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之内，无人能独善其身——美国学者谈贸易战下的中美学术交流

美国密歇根大学孔子学院网页的活动更新，停留在今年4月13日，昆曲《琵琶记·蔡伯喈》的演出通知，然后再也没有新的信息。

中美贸易战至今已经持续一年，在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互相制裁的情况下，两国的学术交流大受影响。过去的几个月内，赴美的中国学生签证不获批放，华裔学术人员在美国的大学被调查、被炒鱿鱼，中国政府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悄然隐身，美国的大学要发声明保护国际学生……国际关系的风波中，象牙塔内，无人独善其身。

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密歇根大学宣布，他们办了10年的孔子学院将不再续约。

在中美外交史上，这所学校本身有特殊的地位：远至清朝的庚子赔款后，密歇根大学是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目的地之一；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期间，两国搞“乒乓球外交”，访美的中国乒乓代表团是被密歇根大学邀请的；而如今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已经是业内领先。所以，尽管之前就有好几所大学关了孔院，密大这个决定还是引起了很多猜测。

密大的官方解释是，这个举措的目的是“希望将中国视觉及表演艺术的探索及学习，进一步纳入密大常规教学及文化机构之中”。

在解释自家学校这个决定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密歇根大学“李侃如－罗睿弛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表示，学校主要考虑的是“项目的重复”：跟其他孔院不同，密大的孔院不教中文，因为学校自身已经有很好的中文课程。他们的孔院主要举办一些与中国文化、艺术相关的项目，“而学校里的其他机构，比如中国研究中心、世界演出研究中心，也在举办这类项目，我想学校是想把它们整合在一个部门。”她说。

被关闭的孔院

但高敏强调，她相信孔院的问题与间谍活动无关⋯⋯在高敏看来，孔院自身有结构性问题，但孔院如果在全美逐渐消失，又会带来另一个隐忧。

然而，说到其他学校孔院的关闭，高敏认为，当一个学校决定关闭孔子学院时，外界确实很难知道学校是独立做出这些决定，还是受到了政府压力。

高敏认为，孔院在美国的系统本身是有问题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所有孔子学院的总部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而汉办隶属中国教育部“为推广汉语文化”，中国政府在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交部、文化部等12个部委组成。2002年该小组下设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开始酝酿孔子学院的推出。孔子学院出现后，汉办演变成为“孔子学院总部”，分布在中国境外各大学的孔子学院，则被认为是中国孔子学院官方组织的分部。

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由美国政府教育部门资助，每年都会收到资金。“但我们的项目不用经过美国政府批准。我爱开的一个玩笑是，我完全可以明天开个研讨会，宣布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美国教育部门什么都不会说。”

但孔子学院、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隶属中国教育部）和背后的中国教育部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高敏说。“汉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预算的流程上。预算的审批流程是要跟汉办协作完成的，要经汉办的同意。”作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她说自己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的影响。

“学院人员如果有什么提案，比如想搞舞蹈艺术团、论坛，座谈小组，如果是文化相关、无关政治关的活动，就会申请中国研究中心和孔院的联合资助，我们也会给。但如果是要做些‘敏感’活动，他们只会来找中国研究中心。”高敏说。“所以，学校里有个孔院，会改变校内其他的中国相关研究部门的项目设置，我们主要承担所有‘反华’和‘敏感’的话题。我认为大学里面这种项目设置的方式是不对的。”

但高敏强调，她相信孔院的问题与间谍活动无关。美国媒体会把孔院和其他担忧混为一谈，而在一些州份，比如德州、马萨诸塞州，可能会有本州政客对州内的孔院施压。在对孔院、乃至外语学习的问题来说，高敏认为，“这通常是一个党派问题。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削减教育经费，而民主党相反。这与中国，或者语言训练无关。目前的共和党政府，如特朗普政府以及更早时的布什政府都更倾向于将外语学习描述为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因此，他们希望将语言培训的资金投入国防部，而不是教育部。”而当地大学的研究和学生贷款通常需要靠政府资助，因此资助可能会减少。而基于中美关系近期的现状，“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再看到有孔院关闭，就可能跟联邦政府的施压有关。”

在高敏看来，孔院自身有结构性问题，但孔院如果在全美逐渐消失，又会带来另一个隐忧。

“一旦孔院没了，有些大学就没有足够资源继续教中文了，”她说，“我觉得联邦政府可以不喜欢孔院，但真让我沮丧的是，政府对外语学习没有的足够的资助。如果各地大学都没有孔院了，语言学习这块却没有美国国内的资助来取代，学中文的美国人会越来越少。”在美国，不少公立、私立中小学都开设中文课程。《世界日报》引述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7年6月释出的报告透露，美国K─12 （幼稚园到高中）教育，中文课程有明显增长。加州在50州中提供最多中文课程，学生数量则以纽约称冠，占全美中文学生的11%。加州中文学生则占总数的9%，以学生数量而言为第二多。而在体制之外，也有中文学校为自主学习中文的人提供课程。

