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作品为“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四季得奖作品。“在场”奖学金始于2021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在场”将为作者的写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IP支持。欢迎追踪Facebook、Instagram，或订阅Newsletter关注。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上周已刊出上篇，最后一篇将在下周末发布。

在乌克兰的两极之间游荡

一

自从大学被调剂进俄语专业，我和俄罗斯文学结缘已有十六年了。当然，我的求学地不是基辅和哈尔科夫，而是莫斯科与彼得堡。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被这场战争分割成了“之前”与“之后”。有师生签名或上街反战，随后开始被当局骚扰；有人逃出国却无所适从，一位老师在脸书上近乎乞讨般地寻找工作机会：“我知道，作为俄罗斯护照持有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上吊，但我还有妻子和孩子要养”。有人暗暗支持战争，把发反战贴的我拉黑；某个平时就爱呼喊反西方口号的学者如今成了官媒上的“主权哲学”代表人物。

但多数人只是沉默。乌克兰同行发布愤怒的视频，呼吁俄罗斯学者站出来抗议，却几乎没得到任何回应。学术研讨会上，俄罗斯学者继续若无其事地与同行争论刊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时，“上帝”这个词该用大写还是小写。2023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会，在现场时刻感受到一种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西方同行期待着俄罗斯学者能有所表态，而俄罗斯学者则优雅地闪躲房间里的大象。当实在无法避免，他们就用“正在发生的事”、“目前的情况”之类的委婉语来指代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诚然，许多人这么做只是出于对镇压机器的恐惧，但有时我也难免怀疑，如果人一直装傻，会不会变得真傻。一位过去对我关照有加的教授在日本问我，为什么这两年不来俄罗斯开会了。我委婉地回答说，目前不是来访的合适时机。她困惑地看着我，轻轻问了一句：“发生什么事了？”

可与此同时，目击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一桩又一桩残暴的战争罪行，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如何颠倒黑白，把一切包装成乌克兰“自导自演”，而多数俄罗斯民众似乎又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谎言照单全收，这不能不让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我感到痛苦。这个民族如此为自己的文学传统骄傲，这个政权多年来把文学当作推广自身软实力的工具，可文学似乎并没有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善良，教会另一些人聪明。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学习、研究这种文学？

在乌克兰和国际媒体上，可以读到太多关于“取消俄罗斯文化”，以及关于俄罗斯文学“帝国性”、“殖民性”的讨论：既然普希金曾写诗为沙皇镇压波兰起义辩护，既然托尔斯泰曾是帝国殖民军队的一员，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无可救药的沙文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既然连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的苏联异见者都憎恨乌克兰的独立，那么俄罗斯文学大可以被全面取消。

然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告诉我，类似文章中有太多论偏颇之处，有对文本的肤浅解读，也有战争状态下情绪化的产物。作为外人，我没有道德权利去评判每日与轰炸和死亡新闻相伴的乌克兰人这里文本读得不仔细，那里表达得太极端。但是在乌克兰，却有着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从小和俄罗斯人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电影，听一样的音乐，他们在学院研究俄罗斯文学，他们照看着俄罗斯作家的故居遗产，他们的书店里卖着俄罗斯作家的著作。我想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故事，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他们如何在战争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我们这个取消文化、身份政治、去殖民叙事占据主导的时代，乌克兰人处理俄罗斯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在自己身处的其他地方解决类似难题提供参照：当时过境迁，社会和人的观念改变，我们应如何处理用后世的标准衡量显得不正确的历史和人物？去殖民的需求和对多元文化的追求出现矛盾时应该怎么办？如何做到既实现转型正义，又不带来社会分裂？

而我也是在处理自己的身份危机：我到底是谁，在俄罗斯生活了那么多年，学了那么久俄罗斯文学，这些经历和知识对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行前准备阶段起，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就给我带来了种种麻烦。无论签证官还是边防官，对于“我是谁”，他们都想听我说一个确定的答案。然而我只有一个不那么确定的答案，和一本确定很糟糕的护照——来自一个在这场战争中立场暧昧的国家，上面贴满了过去的俄罗斯签证。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塔林、华沙、利沃夫，每个疲倦、无聊的官员一翻开我的护照，就会立刻精神起来，然后向我抛出一连串问题：你去过俄罗斯？还去过那么多次？你到底在那里干什么？你学的是什么专业？那你去乌克兰又是做什么？你和俄罗斯还有关系吗？

哪怕突破重重障碍，终于进入乌克兰，我也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向人简单明了地自我介绍。面对一些人，我是“记者”，面对另一些人，我是“作家”，还有些时候，我是“普希金之家曾经的博士生”。在一些松弛的场合，我是“曾经的语文学家，现在也不知是记者还是作家”。当然，有时候也会被火眼金睛的群众识破。敖德萨的民宿房东说：“你不用解释我也懂，现在来住我这房子的外国人，不是记者就是极端分子。”而在哈尔科夫的睡城，排队买菜的大爷听我说了一大通后冷笑一声：“懂了，间谍。”

二

从华沙出发，我坐了一夜通宵火车抵达进入乌克兰的第一站——利沃夫。刚踏上清晨的有轨电车站，就见到一名老太太在那儿激昂地演讲：“她是为我们而死的，她曾经预言过，战争将会找上我们，她也预言过，死亡将会找上她。”

