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宇森：文艺政治本为两生花——从文化史思索文艺的公共性

2018年，中港台三地同样出现所谓“文艺政治化”的争议：先是在中国大陆，德国邵宾纳（Schaubühne Berlin）剧团在南京演出易卜生的剧作《人民公敌》时，因为在互动环节中容许观众表达政见，遭到官方打压，所有演出被取消；接著在香港，旅英华裔作家马建原本应香港国际文学节邀请，到香港大馆出席活动，结果大馆先以“不愿成为促进政治利益的平台”为由拒绝借场，之后又疑因舆论压力改变主意，照原定计划“容让”马建的活动如常举行。

及后，在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台上，台湾导演傅榆领奖时发表一句个人感受，“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结果导致金马奖在大陆的直播马上中断，“台独”言论引发网上骂战，有人担忧金马奖“政治化”了。

这三件事涉及三个文艺领域，即话剧，文学和电影。有趣的是，三者都因为文艺“政治化”而引发争论甚至打压，仿佛政治取态本身便是禁区。中国政府忌惮文艺沾染政治，文艺仿佛变成了精雕细琢的金漆鸟笼，只怕被政治浊水沾污了纯洁的艺术追求。至于两岸三地民众，也有不少认同政治文艺“应该”分家——这不仅是因为不了解“政治”，也是源于对文艺的误解。

不是只有与政党、政策相关的才叫政治，政治关乎观点、态度和取向。深刻的文艺作品均带有作者的思索和视野，旨在与作品观赏者不断对话——这一公共开放的交流观念，已充满著政治性。同样的，公共生活涉及不同社会层面的价值判断、传播和交流，倘传播方式带有相当美感或感官印象，此即为高度艺术性之表现。为了进一步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敝文将从文化史角度展示两者之紧密连结，且以此重探艺术的公共性所在。

政权介入艺术

这种由上而下，政权介入艺术的方式不仅不稀有，更非上述的“邪恶极权”专利。反而从柏拉图、马基维利到卢梭，举凡认同共和价值观的哲人，很多都认为政治关乎公民的幸福，而文艺亦必然跟公共生活，也就是政治有关。

在当代，“介入政治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取态，后者看来更加纯粹高尚。然而，当中的界线其实模糊得很。为了方便讨论，有必要先分清楚，介入政治的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面向，便是政权透过艺术宣扬国威、巩固统治的根基和改善形象。这点上，从古至今的君主或政权，都会用上相似的方式正当化自己的管治。例如，法兰西大帝拿破仑一世，就有位出色的宫廷御用画师——新古典主义画派的达维(Jacques-Louis David)——他那幅著名的《加冕仪式》，以宏大的构图表达拿破仑加冕仪式的庄严神圣，技惊四座；而另一幅《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则把骑在一头白色骏马上的拿破仑画得雄姿英发。达维以此表达对法兰西国王成功打败意大利的敬意。即使在今天，任何人伫立在这几幅巨型的画作前，恐怕都很难不对拿破仑燃起崇敬之情。

在二十世纪初，电影工业甫开始发展，已经成为苏联和纳粹的理想宣传工具。自从列宁在1919年发出指令，把电影生产移交人民教育会后，苏联的电影工作者便出产无数歌颂革命、歌颂工人生活的电影，当中不乏众多才华出众的名导，例如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波坦金战舰》(1925)、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的《母亲》(1926)、《圣彼得堡的末日》(1927) 等等，皆是脍炙人口之作，其蒙太奇技术和相应的拍摄手法，对后世电影发展影响巨大。同时，这些电影跟官方意识形态无疑是若合乎节。

另一边厢，纳粹重视电影宣传也是人所共知。自1933年起，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主导下，德国大量使用新兴艺术手法来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和神化纳粹。例如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意志的胜利》(1935)，便是透过纪录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以影像表现希特勒如何受数十万支持者拥戴和效忠。这出电影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纳粹的美学观。

