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通过《同性婚姻法》的泰国：LGBT的天堂，还是后殖民景观下的“彩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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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18日，泰国参议院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了东南亚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国家。近年来，泰国的观光业中的“彩虹经济”迅速抬头，“同性恋天堂”作为官方的旅游营销策略深入人心，去泰国参加“骄傲节”游行早已成为大陆饱受压抑的LGBTQ群体的朝圣之旅。

与此同时，“彩虹经济”的另一面是，政治权利被消费权利所遮蔽，LGBTQ话语成为了一个后殖民语境下丝滑好卖的消费陷阱。泰国多年以来作为全球北方男性寻欢作乐的天堂，集合了全球北方国家对泰国及其周边更落后地区的经济、性剥削等后殖民主义的种种污垢。然而，在“骄傲话语”的掩盖下，“彩虹经济”混杂在泰国长期以来几乎成为旅游业支柱的“性观光业”之中，全球南方的身体在被来自全球北方的性观光客剥削的同时，却堂而皇之被纳入到西方“性别多元”的“骄傲”叙事。

五彩斑斓的花车、各式主题的方阵、打泰拳和身着高跟鞋的选美变装皇后……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举行骄傲节大游行，为即将到来的六月骄傲月预热。当天，在市政交通的配合下，泰国本地各个政党、残障以及彩虹人士、女同性恋等方阵依次路过。性工作者的方阵举着“性工作也是真正的工作”（Sex work is real work）的标语；在LGBTQ友好天主教方阵中，白人牧师穿着粉红色的圣袍，被左右拥簇着一道举着彩虹旗，他们的标语是“上帝爱所有人”（God Loves All）。在交织折叠的议题中，有同性恋群体“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的标语若隐若现，但是与他们并肩游行的性工作者和跨性别人士，恰恰并非“生来如此”。

除了彩虹群体内部值得深思的多样、偶然的矛盾与不经意间的歧义，我没有看到期待中妙语连珠、充满巧思的酷儿标语。相反，各大国际奢侈品品牌、酒店以及旅游代理的标语直白地招徕生意：“去泰国畅享自由”（#Go Thai be Free）和“彩虹友好型款待”（Rainbow Hospitality）以及“这里永远欢迎你”（#You are always welcome here）才更加显眼。骄傲节大游行与其说是带有政治意见表达的街头游行，不如说是泰国旅游产业催生出的娱乐狂欢节。各大美妆、旅游或时尚品牌赞助的方阵服装道具和化妆都更显专业，他们的方阵和游行也更具表演性。

“彩虹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如梦似幻的泡泡空间，收纳了像我一样的很多因政治压抑而不能在自己的国家组织或参加骄傲游行的外来游客。这也成为一种润滑剂，一时间抹平掩盖了“全球南方”（作为边缘化的政治地理）语境下全球北方利用交织的不平等关系剥削全球南方身体的掩盖，以及性别议题在泰国本地的复杂性和性少数群体的不幸处境。

性别光谱的“暗面”：泰国人妖的跨性别再诠释

清迈骄傲游行队伍中，有一群暹罗风格的变装皇后方阵引起了很多游客的瞩目和拍照。这些异装表演者高瘦苗条，身着泰式传统女装，动作和表情却极具挑逗和女性化的特点，具象化了泰国旅游景观，演绎着放荡不羁、神秘颓废与异域风情。一个举着摄像头的游客来到一位变装皇后前怼脸拍摄，后者对着镜头作出了一个娇嗲的飞吻，并在空气中划出一颗隐形的桃心——这是性别化身份标志性的挑逗的“骄傲”举动，但更是服从于镜头权力、迎合凝视的举动。美丽的人妖、东方的神话、泰国东道主和游客之间固有的权力不对称，在欢呼和尖叫中，也都被纳入了彩虹色的模糊轮廓中。

到底是“变性人妖”还是“暹罗风格的跨性别酷儿”？同样作为游客的我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传统暹罗风格的变装皇后或跨性别酷儿，不但无法辨认或者验证，并且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有一定的冒犯性，但这恰恰意味着这两个概念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但我相信大部分来到这里的国际游客对他们的身份，“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都保持着一种刻意的无知和狡猾的沉默。

