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怎样说故事?《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去创作就知道了

30多年来,他曾以剧作回应香港,又或纯粹地探索。尔今的环境使他疲倦,但他仍想继续创作;只不过一切回归聆听自己的内心。
《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 离散 风物

【编者按】本文涉及部分剧本情节。

2022年,资深剧场导演、编剧陈炳钊身边不同背景、年纪的朋友亲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香港。那时他正埋首上一部作品《铁行里》的创作及排练,无暇兼顾道别,也无法消化情绪。“一定会伤感的,对吧?因为知道那不是个很轻松的原因。”语气没有高低起伏,陈炳钊平静地说。

大半年后,他终于能在繁忙的剧团工作和处理旧居水浸的日常中抽身,休假十天,他选择到英国“旅行”。“我觉得好像有个可能性,我看看会怎样……到了英国,选一个地方,我去见人,见一下朋友。”

异邦久别重逢,眼前就是熟悉的朋友,陈炳钊说不出哪里不同了,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他们正在一个不是“香港”的地方见面。“香港是很独特的,香港的生活节奏、我们见面时的状态,当我们去到其他地方,在外国的咖啡室也好、在别人家也好,你也会感觉到整个气氛都跟香港很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你去温哥华或者回乡探亲也会感觉到不同,总之那一定不是香港啰!”

“如果你不去街市,你就不会见到卖鱼的人。”如果不走出去,接触到真实的肉身,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离开是怎样一回事。于是,陈炳钊继续前往欧洲多个城市田野考察,拜访当地的香港人。“我想做一部创作,去思考离开或留下来的背后,一些可以连成故事的会是什么。”2024年夏至,他编剧的新作、由梁菲倚和卢宜敬导演,一部庞大的离散群像《月明星稀》在香港公演。

三小时的故事里,角色们在香港、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西班牙小镇基朗拿和爱尔兰莫赫悬崖多地交错、相遇,又尽力去重逢。有人为仅有一面之缘的人保管一对板球拍(Matkot),只望再次相见,报答救命之恩;有人为陌生人的来信寻根究底,飘洋过海。角色追求和信念各异,有人相信他们在香港互不相识,却能在外地相认,是有某种安排和原因的;有人却质疑所谓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什么?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陈炳钊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有联系,角色间的连系不止是写作技巧或剧情巧合,而是在真实生活有机会发生。“我觉得这两块球拍之后不论怎样都会有流转,或者怎样都会有机会再遇见。”这是陈炳钊的寄望。

“月明星稀”出自曹操《短歌行》,意指今夜圆月高照、星光黯淡,我们各散东西,一直寻找居所植根。去与留之间,或者并非只有对立与隔阂,还有一道无形却坚韧的线牵引著彼此。

走出去,认识离散的色彩

“如果人生是七情六欲的话,你一定要看到移民的人其实色彩也很多。”两年前的秋冬,陈炳钊得到资助再次出走欧洲。他主力到访英国和德国多个港人移民的城市,遇到许多人。

他见证有人带著整个家庭移民,伴随一篮子重建新生活的实际部署;这跟他访问年青人或艺术工作者所考虑的很不同。他又遇过财政能力足够退休的年长人士,今日在不同国家自由移动的限制比以往反而增多。“其实在现在全球化的流动,或移民状态里,人的流动因为某些原因,由一个地方流去另一个地方,色彩是很丰富的,丰富到可能你掌握不到。”

有次,他到访朋友的家,朋友正接待一对母子。母子刚从香港到埗,还在寻觅住所落脚,便暂时寄居他朋友家。他们本身并不熟稔,一屋簷下,妈妈帮忙煮饭,朋友照顾小男孩,大家一起同枱吃饭,即使言谈不多。

“这种气氛可能在这个时代才会有,之前的移民方法不是这样的。”陈炳钊说,这些感觉对他很重要。如果他不走出香港,可能就看不见这些面貌。“我觉得听故事也是这样,我听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故事﹐其实也是想知道多一点。”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聚散变得寻常,他还观察到离开和留下来的人之间有一份前所未有的连结。“以前早一批移民,可能知道有亲人或朋友移民,但如果你去当地旅行,多数未必会去见面,除非真的很熟;然后他们可能相隔多年才回港,是这样的形态。”他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断断续续都有联系、都会关心,虽然有时候关心未必能 reach 到对方:他们可能关心我们留在香港处境会是怎样;而他们面对的困难,我们最多只能聆听。但是我觉得互相有这种需要。”

