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任其然：孟加拉國——在槍聲與管控中，望向中產社會

2018年5月27日凌晨，孟加拉國西南吉大港山區的德納夫（Teknaf）鎮，阿克拉姆爾·哈克（Akramul Haque）的太太艾莎（Ayesha）終於撥通了丈夫的電話。哈克是執政黨人民聯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在當地的小領導，地方上的政務專員。在午夜來臨前，他被幾個緊急電話叫出門，然後就失去了聯繫。

電話接通了，那頭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你是誰？我丈夫在哪裏？」女人急切地問。沒有回答。

「你是不是跟他們一夥的？」一個聲音從那邊傳來。

「不是！」那邊有人回答，然後，「啪」，一聲槍響。接着是電話這頭的尖叫聲。

第二天，負責孟加拉國禁毒工作的快速反應部隊（Rapid Action Battalion）稱，46歲的哈克在部隊和毒販的一場交火中喪生。但哈克的妻子和女兒認為，男主人死於一場快速反應部隊參與的謀殺，她們約見了記者，公布了電話錄音。被指控方則聲稱這純屬捏造。

哈克的故事至今仍然撲朔迷離，但它成為了孟加拉國近年來各種社會政治中暴力執法的一個縮影。從年初開始，總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禁毒計劃雷厲風行地展開。先前用於反恐的快反部隊被投入這個新的戰場，據印度媒體The Wire報導，今年5月份以來，已經有至少200人死於快反部隊之手。

住在自己祖宅裏的基層公務員兼哈西娜的支持者阿克拉姆爾·哈克，是其中之一。

面對「濫殺」的指控，政府部門矢口否認。

在這之後不久的7月29號，首都達卡街頭，一輛私營巴士失控鏟上了人行道，時值高峰期，一群學生被巴士輾倒，一男一女兩名學生當場死亡，另有十二人受傷。

這一事件引燃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隨後的一週多時間內，數萬大學生和高中生走上首都街頭，抗議私營交通部門毫無秩序，抗議政府部門腐敗無能而庇護私營運輸業者，他們喊着「實現正義」的口號，要求整治運輸行業的安全境況。

面對這場運動，哈西娜政府有些猝不及防。她先是召集內閣開會，斟酌加重對交通肇事罪的懲罰。繼而是防暴警察在街頭清場。數十名學生被捕，在Facebook上轉發帖子的不少學生也被定位、逮捕。演員納沙巴（Quazi Nawshaba Ahmed）因為涉嫌「煽動」被捕，著名攝影師阿拉姆（Shahidul Alam）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批評政府動用暴力手段應對抗議，也旋即被捕，並不予保釋。

「因為阿拉姆在網上發布假消息，學生們攻擊了我們的警察和我們黨的辦公室……難道正義不應該懲罰他嗎？」在Facebook上，哈西娜的兒子，人民聯盟的高級顧問暨黨的潛在接班人喬伊（Sajeeb Wazed Joy）寫到。阿拉姆被捕之後，學生們人人自危，甚至有人貼出「我之前不冷靜地轉發了假消息」，以求自保。

時間往回三個月，4月初，同樣是在達卡，同樣是學生，同樣是抗議。以達卡大學的學生為首，年輕人聚集到國王花園（Shahbagh）廣場，抗議不公正的公務員選拔制度。在孟加拉，有30％的公務員名額保留給1971年獨立戰爭中「自由戰士」的後代，而獲得政府認證的「自由戰士」，今天加起來不到22萬人。學生抗議這項實行了超過40年的制度，要求取消不合理的配額。運動從達卡發起，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各地的校園。

總理哈西娜先是向學生擺出妥協的姿態。4月11日，她宣布政府會實行改革，放棄配額制度。然而，當學生撤回校園之後，軍警開始抓捕仍然堅持運動的學生。到了6月，運動耗盡元氣，哈西娜挺直腰板在國會宣布：配額制度不會改變。

羅興亞難民不斷湧入、ISIS策劃連串恐怖襲擊、血汗工廠倒塌導致數百女工身亡……孟加拉國在國際新聞中最頻繁出現的形象，莫過於此。但充滿爭議的反毒運動與不斷出現的街頭運動，也許更能反映出這個獨立了近50年的國度中，掙扎煎熬着變化着的政治生態。

中產

公務員系統順理成章成為了孟加拉國中產階級向國家權力吹響進攻號角的第一站，帶來了聲勢浩大但成效不彰的「反配額運動」。這次站出來抗議交通問題的主力，同樣是中產階級或將要成為中產的學生。

逐漸形成的城市新中產，是孟加拉國社會近些年來最大的變化，也是社會運動中最顯眼的力量。

這一變化拜經濟成長所賜。2015年7月，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孟加拉國已經進入了「中低收入國家」行列，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孟加拉國此前的人均GDP一直屬於「貧困」之列。