被重点关注的华人科研群体

李晓江实验室等相关事件，在美国的华人科研群体中引起了不小反响。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学博士后田禾认为，突袭解除教职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

在中美关系目前的大环境下，孔院关闭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联邦政府对华裔学者启动的调查，可能直接砸学者饭碗，甚至影响签证。这引来了华人科研群体的激烈回响。

纽约时报中文网曾引述联邦官员说，有的科学家，一方面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赞助，同时又在中国有个“影子实验室”。今年4月NIH透露，全美各地有55家机构在调查这个现象。

调查开启后，也就在今年4月，三名华裔科学家被得州休斯敦癌症研究中心炒了鱿鱼。他们被指涉嫌协助中国盗取美国科研成果。5月，埃默里大学宣布解雇华裔终身教授李晓江，关闭他的实验室，炒了其团队所有人；大学声明称，李晓江没有充分公开外国研究资金来源，及他们为中国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的范围。

解雇终身教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举动。高敏并不清楚这两件事的细节，但她相信主要关乎研究人员的医学成果的“商业应用”：“美国的大学给研究人员资助，这些资助是期待研发的药物、设备获得商业成功，大学能从中受益的；但（学者的研究）一旦涉及到两个大学，有时中国这所大学的存在没让美国的大学知道，或者有些不清晰的交叉重叠，那对于美国的大学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美国政府也是。”

在以往的研究环境中，这大概属于某种灰色地带。但高敏感觉到，在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对学者有更多的监察，而由于中美关系的不明朗，也使得与中方院校、公司有合作的研究人员，则成了监察焦点。她解释，监察内容主要包括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承诺冲突(conflict of commitment)两方面。

“利益冲突，就是你是不是在正在利用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大学的资金做开发研究，但却是另一所来自中国的大学、公司从中受益。承诺冲突，是指作为美国的大学雇员，你有比如教学、研究这类本职工作，但你有没有在做些别的事情而脱离了本职工作，比如担任太多的顾问，或者开了自己的公司，忙于经营。”

李晓江实验室等相关事件，在美国的华人科研群体中引起了不小反响。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学博士后田禾认为，突袭解除教职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她解释，终身教职的目的，本来就是为学者的自由研究提供相当程度的保障，如果教授被解除终身教职，一定是犯了严重错误，比如拒绝承担教学任务，或者道德上有什么污点。

据田所了解的“突袭式”解除教职的案例，反而是一些美国本土的教授，可能因为牵涉到校园MeToo案件中，在经过学校调查后迅速被解职。即便如此，田强调，这些处理依然不会波及他们手下的博士后或学生，大学对这些人一般会给一段过渡期，例如一年左右一年，这段时间内“薪水照发，或者给一些经费让他们完成手头的事情”。她认为，在李晓江案例中，其实验室成员命运如何，是否受到公平对待，并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重视。

在田的感知中，华人群体中对于此事的评价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是大学的正常程序，也有人认为这是中美关系恶化大背景下的一个案例。田个人倾向于后者。她透露，在不少大学的实际操作中，学术兼职并没有公认的一个完备的细则。“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有的大学甚至会鼓励学者出去寻求合作。”而各个学校的报备标准也不同。她表示，申报兼职的流程其实很复杂，而此事争议中很大的一个问号，是埃默里大学有没有给李晓江们足够的申报指引？还是抑或确实是李晓江刻意隐瞒？从大学公开的信息中，大家无法判断这一点。她认为大学需要公布更多的细节。

在这些调查中，“千人计划”的学者是成了重点观察对象。李晓江便是其中之一，而NIH院长曾透露，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项目，尤其是“千人计划”上。

高敏透露，几年前曾有中国的大学邀请她加入某个类似的省级计划，她被那个计划的高报酬震惊了。“为什么大学愿意给我这么多钱，只是让我每年在中国待几周，教教书？”她说，“他们想要我的署名和引用权。我发表文章时，就要同时写上密大和这所大学的名字。这样他们的社会科学引文索（SSCI）指标就会增加。”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资料库，涉及经济、法律、管理、心理学、区域研究、社会学、信息科学等。长年以来，这个数据作为科研评价的指标，彰显了大学的学术研究成果。

“为什么大学愿意给我这么多钱，只是让我每年在中国待几周，教教书？”

由于担心“承诺冲突”的问题，高敏没有接下那个邀请。但她表示，作为一个社科研究者，多签一个学校的名并没有伤害密大的利益，但如果类似计划应用在“硬科学”以及STEM（Science科学, Technology技术, Engineering工程, Mathematics数学）领域，就有点复杂了。比如你研究的药物或者设备有商业价值，这种共存就比较难实现。

被收紧的中美学者、学生交流

高敏所在的中国研究中心，经常需要尽量帮邀请的学生和学者走完签证流程，比如给相关部门写信、提供证明。“这些变得更难了，现在有更多的官僚程序，会被问更多的问题，审批程序也更长了。”

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医学研究范畴，高敏认为，政府和学校在意的主要是资金流向和商业成果。“当然在其他科研领域，比如可应用于军事的科学，美国政府可能关注的是间谍问题。……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自动驾驶汽车等，所有这些东西有商业应用价值，而且不幸的是，很多技术也可能与军事应用有关。”