相对标签和争拗,他更被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吸引,“去和留好像很对立,但是我想看看放在一起会是怎么样。”

他将在田野考察捕捉到这个时代独有的移民面貌,转化、创作成多条主线虚实交错的故事《月明星稀》。在他的布局里,角色因为不同原因,散落在香港或世界各地。他们都被一股如薄雾般的迷惘与惆怅包围,通过大量游走现实与梦境间的对白和自白,静静地诉说去或留的选择可能都不由自主,并在过程中影响彼此生命轨迹,如点如线,编织成网。

在陈炳钊的笔下,板球球拍是其中一个把人连系起来的线。大雾的伦敦公园里,太初从香港来到,跟中学挚友阿远见面。她们打板球,板球一来一往,谈著太初要浪荡欧洲,阿远此时却要回港,处理父亲在疫情期间突然暴毙的身后事。当看到远处银杏树下有两个身影即将被白衣人袭击,她们伸出球拍还击。

这对球拍,落到被拯救的李四妹和丽儿手上,她们盼有一日能与救命恩人相见归还。患有抑郁症的丽儿跟随丈夫阿明到伦敦读书;奶奶李四妹一同离港照顾媳妇,但四妹不擅英语,生活吃尽苦头,惟有一直硬著头皮、笑著面对。相依为命的二人,因为太初和阿远留下的球拍,得到动力在异国生活下去。

回港后的阿远一边教南亚裔小朋友打板球,一边处理父亲一屋遗物,她发现晚年的父亲和她认知的不同。她又因为丁屋和田地遗产分配,与曾经疏远的家人重新连结。她们和其他香港人的故事互相交织、影响,而辗转之间,代表“最初”和“永远”的太初与阿远再度重逢。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Hong Yin Pok, Eric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Hong Yin Pok, Eric

五条主线,二十个分场,三小时讲述横跨一年冬去春来的故事。“怎样令不同的线聚在一起?究竟这是一个写作技巧?抑或你需要相信,其实人与人之间到最后会联系在一起?”戏中一直出现的板球,是一项没有输赢、没有规则的运动,强调双方连结,一起玩、一直玩,总之不要让球掉下去。

陈炳钊说,《月明星稀》的结局是关于信念和承诺,或许有些情节带点刻意,但他相信现实存在可能性,“之后怎样也会有流转,或者怎样也会有机会再遇到,向著这个方向去想。”

访问只是第一步,他重听录音,便放下这堆实在的素材,仅将捕捉到的感觉转化。“我都是在想做一部创作,我都是在想故事。”他强调他不是记者,写的不是报导、要肩负某种责任。他也不是做纪录剧场,目的不是纪录移民历史和心声。

他更不喜欢轻易划分立场,不希望作品有前设。他觉得创作是关于怎样观看“成见”的过程,提醒他当我们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时,下判断是很危险的。“从(田野)访问开始,好像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可能是将自己认识这件事的过程,通过一些人物呈现出来,是一个学习和了解、打开自己的过程。”

或许是这份同理心,让观者能够从这部非纪实创作中找到共鸣。随著《月明星稀》六月下旬正式公演,许多观众在社交平台分享感受,票房也随即售罄。在剧场这座小盒子里,有人想起远方的朋友,有人触及沉默的过去,也有人发想假如把作品带到外地,离开了的香港人观赏时又有何感受。作品更是引发热烈的讨论,有关如何在创作时处理留港和离港的人背后情感和经验落差,如何更好诉说“香港”的故事。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Hong Yin Pok, Eric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Hong Yin Pok, Eric

香港作为创作命题

由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到“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艺术总监;由北角油街到土瓜湾牛棚艺术村,不论香港处于璀璨夺目抑或星光黯淡的年代,陈炳钊都一直持续创作,担任导演、编剧、讲师及艺术总监等岗位,未曾停下来。

多年来,他除了一直探索说故事的形式,创作内容也在回应时代,紧扣社会议题。例如,回归前夕公演、叩问身分认同的《飞吧!临流鸟,飞吧!》,回应七八十年代香港浪潮的《午睡》,改编外地剧本至香港式幽默的新本文《金龙》,改编本地经典文学《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及《对倒・时光》,访问100位香港人的《会客室-Best Wishes》,及从中环旧居背景出发的《铁行里》等等。

