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端传媒》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栏目编辑约稿，希望我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新近出版的雨伞运动著作（Pang Laikwan,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我的写作初衷很简单：2014年的我，很想理清雨伞运动是什么，结果写了四年也写得含混结巴，却因为身在越来越无章和郁闷的香港社会中，觉得这种写作很沮丧，还是要告一个段落。书稿送审后，收到三位匿名评审的评语，总的来说都很正面鼓舞。但其中一位评者问道：已经出版关于雨伞运动的学术讨论何其多，这本书是否已经明日黄花？
我记得曾跟研究生说过，学术一定要滞后，否则没法超前。作为老师，我当然可以讲得铿锵；但作为一位学术生产者，在疾如旋踵的学术潮流当中，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步伐和能力研究自己关心的问题，其实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工作。
“民众”当然是民主的主角，主角出场了，故事才刚开始。但对于这个主角，我最有兴趣的不是她是谁，而是其不断转变的状态。对于这本书，“出现”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书稿送审是2018年中，出版是2020年初，对美国大学出版社而言，速度已经很快。可是，这段期间，香港社会“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了几次，中间我也不断问自己，这本书究竟意义何在。到了今天再看这本书，我又不得不自我安慰地说，学术的滞后原来真的很重要。这本书的焦点虽然是雨伞运动，但书中提出关于香港的问题，不但没有过期，背后的困局与引申的对峙却越来越难以拆解。雨伞运动留下的思考，可能要经过一些岁月的洗礼和参与者的历练，才可以慢慢把握。这本书能消化的其实依然很小，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先不要忘记。
这本书收录了我一些杂乱的思考，基本上可以笼统分有三条主线：人本上，我想问民主是什么；空间上，我关心共居这个概念；时间上，我想探讨今天我们的政治参与跟社会的过去与未来有什么关系。本书命名 Appearing Demos ——“出现中的民众”，中间其实也包含了这三方面的探索。“民众”当然是民主的主角，主角出场了，故事才刚开始。但对于这个主角，我最有兴趣的不是她是谁，而是其不断转变的状态。对于这本书，“出现”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民现：在后占领时代思考城市民主》
作者：彭丽君
翻译：李祖乔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5-01
民众不是瓦解、不是消失，而是出现
相对布朗所描叙的民主瓦解，和阿巴斯所提出的香港消失，我希望本书写的香港民主，是处在一种挣扎萌芽的状态。
在2015年，美国政治学家云迪布朗（Wendy Brown）出版了一本比较有影响力的书，名为《民众的瓦解》（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15).），她指出，新自由主义把个人从民众中一个一个分割开来，以不同的经济和法律逻辑去瓦解社群和政治，也清空民主。布朗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如何把市场的框架扩散，再施行到所有社会领域中，全面地把人类配置成市场的行动者。布朗的理论跟香港既息息相关、又截然不同：香港是全球一个最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城市，但也孕育了热切投身民主的新世代，我希望通过“出现”去反思“瓦解”，一方面继续正视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香港而言，我乐观的相信民主还是有希望的。
另外，当年还在港大教书的学者阿巴斯，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其中的主要概念是“消失中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希望表达一种处于出现和消失之间的文化身份（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他指出，香港的文化身份在八十年代因为九七问题而出现，是一种因为恐惧消失所以存在的状态，而这种文化注定在消失的过程中挣扎徘徊。这本书到了今天依然是外国朋友研究香港文化的主要入门读本。但我总觉得大家通过“消失”这个概念去了解香港文化会有缺失，因为香港很多朋友正在做的各种不同工作，目的正是希望能够持久地建立这地文化，伞运中的各种文化活动就是最好例子。
相对布朗所描叙的民主瓦解，和阿巴斯所提出的香港消失，我希望本书写的香港民主，是处在一种挣扎萌芽的状态，而这个分析框架，也受益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 ——“出现 ”(appearance)，这概念由现象学发展出来，指的是政治参与一定要以自主个体的姿态现身，在公共现场被人看见，也看见别人，这样才可以筑构既多元又平等的政治空间。政治行动者通过协商、讨论、自我表达和互相理解，进而形成公共的政治意识。这概念是本书一个基本框架，可以形容伞运，更可以表达新一代香港人对政治的看法。
