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党权主义在新时代的最后斗争

邓小平前功尽弃，终身制卷土重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说有什么不可逆转的变化，可能就是中共取消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终身制和反对个人崇拜。这是基于中共在结束文革后所形成的普遍共识以及就这些共识所达成的历史决议。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明确认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要求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在个人威望达到高峰时，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邓小平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弊端的认识谈不上是彻底的，中共《历史决议》对于毛的错误的批判也谈不上是深刻和全面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邓为首的中共执政集团至少认识到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党内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对于党的长期执政危害甚大，必须进行彻底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是，取消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和退休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对江泽民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没有像毛那样，至死都抱着权力不放，而是在去世前九年实行最高权力交接，完成从“第二代”领导人向“第三代”领导人的过渡，制度性意义不可低估，这是他为党内终结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定下“规矩”。从中共十四大之后，两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邓所确立的改革路线各有损益，但始终坚持了两届任期制的规定，按时交班，到期退休。虽然在执行这个规定时，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过“垂帘听政”的一段时间，但基于宪法对于国家主席的权力、职责和任期的明确规定，使得“垂帘听政”在党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严重不足，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权力安排。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裸退”，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任期制将彻底摆脱“垂帘听政”这类“潜规则”的干扰，由此进入到一个正常运行的阶段。

从邓小平1980年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到2012年胡锦涛两届执政期满正常退休，中共最高权力经历了32年时间的运行、更替和交接，应该说在任期安排上让终身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以及合道德性，几乎没有人会想像党的最高权力安排可以重新回到毛的时代——最高领导人不受任期限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可以终身执政。然而，这个无法想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修宪建议，并于同年3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宪涉及十一项内容，其中引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内容是“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此款修改的理由是：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邓小平说：“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由邓小平在32年前立下的废除终身制的规矩，并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刻意遵守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在“新时代”的元年居然被轻而易举地废掉了，真正是“辛苦改革三十年，一夜回到文革前”。邓小平殚精竭虑谋划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又回到了终身制（或可称为无限任期制）的原点，这是一个讽刺，还是一个悲剧？

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最高权力的分化和弱化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的制度安排是高度集权，用党的通行语言来说，全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集中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常委会的权力集中于总书记。对于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新权威主义”。作为领导中国前十年改革的邓小平，毫无疑问地在中国既有的权力结构中享有最大的权力和权威，他的所作所为，的确符合新权威主义所设定的标准：以个人的权威来推进经济自由化进程。

邓小平明确认识到了中国的制度性痼疾，主观上也是力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清除这些痼疾，但吊诡的就在于，他实际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在他试图解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同时，党内的各方力量又把他再次塑造成和毛一样的人物，使他个人在党内享有无可匹敌无所约束的最高权力和最大权威。从1980年代的中国现实进程来判断，如果新权威主义这顶帽子戴在邓小平的头上是合适的话，那么，邓小平一定是想做党内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显然不希望他的继任者拥有像他这么大的权力和权威，实际上，他的继任者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他这样的权威。

九十年代的改革是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合乎逻辑地展开？或者说，九十年代的改革是不是继续延续了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改革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二十年里，没有人会认为江泽民或胡锦涛，能够享有到邓小平那样不可限制的权力和权威。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江泽民和美国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过邓小平、江泽民）的一次对话中，华莱士直截了当地对江泽民说：你是一个独裁者。这个话让江泽民大为惊讶：我怎么可能是独裁者？他肯定不敢想像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和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人。即使在旁人看来，江泽民所实际拥有的权力和他的个人形象，都很难和一个独裁者联系起来。到了胡锦涛的执政时期，这个公开倡导“不折腾”的总书记，始终给人以厚道、温和、刻板和软弱的印象，他长期受制于江泽民的干政而无法形成自己独立自主的执政格局，和一个权威者，更不用说是独裁者，相去甚远。事实表明，自邓小平之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在增加，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地实行了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构成；但和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相背离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却在不断递减。江胡执政的二十几年里，民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有关这两位领导人的段子和传说，网络祛魅化的舆论氛围，使得他们很难再树立起富有权威的政治强人形象。

江泽民从上海进入中央领导层面，在中央几乎没有根基和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不得不从头开始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权力交换和部分权力的让渡来建立起自己在党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党内权力分赃制由此开始形成。

在最高领导人的权威递减之下，权威主义的逻辑何以展开？是进一步加强权威，还是在权威弱化的前提下寻求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从江泽民执政初期来看，邓小平显然是有意识地帮助江泽民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行使中央最高权力所应具有的权威。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和李鹏、姚依林谈话，谈话的要点，就是要求李姚两人要服气，要服从江泽民的领导。6月16日，邓小平又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集中讲述了对组成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核心”概念由此形成。11月，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把军委主席一职交由江泽民担任，这是党的最高权力的正式移交，标志着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诞生。