又例如为了鼓励士气，纳粹不惜工本让哈兰(Veit Harlan)拍摄的电影《科尔贝格》(1945)，便讲述了早期在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科尔贝格这地方的普鲁士居民如何不屈从于法国军队，宁死抵抗所表现的“爱国精神”。更进一步，随著后期纳粹占领法国，法国的电影业反而日趋繁盛，这是源于纳粹高层对电影的宠爱，视之为输出软实力的工具。

这种由上而下，政权介入艺术的方式不仅不稀有，更非上述的“邪恶极权”专利。反而从柏拉图、马基维利到卢梭，举凡认同共和价值观的哲人，很多都认为政治关乎公民的幸福，而文艺亦必然跟公共生活，也就是政治有关。那么共和政府便需要插手文艺领域，审查文艺作品，以便教育群众建立正确的政治道德观，或者以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来培养百姓的公民素质和爱国情怀。

艺术作为有意识的反抗

艺术本质在乎独立和自由，不断挑战既有的框框和准则，因此艺术史总是革命不断，推陈出新，没有哪种美学观或者艺术观点能一锤定音，万年如一，没有甚么艺术传统是后世断然无法挑战和超越的。

面对资源庞大的政治打压或者献媚，艺术也能成为反抗的最前线。所以第二个面向，便是艺术家有意识地以文艺方式表达个人政见，批评时政。很多擅于运用艺术的大家，均会十分关心身边的世界，从不缺乏个人想法和见解。他们有信念有坚持，且能运用艺术手法，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关注，带来公共思考和讨论。从古希腊到今天的香港，数之不尽的前辈先贤，以艺术回应社会的不公和腐朽，以艺术试图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远至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剧作家已试图利用剧场回应纷乱的政治时局，思索未来的出路。例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乃是当年酒神庆典(Dionysia)的得奖剧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三部曲，故事讲述荷马史诗的著名国王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回国的连串家庭悲剧。透过剧作中的神话，埃斯库罗斯得以让雅典观众在抽离和客观的方式下，反思城邦中反复出现的贵族平民冲突，并试图寻求制度上的改良，以政法秩序终止无止境的争斗报复。

当代艺术，更为多采多姿，反抗和反思的方式亦愈见新鲜。英国当代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擅长透过在城市空间中以不同涂鸦，带来视觉冲击和政治挑战。例如他曾在伦敦街头绘上《掷花者》，画中的蒙面示威者投掷的不是武器而是花；又如他曾到访加沙，在隔离墙上画上《手持气球的女孩》等作品，表达反建制，反战和追求自由等诉求和愿景。

在我们熟悉的香港，行为艺术先驱杨秀卓曾以《小心赤色病毒！》为名，把过百幅高举红色病毒画的纪录照片贴出来，表达他对香港前途的不安。艺术家和学者黄宇轩曾在雨伞运动时设立“占中打气机”，让全世界同行者的鼓励得以呈现在占领现场；他又曾策划“倒数机”的幕墙动画，在环球贸易广场外投射，倒数距２０４７年大限的时间。这些艺术策划，无一不是想唤起更多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关注，对社会运动的支持。

艺术本质在乎独立和自由，不断挑战既有的框框和准则，因此艺术史总是革命不断，推陈出新，没有哪种美学观或者艺术观点能一锤定音，万年如一，没有甚么艺术传统是后世断然无法挑战和超越的。

这艺术性的特质也反映在其政治的面向上。刚过世的文艺评论家约翰伯克(John Berger)有句名言“我不知道艺术做了甚么或者如何做，我只知道艺术能论断仲裁者，能为无辜者伸冤和为过往的历史伤害留下印记。不管何时，不管以甚么形式，艺术总能令当权者恐惧，令不可见者得以集结。”

又如法国哲学家洪席爷(Jacques Rancière)所言，艺术美学是感性的重组，让社会隐形人重现于公众视野。这得以撞开目前的权力关系与警治秩序(police)，在违和的歧义(disagreement)中，出现政治与平等的时刻。因此，政治总是跟美学有关，是关乎可见与不可见的感性关系。