对于这本书而言，“出现”这个概念不单描述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我更希望通过它来解释这些行动的意义。行动者从私人空间走到公共领域，面对的正是一个未知的将来。如果我们都能辨识自己带进政治界的因缘和恩怨，老实地在一个平等公开的领域中对质和合作，我们或许可以活出一个更美好的共果来。这是政治生活中最高尚的层次，也可能是这本书最“离地”的妄想。
城市与边界
但是，我也相信边界，没有边界就无法想象民主。
民众现身也需要舞台—— 无论对雨伞运动或反修例运动，主角的表演场地都是香港的街头﹑公园或商场，当中通过示威者和居民间的互动，大家在社区中的穿梭、停顿和走位，让人和空间的互相定义，也引申大家对这个“城市”的新感觉和解读。我尤其觉得伞运的聚众经验，可以让我们重新面对香港作为城市的历史和将来，人来人往不单是这个地方的特色，更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质感。居民和居住地互相建筑，大家在中间也发展出社群的共居状态。城市没有很多国族的包袱，居民不用受制于血缘论等集体主义的迷思，我也深信，市民比国民更能够明白权利和自由的复杂关系。领会缘聚缘散，我们可以走更长的路。
但是，我也相信边界，没有边界就无法想象民主。虽然人来人往，城市也有其边界。香港是一个全球城市，也是一个处在帝国边缘的城邦。城邦是西方民主想象的源头，这种想象孕育了丰富的西方民主思想。可是，历史中出现过的众多城邦，根本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自主于旁边的帝国权力覆盖，也不能在帝国与帝国之间的竞争中独善其身。这正是香港的历史，回归没有改变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反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近年越来越绷紧，尤其是一场全球瘟疫之后，无论是经济上或意识形态上，香港也只会在中西对立中更被挤压，而固有在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被拉扯得更激烈。香港如何在帝国的博弈之间寻找自主，可能是我们能够带给世界的一种最具创意的启示。
我一直不大愿意背负学科框架，总希望做学问可以随心一点，路走到那里算那里。这几年的香港，似乎也是这样。我受阿伦特的影响，认为政治参与不是为了实现一个社会蓝图，我们不应用一个功利的角度看民主参与，但没有蓝图不等于我们就没有想象。香港过去几年，很多人觉得自己站在悬崖边，每走一步也好像是最后一步。如果香港这个城市不是步向死亡而还是正在“出现”中，我们或许可以对不安和惧怕多一点宽容，也让自己多一点休息、整合、再出发。
多谢李祖乔的翻译，高俊杰的校对，以及手民出版社的编辑，本书的中文版已在五月底面世。
（彭丽君，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彭教授這篇感想何縱放在《端》的深度欄目？作為學者，觀點太隨意了吧！究竟文章貫穿指出的”民主”是誰的民主？特別是教授指出，這種民主還是要有邊界想像才可能？邊界與她所指的民主，關係是什麼？意味著港獨才有民主嗎？那所謂”民現”也是可笑的，請問彭教授，如你描述，那些舉美旗，行私刑的群眾，是否體現你所講的，”在公共現場被人看見，也看見別人” “多元又平等的政治”
彭无法面对的是 香港所谓的”革命“就是希望回到一种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状态 或者说香港”民主“的达成就是需要透过一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去实现 而她接受的理论训练又让她无法真正说明这一点 因为太尴尬了——比如，appearence这样的概念，首先就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身“，包括Butler的”聚集“ 以及彭强调的”民众“ 这个词已经无限接近Negri和Hardt的multitude了 但她肯定不敢用原词 只能用另一个词去套用和伪装在这个语境里 因为”诸众“以及其他概念里都包含着一个激进左翼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内在平面 这就是为什么她注定失语 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拿起什么武器来战斗以及和谁战斗——总不能承认自己是”左胶“吧 所以我们看到香港的“革命者”打着美国国旗英国国旗为殖民主义招魂 这种纯粹功利的“有奶就是娘”的策略心态 如何能拔高到”民众的诞生“？我觉得还是用右翼的民族主义来解释比较合理 所以别乱用革命 我倒是希望香港发生的事情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 既反对中国威权也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 走向真正的革命甚至无政府主义 但是目前看 即便是知识分子 即便是深受西方”左胶“理论影响的学者 都开始站到川普一边 走向了狭隘的民粹化的身份政治 脑子真的是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