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议会后的脱欧赌局：鲍里斯·约翰逊们的美丽新世界

在1919年代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亲西方政治家阿里·凯末尔贝伊（Ali Kemal Bey）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的曾孙将在整整100年后利用选民对7000万土耳其人穿过欧盟越境而来的恐惧，当上英国的首相。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做到了：2019年8月，约翰逊接替因脱欧协议难产而下台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成为唐宁街10号自2016年欧盟去留问题公投以来的第三位主人。

距离英国正式退欧的最后期限（10月31日）不满百天，前有无协议脱欧可能造成的恐慌与混乱，后有对强硬脱欧派路线心怀不满的议会下院，约翰逊面前的形势似乎并不比为一个输掉世界大战的帝国收拾残局来得轻松。不过，约翰逊的手中并不缺乏潜在的政治资本：早在公投期间，他便通过为竞选团队“投票脱欧”（Vote Leave）站台成为脱欧阵营的头号代言人，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1740万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尽管一些人未必支持约翰逊的脱欧方式）绑定在一起。而与尽失本党两翼议员信任的梅政府相比，约翰逊政府至少获得了下院保守党右翼的稳定支持。这固然不足以令他摆脱保守党（以及与保守党签署政权支持协议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目前只有一席多数的尴尬状况，却足以支持他采取一种更清晰、但也必然更具挑战性的策略。

不同于崇尚和平协商的曾祖父，约翰逊将要采取的策略似乎更接近历史上那位更著名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正是其支持者在1922年将阿里·凯末尔贝伊从伊斯坦布尔的一家理发店里拖出并私刑处决；两位凯末尔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就任伊始，约翰逊便表态将以不惜放弃协议的坚决态度与欧盟进行最后一轮谈判；面对在野党与保守党内留欧派议员可能联手推翻执政党微弱多数、通过不信任投票的威胁，约翰逊及其团队表示将拒绝依例下台，并且向女王建议在10月31日脱欧完成后举行大选。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政府的人事动向。在约翰逊完成对重要阁僚的任命之后，曾在2016年与约翰逊搭档为脱欧阵营代言的前环境大臣迈克·戈夫（Michael Gove）与在“投票脱欧”竞选团队担任总监的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亦以更为低调的身份进入唐宁街，将中央政府与首相官邸团队带入应对无协议脱欧与提前大选的备战状态。

约翰逊的野心并不只在于按期兑现2016年公投的结果，更在于用一场选战胜利击溃朝野各党的反对者，把今后五年保守党和英国政治的船舵紧紧握在手中。我们也需要跳出看待脱欧的传统框架，并重新评估约翰逊其人，以及他所带领的这支团队的底色：到底是怎样的“美丽新世界”，才能让他们甘愿把英国带入全民公投与宪政危机的豪赌？

香蕉和自行车，鲍里斯：约翰逊的政治品牌

约翰逊为脱欧阵营带来的，是一个自二战结束以来便未见于英国政界的强大“品牌”。

素来以杂乱的金发和表演型人格著称，鲍里斯·约翰逊注定成为媒体宠儿。他1964年出生在纽约，直到2017年都持有美国国籍。除了来自曾祖父的穆斯林土耳其血统外，他的首名鲍里斯和中名普菲费尔（Pfeffel）分别暗示了他的家庭与俄罗斯和德国的渊源。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约翰逊始终与他的精英朋友圈过从甚密，但正如民族熔炉一般的血统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典型的普世主义者，他也没有像其他老同学（例如大卫·卡梅伦）那样把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式的轻狂作风收敛于更为成熟的公共形象之下。

在2017年作为外交大臣访问缅甸期间，约翰逊曾默念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句，因有赞美殖民主义之嫌被随行的英国外交官警告；而在201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里，他曾称穿戴蒙面罩袍的穆斯林女性为“邮筒”和“抢银行的”。在认同政治不似大洋彼岸表面化的英国，约翰逊对政治正确（以及职业道德）边界的戏谑态度即便用委婉的方式形容，也无疑是颇有风险的。但正如他在工作和社交场所给同事和同僚留下的印象一样，约翰逊总是能在激怒一半人的同时逗乐另一半人，这种性格曾让他在1980年代为《泰晤士报》担任见习记者时因捏造采访发言丢掉工作，也让他在之后有机会重返记者生涯，为亲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担任驻布鲁塞尔记者。

在1973至1979年间，鲍里斯·约翰逊曾随父亲斯坦利（他出生时的姓名是奥斯曼·威尔弗雷德·凯末尔）在布鲁塞尔居住，并在那里学会了法语。斯坦利当时正在欧共体委员会领导污染防治，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进入欧洲议会成为议员，这令约翰逊一家在政治立场上与欧洲十分亲近，却不足以说服鲍里斯在报导欧共体/欧盟新闻时采用更顺从的态度。