要知道，孟加拉國的人口密度幾乎是世界之最，比敘利亞還小的國土上住着超過俄羅斯的人口（1億6千萬）。氾濫的恆河三角洲每年夏天都會迎來世界上最極端的降水和風暴天氣——1971年的一場風暴直接導致了超過30萬人喪生。在這種條件下，孟加拉國獨立之後的GDP增長居然從未低於2%，近年來更是高達6%到8%，貧困率從1971年的70%，降到了2010年的31.5%。

甚至，相比獨立之前的母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的社會發展質量要高出一大截。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中，孟加拉國的每千名嬰兒死亡率，比巴基斯坦要少36個千分點；而在2016年，孟加拉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是17.33%，巴基斯坦只有9.73%。

不過，與教育和社會進步不相匹配的是，孟加拉國仍然缺乏高質量就業機會。相比印度逐漸起步的IT業和服務業，孟加拉國的經濟依然依賴農業和廉價勞動力為主的紡織、輕工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需要更多的就業出口。

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國的發展有特殊之處：它並不依賴政府主導拉動，反而是外國援助和非政府部門的行動，帶來了顯著的經濟貢獻。這是因為，從1971年獨立開始，孟加拉國就是冷戰兩極在南亞爭奪的對象，大量援助不斷湧入，這些援助為了兼顧效率，大量委託NGO執行。一個例子是，世界上最大的NGO，是孟加拉國鄉村促進會（BRAC）。在孟加拉國國內，BRAC類似於一個無所不能的小政黨，在全國各地遍布自己的毛細血管網絡。

也就是說，孟加拉國的中產階級，誕生於一個基層力量更活躍，和外國聯繫更多更緊密的社會中。儘管哈西娜政府試圖將經濟發展的功勞計入自己賬上，但受惠於經濟發展的中產階級，卻天然和這些NGO與外國資金之間形成了紐帶，這使得他們在政治上更活躍和主動。

與此同時，舊的政治體制在過去的50年中留下了大量頑疾。歷史中誕生的孟加拉國統治精英，包含了軍政府時代（1975-1990）形成的國防統治集團；包含了得益於1975年之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形塑的商人集團；包含了從殖民地時代一路留下的官僚集團和政黨中的政客，但近些年通過向上流動形成的城市中產階級，則被排除在了這些統治精英集團之外。

公務員系統順理成章成為了孟加拉國中產階級向國家權力吹響進攻號角的第一站，帶來了聲勢浩大但成效不彰的「反配額運動」。這次站出來抗議交通問題的主力，同樣是中產階級或將要成為中產的學生。兩場前後連續的運動擁有着彼此類似的參與者、倡導者和行動方式。

對哈西娜政府和統治精英來說，這大概只是一場長期政治生態變化的開篇。哈西娜的政府也大概正在計算這場變革的速度。就在8月22日宰牲節之前，政府開始擺出寬容姿態，釋放善意，兩場運動中大部分被捕的學生，都保釋出來了。

威權

哈西娜再次上台後，開始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反對黨背後，是仍然強大的軍政府時代的遺產和宗教力量。面對這些施政和權力上的障礙，哈西娜選擇大談獨立史與孟加拉人的民族認同，作為清理異己、鞏固政治穩定的辦法。

儘管學生獲得保釋，但攝影師和女演員卻仍在關押。哈西娜政府近年顯露出的威權面孔，在應對這次運動時，沒有絲毫猶豫。試着聯繫孟加拉朋友詢問達卡的情況，對方諱莫如深，顯然，針對Facebook言論的抓捕，讓人們擔心監控，不敢在網上說話。許多孟加拉國內外的媒體都在擔憂：是不是曾經的專制政府又要回來？

在孟加拉國的歷史上，軍人專制是揮之不去的陰影。1975年的軍人政變，殺死了孟加拉國父謝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和他的大部分家人。這場青年軍官發動的政變最終失敗了，但也帶來了其後兩屆軍人獨裁政府——齊亞·拉赫曼（Ziaur Rahman）和艾爾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他們的在位時間，加起來長達25年。

孟加拉軍人，許多受訓於孟國獨立以前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的政壇盛行着軍人干政的傳統——軍政府和民選政府不斷輪替，甚至巴基斯坦的民粹領袖布托（Zufikar Ali Bhutto）也死於軍隊政變之手。軍人鄙視文官政府的腐敗和低效，認為自己有責任為了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實行統治。孟加拉的軍人多少繼承了這條「殖民母國特色」。有意思的是，軍政府喜歡經濟私有化，也喜歡伊斯蘭主義。在軍政府期間，商人階級壯大，腐敗加重，伊斯蘭教作為孟加拉國的國教寫入了憲法，和未得以刪改的「世俗主義」同時並列在條文中，直到今天。

孟加拉國1991年的民主化，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歷史。民主化的兩股力量，分別是哈西娜（她是謝赫·穆吉布·拉赫曼倖存的女兒）帶領的人民聯盟，和軍事獨裁者齊亞·拉赫曼的遺孀卡莉達·齊亞（Khaleda Zia）領導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這兩個政黨，就像是舊時代歷史輪迴的兩股化身，在1990年代通過兩黨制的方式重新降臨人間。論及具體經濟政策，她們的區別不大，論及腐敗和裙帶政治，她們一樣不差，但一提到歷史，兩個黨就鬥得你死我活。