高敏表示，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中关注的中美学术交流主要集中在STEM领域，因此STEM研究的学术交流收到了最多的伤害。她相信，由于把国家安全和其他类型的技术区分开来的越来越难，未来可能有更多STEM领域的实验室不再开放给中国公民。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将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最长期限延长至5年，但从2018年6月11日开始，部分中国留学生到大使馆签证后又只能获得一年的F1学生签证。新规主要针对的人群是“STEM”专业人才。报道引述中国搜狐新闻于3月发表的来自“择校圈”的文章，透露过去12个月以来，中国留学生办美国签证拒签率持续上升，已经达到了10年来最高值。文章称，即便是已经拿到签证的留学生回国续签也会拒签，更严重的是科技专业博士及研究生成为了重灾区。

早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高敏就感觉到，在中国学术界，是与政治相关的领域，例如社会科学甚至人文领域，已经承受了比其他学科更大的压力。“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是中国劳工政治问题，我能感受到的变化是政府对学术的压制越来越大，学术自由也大大缩减。我也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学者害怕自己说的话、写的东西可能会导致麻烦，也害怕自己的学生可能会举报自己。”而由于贸易战，过去的几个月里情况也更糟了，“很多档案更难接触了；你想跟人、特别是政府官员交谈，阻碍更多了；合作调查也变得更加困难。”

而美国对中国社科学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动作：此前，《纽约时报》报导，有超过30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和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赴美签证被拒签，原因是对间谍活动的担忧。

高敏认为这“令人不安”。“政府在处理中国学者的问题上应该更小心，而不是一概而论认为他们都是间谍⋯⋯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我也为美国政府担任顾问，我会去和政府部门讨论中国，为政府撰写中国相关内容的报告。我不是为美国政府做间谍，而是为政府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很多中国学者也在做同样的事。”她说，“作为一名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工作的中国学者，所有大学都是公立的，由中国共产党管理，所以从定义上来说，他们都与政府合作。但如果我们只因为他们在中国大学任教，就妖魔化每一位中国学者，这会摧毁中美之间的合作，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除了科研工作者，被这场国际关系风暴席卷的还有留学生。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逐步收紧，引起各方关注。今年5月，耶鲁大学发表声明，称由于中美关系紧张，学术交流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令耶鲁和全国各大学很多留学生和国际学者感不安，强调耶鲁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

高敏所在的中国研究中心，经常需要尽量帮邀请的学生和学者走完签证流程，比如给相关部门写信、提供证明。“这些变得更难了，现在有更多的官僚程序，会被问更多的问题，审批程序也更长了。”大学被夹在中间，而留学生则会在意美国作为一个他们可能会留下来读书、工作的地方有多开放。“在特朗普政府下，（留下来）变得更困难了。”她说。

脱钩？

来自两国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可能会逐渐分离，高敏将之称为“脱钩”。“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供应链，但我认为它也适用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了。”

美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的制裁，另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中国通讯科技公司华为。在这个问题上，高敏形容特朗普是一个“非常令人迷惑的首脑”：特朗普一度对华为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似乎将自己逼入政治死角，很难再放松对华为的限制”；然后他又发了一条推特说华为可以是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高敏认为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特朗普非常关注贸易协议和双边贸易逆差，他当然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我认为政府中还有其他人，担心华为大量参与远程通信基础设施，会构成长期的国家安全问题。管理层内部的其他人，甚至像史蒂文·班农（Steve Bannon）这样的政府之外的人，都会尽量不让华为问题变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对华为的制裁不仅是个经济问题。“美国不是5G领域的领导者，不掌握供应链中的关键部分，而是大量外包给成本更低的地方，比如有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结果这些技术和供应，特别是华为案例中远程通信基础设施的供应链，已经不再受美国控制。因为这些很差的决策，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境况糟糕，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如果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可能会处于劣势，高敏说。

“各国都想确保自己基础设施不会取决于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国家。中国已经在这样做了，中国的远通信基础设施比美国封闭得多；而美国可能也会逐渐变得更加封闭。”

这种封闭不仅体现在华为一个案例身上。总的来说，在政府看来，技术领域的很多科学创新和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难以分割；所以未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STEM领域的学术研究很有可能趋向封闭，来自两国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可能会逐渐分离。

高敏将之称为“脱钩”。“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供应链，但我认为它也适用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了。”

高敏对未来并不乐观，认为接下来十年中美关系很难改善。“我感觉中国政府在特朗普执政初期表现出相当的耐心，想搞明白特朗普要什么，以及他们必须放弃什么来达成贸易协定。在过去的那几周，他们的这种耐心已经消失了，似乎非常沮丧。中美两方都感到挫败，这对事态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一直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直受益于社会的开放、对那些需要离家的移民的开放。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域就因为逃离纳粹主义的德国移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生和学者为了更多学术自由而来到美国，我们同样因此受益。这样降低我们的开放程度，将会对美国产生坏的影响。”

（实习生邵斯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