老太太口中的“她”是伊琳娜·法里翁（Iryna Farion），极具争议的语言学家。我到乌克兰不久前，刚传出她遇刺身亡的消息，而认领谋杀的是一个俄罗斯新纳粹团体。法里翁是推广乌克兰语的重要活动人士，但她的做法却往往以分裂社会为代价。她最近一次惹众怒的言论是在今年年初宣称，所有说俄语的乌克兰军人都不配被称作乌克兰人，引起乌克兰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即使是在她遇刺后，许多公共人物发布的声明也显得颇为暧昧：“无论如何，杀人总是不对的”，“推广乌语，她毕竟还是做了贡献的”。在多数人依旧说俄语的东南部大城市，一些人谈及此事，难掩幸灾乐祸的神情。但在利沃夫，她却是大英雄。在城市的名人公墓，她的墓前堆满了鲜花，时不时有虔诚的老人前来祭拜。

围绕法里翁的复杂态度折射出了乌克兰充满张力的语言政策问题。“保护乌东俄语人口”是普京发动战争的一大借口，而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多数平民恰恰又是说俄语的东部人。诚然，越来越多原本说俄语的乌东人开始改说乌语，媒体、机构、商店也纷纷撤下俄语网站和招牌，但当我真正来到现场，听到、看到的情况还是比想象中微妙得多。

事实上，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是乌语和俄语双语者，而某个人在某个场合说某种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说某种语言，也往往是其个人立场的展现。在西部的利沃夫，人们往往不仅期待你说乌语，还期待你不说俄语。每当我和店员说起我的三脚猫乌语，并终于不小心漏出几个俄语词，对方就会和立刻我改说英语。在当地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厅，穿着民族刺绣衫、神情刚毅的老奶奶坚持让我在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感想：“用中文写，用英语写，用你会的一切语言写，但只有一种语言不允许使用。”

但后来当我来到位于黑海海滨的南部城市敖德萨，就发现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时值盛夏，乌克兰全国的人都涌来敖德萨度假，但在敖德萨的街头逛了近一周后，我几乎没有听到一句乌克兰语。规定服务业必须使用乌克兰语的语言法在这里似乎成了一纸空文，商家大大方方地用俄语和所有顾客问好。在本地新闻中，经常能看到坚持说乌语的外地游客与说俄语的店员起冲突的视频。外地游客要求对方作为乌克兰人就该说乌语，而店员则顶撞说，我们敖德萨人都说了一辈子俄语，凭什么现在就不让说了。

在更多情况下，人们会在不同城市、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话者自如地切换语言。商店里的店员可以彼此用俄语聊天，但面对作为顾客的我却改用乌语。咖啡馆里聊天的年轻情侣可能一个说俄语，一个说乌语，却完全不妨碍他们打情骂俏。在哈尔科夫这样用俄语为主的城市，店家通常会用乌语问候、寒暄，以符合语言法的规定，随后和顾客一起心照不宣地换成俄语交流。最微妙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乌曼。在这座居民普遍说乌语的小城里的标志性景点，我和两个说俄语的敖德萨人拼团请一个讲解员。知道我们来自何方后，讲解员轻声宣布，既然今天有“尊敬的外国客人”，讲解就改用俄语进行。可每当狭路相逢其他游客和讲解员，她就和敖德萨人递一个颜色，立刻切换成乌语交流。

就连我的受访者，对于语言使用也都有各自的态度。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的馆长佩雷普丘克与我商定好用英语访谈，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用俄语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但对她而言，不说俄语是一种态度。其他许多受访者同意用俄语访谈，但有时话说到一半会卡住：“这个词用俄语怎么说来着，真的不记得了，抱歉，我太久没说俄语了。”而在敖德萨，一切自然默认用俄语进行，虽然许多访谈者会不由地为自己辩护：“别看我一直说俄语，我是真会说乌语的！”

但无论在哪座城市，书店通常是使用乌克兰语态度最坚决的地方。在利沃夫老城中心市场广场上的老字号“1号书店”，我一进门就看到店里挂着法里翁的肖像，一旁则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的几位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组织领袖和两位死于非命的著名作曲家。店员向我一一介绍，最后动情地总结说，他们都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而被俄罗斯人杀害的。

其他许多书店门口也会挂着语气坚决的告示：“说乌克兰语，尊重自己的国族”，“我们不销售俄语书籍，也不支持侵略国文化”。就连在街头听不到乌语的敖德萨，书店也会在门口鼓励大家：“努力说乌语的俄语母语者，你们并不可笑，你们不可思议。”不过，当我试着与该店店员用我的蹩脚乌语交流，她的第一反应是：“您可比我们的某些市民说得好多了。”

面向年轻人的独立书店往往会采用同样坚决，但更轻松、戏谑的态度。由于这种拒斥俄语的做法常被俄罗斯宣传机器贴上“仇俄”标签，一家非常热门的独立书店干脆把自己社交网站上的简介改成：“属于你的仇俄书店。我们仇得还不够，但我们在努力。”

三

除了文学博物馆，书店也许是我在乌克兰逛得最多的场所了。不仅因为这里是文学与民众之间最主要的连接点，还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事实上，我从没见过一个书店密度像利沃夫老城那么高的地方。在面积不到四平方公里的老城核心区，至少有18家书店。有“1号”这样的古早风文史书店，有选书多而杂的连锁书店，有充满国营气息的科学院书店，但最常见的却是选书少而精的独立书店。