在1989到1994年间，鲍里斯·约翰逊借《每日电讯报》的报导，将时任欧共体/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描述成一个对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感到恐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说他试图通过推动欧洲联邦化来束缚“8100万人口的德意志巨人”。他还刊发了无数关注政策细节的“欧盟迷思报导”（Euromyth）：在他的笔下，欧盟官僚机构（一般是高傲而愚蠢的法国人）把蜗牛认定为鱼类，用“巨细靡遗的卓越关注力”统一安全套和棺材的尺寸，还禁止英国人使用双层巴士、销售鸡尾酒虾味薯片或者浅色香肠。早在脱欧公投的想法乃至约翰逊本人进入主流政治视野之前，英国独立党创始人法拉奇（Nigel Farage）便称赞他塑造的欧盟形象令整个英国右翼皈依了小众的欧洲怀疑主义思潮。

不过大受右翼欢迎的“直香蕉”笔法只是约翰逊个人品牌的一部分。从2001年开始，约翰逊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段议员生涯，并在2004年成为保守党副主席兼影子艺术部长。约翰逊在此期间的投票记录呈现出一个大体中规中矩的新生代保守党议员形象：他们在经济与社会议题上有自由主义乃至自由至上主义倾向，反对大政府倾向并鼓励地方自治（尽管并不一定乐于扩大地方财政），在外交政策上偏向新保守主义，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

2004年，约翰逊曾因隐瞒一起绯闻获罪于时任党首迈克·霍华德（Michael Howard），丢掉了在党内与影子内阁的职务，但在2005年卡梅伦继任党首之后，约翰逊获得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次机会，于2007年当选伦敦市长，在市长任上赢得了巨大的公关红利，不但揽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热度，还通过在全伦敦投放市政自行车让所有市民都记住了“鲍里斯单车”。

除此之外，伦敦市长的地位还为约翰逊带来了制度上的便利：作为英国地位最显赫的直选政治家，约翰逊既能分享本党拥有的竞选专家资源，也能更加自由地发表公开政见而无需顾虑党鞭（只负责议会保守党）的规训。在2015年大选前夕，卡梅伦与奥斯本（George Osborne）已开始认真考虑约翰逊进入议会、并在市长任期结束后对卡梅伦继任者之位展开争夺的可能性，而当约翰逊最终于2016年2月21日投书《每日电讯报》，宣布将在公投中支持英国退出欧盟时，他为脱欧阵营带来的是一个自二战结束以来便未见于英国政界的强大品牌。

不过，对脱欧的坚持并不是鲍里斯品牌的一部分。对布鲁塞尔长期以来的戏谑并不等同于相信英国应当退出欧盟，“疑欧”与“脱欧”的差异在2019年的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2016年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即便以言行鲁莽著称的约翰逊也难免挣扎——直到和他面临同样困扰的迈克·戈夫作出了自己的信仰之跃。

“异端”迈克·戈夫的背叛与复兴

戈夫与约翰逊虽分别对党首之位发起了挑战，但在形势变得明朗之后，他们再次作为盟友走到了一起。

约翰逊入主唐宁街后，戈夫被授予“兰开斯特公爵领大臣”一职，相当于一种不管部大臣。这一职位意味着他将免于阁僚义务的牵绊，专注于处理无协议脱欧预案、宪制问题与内阁府行政等在传统的责任内阁制政府下难以解决的事务——换言之，这份闲职将允许戈夫在脱欧进程的冲刺阶段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

戈夫的疑欧主义情结也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当时的戈夫也在媒体行业供职，他作为《泰晤士报》主笔，频繁光顾保守党内疑欧主义团体“欧洲研究组”（European Research Group）在西敏议会大楼内举行的早餐会——这一团体在2019年号称拥有八十余名后座议员支持，但在二十年前还只是一个由保守党内极少数反欧盟“异端”组成的边缘组织。

戈夫坚定的疑欧主义倾向既令他不同于经历过英欧蜜月期（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的“70后”保守党人（特蕾莎·梅，菲利普·哈蒙德），也将他与其他“80后”保守党人（卡梅伦、约翰逊、奥斯本）区别开来。1990年前后进入社会的新生代保守党人在英欧关系的问题上深受后冷战时代精神的影响。他们大多不认为在苏联解体后推进欧洲一体化有何益处，但也不曾设想过英国完全退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未来。而在卡梅伦为首的所谓保守党现代派（Tory modernisers）看来，注定没有结果的欧盟问题绑架了保守党的传统支持者，并拖累了他们将保守党改革为自由主义政党、以与工党争夺中产阶级选票的策略，必须加以搁置。