“可能我不写这些,我就不懂得写。” 修读演艺学院之前,陈炳钊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他在今年初剧团的一场分享会上曾说到,他本来想当一名记者,但因为自觉不够客观,又喜欢自言自语,于是走上更大自由度的剧场创作。由记者变成创作人,不变的是“香港” 一直是他重要的创作命题。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后,他的作品都与香港关系密切;千禧年代则减少,集中探索和实验,他交出和香港完全无关的抽象故事《(鱼)夫王》系列,又有改编经典诗歌的《333神曲》。2012年,香港社会公民意识及参与愈趋积极,当时他推动新文本运动,十年间他和运动成员,包括冯程程、俞若玫、甄拔涛等,都交出许多回应当时香港时局和社会气氛的作品。

“如果回望社会的起落,我其实是随波逐流的,跟随社会的环境。”陈炳钊直言,若非香港社会气氛如此,他的创作题材可能会锐减。而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但每个创作人需要的时间都不同,经验结构、思考方式及时代背景亦会影响他们的取材选择。“所以有时看著现在的年青人我都会明白,就是会摇摆很久,才知道自己想怎样。”

2018年,陈炳钊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乘搭观光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收到一则来自陌生人的短讯。他好奇地打开阅读,原来是旧居成立了业主立案法团半年已久,却一直未能联络他。那一瞬间,他构思写一部发生在自己身上、关于“当下”的作品。但是2019年社会运动爆发,身处外地的他只能遥望香港。他有欲望写一部角度更大的故事,于是修改剧本。

故事围绕一条中环小巷铁行里,它是陈炳钊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现已列入市建局重建范围。陈炳钊在剧本中设定三条主线:历史下的铁行里、创作人“陈炳钊”与城市规划师“陈炳钊”的对话、未来孙女的时空旅行。他借小巷折射香港发展变迁,也折叠出不同时空,让角色有机会与过去和未来对话,借此表达即使相隔很长时间,记忆是可以传承的。

《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摄:林振东/端传媒
《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摄:林振东/端传媒

对于记忆传承,他说:“我依然好相信这回事,我觉得我是的。”

自编自导的《铁行里》在2022年5月正式上演,这次是他多年来少有直接从自身经历出发、并以真实角度呈现的作品。但是,他对最终成果不太满意。他反思,创作上他未能好好融合并置三条故事线,也没有用到最恰当的语言说清楚中心思想,可能集中说一部分的故事更好。“除了创作上,我评估也受到社会环境影响。那两年其实都令人颇为疲倦,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处理到几种材料。”

有30多年创作经验的陈炳钊说:“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环境和周遭氛围、与自己面对其他工作上的压力,会影响到我很难专注创作。”

创作野心不及社会变化之大,《铁行里》创作和排练两年间,《国安法》上台,移民潮出现;一波又一波疫情肆虐,确诊数字持续攀升,各种防疫政策轮流推出。他回忆,当时不时有坏新闻传出,台前幕后都笼罩著一股情绪,有成员犹豫著是否要离开香港。他感受到大家都被很多事情困扰著,难以像平常一样,回到排练室就抽空现实、重新开始。

但同时,他又要应对剧团大量行政工作,既要配合隔离政策,也要平衡创作团队心态,还要持续产出作品。“又要疫情又要密集出品,总之不可以停下来,有些演出无论如何都要做。其实那时我们有些演出,都不知道会否越过红线,都会有这些担忧。”即使现在社会氛围看似缓和,但他心头上的压力至今仍未能放松下来。

九七的 Playful

“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绝望,九七年的时候,我想这个字眼绝对不会适用,没有人会因为时代变化觉得绝望。”他说。

1997年,陈炳钊36岁,那年他成立实验剧团“无业游民共和国”,推出作品《飞吧!临流鸟,飞吧!》,在回归前夕的六月下旬于香港艺术中心公映。

一开场,就有一块仿如裹尸布的巨型白布盖过整个台面,然后被缓缓吸入“洞穴”里。故事没有既定情境,没有主角,节奏轻快,时间、空间不停跳跃,有时是考古队发掘旧香港出土的“遗物”,有时是下一代不停追问父母有关自己出身和对香港的疑问,有时又会播放经过声音处理的国歌。结尾时,布再次出现,不过颜色由苍白变为大红,再次盖过整个空间。若将作品放在2024年的香港,不论剧团名称、故事形式、内容,可能都属意识“大胆”。

“我想指出,那时候总体社会气氛,仍然有玩的能力。”作为导演,陈炳钊当时以游戏、编作(Devising)和教育剧场(Educational Theatre)方法,发掘演员想法和情感,集体创作剧本内容。他指当时成员都很年轻,即使大家心中有一份承诺,知道回归逼近,要努力做好作品,但是排练气氛很轻松、愉快,所有人尽情尝试,是一种 playful 的状态。“那种 playful 状态不是强行逼出来的,是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种 playful 的状态——就玩啰!”

