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吴介民:台商“中间人”,如何迂回卷入中国崛起?

寻租发展型国家是否有足够能力,进行赶超式产业升级?如今,国内外局势已经丕变,中共政权可能重蹈“大跃进”的覆辙吗?或者,它可以一举突破历史的魔咒?
中国踏出一条“寻租”与“发展”并存的“寻租发展主义”路径;而且,中国在累积庞大资本之后,展现挑战西方国家技术霸权的雄心,并以一种“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进路,企图打破核心国家的游戏规则,自订规范,圈画自己的势力范围。

【编者按】: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介民教授的新作,《寻租中国:台湾、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导读”部分摘录。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顺著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的方式崛起,但目前“世界工厂”遭遇转型困境,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他并以台商的在地经验为视角,揭示台商多年来如何协同中国在全球价值阶梯攀爬。本书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端传媒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此文,以饕读者。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寻租中国:台湾、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

作者:吴介民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03

美国挑战中国产业战略

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必须放在东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加以考察,但它超出了既有东亚模式经验的框架。中国发展过程的东亚模式成分是:顺著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而中国发展过程具有的中国特色是:中国踏出一条“寻租”与“发展”并存的“寻租发展主义”路径;而且,中国在累积庞大资本之后,展现挑战西方国家技术霸权的雄心,并以一种“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进路,企图打破核心国家的游戏规则,自订规范,圈画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产业升级,涉及资本、市场与技术三个层面;前两者已经初步解决,但技术发展面临瓶颈。中国高度依赖从核心国家进口半导体制品,亟欲在此领域有所突破。因此,国务院在2014年设立“大基金”,大幅补贴半导体产业。2015年更制定“中国制造2025”政策,并公布一份《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第一项就是半导体产业。过去几年,随著“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执行,中国积极向外并购高科技企业,获取技术,而导致西方国家警戒,并发现其侵犯知识产权,涉及“偷窃”,争端不断。

中国产业升级,涉及资本、市场与技术三个层面;前两者已经初步解决,但技术发展面临瓶颈。

中国的行为引起西方国家担忧,认为中国想打破既有秩序,甚至图谋支配世界。目前的世界秩序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两个核心元素构成,但中国发展方向自成一格。因此,世界霸主美国开始担心霸权转移(power shift),对这个崛起中的“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逐渐戒备、防范。其实,美国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建制派政治圈与学术社群已逐渐朝向放弃“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改采“围堵”中国的新政策共识。

深究中国产业实力,中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其制造业根基仍显得脆弱,还在努力攀爬产业升级阶梯,对西方科技仍十分仰赖。尽管如此,中国确实在经营一个新帝国的(自我)形象,不论在地缘政治或外交领域。在这里,我们发现,深刻烙印在中国统治精英与知识阶层的“富国强兵”思维,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一脉相承。而当中国人自认遭遇西方帝国抵制时,悲愤交加的集体情绪便举国弥漫。中国人的自我帝国形象,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在激发全世界对它的警戒。

本书提出寻租发展型国家,这种类型国家在与外资互动中,善于切入其价值链治理结构,从中抽取经济剩余,也就是国家作为价值攫取者的作用甚为突出。但是寻租发展型国家是否有足够能力,进行赶超式产业升级?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曾经自力更生执行“大跃进”政策(1958-1960年),试图在短期间内“超英赶美”,结果一败涂地并造成大饥荒。如今,尽管国内外局势已经丕变,但中共政权可能重蹈覆辙吗?或者,它可以一举突破历史的魔咒?

台商之眼

没有广东模式,就没有中国崛起,也没有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在此历史发展序列中,台商于初期是关键因子。藉著台商在广东落脚、之后遍及中国各地的足迹,我们观察到广东模式的发展历程,它的扩散与转型,以及面临的困境。台商因为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民工,而参与到公民身分差序体制这部精巧、复杂且粗暴的剥削机器。台商因为与在地体制镶嵌,与地方政府发生各种交易,而对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潜规则)、虚拟产权关系与虚假契约关系,知之甚详。台商与台干因与中国官员干部密集交往,从而理解他们的“心情”与“谋略”。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得以从一个内部观察的角度,记录广东模式的发展变迁过程。通过台商之眼,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当代中国赶超发展的企图心、焦虑与挫折。

“中国制造2025”旨在快速跃升全球价值链阶梯,甚至绕过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试图建立自行掌控的价值链,也就是媒体大肆宣传的“红色供应链”。中国政府规定半导体产品的自制率,以建构高端工业的自主产业链为最终目标,关键零组件不再依赖西方技术。但是,西方专家的判断仍有分歧,许多人不看好中国这个宏大目标,认为过度急躁膨胀,因为中国的科技实力短期内仍无法与西方匹敌。在缺乏关键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可以做的是:一、运用雄厚外汇储备在全球并购公司、收购技术;二、挖角人才,从西方企业、韩国、台湾等地重金礼聘;三、知识产权的工业间谍战,直白地说,就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偷窃、侵权、模仿、山寨”行为。

