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十九届四中全会，通向极权主义的治理“现代化”

十月的最后四天，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九届四中全会）。距离上次三中全会已经二十个月，党内外、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甚至危机；而距离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只剩三年，政治局常委更迭在即，却因为派系政治的式微而扑簌迷离。

即便会议召开前夕，无法不让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大跃进”失败后的情势，“习跃进”在过去二十个月里遭遇的挫折更引发会前的种种传闻，但是会议最终却在闭门四天之后若无其事地结束了，生出一份空洞冗长却令人瞠目结舌的决议公报。

虽然可能的人事变动，最早需要待明年三月“两会”期间才会有消息；虽然会后第二天中国司法部就发文要求禁止限制外资企业汇出资金、显示市场开放立场，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也行将结束。但是基本上，会议结果和会议公报都肯定了习近平过去七年的执政路线，并且全面概括为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于确立了习近平个人堪与毛、邓比肩、各领三十年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后三十年的基本路线。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其历史意义和政治意图，或许形同4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四十年前，邓小平继续以周恩来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为改革开放的动员目标，而同时，魏京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朝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而习近平今天纲领化的所谓治理现代化，不仅以第五现代化之名巧妙地取代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而且完全否定了虽然早被封杀却始终被知识分子视为希望方向的政治现代化。

在这意义上，以2018年初修宪所代表的“习跃进”可能才刚刚开始。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通过中国特色的集体化和工业化道路来区别于苏联模式，那一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修正了两年前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基本矛盾总路线，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而十九届四中全会，似乎通过否定改开路线和确立一个治理现代化体系，同样否定了十九大上才确立的关于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和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总路线。

甚而，这种否定，如果追溯到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布建国的时刻，那一时刻，若从稍早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新共和的形式上，不无马基雅维利时刻的意义，即“共和政体”所谓形成或继承的时刻，当然也包含剑桥学派波考克（J.G.A. Pocock）所说的这一时刻所带有的不确定性和引发历史危机的另一面。这或许才是所谓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如同美国独立的某种普世正当性，也曾被共产党人和进步主义者所信奉。但是，七十年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却仿佛一个反马基雅维利时刻，而更像是一个“司马光时刻”。

因为，红色中国政权的维系也是毛主义的精髓，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所指，籍由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多达据说十七遍的反复阅读而代换了。作为毛氏案头书的《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王朝政治当中帝王术的经典，其核心恰是宋神宗所题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道”。

只是，在毛时代，所谓治道被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氏“不断革命”的极权主义运动所掩盖。相对的，毛后的邓小平基本不读书、提倡“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陈云则主张“不唯上、不唯书”，他们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儒家的实用主义理性推动了市场威权主义导向的统治方式变化。

而习近平则重新将《资治通鉴》摆上案头、反复研读，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西苑出版社径自出版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播出的《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或许正是凭借这本并非隐秘的帝王教材，习近平和毛一样汲取了传统政治智慧，赢得了党内斗争胜利，并且将“治道”转为所谓强调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治理现代化，作为从过去七十年的革命-发展到未来三十年治理的基本路线。

以党的主权取代人民主权，以坚持完善取代改革开放，以治理现代化取代政治现代化，即制度封闭和全面的社会控制取代政治进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参与。

相对于“马基雅维利时刻”意义上武装公民的共同体即共和主义的到来，这或许就是中国的“司马光时刻”：以帝王术为本，以党的主权取代人民主权，以坚持完善取代改革开放，以治理现代化取代政治现代化，即制度封闭和全面的社会控制取代政治进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参与。

其治理，只有人民的名义，而无公民的权利和公民共同体，公民只剩下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且从属于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避免任何福利国家概念而代之以“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等等。

理论上，如果我们把政治等同民主，这种取消政治的治理主义自然意味着反民主。 它所处处维护的，是所谓国家安全，代替了此前胡温任内的应急性维稳政策。而这一秩序，也被称作公安秩序，属于福柯意义上“治理的艺术”。本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但是却被中共拿来充作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中心，也是骇人听闻。

赤裸裸的国家暴力被精致化、“艺术化”、科学化，原本生铁铸造的现代化“铁笼”被改造为细密、精致甚至包覆天鹅绒的“金丝笼”。它的本质，按福柯的解释，“就是一种个人集合的行为卷入的方式，越来越明显地，有利于主权的实施。”

这一种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的“统治的艺术”，原本是以所谓塔西陀主义兴起并且影响人文主义的方式进入现代，一种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别的新的治理国家知识，比如霍布斯所说的“国家的理由”。在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政治均衡术发展的同时，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也要求治理的发展强化其内部的暴力统治，比如福柯强调的魁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将经济或家政引入政治实践和国家管理，对合理化欧洲国家17世纪以来威慑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国家暴力形态有着历史性贡献。

而19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对治理的改造——即如何通过市场、每日诫律及公共教育使人们成为自我约束的代理人——对治理的发展影响至今。

福柯发现，在19世纪边沁、布莱特等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家的努力之下，通过引诱个人发展，治理将权力施行建立在“志愿”的个人发展目标与政府发展目标的一致基础上，以此区别于前现代主权下威权加诸个人的情形。 换言之，在治理的意义上，没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区分；一方面政府不是相对于个人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个人也不是社会之外的主体。同时，治理强调国家、市场、人口等社会领域是异质空间，由权力、控制网络和抵制战略构成。政府则是行为操引者，其主权等同于控制技术，即决定性或威权性的权力表达。

在中国，治理主义的兴起，当然可将政治学系纷纷转向治理研究、放弃民主理论为标志，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颜色革命、新疆与西藏的民族问题、和香港危机的挑战下，习近平提出的避免苏联式崩溃论。