西方跨性别的性理论和实践与泰国“人妖”这一议题相交错的时候，那些脚踩高跟鞋浓妆艳抹，打扮成选美皇后的双性别人士也引起我更多的迟疑。现实中，很多“人妖”出身于泰国贫困的农村地区，从3岁起接受身体训练，未成年前就接受药物干预，在有自我意识之前就被调教和训练，为谋生而变得“比女人更女人”。高耸的胸部，纤细的身材，他们的身体被强加赋予了传统性别规范中的女性气质和固有概念，而他们也很难摆脱充满了暴力和歧视的性产业。泰国人妖的跨性别实践，恰是性别二元气质、东西方二元想象、以及主客体欲望化的极端实践。面纱之下，性别表达无法真空于社会经济，成为“女性”是一种无奈的谋生方式和无法摆脱的命运，它的代价是健康、寿命、社会排斥——可是这时“人妖”却被生搬硬套地嫁接到西方跨性别言论在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那一套理论上，仿佛性工作是一种职业选择，性别是一种身份选择。

任何个体都不应该承担性产业系统性剥削的结果。我并不想否认“人妖”的主体性和多重性别意识体验，以及他们借用西方跨性别的叙事进行自我赋权的合理性和颠覆性。但微妙的区别在于，在游客的目光下来表现人妖的主体性，恰好是全球南方语境下后殖民主义在性别议题上的典型再现：被殖民的不再是土地而是大众观念，殖民的方式不是军事化的暴力而是商品化的暴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妖当然是跨性别的，在他（或她）混合的气质中，东方主义的游客目光既看到了一个“娘娘腔的阴柔的亚洲男人”，又注视着一个“异域风情的亚洲女人”——不论是男还是女，他们都是东方主义性和欲望消费的理想化身和性产业的盈利场所。

游客自身也构成了骄傲游行重要的景观，昭示着泰国旅游地亲密关系的殖民化。当我们在人群中看到很多白人老年男性和东南亚面孔的男孩牵着手成双成对地出现、兴奋地挥舞着彩虹旗时，这一后殖民景观造成的不适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加入队伍。在全球化和日益增加的流动性下，当性别这一维度被拉平，跨国的、东西方的和种族的权力不对等就更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只是通过经济决定论的还原视角来批评这种跨种族的男同性恋情侣组合。泰国同性或跨性别群体早已不乏本土社会对他们找“金主爸爸”（Sugar Daddy）、傍大款和出卖肉体的污名。实际上正是泰国本土社会对跨性别群体施以性别和阶级的多重歧视，导致他们很容易失去教育或者工作机会，并且往往不能被原有家庭接纳，与外国人尤其是白人建立亲密关系成为跨性别群体突破社会藩篱、摆脱贫困、获得认可的唯一途径。这些缺乏社会认可手段的人只能利用现有的社会结构在社会中争取某种“另类的成功”——尽管这种主观能动的尝试本身带有种族秩序的强化。

从结果来看，旅游区的存在为泰国本土跨性别的亲密实践打开了一个狭窄的“机会之窗”。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传记学术资料讲述了泰国跨性别群体通过与北美、欧洲或澳大利亚的”西方”男性建立了长期的伴侣关系(2-15年)，才得以改善被歧视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访谈同时表明，在旅游区结识外国伴侣的这种心愿本身或多或少是对西方男性伴侣价值观和现代性带有有色眼镜的幻想，只是少数人攀登社会等级的阶梯。在具体的实践中，亲密关系的感情谈判和情感交换时刻面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剥削的挑战，经济改善的状况往往是有限的，而实际生活安排也容易产生文化摩擦。

同时，因为跨性别人妖符号性的存在，从性旅游到变性旅游，今天的泰国也成为全球性别置换手术的热门目的地。但本地的变性人手术仍然在官方文件中保留其出生时性别。这意味着泰国法律并不承认性别身份的改变，也就限制了其需要性别身份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尤其是跨国婚姻中伴侣可以享受的身份、财产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反而成为一种拒绝承认、强加的暴力。由于跨境旅游业和泰国内部的社会运动，性别问题展示出一种社会观念和文化地理的迁移，它挑战和改变了关于性别某一部分既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但是又巩固了关于贫富阶层、种族等另一些社会秩序。