而这种排练状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气氛。“没有人会因为我们很优秀,所以很害怕,不会有这种情绪。”他回想,即使当时感受到回归来临,但不觉得生活会受影响。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动可能只是新政府上台,一些有家室或事业有成的人可能有较多担忧,或觉得一定要离开香港;但对低下阶层和年青一代,生活一切如常。“只不过可能有一些身份认同,一些疑惑为何世界会这样,但是没有任何实则性伤害,也就没有任何行动,社会气氛就只有等。”

《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摄:林振东/端传媒
《月明星稀》编剧陈炳钊。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漫长的等待中,他被浮游不定的感觉包围,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将郁闷表达出来。最初他在1996年为中英剧团创作《香港考古故事之飞飞飞》,但敍事形式的故事效果一般。他便和朋友组成“临时性”的实验剧团,以导演身位带领集体创作《飞吧!临流鸟,飞吧!》,作品后来被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选为九七年最重要剧目。

今天回望这部作品,陈炳钊有种感受,“我不写的话,其实也不见得有人很渴求这类作品——因为(当时)未造成一种伤害,所以不会想通过作品去宣泄或疗愈某些东西。”他认为当时作品仍然有份优美,和今天年青人所感受的绝望很不同。

走出迷雾的那一步

由“无业游民共和国”到“临流鸟工作室”,再到“前进进戏剧工作坊”,陈炳钊在各种机缘巧合下一步一步带领剧团走过25年,而自己也踏入耳顺之年。他说,已经难以记起年青时候的自己是怎样的,也说不清自己是如何转变成今日模样。“那时候的自己是怎样的?那个自己严肃认真的时候,跟现在分别有几大?我估计可能比现在严肃、比现在认真,但是轻松玩乐的时候又会比现在多……那时候的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开始有点觉得和现在的自己可能相差很远。”

以前他和不同背景的创作人跨界别合作,尝试各种实验创作,作风前卫先锋;现在他的身分是剧团艺术总监,要持续对观众、团队成员、资助机构和自己负责,心态早起变化。创作环境让他感到疲倦,也没有很大冲动要制作许多作品回应时代,但他暂时仍想继续做剧场、做创作。

只是一切回归基本,“我觉得做完一件事,听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想不想做另外一件事,仅此而已。”

可是,如何在不能畅所欲言的环境下继续创作?在时代洪流里经历过高低,陈炳钊倾向先行动、先尝试,而不是心态上先让步。“创作是一种调整,如果不创作的话,就只能够在内心调整。比如,我觉得现在创作应该是怎样的、如何做,自己创作一下就知道了。在创作过程中,不能接受什么不能说、或者回避什么,又如何看待现在观众的需要,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尝试的。”

“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种调整,完成后你就知道观众的反应,或者要面对的困难。我觉得是要慢慢、慢慢,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才会真的有一种比较 organic 的调整。否则,一切都是空口讲白话。”他说。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月明星稀》剧照。摄影:YC Kwan

“在很大困难的时期,人们如果不完全泄气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状态出现。”陈炳钊认为,疫情才过去一年多,剧界都忙于重新起步,未有条件讨论如何面对现时的处境。但是他相信剧场在香港仍有意义,如果创作人们愿意投放心力时间,一边以创作判断当下应该说什么故事、怎样说故事,一边观察同业的调整及观众的反应,彼此互相影响,他相信一段时日后,便会找到共识,形成新的香港剧场特性和美学。

他举例,“假如你相信可能做经典是比较好的,那就去做!一直做,或者真的会发现原来全世界做经典,香港是最厉害的,因为香港有些事情不能做。如果成功的话就很好,但是真的要有人去做。”

如同他写《月明星稀》的结局,踏出一步才能走出迷雾,抬头见月——丽儿和四妹尝试在 Facebook 群组“烧卖关注组”发寻人启示,希望找到救命恩人,使辗转读到帖文的太初致电久未联系的阿远。她们一个从柏林乘搭通宵巴士,一个从香港直飞伦敦,四人终于齐齐整整在银杏树下重逢。四妹再见两人,不觉陌生,反而像挚友般坦率分享一直以来在异乡的感受。完成了最后心愿,她也放下心头大石,决定回港,生活由照顾媳妇回归到照顾自己。

陈炳钊说,调整需要漫长的时间,“漫长到一个地步,可能我都不去想是否在调整,总之就去做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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