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朝晖、郑韵仪：为香港破局，中央应先松绑政治经济？

回归廿年有余，香港深陷于一个恶性循环：特区政府依赖建制与工商界组成的管治联盟，这管治联盟轻易向中央伸手讨要惠港政策，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缺少改革诱因，自然安于现状；而特区政府多年来由公务员把持，缺少政治及战略眼光、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贻误不少改革良机。香港政经发展多年来停滞不前，产业单一和社会不公的情况毫无改进，大众日积月累的怨气在政治改革和普选问题上集中爆发。奈何能够左右舆论的资本只欲保留政治特权、延续经济利益，蓄意引导错误方向、拖慢改革进程，由是今日香港陷入困局、危机频现。

房价高企、生意难做，推波助澜的利益集团昭然若揭；能在提名委员或功能组别中对特区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坐稳位置的工商界无可推却； 虽然工商界及建制派坐拥政治特权；但香港的社会民怨爆发，都总会被北京当局归咎外国势力策动、混淆“本土”与“港独”，甚至推塘教育问题来模糊社会不安实况，致使对港部门信息混乱、错判局势，试问取信于北京的本地工商界和建制派真能置身事外吗？

当前局面总有终结之时，关键真不是当下如何尽快“制暴”，而是应当要准确理解当前局面不只是由用肢体抗争的青年造成，而是有著上百万的跨阶层的香港市民默许和容忍的；一批已经不再寄望政府咨询制度、议会及政党、及游行静坐可以带来改变希望的香港市民，他们不一定支持暴力，但明显都盼望改革来临。如果对港部门误判以为“时间站在我们一方”，妄求拖字诀换来“治安”，则绝非根治香港管治问题的长治久安之计。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分岔口上，要破的不仅是当下危机，更应是沉疴已久的政经结构。

工商染指政治决策？

是次修例风波中，往日惯例“保皇”的工商界却支吾以对、左闪右避；即使表态，也模棱两可、雨露均霑。在笔者看来，不能指其变心，只是显露了资本家的本质。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政治取态的两面讨好正是“不忘初心”、趋利避害的表现。无独有偶，回归以来但凡触及工商界根本利益的政策不是无疾而终，便是难以落实到位。董建华的“八万五”、梁振英的“港人港地”乃至现届的“明日大屿”无不触瞧；唯大兴十大基建、取消遗产税、停止卖地的曾荫权在任内安然无恙。

四届政府三届遭殃，或许还是一个偶然，但香港的官商勾结结构，却是历史延续的结果。在港英政府时期，伦敦当局远在八个时区以外，主要倚重殖民地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及本地港英政府主导政治秩序。虽然与英国商人及本地华人资本家维持良好关系，但英国本地政治与在港的商业利益关系相对疏离。相反，回归之后，北京政府和华人资本家利益的契合，令两方在回归前开始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携手维持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局面。本地商贾与内地政圈紧密联系，索要优惠政策是商人本色，无可厚非。但以前难以想像本地商人能够直通伦敦，对管治、用人及经济战略步署直接施加影响，而今天格局下，本地工商界门下的大量公关、说客及研究机构，工作就是向北京传递信息，由上而下染指香港管治施政、影响本地政治用人，形成稳定的政经利益网络，令特区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

因此，一部写于八十年代的《基本法》，只写了一句“维持香港安定与繁荣”为目标，就成了工商界长期向北京索要惠港政策堂而皇之的道德理由；而对港府财政的“量入为出”原则，也成为了政府长期卸责于改善落后的社会福利制度来修正市场的籍口。更甚是，港府在欠缺选举压力、受中央照顾而免于多次环球经济衰退下，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工作上更是远不及其他“亚洲四小龙”。当欧美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在九十年代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自我修正，改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创新产业时，香港仍然停在原地打转。在“官商勾结”的实情下，每当香港本地有识之士提出全民退休保障、产业发展方向、税制改革、或重新审视高地价政策时，总会莫名胎死腹中，然后本地财阀、建制友人出面和稀泥，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由，确保港府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奉为金科玉律，土地、产业及税制十年如一日，然后数码港及科学园的创科远见和构想，全都成了空中楼阁，零五年以后转过头又走回旅游零售、十大基建的发展老调。枉香港回归时一手好牌，廿年来全都打烂。

最可怕是香港连制度上的自我修正和制衡能力也不足。工商界力量在港府的咨询委员会成员比例超过三成以上，再有提委会及立法会功能组别为其特权加持，附上直通北京的不同联系，极大地削弱了港府在决策、行动上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随著其政治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甚至可越过港府直达中央，影响对港政策。 为了维护其家族在港的长治久安，政治经济两手抓，本来无可厚非；但当其副作用已触及香港管治的根本，三十年来沿用垄断的方式及挤压政经空间来维持利益的模式，已经逐渐让香港市民丧失对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和信心。我们此时此刻必须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减少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真正替香港松绑；重燃社会对未来的希望。

松绑三步曲可否解套？

不破不立，当前乱局是危难还是机遇，全在一念之差。香港解局之途，无论是泛民主派一直主张的“实现普选”，或建制派提出的“增加土地供应”，实质上都没有触及根本——现时腐朽的政经结构，是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迈步向前的最大阻力。

中央政府实在不应指望，依靠个别地产商捐献或交出农地的小恩小惠就能改变当前局面。对现存制度小修小补，意图大事化小，继续让工商界精英享有政经特权、两面沾光，恐怕不足以让香港年青一代看见未来曙光。即使今天骚乱暂时平息，积蓄的力量也会在日后再次爆发、失控，迫使政府动用更强硬手段。今天的社会怨气显然是自2003年至今一直的累积，行动及局面的严峻程度也“螺旋式上升”。如果继续漠视背后的问题症结，过诿教育出错或外国煽动，只会令问题继续恶化；届时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而财阀全都可以轻易转移资产，说走就走、全身而退，中央和香港才是最大输家。

