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早上，大批香港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订当天上午11时开始《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无法如期展开。
这样的场面令人即时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对占领的想像最早来自“占领华尔街”，而2014年的雨伞占领，由警方以催泪弹清场而起：“928”当晚，香港大众就开始积累长期占领马路的经验。
事实上，没有那次雨伞运动，就难以有今次针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再占领”。因为那次的经验开拓了香港市民对抗争手段的想像，亦充实了他们的街头运动经验。
真正的无大台、无组织
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缺乏组织协调，原应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现的。但这次的社会气氛和时机，却令组织松散的香港公民社会成功发动公民抗命。
今时今日香港社运的公民抗命行动，几乎肯定是在没有“大台”——即没有组织协调之下出现的。这一脉络需回到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社运发展及雨伞运动的脉络中去。
雨伞运动928当晚的占领规模，已是原本“和平占中”领导层未能预料到的：第一枚催激弹发射后数小时，连远离“大台”的旺角和铜锣湾也“失守”。之后各占领区之所以能大致井然有序，坚守多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透过自身的网络向运动者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
同样重要的是，自从十多年前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以示威者留守至警方清场结束后，香港群众运动便逐渐累积了与警察正面冲突的经验。到2014年占领运动爆发前夕，大量示威者已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和物理装备。而雨伞运动期间“占领龙和道”一役虽然以突围失败收场，但该晚的民警冲突场面却令不少市民对警察（暴力）愈来愈反感，也令他们做好再与警察正面冲突的准备。这亦是后来旺角骚乱的远因之一。
上述的“锻炼”正是6月12日二次占领之所以能发生的基础。然而，雨伞运动对今次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影响却不只有“线性”的一面。
后伞运香港的群众运动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有国家机器的打压，也有内部的严重对立。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斗争手法，各个山头都有不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立场。这亦令群众运动的不同阵营之间充满著不信任。
而“占中案”、“占旺案”、“东北案”和“旺角骚乱案”等案件亦令不少抗争者被监禁。任何要具名领导公民抗命的行动，不但风险提高，甚至会充满内部分歧，滞于争拗，无法合力。
这便导致今时今日香港社运的公民抗命行动，几乎肯定是无人愿意领导，也无人真的能够领导——因此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组织”去对运动进行协调。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
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缺乏组织协调，原应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现的。但这次的社会气氛和时机，却令组织松散的香港公民社会成功发动公民抗命。尽管近年香港群众运动的手法愈见激烈，而且往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识也己有所松动，但这不代表保守的意识形态就已在香港社会没落了。事实上，就算经过了雨伞运动，根据2015年的民意调查，支持政府版政改方案的民众往往多于反对者。
由此可见，伞运的真普选的诉求难以说是市民大众觉得要付出巨大代价争取的目标。但这次不一样。
不认同逃犯条例修订的民意显然是压倒性的多数，连中间派和无政治倾向的市民也倾向反对修例（特首林郑月娥与其抱怨有人因为这议题“涉及中央与特区、内地与香港的议题”而“挑起矛盾和纷争”，不如反省一下为甚么一地两检却始终没有大型的反对运动）。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民气促成了香港30年来首次百万人大游行。而当同日深夜政府发声明表明如期二读时，升级行动就变得理所当然。因此就算不是所有参加了和平示威的民众都赞同6月10日凌晨的冲击行动，但也倾向理解行动者的决定。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变相帮助了群众舒缓其内部矛盾。
“强动员、弱组织”可以持久吗？
在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组织/领袖指挥或者协调下，就必然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2014年人大“831”决定颁布后，何时启动“占中”成为运动圈内极具争议的话题。争议之所以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占中三子”犹豫不决或者太过保守，不如说是因为相关议题根本没有一个明显的“良辰吉日”。
但《逃犯条例》二读日期早已公布，因此，就算“民间人权阵线”只号召群众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作合法抗争而没有发动公民抗命，群众也知道这一天要做的，很可能不只是在立法会外平和集会。结果，一场真的没有“大台”、没有大规模组织协调的占领，就在6月12日上演。