对照台湾发展路径,自1960年代以来,台湾产业跟随西方国家全球价值链步步爬升,制造技术虽不断精进,但一碰触到西方高端品牌领导厂商(买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难以跨越的终极障碍。台湾经济起飞半世纪,目前只有极少数厂商,例如台积电,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领导厂商地位,并发展出完整的半导体制造生态体系,但这条路径基本上也是跟随著西方核心技术与市场霸权的发展模式。台湾在地缘战略上依赖美国支持,经济规模属于中型,因此演化出“跟进策略”,按部就班攀爬全球价值链阶梯,对核心国家的市场需求反应灵敏,整体产业与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因此,台湾资本的外移方向,便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品牌商(买主)紧密连动。

自1980年代末,台湾企业西进中国以来,世界经济、台湾经济、中国经济的地景都发生剧烈的形变。过去三十年,台湾对外投资高度集中在中国,所谓的“全球化”便引来实际上是“中国化”之讥。然而,这种形态的全球化,其根本的结构动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分工的结构调整,也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移动向量。台商西进具有多重效果,包括驱动台湾产业升级,但也有“掏空台湾”的疑虑。2000年代末期以来,随著全球价值链的再度移动,台商展开新的布局,对中投资的集中度在最近几年显著减低,除了在中国获利率下降,部分原因也反映一些台商对中国风险意识的提升。

探讨台商、广东模式与中国发展的互动关系,一个主要目的就在论证由无数大小规模台商长期集体累积的作用,对当代中国与台中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

过去十年,广东台商遭遇来自全球价值链与中国政府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走向了不同的出路:关厂、内迁、外移与就地转型(有的厂商同时运用多个选项)。这也使得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与东莞的台商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目前升温中的美中贸易战更促使台商加速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导向经济也开始出现质变迹象: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主要是“打造世界工厂”;最近十年,中国政府利用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诱饵,尝试打造自己主控的价值链体系,却遭遇美国的强力挑战。以美国为首,对中国围堵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在形成之中。处于这双重风暴,在习近平口中“功劳簿上要记上一笔”的台商,是否还有可供北京操作的价值?作者认为,在中国追求世界霸业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价值。第一个是政治身分上的价值,第二个是产业升级上的价值。

政治身分:台资一直是中国对台统战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对台宣传的价值。在博鳌论坛上,习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钟接见台商代表”。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因为统战需要而赋予台资“特殊优惠”,这种优惠是因政治身分而衍生的“租值”。因此,一些台商除了一般商业营运之外,也以台商身分致力寻租活动(尤其是土地利益)。对北京而言,通过台商网络建立“跨海峡政商关系”,进而培育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并不是一项高成本的交易。但是,台商作为一种集体“身分资本”,却在国共合作高峰期被认为贬值了。

相反地,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则会使身分资本升值。早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时,就有台商表示:“两边紧张,有战争危险时,中共会对我们更好,巴结还来不及!”目前,美中关系与台海关系皆紧张,台湾执政党是民进党,中国亟需加强统战,因此提出“惠台31条”,等于加码台湾人的身分资本。尽管台湾人身分资本在中国的可兑现性受到质疑,但是它作为一个象征符码,在台湾媒体上被大肆报导,造成有利北京的形象宣传。从过去的经验观察,北京最需要的政商关系是那些可以游走两岸高层党政网络的“跨海峡资本”,这类型政商关系即使台湾经历政党轮替,仍具有持续影响力。

产业升级:当中国产业升级策略遭到西方抵制,台资的价值就相对提高。中兴通讯刚遭受美国制裁不久,联发科便向台湾经济部申请对中兴销售晶片,经济部曾审查但随即放行。因此在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乌云下,短期内,部分台商协助中国解决获取技术的燃眉之急,有赚取“机会财”的窗口。但总体而言,台湾晶片设计厂商的技术等级仍低于美国高通,其长期作用便受到质疑。“惠台31条”也有挖角台湾人才的意涵。中国正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而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与测试封装产业链完整,累积经验丰富。中国从2000年开始建造先进的晶圆厂,就一直采取从台湾挖角的手段。

半导体是台湾产业的关键区块,但不是全部。台湾整体的产业发展是长期累积的能量,包括从传统产业中锻炼起来的工艺能力与经营管理的韧性。直到今天,传统产业通过升级,精进制造技术,有不少企业属于“隐形冠军”,甚至攀升到接近全球价值链顶端。但因为台湾的论述舞台,经常被“强国”、“帝国”、“争霸”、“一带一路”、“大基金”、“红色供应链”这样的霸权(宣传)话语所占据,所谓传产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过度低估,而忽视它们已经进入高科技行列,并进行分散风险的多样化发展。作者对台商进行长期追踪研究,探讨台商、广东模式与中国发展的互动关系,一个主要目的就在论证由无数大小规模台商长期集体累积的作用,对当代中国与台中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台商将现代制造业引入中国,中国则将台商卷入其发展模式,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气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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