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苦涩的爱情社会学：我们是自由的，可为何还是“爱无能”？

【编按】：本文为联经出版社两本新书，《为什么不爱了》以及《为什么爱让人受伤》的推荐书评，从社会学的角度寻找当代爱情之苦的制度及文化原因。若读者也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自我”，希望这篇文章能与你一起从窗外审视与修复。

若果说圣诞节及复活节是基督宗教的庆典，那么说情人节是爱情这门宗教的庆典也不失为过。

伊娃．易洛斯在《消费浪费乌托邦》指出，不像经典社会学家所提倡般“人际关系若要维持其意义就必须远离‘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交换领域”，她指出当代亲密关系的意义及欢愉是透过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消费而获取。而在这个浪漫意义的建构过程中，将要动用到一个社会中的“工具”来造就浪漫的非日常感，而这工具就是（广义的）仪式。这些仪式也不是随时随地进行都可以的，必须要在一个独特的象征“空间”中，仪式才能体现浪漫。

时间正正就是这种象征空间的其中一个边界。想想那些情侣的“特别日子”：交往周年（月）纪念日、相识纪念日、初吻纪念日，那些日子我们总会穿得比平常隆重一点、去一些特别的地方晚饭、买下那天对方在橱窗前凝视良久的手链作为礼物、戴带那对对方送的但不太容易配搭的耳环等。我们都在这庆节性的象征空间内制造浪漫。显而易见，情人节正正是这种“节庆时间”，让我们透过仪式（集体地）庆祝私人间的爱情。而这些仪式在当代皆是以资本主义式消费来实践的。这就是易洛斯在书中尝试描绘的、资本主义与爱情间的关系的其中一个面向。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本科二年级时，因为偶像郑诗灵教授的课——《身体、爱情及情感的人类学》。那时觉得读易洛斯的书很“苦”，动辄就布希亚、哈巴玛斯、巴岱尔、布迪厄，惟年少的我却又对这些理论家论述很痴迷，所以就像一个硬要喝咖啡装大人的小孩子般，勉勉强强总算看完这本书。

《为甚么爱让人受伤》及《为甚么不爱了》两书所注视的便是这种关系的另一面：爱情带来的痛苦及失范——人们在情感中的“消极选择、从关系中快速抽身，或是关系无法形成”变得更普遍。

《消费浪漫乌托邦》一书的视角落在爱情的运作及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为甚么爱让人受伤》及《为甚么不爱了》两书所注视的便是这种关系的另一面：爱情带来的痛苦及失范——人们在情感中的“消极选择、从关系中快速抽身，或是关系无法形成”变得更普遍。

大家可能会想：我明白你所说的“仪式”是很资本主义，买甚么花、钻石、巧克力就是浪漫都是商人瞎扯出来的，但分手的痛跟甚么失范又与资本主义有何相干？

当我们谈爱情的时候，谈的从来都不只是爱情，因为爱情不是自有永有，在文化真空中存在。它被“具体的社会关系形塑和创造”，不能脱离体制的安排来理解。

每次要从这角度解构爱情我都会谈一谈罗兰巴特记载的这个故事：关于巴黎铁塔，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等文艺界名人，从它计划兴建开始已经在反对，觉得它破坏了巴黎的景观轮廓。结果艾菲尔铁塔当然照建无误。落成后，莫泊桑却每天都到铁塔内的餐厅吃午饭，因为只有在铁塔内才看不到铁塔。

莫泊桑是为了看不见铁塔而进去，但对于身处于名为“爱情”这座铁塔内——不是说无时无刻都在浪漫关系中，将爱情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去直面铁塔的全貌及其与其他制度的关系，便要花力气去踏出来，或至少从窗里把头伸出来。

既然我们明白爱情需要由其背后的不同制度性安排及其他的社会制度去审视，而这些制度背后有着其独特的历史，那我们就不妨由历史角度去看一看前现代社会到现在的后/晚期现代社会之间发生了甚么事，而爱情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