但即便对疑欧主义怀有强烈的同情，在政治色彩与履历上与现代派关系密切的戈夫仍对卡梅伦的主张保持了充分的理解。即便在2015年大选前，卡梅伦准备将举行欧盟去留问题公投的承诺写进政纲时，戈夫也没有露出机会主义的一面，而是和主张留欧的时任财相奥斯本提出了同样强烈的质疑：他们都认为，不经过议会政治家公开辩论便向公众抛出脱欧问题过于莽撞，而公投恰恰不利于解决复杂问题。

但当2016年6月24日上午公投结果揭晓，卡梅伦宣布辞职，戈夫便全力准备下一步的政治布局。之前的2月20日，在内阁会议上，戈夫便已经与另外五名早已表露疑欧主义倾向的阁僚一道背离政府的官方路线，选择支持脱欧阵营，和卡梅伦分道扬镳。对外表沉闷、素来以雷厉风行的政策钻研者（policy wonk）形象为人所知的戈夫而言，脱欧公投的结束只意味着脱欧工作的开始。早在公投开票前一周，戈夫便与自己的前顾问卡明斯拟定了未来组建脱欧政府的计划，准备拥戴约翰逊成为首相，由自己担任财政大臣兼脱欧谈判总代表、并让卡明斯作为首相官邸幕僚长监督公务员系统的脱欧执行工作——但这一形同政变的方案让约翰逊与戈夫“割席”，脱欧阵营在与特蕾莎·梅和菲利普·哈蒙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特蕾莎·梅政府倒台后，戈夫与约翰逊虽分别对党首之位发起了挑战，但在形势变得明朗之后，他们再次作为盟友走到了一起，“兰开斯特公爵领大臣”头衔之下暗藏的广泛职责似乎意味着两人的矛盾已经化解。和2016年6月最后一周的混乱相比，约翰逊和戈夫的短期利益如今更加吻合：他们都已成为保守党“脱欧”一翼的代表，只不过前者代表脱欧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面，后者主持脱欧的实际运作。但仅凭这场重聚，并不足以令脱欧派避免重蹈当初“赢得战争却输掉和平”的覆辙。

随着10月31日大限临近，来自保守党内外的反对派议员也已集结起来，准备利用最后期限前仅剩的两段议会会期（9月3-14日；10月9-31日；其间为供政党召开全国年会的休会期）发起立法挑战乃至不信任动议，阻止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退出欧盟的计划。而在8月28日，约翰逊也终于走出了他的下一步。

卡明斯、反政治，与“新模范党”的未来

随着8月28日约翰逊提请女王下令暂停议会，很多关于英国宪制的“常识”都被重新抛进了想象力与好奇心的领域。

维多利亚时代《经济学人》的知名主编兼政论作家瓦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在1867把英国政体形容为一种让立法和行政权力在互相牵涉中达成制衡的体制，与启蒙主义的三权分立相反。议会作为立法机构，推举内阁为一个执掌行政职能的特别委员会，而首相作为内阁首脑既仰赖议会的信任，也掌握解散议会的权力。相比之下，君主以及君主制为首相赋予的宰执身份只是一种通过营造剧场效果满足民众保守心理的必要虚饰，真正的权力终究掌握在贤能的议会政治家手中。

白芝浩对英国政治的描述塑造了之后一个半世纪里大多数人对英国议会君宪制的认识，但随着8月28日约翰逊提请女王下令暂停议会，很多关于英国宪制的“常识”都被重新抛进了想象力与好奇心的领域。这正是现任首相特别顾问、曾在2016年与戈夫一道为新一届脱欧政府绘制蓝图的多米尼克·卡明斯想要看到的：首相的宪制地位中被白芝浩视为虚饰的君权部分恰恰意味着，约翰逊政府可以用各种手段充塞议会议事日程、拒绝在被弹劾后立刻下台、安排脱欧派上议院议员用冗长演讲（filibuster）拖延法案审议，乃至暂缓将阻挠英国按期脱离欧盟的议会法案送交女王御准……建议女王暂停（prorogue）议会，属于首相被赋予的王室特权（royal prerogative）之一，虽在当前使用难免政治争议性，但议会在原则上也无从过问。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暂停议会的手段并不能彻底消除反对派议员发起反制措施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加快他们达成跨党派共识的速度（他们理论上仍能在9月3日到8日之间寻机通过禁止无协议脱欧的立法乃至不信任动议，上述两个选项都有潜在多数支持），但在一个预设政治家会循规而行的不成文宪制框架下，约翰逊政府的“宪制斯诺克”无疑塑造了一种危险的对抗螺旋，迫使朝野双方走上一条危险的博弈之路，在挑战宪制“常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如“萨拉米战术”般一点点地将国家权力的运转自洽性推向自威廉四世（1830-1837年在位）以来所未有的危机（例如打破传统的法案御准时间表，或逼迫女王在议会和首相的决定之间作出抉择）。在这场古巴导弹危机式的对抗中，主要的武器不再是“政治智慧”，而是敢于冒风险的赤裸意愿，而卡明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充分意愿储备的人。