虽然战争严重破坏了乌克兰的国民经济，但出乎所有业界人士意料的是，乌克兰的图书业却在这些年蓬勃发展。比如乌克兰最大的连锁店“存在书店”（Ye）在2023年新增了22家门店，今年准备再增22家。2023年乌克兰出版商的收入比2022年翻倍，比战前的2021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虽然这和书价上涨也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时常停电、断网，或要去防空洞躲避，书籍取代电子产品，重新成为人们首选的消磨时间产品。

由于生意太好，独立书店也纷纷开成了连锁店。利沃夫的名店开去基辅，基辅的名店开来利沃夫。这些店往往面积不大，一半空间用于餐饮，但选书品位颇为不俗，且经常会举办有趣的文化活动。在利沃夫的“书之狮书店”（Knyzhkovyi Lev），我撞见了一位女诗人正在庭院里举办“诗、歌、故事和咖啡晚会”，场下坐了二三十位观众。而在基辅市中心人满为患的“感书店”（Sens），我看到许多人占了座在等待当天的活动——三位知识女性谈“远离莫斯科：我是如何告别帝国的”。

多数书店都会有自己的畅销榜、推荐榜。就拿几家独立书店的榜单来说，上榜的通常会有经典乌克兰小说、当代类型小说、诗集，也有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语言的历史与科普读物，但我发现在许多店里，目前最畅销的是一本指导如何与焦虑和抑郁共存的心理学手册。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克兰人如今最想从书籍中获得的东西：疗愈与慰藉，对隐秘创伤的表达，对身份认同的探索。

乌克兰图书业不仅克服了战争和经济危机，还迅速度过了急剧转型。无论连锁书店还是独立书店都纷纷彻底抛弃俄语图书，甚至是乌克兰本土在战前印刷的俄语书。要知道，在十年前，俄语书还占了乌克兰图书市场80%的份额，即使在战前，乌克兰书店出售的俄语书比重仍有近40%。而如今，不卖俄语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种自觉行为——对这些面向中产阶级的独立书店而言，卖俄语书成了一种非常“不酷”的商业自杀行为。

然而，去俄化转型却导致了一个悖论：在全国范围内，它的确让面对俄罗斯文化弱小、被压制的乌克兰文化有了更多发声的空间，但在哈尔科夫和敖德萨这样的城市，它却让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使用俄语的本地文化失去了发声的机会。在这两地的许多书店，一刀切地下架俄语书导致关于本地历史、文化、文学的书也都消失殆尽。店员似乎也经常被问这个问题，在哈尔科夫本地出版巨头Vivat的书店，店员歉意地表示：“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但现在真的一本都没有，我们自己也很惭愧。”而在敖德萨市中心的“字母书店”（Bukva），我还没把问题说全，店员就恼怒地回了一个“没有”，看来早已被问得有些不耐烦。

但普通民众对俄语读物的需求并不会在一夜间消失。离开基辅和敖德萨最中心的商业区，就能在更接地气的图书市场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俄语书在这里依然占了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其中大多是乌克兰本地作坊翻印的盗版。最时兴的读物——比如当代俄罗斯头号禁书、苏联主题耽美小说《红领巾之夏》——甚至有各种不同印刷质量的盗版版本供不同预算的顾客选择。

许多书市摊主似乎积怨已久，哪怕稍稍疑惑一下怎么还能卖俄语书，他们就会大发牢骚：“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难道就这么扔垃圾桶里吗？”“乌克兰独立了三十年，俄语书从来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就有问题了？这是违反宪法的！”至于卖盗版书，那近乎成了种爱国行为：“不然难道要卖正版资敌？！”

对市中心那些只卖乌语书的独立书店，书市摊主往往颇为不屑：“我可是正经大学毕业的，而去那种店里喝咖啡的都是些小女孩。”当被问及有没有爱国活动人士来抗议或举报他们卖俄语书，一些摊主更是愤怒，表示自己的生意随时会被毁于一旦。一位摊主将活动人士称为“不读书的中学生”，而另一位大叔更是轻蔑地称之为“一群博主而已”。与此同时，在一些独立书店店员眼里，不学无术的则是哪些卖俄语书的摊主：“这些人那么爱普希金，可他们连一行普希金都背不出，而我却能完整地背诵。”

有些聪明的摊主给自己找到了护身符：“来我这儿买俄语书的一半是前线军人，要不去抓他们？”事实上，当被问及是否有军人来买书，几乎所有摊主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敖德萨的一位摊主表示，定期会给一位士兵收集一大批俄语科幻小说，让他去战壕里分发。“我们的小伙子说，每次炮轰‘咔嚓普’（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的间歇，他们就会读上几页。”

在敖德萨的一家书店，售卖的饮料里有一款“莫斯科佬的血”。店员欢快地表示，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饮品，许多顾客特地慕名而来，有位本地文人每次走进书店，就会高喊一声 “给我喝莫斯科佬的血！”可同样是在敖德萨，一位年长的知识女性痛心地对我说，她至今无法原谅2014年尊严革命时部分极端示威者呼喊的口号“莫斯科佬上绞架”——这与这座城市的宽容多元精神格格不入。