可是，他的应对，是提出防止出现党内戈尔巴乔夫，以政权崩溃论凝聚党内共识、集中个人权力；政策层面则继承胡锦涛和周永康，将公民社会视为潜在威胁，将胡-周的镇压政策制度化，全面整肃大学、媒体、NGO、互联网等领域和知识分子、人权律师、NGO活动分子等公民社会群体；治理层面则全面推行网格化工程，落实登记包括上访者、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刑事前科人员、复转军人等不稳定人群在内的数据库，推广天网工程为代表的社会监视系统建设，强化线上线下各种联动机制等等。

在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这些产生于“维稳时代”的应急措施和技术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统化，扩展为包括环境、反腐、党建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治理，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的凝固化或封闭化。

而且，在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这些产生于“维稳时代”的应急措施和技术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统化，扩展为包括环境、反腐、党建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治理。一如拉克劳所说的霸权的“混凝土”机制，凝结任何社会机体，也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变化的凝固化或封闭化。

它所封闭的，是社会，所铲除的，是所有社会中间团体，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第三领域。它所追求的，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解释，治理就是去政治化，就是“国内筑垒化”，即“无条件要求所有事物回到常态”（一种新常态）。每个人被固定、被分隔其分工和职业、认同和身份、阶级与地域的常态化，即分区的制度化和精细化，并伴随着警察国家或者警察权的扩充。

换言之，最终，葛兰西意义上政治和文化的霸权都以警察权和警察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街头和后台的各种方式干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取消或者限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可能，也就是社会的封闭或者筑垒化，如同我们在新疆或香港所看到的。

在这意义上，完全无法排除过去四个多月香港因为警察暴力泛滥和政治暴力猖獗造成的局势恶化，系因四中全会上确立治理路线的需要使然。尽管林郑月娥坚定执行的、也是中央的治理主义路线却遭遇挫折，却不妨碍中央政府正在把香港当作反颜色革命的试验区。在四中全会公报中，无论香港问题还是社会基层治理，国家安全第一的政治目标都浮现其中，显示中央政权的被颠覆焦虑。

然而，这一切，居然都是以对暴力的精巧使用和掩饰、以福柯的批判性理论为指导，并且堂而皇之写入党的中委会决议，无法不令人乍舌。这种敌视公民社会、反社会的治理主义路线的目标显然在于根本消灭社会，和福柯从他的批判理论出发而呼吁的“保卫社会”完全背道而驰。

因为更重要的，它的政治目标还在于消灭转型的可能路径，即其对戈尔巴乔夫和公民社会的双重警惕所宣示的，从党内和党外、从高层和基层、从香港和内地同时消灭可能诱发或者推动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政治异见力量。

这当然意味着邓小平以来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大转型的时代结束。代之以的，是一个朝向极权主义控制和极权主义政治的路径。

简单说来，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体现着主权和政治主体，而且这一主体正是其霸权运作的中介；而人民的主体性，无论怎么被强调为人民服务都是被虚置的，只留下人民在个体、即公民的意义上被要求按照新版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一般，被要求遵守服从性的所谓道德，以及体现在领袖身上的人民，作为最高权力象征；而社会主义法治只是官僚体系和治理暴力的代名词，无涉权利保障、宪政实施、或者独立司法、透明程序等等。

若比照天主教或东正教，三者关系中，党的领导的绝对性自我赋予了圣父地位，人民-领袖则以圣子面目出现，法治-国家担当圣灵归属，三位一体地构成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宗教。这在国庆七十周年庆祝典礼上毛邓习等画像俨然以圣像出游方式抬出游行，或许算是提前为这一世俗宗教或者政治宗教的诠释做了预演。

剩下来的问题，当转型的道路被冻结、当社会和改革被封闭、当社会筑垒化日益加强，似乎倒可能出现类似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后的短暂缓和：美苏两大阵营内都急切地需要以国际对抗的缓和为条件，在内部加紧实行社会筑垒化，镇压各自阵营内部的反对运动和社会运动。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他1976年出版的《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批评说，因为党和政府在一切领域的全部垄断和国家化，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应该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今天，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治理主义路线，也就是治理现代化所指向的，却是一个基于中产阶级政治激进化的右派极权主义国家，酷似德国在1930年代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激进化。

这大概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性质。只是，相较于毛时代无产阶级政治的激进化所趋向的左派极权主义运动而言，经过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主义发展，今天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治理主义路线，也就是治理现代化所指向的，却是一个基于中产阶级政治激进化的右派极权主义国家，酷似德国在1930年代的社会动员和政治激进化。

纳粹德国被后人批评为意识形态的匮乏，海德格尔在其中竟然算是多少还有一些意思的。而中国今天的意识形态基础，例如上述三位一体理论，同样是苍白的，充满了司马光时代的帝王术思想，与不少文人向往的哲人王也相去甚远。

其治理的核心在于，个人如何顺从地和谐于国家的目标，而个人的自我局限并非全球化的普遍模式。如同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一般，而不是古希腊以来通过精英个人与社会彼此通过抱负联系起来的民主政治。而且这样的逻辑甚至排斥伊斯兰社会的宗教学者所扮演的治理中介模式，或者民主社会通过民主参与所实现的多层治理，如何可能与普遍主义的人权观念相抗衡，遑论与世界主义的例如“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的简单逻辑相竞争？

换言之，中共的治理现代化不仅难以接管全球治理体系，更难以在拒绝和封闭转型道路后避免自身革命的危险，那就是再政治化——由过度警察暴力引发的公民与国家的对峙景观，随时可能引发各种抗议运动，直接挑战警察国家体制和政权的正当性，如同香港在过去四个多月里进行的抗议运动所展现的。这一抗议运动的兴起，实则是治理主义路线的结果，而非其产生的原因。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