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花亦芬：台湾课纲，中国史纳入东亚史非关键，下架“自由主义”才是真问题

日前，台湾高中历史科课纲的调整再次成为媒体焦点。正在审议中的“12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纲草案”中，高中历史新课纲将原本依时序编排的方式，改为欧美高中历史教育惯用的主题式教学；而过去以国别史为导向的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架构，则依次改成3个“分域”，其中，中国分域与东亚合体（主轴仍是中国史）。这些做法引来某些团体抗议，认为是“去中国化”的举动，也因此成为台湾媒体呈现上唯一的亮点（或争点）。

“中国”与“东亚”合体这个做法如何解读，可以见仁见智。但是，走过二十年的历史课纲改革之路，在台湾此刻必须面对的世局比过往严峻许多的情况下，台湾社会如果继续以为，只要台湾史还在，对中国史问题的处理多少有点进展，历史课纲问题就算解决；那么其曝露的，是长期以来不关心世界史教育的台湾社会，未能知道这次历史新课纲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出在哪里。

这个新版“世界史”课纲将过去长期收录的“自由主义”条目下架，而让谈论“西方霸权”的“西方与反西方”条目首登世界史课纲，这一调整其实相当严重，但未获足够关注。在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打压的此刻，社会集体若继续对世界史课纲抱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我们真的能够相信持这种世界观的年轻世代能安然走向未来吗？

后威权时代公民社会需要哪种历史课纲

透过历史教育的启发，学生应学习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积极、有建设性的对话。

德国历史学者Hans Mommsen曾言：“以为可以透过课纲来巩固特定历史图像，这是违反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特质以及方法论基础的看法”，课纲的确不该被视为以“国家”名义保证过的“正确无误”知识框架。但是，在民主还处在深化、巩固阶段的国家，如台湾，因“科举思想”深入民间，“课纲”不仅对“升学考试”有显著影响力，也会反映官方对“教育”的观点和态度。这也就是为何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积极将注意力放在课纲条目应有重点的政策指引上，并作为对全球民主与人权教育的提醒与检视根据。

1969年时，面对民主尚未巩固的西德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Theodor W. Adorno曾借用哲学家康德在《何谓启蒙？》一文所说的“自己招致的幼稚不成熟”（selbst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概念（注1），呼吁西德尽快打造“帮助国民懂得追求心智成熟的教育”（Erziehung zur Mündigkeit）。 因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仰赖有成熟心智的公民来运作，而当时西德社会尚存的种种威权遗绪，须要仰赖有成熟心智的公民来翦除。

这是Adorno为后威权国家在面对“国家认同”与“民主深化”问题时，对国民教育提出的恳切建议。换言之，民主国家的国民教育不该像威权国家那样，直接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规范；而应透过肯认“普世价值”的养成教育，让学习者培养出足够的独立判断力，能自行对“个体尊严”与“国家认同”问题做更好的思考，并与他人好好对话。

同样的，这也是何以由德国首都柏林与前东德城市布兰登堡邦（Brandenburg，勃兰登堡）联合制定的历史课纲，核心理念就是打造公民的责任意识，以促进民主社会运作、帮助世界各族群和平相处为目标。透过历史教育的启发，学生应学习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积极、有建设性的对话。

“中国与东亚合体”是中立命题

换言之，中国与东亚合体，其实是立场中立的命题，既可说是从区域史看中国，也可说是从中国天朝史观看传统东亚秩序的形成，欢迎各自表述，各赢掌声。基本上，以“分域”取代“国别史”一定免不了口水战。

台湾新版的“历史课纲”被纳入“社会领域”，意味着是以培养“公民意识”、“民主自由价值”为主轴，但很可惜新版课纲不仅没有清楚凸显这些价值，反而因为一些基本设定让人感到模糊含混，以至于继续陷入“中国史”定位的争议里。

表面上来看，把中国跟东亚合体，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在于走出台湾过去内向性看待“国史”的习惯，开始注意区域之间的互动；但这个部分并没有如某些绿营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到了“抛弃天朝史观”的地步。因为让中国与东亚合体，也正可以精准强化儒家/儒教“天朝史观”的论理基础，让有兴趣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与儒家经典如何扩散到东亚，继而影响东亚人文精神与天下观、秩序观建立的人有许多发挥空间。光从这次反对新课纲的一些统派学者就是出自某些大学的“东亚系”、或与“东亚研究中心”有渊源，就可略见端倪。

换言之，中国与东亚合体，其实是立场中立的命题，既可说是从区域史看中国，也可说是从中国天朝史观看传统东亚秩序的形成，欢迎各自表述，各赢掌声。基本上，以“分域”取代“国别史”一定免不了口水战。例如，从丝路、蒙古、西藏看中国，一定跟从“东亚”脉络来看很不同。