当前，我们看不到港府自行解局的可能性。笔者大胆抛砖引玉，认为应由中央政府在未来十年时间，逐步替香港政治经济松绑。这是作为“一国两制”负责任的一方的应有之义。

第一，利用内地资源、海外发展机会作为交换条件，逐步稀释香港本地传统财阀在本地占收入比例，减少各大家族对香港政治与经济的把持。显然，我们无法割断北京方面、中联办等对港部门与本地工商界的联系，也无法要求本地拥有庞大在港得益的财阀们禁止透过政治游说、制度渗透来左右政策，维护或扩大自身企业利益。只有当主要财阀对香港收入比例降低，才会放松对本地政治和经济的全面钳制，从而释出政治和经济创新发展、改变的空间。

再者，本地各大财阀对于香港回归也作出多年贡献，中央不宜兔死狗烹；相反，当前国家正面对中美贸易战，倒不如鼓励本地财阀增加海外经济布局，少让官媒在内地发表危言耸听的“彻资论”。让资本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预先布局并非坏事，君不见当下长和系在港收入其实只占15%左右，而在海外，中国5G通讯在欧洲开展业务都恰恰要依赖其帮助 。笔者认为，这是长和系创办人敢言说出“黄台之瓜”及劝说港府对青年人“网开一面”的底气所在。

第二，由特区政府主导，逐步回购社会公用事业，例如隧道、港灯等，建立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体制。现行派钱等简单的转移支付方式，显然无法回应核心的社会需要，让公用事业不应再由私营垄断才是主要问题。笔者大胆建议成立如同“淡马锡控制”的国营企业、并受立法会所监督，公共利益回购，保证在这一城市生活的市民的基本尊严；在住屋及创科研究等方面，能够与各财阀共同在市场竞价，避免寡头垄断。从而，让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持续自我修正，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

与此同时，过去多年来各大中资机构在港投资金融、房地产，只知稀释本地和国外的资本比例，但并未对香港市场制度的修正带来任何帮助。中海外、海航及各类中资机构在房地产市场的积极程度更是与本地房地产商无异；部份国企背景的金融机构、资管公司其唯利是图的狼性，在市场上的违规表现和腐败行为，更是令行内侧目。只图染指及参与在本地高度垄断及压榨的市场逻辑获利。 笔者认为，对港部门有必要重新思考国营企业或各类中资在香港的角色和作用。 如果这些国企及中资能够表现出更多的承担，能够在本港协助及配合港府回购各类关乎民生的公用事业，重新夺回基本生活所需，并在私营市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及创新的楷模，真正保障市民的福祉、推动经济进步，比任何与香港市民“同心同德”的隔空传话来得实际有用。

第三，当经济结构逐步改变，本地财阀不再全盘依赖香港、社会焕发新气象时，应重新思考“831”框架下的提名委员会组成，确保能够反映当前香港利益格局的结构。 现时，香港市民对工商界的不满，主要来自于工商界拥有过多政治特权，令普罗大众的福祉长期被忽视。事实上，并非工商界讨厌，而是工商界全由少数房地产财阀垄断才惹人生厌。笔者打趣问过00后一辈，如果提委会内工商界的代表，有像Go-go-van的创新科技的后起之秀、759的新式零售的创办人、100毛等的网络媒体的KOL（关键意见领袖）、有像时昌迷你仓此类具有植根于香港挤拥环境特色的另类服务的老板的话，年轻人明显接受程度急增，而且开会状况还让他们有所期待。当工商界不是在零和游戏中剥削大众，而是能够“做大个饼”、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驱动引擎，让市民切实获益，这个建基于新经济基础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被市民广泛接受。

有部份在京的年青学者曾向笔者表示，北京之所以对普选问题始终迟疑不决或过度谨慎，并非对“民主”感到恐惧或全盘否定；公允而论，就连邓小平语录内也多次提到“普选”问题。北京其中很大部份的忧虑来自，如果选举作为民主的一种体现形式，极容易被资本所操控 (不论工商界或境外势力) 。 因此，逐步减少香港财阀在香港本地的利益、增强对本地经济民生的调控，将是改变整体政经结构的突破口。参考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虽然其威权政治长期受西方批评，但选举结果一直都是市民对政府表现和管治的成绩单。一个能够充份让市民向政府施压的选举制度，才能有效迫使其回应社会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反观香港的是，议会选举纯粹一场政党走马灯：不少年青及中产选民都不愿投票予建制派，也逐步发现泛民主派其实在重大民生问题上同样坦护工商界，并不可靠；加上当行政长官选举由少数人把持。这使得长期积怨及诉求根本无法反映，开始寄望更激端的手段，推动改革。

将香港拨回正轨，让香港变得更宜居，让青年人感到社会是公平和正义的，将是共和国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修正的重要一课。可以期望，一个更公平正义的香港和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会在未来五十年慢慢找到对接的平衡点。当制度、经济发展得宜，社会、文化和人心的融合自会水到渠成；当前没有社会基础的铺垫下，强求融合也是白费力气。

总括而言，笔者认为，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适宜沿用市场主导的手段调控、处理问题。延续港英时期落后脱节的政商联盟进行管治，或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式安排人才培养及扶植势力，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赡养更多缺少政治承担、解局能力不足的“政客”。适时顺应民心，重新思考香港在历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角色，在修正中补充、丰富“一国两制”的战略含义，对国家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引导香港走向良治，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写下重重一笔，在世界舞台上翻开新篇章的一个机遇。

（林朝晖，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郑韵仪，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