虽然在公投期间投入大量精力让选民相信脱欧将会平稳发生，卡明斯在网志中从不讳言脱欧执行阶段的复杂性与困难。他认为，这场战后以来英国政府面临的最复杂工程要求西敏公务员体系接受彻底的改造，以像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一样解放那些“在人类智力正态分布最尖端”的决策者，让他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激进的管理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戈夫在2016年夏天提出的新政府构想，也把脱欧想象成了一场“政府革命”的先声——但在当下的唐宁街10号眼中，卡明斯的价值显然不在于他狂热的科技进步主义思想，而在于他作为政治策略家的胆量与才能。

在脱欧故事即将迎来终局的今天，除了赢下脱欧公投、为约翰逊政府制定脱欧策略之外，卡明斯在15年前的一段早期经历或许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在2004年的东北英格兰权力下放公投中，卡明斯曾领导反对阵营的助选团队赢得近80%的选票，令支持在当地建立民选地方议会的时任工党政府败北。

无论卡明斯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采用的方法论与策略在今天有何借鉴意义，他在2004年取得的那场胜利本身曾给包括戈夫在内的一些新生代保守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直接民主：一份“新模范党”纲领》（Direct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Model Party）的报告中，包括迈克·戈夫、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与保守党内一些最活跃的疑欧主义者把2004年的东北英格兰公投视为英国政治史上新一轮长期趋势的象征：一个得到当时三大政党中的两个（工党与自民党）和当地工会乃至教会组织背书的主张，竟然在保守党势力几乎不存在的东北部旧工业地带遭到了80%选民的羞辱，表明潜在选民的投票（与不投票）意愿已非传统的两党制逻辑所能理解。英国的代议政治正在走向衰败：投票率的下降并不等于选票的流失，只是意味着潜在的选民群体已经下沉到传统政治视野之外，进入了一个无人涉足的“反政治”（anti-politics）领域。

《直接民主》的联署人们认为，反政治的兴起本应为中右翼政党带来机会：在美国，共和党便通过收割强烈抵触政治家和传统政府机制的反政治人群，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从一个以东海岸城市精英为主体、因而难以与民主党相区分的政党转型为一个拥有牢固草根基础的右翼政党。但在没有枪械俱乐部、福音派教会与成文宪法的英国，保守党以社会身份为限、讲求随波逐流的托利主义（Toryism）很难充当动员反政治人群的意识形态标杆。这一潜在票仓最终只能被拱手让与专攻欧洲与移民议题、不寻求全面执政的英国独立党（UKIP），甚至反过来侵蚀日渐衰老的保守党基本盘。

这一基于长期前景的政治考虑，才是理解保守党的疑欧主义者为何从疑欧转向不惜一切代价脱欧的关键：脱欧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对英国主权和经济自由与脱欧风险的权衡，而在于令这些连专业人士都无法精确计算的政策细节与普通选民的情绪产生联系的（反）政治动向。而保守党内的强硬脱欧派自2016年以来第一次掌握政权，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对这一动向作出自己的回应。

诚然，在保守党内对无协议脱欧的意见无法统一的当下，约翰逊并非高枕无忧，而动用首相特权暂停议会的做法，甚至会令首相与议会之间的不信任大大加深。但在脱欧的最后两个月里，决定英国走向的将不再只是法律条文与议会的计算，还有朝野双方意志力较量的胜负：约翰逊将不断地在不成文宪制的悖谬边缘试探，而仓促集结起来的留欧派议员也必须在更加紧迫的时间里寻找最后一线达成共识的可能。这无疑是一场彻底乖离于白芝浩乐观预期的噩梦，但英国政治的现状无疑更接近卡明斯的描述：“政治家的工作就是不断试图重新发明儿童的算术，然后搞砸，”他在2017年6月23日纪念脱欧公投一周年的网志中曾如此写道，“……然而阿基米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知识了；只有修昔底德和孙子兵法还在尖端。”

（闵似锺，小写的保守主义分子，英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