半天的占领令到6月12日立法会大会不能举行，二读无法当天启动，群众其实已算先拔头筹。这似是无大台也可成功斗争的示范。但这种模式的局限很快又出现：
到底占领区要多大才合理？到底应否进一步企图“攻入”立法会大楼？在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组织/领袖指挥或者协调下，就必然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当然，就算小部分示威者企图进攻立法会的选择未必明智，也不是令警方以过度武力去打压这场大致和平的示威的理由。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罢工史。但要在短期内令香港上演一场真正具震撼力的罢工，却殊非易事。
截至6月12日晚上，特区政府丝毫没有让步的姿态，特首林郑月娥更以“暴动”形容今次的占领行动。面对无视民意的政府和警察的武力，群众还可以做甚么？除了6月12日行动外，这几天还炒热了“三罢”的概念。
事实上，6月12日已有人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但这一天的“三罢”纵有象征意义，又或者增加了日间包围立法会的人数，但它的威力有限。因为这场“三罢”无法令香港经济运作停摆而动摇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罢工史。但要在短期内令香港上演一场真正具震撼力的罢工，却殊非易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海员大罢工和显然是政治性罢工的省港大罢工，除了有当时的广东政权支持外，也有严密的工会组织领导。现时香港两大工会联合会中，工联会是亲北京的，而职工盟近年虽有扎铁工人、码头工人和清洁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但有条件发动政治性罢工的工会，亦未必太多。
2014年9月底职工盟亦曾提出过为伞运“罢工”，但也只有个别职工盟属会积极响应。更不用说今次二次占领的中坚部队——近年冒起的小群组和网络世界——由于不是职场组织，要通过它们发起大罢工更是极其困难。如果罢工真的如不少人想像中是长期斗争，那么，何时罢、罢多久、如何令罢工工人维持生计、如何保证罢工工人不会饭碗不保……这些问题通通都要有扎实的组织基础才有望解决。
然而，当国家机器已将武力升级，未来的民间斗争如无法有较强的组织基础做后盾，那么⋯⋯
在机缘巧合和过去历次的锻炼下，香港民众就算在缺乏大台指挥和协调，依然能在6月12日令《逃犯条例》修订的二读无法期展开。然而，当国家机器已将武力升级，未来的民间斗争如无法有较强的组织基础做后盾，那么香港社运长年的“动员强、弱组织”的形态，很可能会令民间力量在未来的黑暗日子中更陷于弱势。
但愿，我是错的。
（李峻嵘，社会学博士，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
在網絡遊戲，網上食雞長大的一代，根本不需要甚麼嚴密組織
这次估计是上头要求暂缓，才最终促使林郑回缩，未来在没有那么犯众怒的类似普选的议题下，一群散沙能办成什么事，只有被等着收拾的份，要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这本来应该是个常识
其实这件事还让我想起了绿坝事件，就是实在太过分，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威胁
老實說，中共最喜歡求穩，林鄭把事情做那麼難看，絕對不會讓她有好下場的⋯
大台還是有的，只是在我們看不到的群組。經過2014年和後來抗爭者的審訊，抗爭者已經更確保溝通的私密性。而且，2014年也有不要大台的呼聲，結果一些人後來加入到熱普城群體，一些人自組了本民前。不要大台這個口號很美好，但是現實必會促使同道人抱團，而且排斥非同道人。
但願 您是錯的🙏 好文章
大量小眾的，自發的抗爭，匯聚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更顯「外部勢力」的説詞，老套及無力！
Fai的評論很有見地👍。
很不錯的分析~
這篇文章分析得很好，我想也說中了很多香港人的心聲。面對政府強硬修例，面對執法者的武力升級，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了抗爭佔領的心理準備。但同時心裡有很多不安和絕望，因為我們真的有長期抗爭的能力嗎？到底要犧牲到什麼地步，才可能撤回修例？前路茫茫，我們真的守得住香港嗎？
恭喜林鄭成功兌現競選承諾，成功把香港人「connect」在一起。
誠如本文所說，今次林鄭處理之差勁確是讓人覺得用盡一切阻止惡法就好了。既然「和理非」無用，那就要拼了。官迫民反也就這樣吧！
當然，參與者行了出來，各有各想辦法去做自己能做的。但一講到要團結，大家也沉默了。沒有團結組織，單靠一己之力，走不了多遠。特別是香港人比較自我中心，個人主義，要講大台、求同存異，有時仲難聽過粗口。希望香港人明白要守住香港，單靠傻勁真的不行。
共产党已经猖獗到DDoS Telegram
這樣的課堂，比什麼通識科政治思想課有益有效百倍。
積極一點看，中共正在給我們上課呢。
而且，政黨式的權利代理在新時代裏弊病叢生，多元中心，即多元利益，就是為將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博弈作準備。
釋放個體的政治力量，就是增加管治成本。也是抗爭遊擊化的開始。對付一隻傲嬌跋扈的貓，鼠竄式的扑傻瓜遊戲足以讓他們疲於奔命。
弱中心(正確來說是中心的游移化，任何聲音都可以即場成為中心)起碼有兩個好處：
1. 權力分散，難以預測，管控難度增加(這次青年成為當局的打擊和抹黑的目標，可見他們的影響力已成。願意不顧一切衝到前面去的也是青年)
2. 培養真正獨立的政治判斷力
昨天警方看似佔了上風，但某程度上講，也是因為民眾自願退去，若有心要守，警方沒那麼容易清得了場。進退純粹為個人根據現場及自身情況所作出的判斷，這就是讓每個人都真正成為行動主體的組織方式。不諉過，不推責，更不容易一舉殲滅。因為人人都可能成為新的中心。
究竟點先可以阻止立法？利益集團覺得自己食硬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