至于有人争论台湾与东亚的关系，那也要请多了解台湾与太平洋与印度洋“南岛文化”以及“新南向”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及新近发展。“新南向”对台湾年轻世代具有相当不错的吸引力，维持台湾在分域定义上的弹性，对年轻世代的学习者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讲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却不见了？！

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历史流变里的雪泥鸿爪，说穿了，不管披上何种外衣，历史到头来教给学生的，就还是“胜者的历史”。既然如此，公民课纲又何须有一个项目去谈“人性尊严与普世人权”？

台湾历史新课纲这次真正有重大问题的，在于“世界史”与“转型正义”部分。对于后者，课程审议会已经提出具体要求，本文不再赘述。而在世界史方面，新版历史课纲在纳入“社会领域”后，并没有真正紧抓主轴，让学生在社会领域不同科目的学习之间可以培养良好的“统合感”(sense of coherence)。例如，社会领纲的主要宗旨是“涵育公民素养”，但历史课纲却又另立“从人民的主体观点出发”。“公民”与“人民”，可以差距相差甚远，“人民”的概念尤其经常被共产国家滥用、误导。但整体来说，世界史新课纲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就是下架“自由主义”，而让谈“西方霸权”的“反西方”标签上场。

“自由主义”过去长期存在于台湾历史课纲里，却被这次新版的世界史课纲下架，这个做法会对台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自由主义”对台湾到底有多重要？坦白说，这是连部分中国有觉醒意识的大学生都可以说得清楚的：

专政体制的压制本性对自由主义思潮自始至终有所防范，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用民族主义对冲自由主义，以维持意识形态的正统。

然而，台湾历史课纲研修小组却认为，用广义下随人论述的“自由”概念来替换“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并无不可：

“个人、自由、理性”，便将“自由”概念的历史变迁列为首要的探究对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支援、反思、或批评“自由”所形成的两种思考方向。资本主义接近强调个人及经济面向之自由，社会主义则近乎另类的自由，但呈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两种思考方向也都具体反映了“自由”概念的历史意义。

对“自由”概念阐述、批判，是有兴趣、有能力的人都可做的事。这与“自由主义”做为支撑民主社会基础所需的多元宽容思想，意义层次大不相同。

另外，就现代史而言，首先要指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研修小组以19世纪末至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来诠释这个历史问题，对现代史与当代世界现况的了解显然不足。事实上，资本主义可以跟各种意识形态结合，中国不就是绝佳范例？这也正是为何近来开始有研究者认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作业系统”(operating system)，而非“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笔者去年就曾另文指出，台湾历史教育不该把这种诠释见解，透过课纲条目要下一代“安心服用”下去。

不管是从世界史还是台湾史来看，“自由主义”做为现代民主政治与宽容思想的基石，对民主多元国家的历史教育到底有多重要，也可从瑞士首都伯恩（Bern）的历史课纲现代史条目清楚看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就是自由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刻。”

对台湾而言，“自由主义”可连结到雷震、殷海光等人为台湾民主运动所奠定的思想基础。这些有风骨的知识份子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用自己的生命为台湾点燃“自由主义”的亮光，成为后来台湾民主化历程赖以凭借的重要思想。把这么重要、而且可以跟全世界连结的条目从新课纲移除，不正是在移除台湾重要的历史记忆？

如果要照历史研修小组所言：“‘个人、自由、理性’在课纲中是作为思考其历史形成脉络的对象提出的，而非强调其绝对价值的重要”，那么，当一切概念/理念都只是从历史流变过程中，被课纲以“客观中立”之姿当作价值份量不相上下的探讨课题来介绍给学生，而不介绍哪种理念应该为追求自由及多元价值的民主社会所建立与捍卫，以引导学生认识其不可或缺性，那么坦白讲，我们今天又何须教学生去认识像雷震与殷海光这样不畏威权的异议份子？好比对于中国政权来说，忘了刘晓波会很严重吗？

如果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历史流变里的雪泥鸿爪，说穿了，不管披上何种外衣，历史到头来教给学生的，就还是“胜者的历史”。既然如此，公民课纲又何须有一个项目去谈“人性尊严与普世人权”，希望学生学习“为什么人权应超越国籍、种族、族群、区域、文化、性别、性倾向与身心障碍等界限，受到普遍性的保障”？

研修小组有没有想过，在不少民主溃败的社会，普世价值是怎样在国民受教育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被虚无化的？而虚无主义正是极权主义的温床。若应验了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1933年出版的经典名著《十九世纪欧洲史》中所警示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需要被好好捍卫的时代，会变成一个连肤浅、轻信、夸言、政治秀都变伟大的时代——那么最终大家要共同付出的代价，可想有多惨烈？