资本的反向通融：粉红观光和性旅游业的兴起

泰国人妖具身化了“性少数群体”的性别身份和“性旅游”中性工作的交织问题，同时揭示了一个并置但略显矛盾的现象，在泰国，”同性恋身份的社会接纳”与“社会对性产业的默许”，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议题，但由于在政治经济上接近的社会发展条件，都受益于跨国旅游业的兴起，二者总是若有若无地被联系在一起。

如今泰国对全球LGBTQ张开怀抱的友好局面，以及性旅游业的发达，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从古代暹罗到现代民族国家，尽管泰国在历史上未被殖民，但二战、冷战、越战期间海外军事基地的附属效应以及此后的全球化，一浪更比一浪高地催生了泰国的旅游业和针对跨国游客的现代红灯区，其中也包括同性性服务业。全球化的流动性在文化上为泰国本土社会上带来了“西方文明”诉诸于身体、性与性别的新规范。在泰国君主立宪体的改革和现代化议题中，性与性别亦成为泰国政治的核心工具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此后泰国政权动荡，多次更迭，多任泰国总理不同程度上试图“净化”泰国形象，试图整顿色情行业。泰国政府中不乏保守者把同性恋与性产业联系在一起，开始打击夜生活，并且突袭同性恋酒吧。但是这些举措并未能阻止性产业以及同性恋旅游业整体发展的趋势。经济上，泰国旅游业逐渐成长壮大，对整个泰国整体经济发展愈发重要。

新世纪以来，亚洲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推高了旅游需求，同时亚洲内部的小政治气候也对泰国旅游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跨国游客的激增，以及中国大陆对同性恋等少数群体的遏制和打击，泰国成为中国大陆LGBTQ群体的旅游首选目的地。“粉红美元”在近几年来早已被“粉红人民币”替代。从 2006 年到 2018 年，赴泰旅行的美国游客增长了 62%，但是与同期赴泰旅行的中国游客1010%的增长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过去数年，由于旅游业的过度开发，负面效果显现，以及疫情对全球旅行的影响，泰国旅游业一度受到重创。泰国从追求旅游人次的大众旅游，开始向鼓励停留时间更长、单人次消费更高的优质休闲旅游倾斜。根据国际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与主流人群相比，LGBTQ+群体的旅客花费更多，品牌忠诚度更高，旅行频率更高。彩虹经济的迅速抬头，也让曾经只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泰国政府开始主动在全球招徕性少数群体游客。根据LGBT Capital截至2022年的数据，即使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泰国从彩虹跨国旅行中获得了15亿美元的GDP增长，仅这一细分游客的经济贡献就占GDP的0.27%。而2019年未受到疫情影响的数据显示，彩虹群体为泰国作出了65亿美元的经济贡献，占到了泰国GDP总量的1.23%。泰国政府近年来也迅速调整旅游宣传策略，刻意打造LGBTQ友好旅游氛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和国家有针对性地运营社交媒体和数字广告，打造彩虹旅游。“同性恋天堂”的官方营销策略更是深入人心。

粉红观光的兴起和性旅游产业的默许，都是新自由主义资本驱动下反向通融的结果，但仅能通过购买才能获得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LGBTQ群体的经济价值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约束下得到有限的承认，这反而削弱了因为能见度提高而带来的政治权利，并不意味着其法律权利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保障。泰国吸引旅游业大力投资彩虹旅游营销，但直到2015年才通过“反歧视法案”，该法案承认LGBTQ的性别认同，反对仇恨言论。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歧视LGBTQ的行为因为该法被定罪，因此这部法律被称为“泰国隐形的性别法”。另外，该法律明确表示，教育、宗教和公共利益是“歧视可以发生”的例外情况，这反而合法化了特定情况下的歧视，成为显而易见的合法漏洞。

后殖民的全球南方：跨国旅游业中的白人同性恋父权

相比“同性恋天堂”这一虚名，泰国更是一个实然的性主题公园。从泰国人妖充满了性暗示的表演、脱衣舞秀到按摩店、街头的性交易等等，泰国的性工作是如此的普遍，也往往让人们忽略了一个现实：直到今天，性产业在泰国依然是违法的。

1960年，泰国通过了《禁止卖淫法案》，性工作者可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刑期可达 20 年。1996年后，泰国议会出台了《预防和禁止卖淫法》，尽管法律把惩罚的侧重转向性中介和参与性产业的人口贩卖等行为，但法律仍然规定性工作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禁和罚款。该法案仍然规定所有与性工作有关的活动和收入为非法，然而正是这样的非法收入，规模大到支撑起泰国的经济。根据2019年的数据，泰国大约有三十万通过性工作获得收入的人，而性工作以及其相关收入占GDP的10%到12%。

