政府顺水推舟扩大了审判，莫拉最后也被绞死。但哈西娜却在这场社会运动的配合下获得了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被民族主义压制了下去，使“人民联盟”做到了一党独大，伊斯兰极端力量其后更向公民社会报复，绑架、杀害博客作家、记者、知识分子，“帮助”哈西娜政府打击了公民社会的活力，压制了本来颇为热烈的互联网舆论场。

在绑架暗杀发生时，哈西娜政府作为不多，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2016年，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袭击日渐上升，哈西娜承诺要严厉打击恐怖主义。这时，孟加拉人发现，国父的女儿正利用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名义，走向新的威权。

未来

尽管时常侵犯中产阶级的利益，但这套恐惧与高压的政治，却也不见得与中产阶级的需要完全相悖。尤其是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孟加拉国近年来深受恐怖主义困扰，人们对威权和强人的观感，是矛盾的。

哈西娜的统治基础，来源于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更来源于稳定和发展，也正是为了追求稳定和发展，这届政府走上了日渐高压的道路。

2006年，当时的孟加拉人发现，两党制变相成为一个历史包袱和家族仇恨的斗争场，选谁都一样——腐败、不作为。民众对两党制的失望，促成军人再一次发动政变，这一次，他们驱逐了两党领袖，成立了一个看守政府，试图大刀阔斧，用集权“清洗政治遗毒”，让孟加拉政治回到良性循环的正轨。这届看守政府延续了两年，但它失败了——沉疴积弊已经不是集中权力、来几年自上而下的改革就能解决的了。

然而，哈西娜重新上台时，看到了人民对“重整秩序”的看守政府的支持。于是，新一届政府借用乃至加强了看守政府“乱世重典”的治理办法——反毒品、维稳、审判战犯、社会管控、互联网管控，都向着愈发严格的方向前行。

这些政策意味着给予基层的暴力部门更大的行动权力和宽容度，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他们也不断把新的人变成新的问题，衍生出“解决新问题”的超额权力。死在枪下的基层小党员，很可能就是这超额权力的牺牲品。

尽管时常侵犯中产阶级的利益，但这套恐惧与高压的政治，却也不见得与中产阶级的需要完全相悖。尤其是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孟加拉国近年来深受恐怖主义困扰，人们对威权和强人的观感，是矛盾的：不喜欢，但又不好拒绝。对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似乎眼前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要继续稳定和发展，而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还是保持更多的个人自由，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街头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右摇摆着。

事实是，人们不喜欢哈西娜政府，但如果让反对党上台，他们更不会愿意。孟加拉国走到今天，政治上仍然没有更多选择，哈西娜走向威权，更是让新选择难以出现。到了今年年底的大选，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选哈西娜，让她继续做一个任期；要么就不参加选举，让哈西娜再做一个任期。

大概，把巴基斯坦的新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或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玛玛塔·巴纳吉（Mamata Banerjee）中任一人绑来孟加拉国参加选举，选民都会非常开心地把票投给他们。而走向街头的中产阶级学生会发现，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自己理想中安全、祥和、富足而公平的“我的金色的孟加拉”（Amar Shonar Bangla），他们可能得被迫在这些价值中选择：要先牺牲哪一个？

（任其然，南亚社会关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