文艺创作和意识形态

即使艺术家或者艺术品不刻意地回应或探讨公共议题或者事务，也会因缺乏反思而无意识地认同了政治的既有秩序，权力和价值。

显然，论及“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是希望能够与上述两种进路，即政权介入艺术或者以艺术论政治分开，把艺术之路作为单纯表现美、追求纯粹技艺或者抒发个人感受的路。不同地域，不同世代，都会有追求纯粹艺术与唯美的人，试图摆脱世俗政治的束缚，在万里无云的美学世界自由翱翔。

然而，藏匿在艺术深处是否代表能与政治隔绝呢？抑或，只是选择服膺于既有秩序和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呢？当代左翼的文艺评论，对于挖掘文艺作品或者艺术家创作背后，无意识地认同诸多社会规范和阶级秩序，有不少深入的讨论。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七十年代BBC 的节目《观看方式》(Ways of seeing)中，曾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油彩画为例，指出当时的油彩画远不止是一种绘画技术，更是一种用以表现油画拥有者的丰厚家财和显赫地位的、新的艺术方式。这是因为在这种油画中，大量的私人物件往往被绘于纸面。如大卫‧特尼尔斯二世(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的《利奥波德大公在比利时的画廊》(1651)，在画作中就足足有五十幅利奥波德大公的私人藏品，尽管这些“画中画”不过是他收藏的一小部份。伯格认为这类油画用于表现画作主人的收藏品之丰，显然是贵族炫耀家财地位之用。

另一位美国左翼文艺评论名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则关心另一种二十世纪新兴的艺术媒介——摄影。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论摄影》中，她同时回应摄影作为追求超现实的唯美世界，与及还原世界实相的功能。她指出，作为现代工业时代的消费社会产物，摄影首重的是拍摄者的喜好个性和收藏的欢娱。因此，拍摄作为媒介可肆意把地表上所有人和事物压缩成相片的一部份，成为拍摄者的收藏和资产。这活动超越了道德和社会规范。拍摄者无需担心拍摄对像的处境，一切意义世界和人文关怀均会被镜头压成可供收集的影像碎片。因此，这世界没有甚么是拍摄者不能用镜头私有化的。同时，相片的内容也是浮动的，在不同脉络下带来难以预料的诠释。像玻利维亚政府发表切·格瓦拉被处死的照片时，原以为是胜利的象征，结果在美国倒变成受难英雄的标志。意义的浮动令照片和“现实”的关系十分模糊。

多举一个例子。十八、九世纪兴起盛行的古典芭蕾舞，充满著浓厚的资产阶级和父权价值观，剧中的种种情节，常常显示对弱势和女性的不平等看待。西门菲莎大学当代艺术系创系教授Evan Alderson于十年前曾以《芭蕾即意识形态》(Ballet as Ideology)为名写了篇学术论文，以左翼文化评论角度分析著名芭蕾舞剧《吉赛尔》(Giselle)。他认为过去学者讨论艺术作为时代意识形态的工具时，经常忽略了美感的生产。艺术品，尤其是所谓“高雅艺术”(high art)，必然为观众带来某种真实的美感享受，但这美感很容易掩藏背后的特殊社会利益，令被统治的低下阶层错认阶级利益，从而错误地认同对自己不利的权力关系，令艺术美感变成阻碍认识真相的“帷幕”。

在《吉赛尔》中，吉赛尔的死是跟与她交往的公爵隐暪婚事有关，而女方对爱的执狂和坚决，跨越生死，似乎也是人所渴求的真爱。但吉赛尔在阴间也拚死保护公爵，免受阴魂对他恶行的惩罚。因此整个第二幕都是偏向以资产丰厚，地位崇高的贵族子弟为重，而农村女孩只能无止境的付出。这不对等的关系被赋予唯美的戏剧效果，这无疑于继续在美学上强化父权制的秩序。