有时我感觉，乌克兰的社会和文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极。虽然两边都深受战争之苦，都认为自己爱国，都在积极帮助军队，但是对于诸如应该消费哪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应该如何对待过去的俄语文化遗产这样的问题，双方几乎势如水火。政治觉醒的城市中产认为俄语文化本身就是俄罗斯侵略的帮凶，在未来的乌克兰不应有其立足之地，而另一边更多是在苏联时代接受教育的中老年人，他们认为文化和语言本身是无辜的，不应就这么被清算、抛弃。而战争极化了人们的情绪，两边似乎都不愿倾听、理解对方的想法，只是单纯觉得对方不读书、没文化、瞎胡闹。

四

走在敖德萨街头，我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2024年的乌克兰。街道的名称还是那部俄罗斯文学史，路边建筑上密集地挂着曾在此居住的俄罗斯文化名人的纪念牌：康定斯基、布宁、帕乌斯托夫斯基等等。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德里巴斯街边，挂着一块纪念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曾在此任教的纪念牌。一对晒得黝黑的度假客夫妇停下了脚步：

“瞧瞧，还有门捷列夫。”

“咱们的那个门捷列夫吗？”

“咱们的。”

我受到的最大震撼来自城市地标建筑歌剧院门口的广场。许多站在那里与剧院合影的乌克兰游客会突然吃惊地瞪大眼睛，然后手指前方，让拍照者转过身去看。原来，正对歌剧院立着两面巨大的纪念墙，两边分别用唯恐人看不见的大字写着“敖德萨州的苏联英雄”和“敖德萨州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下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英雄名单，以及各种苏联时代勋章、奖章浮雕。在许多其他城市，这样的纪念碑在十年前的去共产化运动中就应该被拆除，也难怪置身此地的乌克兰人会有种穿越到几十年前的错愕感。

我不由想起还在利沃夫的时候，一群在街边游荡的青年拉着我喝酒，听说我之后要去敖德萨，他们就直摇头：敖德萨人都是一群“棉袄”（vatnik）。在乌克兰，这个词指普京政权的无脑支持者，类似于我们在中文里说的“粉红”。

原因不光是许多敖德萨人还在坚持说俄语。还因为正是在敖德萨，轰轰烈烈进行的去殖民化运动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然而，无情的去殖民风暴还是刮到了敖德萨。2024年7月底，州政府宣布，敖德萨的85个地名将被更改。可在街头和文化机构里，多数市民对我诉说的是愤怒和痛苦：“为什么要改巴别尔（Issak Babel）、伊里夫和彼得罗夫（Ilf & Petrov），他们对乌克兰做过什么坏事，说过什么坏话吗？”“他们难道不知道巴别尔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吗？真是野蛮！野蛮！”“我的许多朋友说，就这样吧，走在新的街道上吧，还能怎么办？可我问他们，你们是敖德萨人，这些名字对你们来说不珍贵吗？你们在这些街道上长大，这些作家的书你们都读过。你们能安心吗？”“我们都是乌克兰的爱国者，我们都痛恨侵略者，可为什么要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

敖德萨人珍视的这些作家，他们在敖德萨出生、长大，写作关于敖德萨的故事，即使后来离开，也始终认同自己是敖德萨人。他们构成了一个俄罗斯文学中单独的“敖德萨流派”，使这座城市一举成为继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后的俄语文学的第三首都。他们确实是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但这也是“咱们的”俄罗斯文学。对于许多敖德萨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的记忆，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对于敖德萨以外的人来说，塑造了敖德萨城市神话的也正是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主人公：这是巴别尔笔下盗亦有道的犹太走私帮派悍匪，或者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笔下那个走遍苏联，用敖德萨码头的伎俩把官僚、市侩玩得团团转的骗术大师本德尔。

20世纪下半叶，本地文学有了各种更轻快的载体：背着吉他游走街头的吟游歌手，在舞台表演自创段子的相声演员，当然还有一种更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形式：笑话。苏联政治笑话最常见的主人公拉宾诺维奇通常就被认为是一个敖德萨犹太人。他总是用一句四两拨千斤的俏皮话把当权者气得说不出话来，却又能做到全身而退。

拉宾诺维奇看着标语——“列宁去世了，但他的事业长存！”
“那他最好还是活着。”

拉宾诺维奇每天早上去报摊，拿起《真理报》，看了看第一页，然后把报纸退了回去。几天后，售货员问他在找什么。

“讣告。”
“讣告在最后一页。”
“我期待的讣告在第一页。”

把所有这些文学和笑话的主人公综合一下，差不多就能得到外界眼中敖德萨人的一张标准像：狡猾精明，可以与任何政权合作，但不把任何当权者看在眼里。比起死磕硬抗，他们更喜欢一种更灵巧的抵抗武器——幽默。幽默既可以用来抵抗苏联政权和俄罗斯侵略者，也可以消解敖德萨人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看到的荒谬。

主变圣容街上有一块未来主义诗人、画家布尔柳克（David Burliuk）的纪念牌，上面用俄语写着不合时宜的“俄罗斯未来主义之父曾居住于此”。于是有好事的路人用笔划掉了“俄罗斯”，并把“父”从俄语改成了乌语，在一个俄语母语者读起来，现在的题字颇有种“未来主义老爹”的风味。

而在争议的最中心——滨海林荫道尽头的普希金纪念碑旁，我随机问了一些路人，是否赞成当局拆除雕像和更改路名的决定，得到了不少颇为敖德萨式的回答。

一位在长椅上划短视频的环卫工先是抱怨了一大通政府不务正业，钱应该用在前线士兵身上，而不是浪费在这里。随后她突然灵机一动：“话说回来，普希金毕竟是黑奴的后代，他又不是俄罗斯人，为什么我们要抵制他？”