江泽民在其实际执政的十四年（1989—2002）中，究竟是如何运作其掌握的最高权力？从政治上看，因为不拥有邓小平式的权威，江泽民在行使最高权力时，不得不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妥协。一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接班人，只能服从邓小平所确立的“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机制，这使得他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受到了时间的限制。江泽民是在邓去世之后才完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在他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时，他的任期已进入尾声，这些客观约束条件迫使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交权之后的权力安排上。第二个妥协是，江泽民从上海进入中央领导层面，在中央几乎没有根基和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不得不从头开始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权力交换和部分权力的让渡来建立起自己在党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党内权力分赃制由此开始形成。在中共14大和15大形成的最高权力格局中，江泽民的权力显然不足以对先后由乔石和李鹏主导的全国人大以及由李瑞环主导的全国政协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不懂经济，江泽民又自愿将主导经济的权力完全放给了朱镕基，江泽民实际抓住的权力是党的组织权、宣传权和军权，而就军权而言，江泽民也必须作出妥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正是权力分赃制，为后来逐步形成的党内大规模腐败打下了制度性基础。

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党的最高权力的分化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威的递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权威递减的政治后果，是党的最高权力安排的相对分化，以及最高权力更替机制的某种不确定性，最高领导人因为接班人的隔代指定机制的约束而无法长期有效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这个政治后果到了胡锦涛的执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江泽民时期对党的最高权力的相对分权，在胡锦涛时期演化为“九龙治水”结构，即实行“九常委共治制”，用胡鞍钢的说法，是“集体总统制”，胡锦涛的“核心”位置被取消，九个常委同享“正国级”待遇，各自分工管理一个大的领域。同时，继续执行接班人的“隔代指定”机制，由江泽民而不是胡锦涛来决定下一届中央最高领导人究竟由谁担任。

党的最高权力的相对分化，必然是党的最高权力的弱化，这从客观上强化了国务院领导经济的权力，突出了“相权”即总理的权力，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形成了“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总书记管政治，总理管经济。这个党政分开的权力安排，具有十三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诉求，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所应有的一项制度安排。做出这项制度安排，其实是中央最高权力分化和弱化的结果，是最高领导人权威递减的结果。

总书记和总理分享党政最高权力，在客观上显然有利于加强国务院独立行使对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中国经济在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20年里，取得高速发展的成绩，和他们实际享有最高经济领导权是有密切的关系。国务院相对独立地建立起一支技术官僚队伍，吸纳了一大批经济管理和技术管理的精英，使得政府系统具有了和党的系统明显不同的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改革原则确定之后，政府系统的运行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各项制度和规则，而不是以党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标准来指导经济运行。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党的最高权力的分化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威的递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由此可见，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共同开创的中国经济黄金20年，绝非是最高权力者权威主导的结果，而毋宁是最高权力者权威递减的结果。权威递减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了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条件——最高权力层面的党政分开，而且也为大规模的腐败创造了制度条件——因为权威递减而不得不实行的权力分赃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构成了新时代的不同政治选择，是通过进一步加强最高权力者权威的方式来解决权力分赃制问题？还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寻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分化与制衡机制？这两个不同的政治选择，显然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制度转型的不同性质和前景。

反腐和个人崇拜：重塑权威之路

2012年无疑是中国的转折之年，全社会都在这一年里等待着执政党最高权力的交接，在共同见证了经济的繁荣和改革的停滞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之后，他们除了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政治想像之外，的确也在普遍思考中国应该以何种路径、向哪个方向前进。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共新的领导集团会大概率重新走上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因为中国长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彻底解决，而向宪政方向发展，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市场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两个文件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非但没有按照文件所描绘的方向前进，反而是大踏步地倒退了。

和改革停止乃至倒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最高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反腐方式，迅速建立起个人高度集中的权力。为迅速集权和树立权威，新的最高领导人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一是对党内和军内进行了大规模反腐，抓了数百个部级官员和将军，尤其是对军队的整肃，抓了军队的总司令、总政委、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包括近百个上将、中将和少将，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力，官场军场人人自危。二是建立了“小组治国”模式，成立各种领导小组，打破原来长期形成的最高权力的分工结构，强化小组权力，弱化常委权力，消解委员（政治局）权力，最后是把党的最高权力集中于总书记一人。从最初组建各种领导小组，到确立核心地位，再到思想入宪和取消主席任期制，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完成了个人在全党“定于一尊”的地位，就其握有的实际权力而言，已经超过了邓小平而直逼毛泽东。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正式宣布进入“新时代”，实质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时代。