因此，即使艺术家或者艺术品不刻意地回应或探讨公共议题或者事务，也会因缺乏反思而无意识地认同了政治的既有秩序，权力和价值。这默许令这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更加牢固，或令政治压迫更加顺畅。所以说穿了，避开政治也是政治的取态。

重回艺术的公共责任

像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所主张，传统艺术不能企及的美学高度，正是艺术应该身处的维度，以此不断批判现实，令社会走向更理想的方向。

在前三部份，我盖括地描述了政治和艺术三种可能的关系，分别是政权主动借用艺术为自己服务、艺术家以艺术表达政见和批评，以及艺术品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这些可能性看，艺术意图完全摆脱政治而拥有独立纯粹的审美价值，是几近不可能的事。毕竟，艺术品诞生后成为公共世界的一部份，必然会跟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关系，带来可见与不可见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往往是跟公共议题或者价值取态有关，所以本质上也是政治性的表现。那么，艺术是否应重回公共性的探求？

艺术的公共性面向，首先在于公共责任。这责任的意思是要意识到创作对受众的影响，在公共世界将促进新的想法和对话。因此创作的真诚和公共意识，显得十分重要。若韦伯曾言，以政治为志业者必须具备执政之责任，那么艺术创作者同样肩负意义创造和议题反省的公共责任。这沉甸甸的责任，正是用来区别出色和平庸的艺术家。

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我为何会写作？》这篇自传式短文中说过这番话：“过去十年间我最想做的，就是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永远是基于党派立场的情感，以及对一切不公的愤慨。当我坐下来打算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不会对自己说，‘我得弄件艺术品出来。’我写书是因为我想揭露谎言，引导公众关注真相，我的初衷就是让世人听到我的心声。但与此同时，如果要我放弃美学方面的努力，那么别说是写一本书，恐怕连一篇杂志长文我也未必写得出。”以美学表达其政治关怀，推动奥威尔先后写出《１９８４》和《动物农庄》等横空出世的永恒经典。倘在今天的香港重阅这些经典，定当百般滋味在心头。

艺术不应视为独立于世界的超然领域，作为人暂时摆脱现实世界的麻醉剂。相反，像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所主张，传统艺术不能企及的美学高度，正是艺术应该身处的维度，以此不断批判现实，令社会走向更理想的方向。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有相似的想法。他在晚年的自我诘问之作《何谓艺术》谈到，“艺术不是快感或者娱乐，而是极重要的事。艺术是人生命的器官，把人的理想思维转化成感受。”他认为艺术不仅能传递情感，令人与人的感通得以可能，并且能“教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手足之情。而且人的幸福生活不能离开这社群的手足关系…… 因此，只有借助真正艺术的力量，辅以科学和宗教，才能使和平真正降临到人身上，而不用单单依赖外在的法庭、政府、慈善机构等。”托尔斯泰对艺术的公共意义带有极大的寄望，亦终其一生以其小说反映社会问题，他碓实是位真诚而不忘公共责任的伟大艺术家。

当然，不一定所有艺术家或者艺术创作都需要带有强烈的政治参与色彩。但是，带有公共性和社会关怀的作品，早已带有价值取态或者让人反省的空间，不会不引起讨论和关注。这些特质已经意味著作品已经在参与政治了。所以，若果表达政治观点是政治，对作品或言论的争议和打压也是政治的一部份，“去政治化”何尝不是政治取态？更重要的是，文艺政治本为两生花，同样讲求价值和创造，且立足在公共性之上。

最近，香港青年艺术家凌中云以海盐创作艺术品，悼念在狱中逝世的刘晓波。他跟一众入围人权艺术奖的参与者一样，以无限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表达他们对世界的思索和关爱。若政治的斗争是关乎记忆与遗忘，那么他们便是身体力行，以艺术守护记忆，守护自由。压迫在面前，反抗必然源于自由多元。作为自由象征的艺术和哲学，身处抗争最前线，为人的价值和理想而绽放时最美。

（李宇森，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