“反西方”不符台湾现实

说实在，如果这个课纲条目出现在其他与西方有着难解爱恨情仇的威权国家，未必那么令人讶异。但如果从“台湾与世界”的实际关系来看，台湾在历史上各时期到底什么时候反过西方了？

回首来时路。2015年夏天，台湾高中生发起“反黑箱课纲运动”之初，抗议的就是“大中华史观彻底取代世界史观的意图”；而当这场运动落幕时，全台湾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发表声明，希望能把以世界史为导向的“柔性课纲”做为未来课纲制定的新方向。台湾年轻世代很清楚，历史教育不能继续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而应该真正帮助他们连结台湾与世界，培养开阔的国际观。

然而，面对内容浩瀚庞大的世界史，台湾到底该教什么？

新版历史课纲选择“台湾与世界”是很不错的方向。但是既然要谈“台湾与世界”，就该注意，强调“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同时，也要知道“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不可或缺。我们不是要教学生五花八门的零散史实，而是教导用历史性的思考了解台湾与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化互动的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帮助学生养成日后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的能力，进而也能为世界和平努力。

既然“互为主体性”是重要的，课纲编写最基本的原则——“避免贴标签”——就该好好被谨守。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新的历史课纲为何首开将“反西方”标签列入台湾世界史条目的先例？

“反西方”是一个全然负面的标签，即便这个条目是以“‘西方’与‘反西方’”共置的方式标注。但《课纲说明》指出，讨论方向是“对西方霸权与‘反西方’浪潮的省思”。虽然写的是“省思”，但“西方霸权”基本上已经正当化了“反西方”这个标签的正确性。

说实在，如果这个课纲条目出现在其他与西方有着难解爱恨情仇的威权国家，未必那么令人讶异。但如果从“台湾与世界”的实际关系来看，台湾在历史上各时期到底什么时候反过西方了？

西方带来的近现代文明，不正是让台湾年轻世代积极希望自己的历史要放在世界史脉络下的主因之一？从热兰遮城到台积电，哪一样不是西方与台湾互动后对台湾产生莫大影响的历史成果？既然要谈“台湾与世界”，就应该好好以开拓学生面向世界的胸襟为主轴。貌似中立的“‘西方’与‘反西方’”难道不更像是在引导学生进入改装版的“大中国心理创伤史”？

如果真要探讨相关主题，应该参考美国2017年版的 AP World History Curriculum Framework对如何为“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Cultures”（发展与文化互动）设计课纲的构想：先谈“肯认普世价值”(Assertion of universal truths)，然后谈“帝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 (Anti-imperialism)。“肯认普世价值”是维系现代民主政治全球性连结的根本基础，而讨论“帝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则连结到对全球民主发展的关注。这比起更符合习近平胃口的“‘西方’与‘反西方’”好太多了。台湾新历史课纲真的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引发角色混乱的疑虑。

台湾的国民教育应致力于赢得尊严

面对21世纪世界的民主教育革新，台湾应该有抱负，勇敢去创造自己与世界同步的一席之地。对台湾年轻世代所要迈入的明天，这才是真正的保障。

从人类历史来看，教育文化上的“战争”往往因过度预支社会大众的关注投入，而让事件后续无法以更好的识见高度，就事论事处理冲突，反而继续沦为特定小群体专断的情绪性保卫战。当台湾大部分媒体与民意对历史课纲问题的关注，最后就是停留在用“膝盖反应”（编注：即膝跳反应，条件反射）来看课纲好坏的层次，而无法比较细致地关心优质历史教育究竟该有哪些内容，对台湾而言，这实在是莫大的损失。

“十二年国教课纲”既然选择将历史科放在社会领域，那就是准备以培养民主社会“公民意识”、“民主自由价值”为主轴。调性清楚，学生才不会迷航，这也就是何以芬兰教育改革如此强调各科目之间应著重学习“统合感”的养成。如果研修小组心态能够更开放，应该不至于陷入既谈“自治与民主”、却又拿掉“自由主义”；既要台湾与世界连结，却又要谈“反西方”与“西方霸权”的模棱两可之中。

台湾的国民教育要走出过去20年来统独争议的泥巴仗，就要懂得打造属于自己的、有远见与尊严的教育内容，好好致力于从教育上真正做出“价值追求”的差异化，让台湾可以与民主先进国家有更深刻的全球连结。

面对21世纪世界的民主教育革新，台湾应该有抱负，勇敢去创造自己与世界同步的一席之地。对台湾年轻世代所要迈入的明天，这才是真正的保障。

（花亦芬，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1：不愿意、或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进行独立思考，所以只能一直停留在听命于别人指使的幼稚不成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