为配合个人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新的造神运动再起。在思想谱系上，直接和《共产党宣言》对接，重新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主义的使命和初心，自称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权力谱系上，直接和毛泽东对接，实际上撇开了邓、江、胡在党的历史上的法统地位，不仅以“核心”自居，而且取得“思想”命名权，全力弯道超车，试图达到和毛并列的位置。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党的政治伦理急速退化，一大批拍马溜须之辈竞相登场，各种阿谀献媚之词纷纷出笼，继确立“一尊”地位之后，又被称之为“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这五个头衔，超过了毛曾经享有过四个头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最后必然是惊天一呼：万岁！

个人崇拜的正当性早已被党的历史决议所否决，在邓小平时代，他的权力和权威足以让他可以享有领袖和万岁的称号，但他绝无胆量这么做，非他不能也，实乃势不可也！毛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文革结束后历历在目，胡耀邦在1978年9月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思想解放，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胡耀邦的这个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的共识，在这样的共识下，谁再搞个人崇拜，谁就是自绝于时代和人民。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个人崇拜的念头估计他们一丝一毫都不敢有，他们这点自知之明应该还是有的：何德何能敢自称领袖？敢承受万岁？然而，让千千万万的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个人崇拜已然被抛入历史的垃圾箱长达四十年之后，居然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重新启用这套腐朽发臭的颂圣语言，大概实在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树立个人权威没有其他路径，只好不择手段而霸王硬上弓。这个情况也表明了，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逻辑在“新时代”并没有被彻底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可以改变原有的最高权力结构，但未必能改变权威递减的逻辑。在后邓时代权威递减的权威主义逻辑之下，塑造政治强人的历史和政治机制实际上已经完全失效了，毛邓的权威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机制而得以形成，并经历了多重的历史考验，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完全不具备这种权威生长的条件。通过党内政治博弈和政治平衡而被“推举”出来的最高领导人，只具有“相对权威”，要想形成毛邓式那种“绝对权威”，几乎没有可能性，毕竟时代变了。目前大肆泛滥的个人崇拜，不过是中国版的“波拿巴现象”——想模仿前世的英雄，最后肯定沦为一场闹剧。

新极权还是新威权？党权主义的最后斗争

对于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并试图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来树立个人权威的做法，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定位？萧功秦教授认为，这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他甚至认为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他没有回答批评者的一个核心质疑：新权威主义的2.0版比它的1.0版究竟先进在哪里？是最高权力者的权威更大了？还是说新权威体制向民主转型的动能更大了？如果说，从邓小平强力推动改革以来，中国改革的运行都是在新权威主义的轨道上，为何在改了40年之后，新权威主义体制还没有向民主转型的任何迹象？居然还要升级到2.0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以后还会有3.0版甚至4.0版？新权威主义者是主张威权制度的过渡性，是承认最后要完成宪政导向的政治转型，但是，从2012年以来，执政党已经明确否认了任何以宪政为导向的政治改革。

郭于华教授就是基于新极权主义的判断而提出了一个“党社会”的概念，认为党不仅控制着国家，国家成为“党国”，而且党还控制着社会，社会成为“党社会”。

有不少学者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所确立的体制还可以勉强地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话，那么，中国现行制度的性质就是一种新极权主义，仅从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制来看，个人无限独裁的制度已经死灰复燃。郭于华教授就是基于新极权主义的判断而提出了一个“党社会”的概念，认为党不仅控制着国家，国家成为“党国”，而且党还控制着社会，社会成为“党社会”。

在我看来，极权主义意味着是一种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但从中国最近40年来看，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程度的确是越来越高了。改革前，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改革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自主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因此，党（国家）和社会完全融为一体的情况，从改革以来，不是强化了，而是弱化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党国”体制或许已经形成，“党社会”体制则未必能够形成。但是，郭于华教授的提醒是重要的，她揭示出一个现实，自2012年以来，随着最高领导人权力的急剧膨胀，党的权力在日益扩大，如果党的权力开始大规模地全面地进入市民社会，完全由权力机制来取代了市场机制，那个时候就是从“党国”状态进入了“党社会”状态，党代表国家剥夺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权利，国家和社会从二元化状态重新退回到一元化状态。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状态。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理论和概念总是苍白的，不管是新极权还是新威权的概念，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时，总是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当前的制度安排，有所谓新极权主义的要素，也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要素，何种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现行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不尽然。因此，与其被概念捆住手脚，不如放开这些概念，对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及其运行进行具体分析，把本质性概念还原到现象形态，先做事实判断，再做价值判断。基于这个看法，我对2012年以来形成的新的权力结构和执政模式作如下分析:

1、新的权力模式是对前20年客观形成的权威递减逻辑的重大修正，执政党最高权力的分割状态和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下降，是执政党全面性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最高权力的分割，形成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最后是形成了一种政治分赃制。新的最高领导人面对着党的最高权力的分割状态和党的大规模腐败，选择迅速集权，建立权威，改变权威递减的逻辑，应该是其执政的第一要务。