爱与性的范式转变

简单而言，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随着“理性”当道，科技出现，曾经主宰着人们生命的宗教、宗族及地域性失去威权，以往由自身与神的关系、与亲族的关系所赋予自我价值的体制都烟消空散了。结果就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与贝克-葛恩胥函（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所言，“唯仅二物但存，空虚跟一个伤痕累累的自我”。这“自我”会“伤痕累累”全因实际上我们不能凭空产出自我价值，因此自我就需要与他人互动，透过将他人与自身的互动投射到自我。

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人口越趋高度密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大部份都是建基于经济市场关系而非个人关系、而且能随时被替换掉的社会，因此要透过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互动而确认社会价值更难，爱情亦因此成为提供和创造“自我价值感”的来源。贝克夫妇这样描述：“爱是你唯一接触到自己跟他人的地方。环绕在你周遭的生活越是缺乏人性，爱就变得越吸引人。”

而在不久之后，西方社会经历了由以生产为中心的福特主义转型到以消费及制造需求为中心的后福特主义此一经济模式上的转变；而在政治场域上，自由主义及女性主义对“自由”的推崇结合了上述的转变，使人对自我及其展现有了崭新的理解。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被动的赋予，而是透过在市场上的消费选择来彰显。“自主性”成了“自我”的核心，而选择则成了自我彰显的体制表现。而资本主义亦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例如我们会用“市场”去比喻潜在的伴侣、用“契约”的譬喻去理解浪漫关系、用新自由主义式追捧的企业家精神去经营人生。

“自主性”成了“自我”的核心，而选择则成了自我彰显的体制表现。与此同时，爱情的内在意涵及性又发生了甚么呢变化呢？

与此同时，爱情的内在意涵及性又发生了甚么变化呢？他们在自由主义的意志中的“自我所有权原则，包括拥有自己感受的自由以及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从而衍生出能自由选择性伴侣以及随意投入和退出恋爱关系的权利”。跟前现代社会不同的是，以往选择伴侣很大程度上受着“内婚制”的约束，即婚姻作为缔结家庭以累积财富的手段、以身份地位及人格作为择偶的主轴，可选择的对象因此而有限；而此种交往都是以结婚为目标，在严密的社交关系的注视下，以自身名誉为保证的前题下而进行。因全世界都明了展开/接受追求的一系列仪式及其意义，例如单独约见、见家长所蕴含所代表的是一段关系的特定进度，一旦有所违背则会因有失身份礼节而被人所责难。而如上文所述，当时的身份及名誉比我们现今理解来得更重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如易洛斯借用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用语——“爱情的巨变”（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Love”），爱情与性，原本是由家庭、宗族及身份地位决定的可选择的对象，在社交网络及道德结构下遵循着特定仪式而实践；而当代的爱情则在截然不同的个人化、与道德脱钩的方式，以自由、自主之名而运行。

而特别就性而言， 20世纪的性自主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当贞洁情结等性道德为父权制度把持女性身体背书，对性的抑压本质上便是对女性的压迫。配合着弗洛伊德左派对由父权及资本主义解放的论述，性的道德面向由其本身转移到它的自由上。

但遗憾的是，这个反抗的故事并没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在性被解放之后，生物科学将性由宗教上的罪正名为一种自然的生物本能的推动力，在城市化及消费休闲领域的兴起中，性脱离了其生殖繁衍的目的，与婚姻及亲属结构分道扬镳，最后被赋予了“为娱乐而娱乐”的享乐特质，“变成人在各式各样消费场所中探索和实验‘不受压抑’之我的方式。”这种消费文化下的性被“视觉资本主义”(Visual Capitalism）——一种由图像符号作为媒介，“透过身体的出演与展示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转化成权势的同意词，将被解放的女应该对性及自己的身体满意这女性主义思想，吸纳成可透过消费而实践的形象。