当然，在社会现实层面，法律被“灵活”地执行，酒吧或者按摩店的老板对警察行贿的情况非常普遍。但与其说警察执法不力，更不如是说泰国警方严重参与性旅游并从中牟利。腐败的警察系统本身就寄生于通过刻意非法却又普遍存在的性产业，以便于完成腐败寻租的目的。根据田野调查的发现，泰国警察对性工作场所的突袭不需要地方法官的搜查令，持有避孕套就被认为是卖淫的证据，而性工作者为了避免留下罪证不用避孕套，反而增加了艾滋和性病的风险。泰国的性服务工作者也有很多来自周边更贫穷的邻国，邻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妇女儿童长期受到性人口贩卖的威胁。一旦被发现，这些非正规的外国性工作者会被关押、再教育并且被驱逐出境。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在泰国的一些地方，性工作者收入的10%至17% 用于向警察行贿。而来自海外的移民性工作者甚至将其月收入的 26% 用于向当局行贿。研究泰国的社会学家罗纳德·伟策（ Ronald Weitzer）公开指责，“只有保持非法，警察才能获利”。

性旅游产业深刻地蕴含着种族、阶级和性别殖民的观念。由于大多数国际游客来自经济条件更好的国家，因此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统治、从属和剥削关系变得显而易见。2023年，学者凡妮莎·波尔曼（Vanessa Pohlmann）从一个叫做 Sickmanbankok的网站提取了大量外籍人士涉及嫖娼或“有偿约会”的内容。通过对370份讲述泰国购买性服务帖子的分析，波尔曼发现，泰国性旅游延续了殖民父权把全球南方的女性视为可利用、被动的、欲望化的商品逻辑，从而构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剥削。泰国女性“异域风情”的肤色和相貌、行为举止的顺从、甚至低劣的经济状况，都可以满足前者的支配欲望——帖子里男性往往把给性工作者钱被用作一种自我安慰的手段，同时又利用种族、经济和阶层的身份优势，对她们行使社会和经济权力，以满足他们的性幻想。

在泰国，从事性服务产业的不仅仅是女性，也有性少数群体。2020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泰国本地的机构发起的匿名调查显示，242名性服务业受访者中26名是跨性别。根据统计，他们的收入更低，面临的歧视和排斥更多。由于需要维持女性化的体态和手术，跨性别群体日常的开销更高。包括男同性恋在内的LGBTQ性工作者的客户，即消费同性恋或跨性别的嫖客，利用少数群体更容易受到歧视的处境，更容易对他们进行虐待。因为嫖客假设他们为了隐藏真实的身份更难报警或者举报所遭受的暴力。

游客往往容易模糊地认为，泰国这个佛教国家对性少数群体以及性产业包容而友善，但实际上，泰国社会对非传统异性恋和性交易的接纳仅限于特定的旅游区。泰国主流社会的保守和对性少数群体的排斥，不会轻易在外来游客前显现。旅游业的兴盛和海外LGBTQ游客的可见性进一步加重了本土主流社会对“性少数为旅游服务和性产业而存在”的社会隔离和歧视。这种游客和本土的双重标准长期存在，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恶性循环。很多游客对泰国本土正在经历的性别暴力无知无觉，往往是因为他们正在执行作为跨国游客所享有的消费特权。

能够从目前泰国粉红观光和性旅游业现状中受益的，正是游客——尤其是富有经济能力的世界精英。正如泰国粉红旅游营销广告中呈现的事业成功，出入奢侈酒店、来泰国寻求放松的同性恋。我在Sickmanbankok的网站随意搜索，就发现不少海外同性恋游客在泰国进行“同性性狩猎”的帖子。许多自述显然来自已婚的同性恋，他们把泰国视作逃离和享乐的天堂，通过消费同性性服务来实现自己的性别认同，却加重了另一种形式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执行和加强着享有全球化的流动性下的白人同性恋父权制。在这种政治经济的结构下，泰国中低阶层性少数群体不但因为无法消费昂贵的、针对国际游客的“彩虹服务”而被排斥在旅游区的夜生活之外，反而为了谋生更倾向于成为旅游业、服务业甚至性工作者。而后者所面临更严重的压抑和权力剥夺则被前者的“进步话语”所掩盖了。