两个在雕像后玩滑板的少年一听到我的问题，立刻开始了双口相声表演：“这雕像多漂亮啊，我看不应该拆。”“我们刚在学校里学完他的作品，现在又说他是侵略者，那我们全都白学了？”“大家来敖德萨旅游，就是来看我们的文化。现在被他们全拆光了，还会有人来吗？”“街道改名是纯粹的白痴行径。他们实在找不到新的路名，就开始用量子街、单簧管街命名。”“还有苹果街、葡萄街……半座敖德萨城变成了果汁！”

就连政客们也开始加入争吵。敖德萨的民选市长和中央指派的州长之间就地名问题展开隔空骂战。市长认为，这些作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历史遗产是“敖德萨的DNA”，决定了城市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抛弃这些遗产，就等于把城市“清零”。州长则反唇相讥，认为这场运动是一个“摆脱帝国叙事”的“历史性机会”，敖德萨属于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和作家，市长及其支持者何不滚去莫斯科的街道上散步。

总的来说，与我交谈的民众普遍都支持市长。林荫道上的一位女士表示，市长“为了保卫我们的街道，被他们整得好惨”。还有一座博物馆的员工私下透露，州长有一个十人委员会，其中有几个人为他制定了一份要整肃的文化机构名单。“这些人对敖德萨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完全不想知道。”

尽管如此，最终的获胜者看来仍是州长。街道改名的法案已被通过，2024年9月，州长明确表示，普希金雕像一定得拆。

敖德萨文学博物馆雕塑花园里的拉宾诺维奇像，他打包了行李，正盼着上帝赐他一个“润”出苏联的机会。摄影：糜绪洋

五

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后，乌克兰各地开始拆除俄罗斯文化名人雕像，以示与帝国的文化遗产和殖民政策告别。拆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像，因而这场运动被称为“普希金倒”。

敖德萨有两座普希金雕像，滨海林荫道上的那座由市民集资建于19世纪末，还有一座则位于普希金博物馆大门口，于1999年诗人诞辰200周年之际揭幕。

我来到博物馆现场，发现诗人的雕像和外墙上的纪念牌都被用OSB木板包了起来，板上则被人喷了各种涂鸦，恍惚中有种回到了哈尔科夫的错觉。外墙上还能看到一处过去挂牌匾的痕迹，想必这里原是博物馆的名牌，现在也被卸下雪藏了。

要不是门洞脱落的墙皮旁隐隐约约残留着“博物馆”字样和一个箭头，访客几乎无法找到这座几乎处于半地下状态运营的博物馆。飘忽的开馆时间更是增加了探访的难度。尽管谷歌地图显示博物馆每天营业到晚上8点，官网称工作到5点，但事实上如果下午3点没有访客，博物馆就会早早打烊。在战时财政拨款严重不足的敖德萨博物馆系统，这似乎是相当常见的做法，不仅可以节省暑期的电费，也能让一些员工外出做兼职糊口。

我在第四次尝试时才得以进入参观博物馆。馆长阿拉·尼尔沙（Alla Nirsha）亲自为我讲解。她六十来岁，戴着眼镜，神似我从前见到的许多苏联知识女性——她们瘦瘦小小，看似不声不响，可一旦谈及自己珍视的东西，就会爆发出无尽的能量和激情。

博物馆为省电没有开空调，而为防止展品被阳光晒坏，窗玻璃上贴了遮光纸，窗户也都开得很小。尽管当天温度并不算高，但展厅里闷热异常，二十分钟后我就觉得自己快要中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月前敖德萨每天将近40度时身处其中的体验。但只要一说起心爱的普希金，尼尔沙就完全忘记了环境的恶劣，甚至当员工拿来一台电扇，想为我们降温，她也一口回绝：“不必，亲爱的，这会让我分心。”

由于写作讽刺沙皇政权的诗作，普希金在1820年被贬去帝国的南方工作，期间他在敖德萨住了十三个月。这段经历通常被描述为“流放”，但许多敖德萨人都会说出无数条理由反驳这个说法。尼尔沙也罗列了一大堆：来到敖德萨后，普希金自称“来到了欧洲”，他在这里挂了个闲职，从不上班，天天听歌剧、看芭蕾、吃牡蛎、去海边游泳、赌牌、追求有夫之妇，当然，还创作了两首长诗、两章半《奥涅金》和十几首抒情诗。“您听说过这么轻松的流放吗？”

1824年，由于得罪了本地总督，普希金被从这里赶回俄罗斯的老家庄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敖德萨。但在离开后几年，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用141行诗写下了自己对敖德萨的回忆，这也是整个19世纪书写这座自由港的最华丽诗章。

尼尔沙几乎能背诵所有普希金在敖德萨写下的和关于敖德萨的诗篇。在她看来，这节诗里体现了敖德萨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多元与包容，而普希金的魅力也正在于他能理解并包容一切。可让她痛心的是，如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

围绕每一件最微小的展品，她都能发散出十分钟的故事，诗人某首作品复杂的创作历程，他与各位友人、缪斯的爱恨情仇，他去过的某座敖德萨建筑的历史沿革，敖德萨建城诸公的无私为民，如何根据矛盾的证据判定普希金当初究竟住哪间房，房间里的洗手台如何从总督书房流入一位普希金学家手里，最后又通过他的侄女进入了这座博物馆。每个故事都能透露出她对普希金、对博物馆，以及对那个旧时代的真挚感情。