同樣是1990年代以降，政治伊斯蘭的影響在孟加拉國逐日提升，孟加拉民族主義黨和伊斯蘭主義者更為親近。普通民眾擔心日益回潮的宗教思想，痛恨卡莉達·齊亞的腐敗，在2009年將哈西娜重新捧上了總理寶座。

哈西娜再次上台後，開始進行「轉型正義」工程。反對黨背後，是仍然強大的軍政府時代的遺產和宗教力量。面對這些施政和權力上的障礙，哈西娜選擇大談獨立史與孟加拉人的民族認同，作為清理異己、鞏固政治穩定的辦法。在2009年重新上台後，她設立了戰犯法庭，審判、處決當年在巴基斯坦鎮壓孟加拉獨立運動時犯下屠殺罪行的孟加拉人。這些人中，很多都是伊斯蘭主義者，更不乏反對派政黨的高層人物。

哈西娜的策略是成功的，孟加拉人的民族主義一經點燃，公民社會也群起配合。2013年，戰犯法庭認定「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阿卜杜勒·卡迪爾·莫拉（Abdul Quader Mollah）參與配合了1971年對孟加拉人的屠殺，判處終身監禁。憤怒的民眾佔領了國王廣場，發起社會運動要求改判死刑。哈西娜政府順水推舟擴大了審判，莫拉最後也被絞死。但哈西娜卻在這場社會運動的配合下獲得了最大的收穫——不僅是反對派的政治力量被民族主義壓制了下去，使「人民聯盟」做到了一黨獨大，伊斯蘭極端力量其後更向公民社會報復，綁架、殺害博客作家、記者、知識分子，「幫助」哈西娜政府打擊了公民社會的活力，壓制了本來頗為熱烈的互聯網輿論場。

在綁架暗殺發生時，哈西娜政府作為不多，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了2016年，針對外國人的恐怖襲擊日漸上升，哈西娜承諾要嚴厲打擊恐怖主義。這時，孟加拉人發現，國父的女兒正利用維護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名義，走向新的威權。

未來

儘管時常侵犯中產階級的利益，但這套恐懼與高壓的政治，卻也不見得與中產階級的需要完全相悖。尤其是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孟加拉國近年來深受恐怖主義困擾，人們對威權和強人的觀感，是矛盾的。

哈西娜的統治基礎，來源於民族主義和世俗主義，更來源於穩定和發展，也正是為了追求穩定和發展，這屆政府走上了日漸高壓的道路。

2006年，當時的孟加拉人發現，兩黨制變相成為一個歷史包袱和家族仇恨的鬥爭場，選誰都一樣——腐敗、不作為。民眾對兩黨制的失望，促成軍人再一次發動政變，這一次，他們驅逐了兩黨領袖，成立了一個看守政府，試圖大刀闊斧，用集權「清洗政治遺毒」，讓孟加拉政治回到良性循環的正軌。這屆看守政府延續了兩年，但它失敗了——沉痾積弊已經不是集中權力、來幾年自上而下的改革就能解決的了。

然而，哈西娜重新上台時，看到了人民對「重整秩序」的看守政府的支持。於是，新一屆政府借用乃至加強了看守政府「亂世重典」的治理辦法——反毒品、維穩、審判戰犯、社會管控、互聯網管控，都向着愈發嚴格的方向前行。

這些政策意味着給予基層的暴力部門更大的行動權力和寬容度，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他們也不斷把新的人變成新的問題，衍生出「解決新問題」的超額權力。死在槍下的基層小黨員，很可能就是這超額權力的犧牲品。

儘管時常侵犯中產階級的利益，但這套恐懼與高壓的政治，卻也不見得與中產階級的需要完全相悖。尤其是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孟加拉國近年來深受恐怖主義困擾，人們對威權和強人的觀感，是矛盾的：不喜歡，但又不好拒絕。對孟加拉國的中產階級來說，似乎眼前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要繼續穩定和發展，而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還是保持更多的個人自由，但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街頭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左右搖擺着。

事實是，人們不喜歡哈西娜政府，但如果讓反對黨上台，他們更不會願意。孟加拉國走到今天，政治上仍然沒有更多選擇，哈西娜走向威權，更是讓新選擇難以出現。到了今年年底的大選，孟加拉國的中產階級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是選哈西娜，讓她繼續做一個任期；要麼就不參加選舉，讓哈西娜再做一個任期。

大概，把巴基斯坦的新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或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長瑪瑪塔·巴納吉（Mamata Banerjee）中任一人綁來孟加拉國參加選舉，選民都會非常開心地把票投給他們。而走向街頭的中產階級學生會發現，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自己理想中安全、祥和、富足而公平的「我的金色的孟加拉」（Amar Shonar Bangla），他們可能得被迫在這些價值中選擇：要先犧牲哪一個？

（任其然，南亞社會關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