另外，来自全球北方的同性恋也会消费全球南方的直男性工作者——来自泰国、缅甸、老挝的贫困地区直男男性从事性工作，服务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性恋群体，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一部叫做《失落青年》（Doi Boy）影片就讲述了由于战乱被迫背井离乡的一对缅甸青年难民情侣，到泰国不得不从事性工作求生的故事。其中作为直男的男主出于经济原因会为泰国中产阶级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可见在多重身份交织的情况下，全球南北方作为一种更强势的权力不对等，往往压倒性地排除了其他因素。

找回骄傲节游行丧失的语义——一窥泰语网络中的酷儿地理学

清迈骄傲游行结束于清迈古城塔佩门前的广场。这里是兰纳泰王朝古国的王室宫殿遗址，充气气球支撑起巨大的彩虹拱门，与古城的著名景点塔佩门并列。这道门通向热闹的、充斥着来自中国义乌小商品的夜市。广场前搭起了巨大的舞台，进行着游行后的演讲。我听不懂泰语，只能用谷歌翻译，吃力地在嘈杂的人群中尝试破解空气中泰语的秘密。但哪怕听不懂语言，我也从衣着和语气中感受出前几个讲话者明显是清迈市的政府官员和举办方。但很快，一位魅力四射的变装皇后登上舞台，颇有气势地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讲，引起人们的阵阵欢呼。谷歌翻译吃力地识别出这样的关键词: “跨性别的休假权利”、“停止彩虹清洗”、“性工作是合法的”等等。我多么希望我听得懂泰语。

活动之后，同在泰国一起活动的朋友们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不少帖子，使我发现了一些泰语酷儿网站。利用谷歌翻译，我得以一窥泰国本土酷儿对泰国社会问题的见解和呼告，算是弥补了商业骄傲狂欢游行的遗憾。泰国酷儿们涉及的政治议题实际上广泛而丰富。从2020年到2022年泰国风起云涌的民主抗议前线和学生运动中对女性堕胎权、性别平权和同性恋婚姻的诉求，到介绍东南亚本土性别和文化的多样性的介绍。其中新近的一篇文章正是通过泰国男同性恋类型剧“男孩之爱”（Boy’s Love，常以BL缩写出现）的反思，来批评“资本主义的异性恋规范”正在影响本应该追求平等多元的同性恋社群。文章从泰国官方同性恋甜宠剧里入手，敏锐地识别出泰国本土流行文化中同性恋身份的构建与经济能力、中产阶层的消费习惯绑定与一体的情况，并指出这是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强化和复刻。限于文章篇幅，我不再做过多的搬运和介绍。

大约五十年前，美国纽约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发生的“石墙暴动”成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标志性事件。此后全世界各地的性少数群体不断为努力打破社会的歧视、排斥和隔离而奋斗。“石墙暴动”发生于六月，正是骄傲月骄傲节所纪念的。如今在全世界不同地区，骄傲节游行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其所代表的性别政治平等的普遍诉求，与其具体所在的区域发生丰富交流和冲击的同时，生成出一种丰富多样的酷儿地理和性别化的在地议程，重塑着各个地区不断迁移变化的性别文化。近年来，以色列对其大都市特拉维夫同性恋旅游业的投资，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粉红清洗”，凸显了性别议题在全球发展泛化的情况下如何被地缘政治利用的情况。特拉维夫同性恋旅游的文化再现了种族、性别和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随着巴以冲突的升级和恶化，“粉红清洗”更是沦为以色列正当化种族屠杀的工具。

泰国骄傲游行的问题虽然不及前者尖锐，但也同样展示出全球南方和后殖民下性别政治和酷儿实践面临的挑战。6月18日，泰国上议院通过“婚姻平等法案”，率先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在暹罗本土文化和泰国国内政治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球旅游业推动的政治经济引擎拉动下，泰国性少数群体的情况能否继续改善，泰国的性别政治将要以何种方式演变和迁移？我在此粗浅地分享游行现场的复杂体验和后来的探索发现，除了希望与泰国的酷儿实践保持交流对话之外，更想要重申骄傲节的意义。它的精神在于，不论在什么国家和地区，不论是性别或种族的何种议题，对于任何不同形式的压迫，反抗才是我们的骄傲和真正的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