参观完常设展，她又带我看了博物馆在战前办的最后一个特展。这个关于全世界普希金雕像的展览如今显得格外不祥。每讲完一尊在乌克兰的普希金雕像，她都怀着一种无奈、死心的冷静轻轻加上一句：“现在已经拆了。”

我们于是聊到了博物馆门口雕像的命运。原来，为它们罩上OSB板并不是为了防止被轰炸波及，用她的话说，这是为了“防野蛮人”。我检索了一下新闻，看看这尊雕像遭受过多少破坏。有一次上面被写满了乌克兰语的“打倒”，有时被涂上Z字——俄罗斯侵略的象征，还有一次被画了纳粹十字。

“你能想象普希金和纳粹有关系吗？我真的不明白。”尼尔沙非常愤慨。不过，每次雕像被破坏，她和博物馆的员工都会将其擦洗干净：“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尼尔沙毕业于敖德萨大学法语系，毕业后学校建议她保研入党，但被她拒绝。她很骄傲自己成长在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家庭，家里没出过一个党员。她进入博物馆系统工作，先是在其他两家机构干了十五年，然后调入文学博物馆系统，迄今已逾三十年。还在苏联时代，博物馆员的工资就已很低，需要下班缝纫或兼职当导游糊口，但是她不后悔，因为从小她就被教育“钱不能带来幸福，工作的意义比收入更重要”。

1994年来到普希金博物馆后，她与博物馆团队历时五年，一起策划了沿用至今的新展，剥除了苏联时代强加给诗人的意识形态框架。她认为，普希金首先是一个天才诗人，而非自由斗士。可想而知，当我询问她是否同意如今舆论热议的普希金的“帝国性”，她连说了三个“不是”，认为这都是给诗人贴的标签。“我的讲解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孩子参观了博物馆会学坏吗？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了解历史的机会吗？我真的不明白。”

当我提到“乌克兰爱国主义阵营对普希金的不满”，她说了自己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爱国主义不取决于一个人对某个国家的看法，而是取决于他站在善还是恶那边；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而是行动。她说，在战争爆发后，有法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栋房子，邀请她和家人一起搬去创作，但是她拒绝了：“如果我命里注定要死去，那我选择死在敖德萨，因为这是我的家。”和许多敖德萨人一样，当提到“爱国”时，尼尔沙首先想到的是这座城市：“我爱敖德萨，爱我们的文化，我永远不会背叛它。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

可能也正是归功于尼尔沙的坚守，敖德萨的普希金博物馆才得以继续存在。在大战前，基辅也曾有过一家普希金博物馆。开战后其馆长离开乌克兰，前往欧洲。此后博物馆就被关闭，并在两度改名后重开，如今其展陈已和普希金乃至文学没有任何关系。

尼尔沙觉得，普希金和荷马一样，超越时代，属于永恒。那些拆他纪念碑的人都会消失，而普希金会永远留存，直到人类灭亡。“哎，虽然我们正越来越接近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虔信宗教，她对自己使命的认知中总是包含了一些悲壮的启示录色彩。“今天我还存在，但明天或许就不在了，”她说自己早就该退休了，但为了不辜负普希金，她决定捍卫博物馆，把永恒传递给下一代，“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宁愿为此牺牲自己，也绝不会背叛自己，不会背叛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尼尔沙的这种坚韧让我回想起许多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读到的誓死捍卫理想的乌克兰、俄罗斯知识分子故事。而不同于哈尔科夫文学博物馆，敖德萨的普希金博物馆也沿袭了一种更传统的布展理念。它在专业性上无懈可击，如果你热爱普希金，那么在这里参观会带来非常多收获。然而，当时代发生剧变，普希金在一夜间变得不合时宜，博物馆却没能做出回应。是的，这位200年前的诗人的确是天才，或许他也的确属于永恒，然而当俄罗斯的导弹在敖德萨炸毁了他曾光顾的大教堂，当他曾赞美的黑海上飘满了俄罗斯的水雷，乌克兰人想要知道，他的才华与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这座博物馆的前路就会依然艰难。

在提起博物馆受到的外界压力时，尼尔沙常会叹息一声“不明白”。这句“不明白”我在敖德萨时常听人说起。在文学博物馆，也就是普希金博物馆的母馆，一半窗户都被俄罗斯轰炸海港带来的冲击破震碎，而博物馆的馆藏几乎全都被封存。有人说这是考虑到安全，也有员工悄悄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些展品介绍的是俄语作家，现在该怎么处理它们，“大家都不明白”。

文学博物馆有一座附属的雕塑花园，里面全都是敖德萨文学的创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铜像，拉宾诺维奇像就是其中之一。每年4月1日，博物馆都会往公园里新增一座雕像，但是大战爆发后，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如今在花园内，雕像下的讲解牌都被撤走，因为“生怕有什么写得不对的地方”。最费解的是，公园大门外的介绍牌上原本写着，公园内陈列“文学和笑话的主人公”，而现在“笑话”一词被用胶布贴了起来。我问一位馆员，这是怎么回事，她无奈地叹了口气：“真的不明白这个时代，现在既然连普希金都不允许了，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以的。生活太苦了，也许笑话也会得罪人，所以干脆先贴起来吧。”