2、新的最高领导人在其正式执政之前的五年“储君”期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预先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他在几个省市的工作期间只形成了有限的人脉资源，最关键的是，十八届中央的最高权力层，并不是依据他的个人意志产生的，这是前两任总书记博弈的结果。在七个常委中，有五个常委将在下一届中央委员会成立时因年龄限制而退出政治舞台。这些情况表明，十八大形成的党的最高权力系统只是一个维护前两任总书记权益的过渡性班子，十九大才是“新时代”的开端，由此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权力结构，以政治反腐和个人崇拜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个人无可约束的至高权威。

3、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接班人制度，即“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实际形成了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前任总书记和现任总书记客观上成为党的两个中心，由前任总书记指定下一任总书记，造成了现任总书记在其第二执政期的最后几年里只能沦为“看守内阁”。“新时代”以来接班人制度被废除，党内原有的游戏规则被废除，意味着要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在十九大之后通过修宪废除了主席任期制。废除主席任期制，或许并不意味着主席终身制，但一定意味着一个新的接班人制度的形成。在没有“隔代指定”的储君制之后，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和交接要在十年内完成，的确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党国制度的实质是以党代国，党权凌驾于政权、军权和其它一切公权力之上。

4、新的党国制度形成了，加强个人集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传统方式得以体现，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重要的标志是：党权不仅侵入企业——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突出党委书记在国企中的核心地位，使国企蜕变为党企；而且侵入政权（政府权力）——国务院系统的部分职权被党中央的领导小组所褫夺，部分职能被分割，外交、公安、金融、文化、新闻、互联网等部门，均和党的相关部门对接，实际成为党权的附庸。国务院原来享有和党中央并列的地位，具有国家“内阁制”的宪制授权，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但在新的权力格局中，总理的权力和权威大大下降，习李的权力配置根本达不到“习李体制”的程度，如同以前的江朱体制或胡温体制，总书记的权力和总理的权力处在高度失衡状态，总书记既当董事长，也当总经理。党国制度的实质是以党代国，党权凌驾于政权、军权和其它一切公权力之上。

5、党权全面阻止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根本无从实现，民间的宗教传播和家庭教会遭遇空前打压，NGO组织的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同时，党权也试图侵入市民社会和私人空间，一旦它完全侵入了市民社会和私人空间，那就意味着不仅是“党国”的形成，而且也意味着郭于华教授所概括的“党社会”的形成。对于市民社会的广大中小阶层来说，他们的财产、安全、迁徙、择业、置业、教育、旅行、留学等基本权利至今尚未遭到党权的大规模侵入，市民生活和私人空间仍然保留着相对自由并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极权主义不能肆意妄为的最后一个领域。如果市民社会也全面沦陷于党权之下， 结局肯定就是市民社会和党权的最后斗争，斗争将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要么是市民社会战胜党权，走向宪政民主；要么就是党权对市民社会的全面控制，中国完全退回到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

基于上述分析，我最后阐述三个结论性的意见：

第一，邓小平以权威主义逻辑终结了毛泽东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开创了一个有限国家主义的政治进程，江胡执政时期的权威递减是权威主义逻辑衰竭的开始，由此让宪政导向的制度转型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新时代”以来的权力安排导向了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党权主义，由此彻底终结了新权威主义的“宪政神话”。党权主义回归极权，最后能否重建绝对国家主义体制，取决于市民社会的觉醒和抵抗。

第二，党权主义是通过扩大与加强党权的方式来攫取和控制国家最高权力，最终全面确立了党国制度，党权侵入一切权力部门，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同时，党权全面进入文化传媒领域，让所有文化传媒资源均沦为党的宣传工具；党权进一步强化对国企的领导和控制，使国企沦为党企。党权全能主义是21世纪的极权主义，它的目标是力求打造一个新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

第三，党权主义和它试图构建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不仅彻底堵住了公民社会的成长之路，严重威胁着市民社会现有的发展空间和私人财产安全，而且全面侵入到政权（政府权力）、军权和法权领域，彻底扭曲了原来长期形成的党政、党军和党法关系，完全破坏了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形式建制。党权凌驾于一切国家权力部门，凌驾于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这是党权对政权、军权、法权和民权的全面宣战。

自2012年特别是2018年以来，中国的确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主义新时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种极权主义的制度模式，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又演化出一个新的形态，一个以个人极权为核心的党权主义，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成为一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共同统治者，在肆意侵入了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同时，还侵入了政权（政府之权）、军权和法权领域，最终导致不仅是党权和民权之争，而且还是党权和政权、军权、法权之争，从而构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之争。面对这样一个四处侵权的现代超级版的“利维坦”，主张权力和维护权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任务。面对这个最后的斗争，中国何去何从，世界何作何为，应该作出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