敖德萨的这些老派知识分子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樱桃园象征着某种旧时代的美好事物，抑或是对最珍贵往昔的回忆。但是当时代发生剧变，新一代人已不再需要它。全剧主人公拉涅夫斯卡娅是一个行事高尚的旧贵族，但时代的剧变超出了她理解的范围，她始终无法正视现实，“不明白”是她常挂在嘴上的台词。最终，她错过了一切拯救樱桃园的机会，而曾经的农奴洛帕欣买下樱桃园，当着她的面开始砍伐。

这座“樱桃园”的现实原型就位于敖德萨的一座街心花园。2013年，本地知识界在原址立起了一块纪念牌：“20世纪初，此地曾是奥·瓦西里耶娃的庄园，出售该庄园的事件构成了契诃夫剧本《樱桃园》的基础。”

当我来到这座花园，发现它正在施工，纪念牌也已被拔走，取而代之的是围住工地的铁皮墙，上面喷绘了如今敖德萨最受欢迎的街头艺术——“LBWS乌克兰爱国猫”。

六

在敖德萨，我常去滨海林荫道闲逛。这是市民最爱散步、约会的地方，就连市长也会每天带着随从来这里巡视，听取民众的意见。林荫道的尽头就是城里最著名的那座普希金像。在新闻里也时不时能读到它遭破坏的消息：有时被泼漆，有时头上被套上个塑料袋。不过我在敖德萨的那几天，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雕像看起来一切正常。

在普希金像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大叔。他看上去六十多岁，光光的下巴后面留着理查德·瓦格纳式的喉须，带着的两个旧包里看起来装了很多没用的东西。总的来说，他给人的感觉介于不修边幅和流浪汉之间。

我凑上前问他：“大叔，您怎么看关于拆除普希金雕像的争论？”

他看了看我，把目光转向普希金，抿了一口保温杯里的红茶，不紧不慢地吟诵起来：

不想取悦傲慢的世界，
只热爱友情的关怀，
我愿自己能向你献上
更为无愧于你的担保……

我的天，他这是在从头背诵《叶夫根尼·奥涅金》。

背完了好几节诗后，他注意到一旁的我有点局促，便示意让我坐下，然后又慢慢喝了口茶，说道：“不存在任何争论。有的人有知识，有的人愚昧无知。有知识的人对美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度文化态度都一视同仁，因为这都是文化。”

随后，就像别的许多敖德萨人一样，他也开始和我强调普希金爱敖德萨，说他被流放至此，这是苏联的谎言。他在敖德萨写了那么多作品，包括刚才他背的这些。“如果他在这里心情不好，能写出这样的诗吗？”

他又向我讲述雕像作者的身份——这是一位女士，名字和拿破仑的妻子一样。“现在，别查手机，回答我，拿破仑的妻子叫什么？”

半分钟后，我在第二次尝试时猜对了：约瑟芬。

他指了指几个在林荫道上卖唱的年轻人：“你已经比这些人高出不少了，他们永远都说不出来。”

他又喝了口茶，慢慢讲起了雕塑家约瑟芬娜·波隆斯卡娅的传奇经历，她是俄罗斯第一位女性雕塑家，这座雕像获得过金奖，“在俄罗斯帝国，你找不到第二座这样的雕像”，而她的丈夫又是多么优秀的敖德萨诗人，最后自然不忘全文背诵一首他的诗。

他带我走到雕像背后，让我注意“只有真敖德萨人才会知道的细节”——普希金的腰上刻着雕塑家的名字。

随后他开始介绍雕像背后的市议会大楼，关于它的自鸣钟，关于大楼的玻璃屋顶，带我站到一个能看见这玻璃屋顶的特殊角度。如果不是我打断，他也许会把市中心的每一个地标都介绍一遍。

所有这些信息，据他所说，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网上找不到”。我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敖德萨大学的文学教授？他喝了口茶，淡定地说：“我就是一个普通敖德萨人。敖德萨人和外地人的区别在于，敖德萨人读书。”

我问他该如何称呼，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有名无姓的手写名片。但“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他要我连这个名字都不要透露，而是称呼他“武伊科”——这个词在西乌克兰语中是“舅舅”的意思。

第二天傍晚，我听完歌剧后，在朗热隆街上又迎面撞上了武伊科。“向后转，跟我走，昨天我说完后，你肯定有很多疑问。我有十分钟时间为你答疑。”

我们又一次坐在了林荫道的长椅上。他的穿着和昨天完全一样，只是没拿保温杯，头上戴了顶鸭舌帽，上面的字已经脱落了一半，但隐约能看出写着十年前尊严革命时的口号。

我问武伊科，革命时他在干什么。他站起来看了看四周，让我继续跟他走。“这种事情不能在这里谈，有人窃听，”他指了指悬铃木和马栗树上的小灯盒，“他们说这是用来照明的。你信吗？”

我们走进路边的一幢老楼，这是希德洛夫斯基公爵衰败的府邸，走道的地上还铺着原装的大理石。外面是周六喧哗的人群，门口的广播大声循环，招揽顾客来看楼里的“毒蛇展览”。时不时有携家带口的游客走进来参观。我们坐在黑暗走道的洁白大理石上，武伊科凑着我的耳朵低语。他说：“之所以要在这里说，是因为整起事件我参与的程度不一般。”

武伊科激动地回忆起2014年尊严革命的场景。他说那天他如何穿过敖德萨的大小庭院，闪避楼顶狙击手的暗枪，然后在革命现场认出了好几个伪装成示威者和警察的俄罗斯特工。故事里穿插着大量敖德萨地名和政客人名，我听得晕晕乎乎，只记得最后他大无畏地冲进人群，朝他们的脸上就是一拳，摘下他们的面罩，撕下他们的肩章。据说，第二天脸书上都在传一个视频，有个大叔一手夹着公文包，一手痛揍俄罗斯特工。“那些天，警察在路上看到我，会把制帽的帽檐悄悄往下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敖德萨第一个揍黑警的。”

后来我试图核实武伊科讲的各种故事，但都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武伊科讲述的许多革命时的细节都与实际情况吻合，但我看了十几个敖德萨的现场视频，就是没能在画面里找到一个夹着公文包痛打黑警的神秘大叔。

也许这根本不重要。讲述这些故事时，武伊科的语气总是如此平和、连贯、自然。我想，就算这些故事都是他虚构的，那他也已经把它们内化进了自己的意识，活进了自己的记忆。

天色已晚，卖唱的年轻人在不远处表演一首爱国歌曲，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动静越来越大。武伊科瞥了他们一眼，不屑地说道：“这几个站在那里唱歌的人，就比那些围在外面欢呼的早来两周，现在他们告诉新来的，说自己是敖德萨爱国者，所以应该给他们扔20格里夫纳。”

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始终让我困惑的问题：“在利沃夫时，有人对我说，敖德萨人都是‘棉袄’。如果有人说您是‘棉袄’，您会怎么回答？”

武伊科又开始了他的故事。

七

2022年2月24日，战争开始了，我在滨海林荫道上。他们在这里布置迫击炮和机枪。我问：“伙计们，发生什么了？是演习吗？”他们说：“不是，战争开始了，俄罗斯打进来了。”我走到歌剧院旁，看见他们在那里停了坦克。起初我以为这只会持续一两天，后来我意识到，这确实是战争。

2月27日，我拿上背包，带了些干粮，去征兵办公室，因为我是退役军官。走着走着，几个人拦住我，问我要去哪儿。我解释之后，他们说：“跟我们来吧。”我看看他们的样子，问：“各种部队我都见过，可你们这算是什么果泥？”（“果泥”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都是志愿军，敖德萨领土卫队。跟我们来就是了。”

我去了他们的营地，铁丝网围着的几层楼高的建筑。营地里有三百人，穿着迷彩服的志愿军，已经准备去前线了。我走向指挥官，自我介绍。他没多问，就告诉我去列队。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给我一把工兵铲。”到了中午，我手下已经有三十个人，我开始教他们如何在战壕中用工兵铲。于是我就成了徒手格斗教官。我一共训练了十三个小组，后来还继续训练军队和报名参战的民众。每天我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一年零两个月里，我只休了四天假。除了那几天，我每天都在水泥地上，与刺刀、枪、铲子为伴，教他们如何战斗。

有一次，我给志愿兵上课，他们都是敖德萨人。课程非常简单：如果你在房间里，一颗手榴弹掉在你面前，你该怎么做？我准备了两颗训练用手榴弹，向他们演示。一个志愿兵看到手榴弹后直接扑了上去，我对他说：“你是个好战士，很勇敢，但你现在已经挂了。不需要做这种事。我们的目标是活下来，不是成为英雄。如果手榴弹落在你面前，应该迅速转身，做一个翻滚，保护好头部，这样爆炸结束后，你还能活着。”

我在楼上训练，志愿者给大家送来了红菜汤。我和这些姑娘打过招呼后，走出房间。门半掩着，我趁机扔了两颗训练手榴弹进去。手榴弹“砰砰”爆炸了。姑娘们很惊恐：“发生了什么？”我说：“一切正常。”进去后，我看到一个人把桌子翻倒了，躲在桌子后面，另一个人把长凳翻倒了，躲在长凳后面。那里有个假人，是用棉花做的，有头、手和脚，有个兵就躲在假人后面。我说：“伙计们，通过。”

我教他们的原则是，没必要留俘虏。那些带着武器来的人，不值得留情。俄罗斯人又没有带餐券来，他们只想杀死你，强奸你的妻子和女儿。他们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怎么会是兄弟呢？抓到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说的，用他们的尸体肥沃乌克兰的土地。

在战争开始那几个月，敖德萨为军队组织了六个志愿营。一个营大概有七八百人。六个营分别去保卫基辅、苏梅、顿涅茨克、卡霍夫卡、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苏梅的感谢信寄到了我的基地，表扬我们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你知道战斗的惨烈程度吗？七百个人去了尼古拉耶夫，回来时只剩三百人。这些事没有人会告诉你。

后来，我训练的一个小组的指挥官受伤住进了医院。弟兄们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走进病房，他没有认出我，因为我一直戴面罩教学。我看了他一会儿，他也看着我。他的腿伤得很重，他说自己从此就是残废了。作为上级军官和长者，我告诉他：“别让我再听到你说这种话。你只是暂时行动不便。你有一个简单的任务：一年半后，重新拿到驾照。”一年半后，他重返前线，继续战斗。他的部队三次在巴赫穆特驻扎，有半年的时间，他们参与了侦查任务，全员幸存。我教他们的不是学校里的那种死板战术，而是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很简单，完成任务并活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