当性自由成为了个人自我的核心特质，自我生产与自我呈现便难以脱离性。性魅力的典范透过整个视觉产业（包括时尚化妆品、电影等）而传播；性魅力成为了一个普遍且合法的评估标准，同时亦是“人体用媒体视觉符号和消费品项，将自己呈现出来的一种新方式。”诚如易洛斯引Adam Green所言： “性作为及性互动已被吸纳在经济中。”用易洛斯的一句话作一个小结，这种体制化的自由创造了“一个‘无障碍’的空间，一个可以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市场、消费文化与科技等价值观殖民的空间。”

人们不再冲动？浪漫爱的困境

那“为什么‘当代的浪漫爱’让人受伤”呢？易洛斯分析了以下数个方向：

经历过上述历史，爱情、性以及其他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导致我们在爱情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上到由以下两股力量冲突而形成的矛盾：一方面我们需要透过在爱情关系内对方给予的认同来建构自我的价值；但另外一方面又要维持着作为“自我”核心的自主性。不像前述前现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交往般，有着明确客观道德和规范，以及社会网络高度参与的仪式化求爱系统，现代人的情感关系充斥着不确定性，因为欠缺了规范。

如品格（如易洛斯所引述大量的珍·奥斯汀小说中，品格被视为评估对象的重要条件）及阶级等有着客观性的条件在择偶过程中不再重要，现代人讲求的是性魅力以及感觉等主观因素，而更令人烦恼的是，很多是个体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要透过交往来验证自己的感觉。而缺乏仪式性的交往则令双方抱持着不同的期望来对待关系。因为每一个行为在双方眼中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若非如此，最陈腔滥调的桥段——床笫之欢后，女方经历一番内心争斗后终于开口问“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则是绝对不合理的。最后，在缺乏道德及社会网络的参与下，脱离关系变得更“容易”，更少负担及责任。

不像前述前现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女交往般，有着明确客观道德和规范，以及社会网络高度参与的仪式化求爱系统，现代人的情感关系充斥着不确定性，因为欠缺了规范。而当代浪漫爱情面对的，是一种自我监视与情感疏离。

在前现代社会中，择偶的对象，通常都是同一个社会阶级或高度重叠的社交圈子，当任何一方作出不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时，社会会有着普遍认同的道德判断，然后对以不同方式作出谴责，但对现代爱情而言，拥有爱情的自由、投入一段关系的自由就自然有着脱离这段关系的自由。虽然恋爱关系很多时候被大众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契约”来理解，但如此不同的是，现代人脱离关系（就是违约的同义词）并不会受到任何责难。

在这些条件之下，当代浪漫爱情面对的处境就是：在自我极度需要对方认同以及赋予价值的情况下，又要保全自我的自主性，同时更要想着如果过分干涉对方的自主性，对方可以在差不多毫无代价的情况下脱离这段关系，故此人们衍生出一套透过监控自己的情感表达甚至情感本身，确保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情感疏离，以免触发这种矛盾。但个体仍然不能透过一些行为/仪式去确认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价值。这一混乱的情况正正导致当代人在爱情中焦虑煎熬迷惘的结构性因素。现代人为了赋予这种混乱情况一些能够理解的意义，亦因此创造了如炮友、上床的朋友（Friends with benefits）等字词，但成效当然有限。

自由了，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在这情况下，易洛斯同时指出，两性之间对于这种看似“无性别”处境，其实处于非常不同的位置。

随着“性自主”此一概念的普及化，伴随相对随意性爱关系的兴起，我们可以说出现了一个称为“性场域”的市场。当中的男性在当中除了探索和实验自己的性（Sexuality）外，还透过累积性伴侣，作为自己有吸引人的价值的象征，以换取易洛斯所说的“性资本”以彰显其男性气质（masculinity，因传统建立男性气质的来源：家庭中的威权、赚取薪酬的能力及在排斥女性的社交场所中建立关系三者都在女性主义之下被大大削弱）。但对于女性而言，随着生物科技的进展，社会上发展出一套理解女性身体的文化概念——生理时钟，女性在母性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环境下被社教化，生理时钟决定了他们能否成为母亲，另外还有美容产业对青春作为性魅力的追捧，意味着女性的性魅力会随着时间而下降。

从此可见，对男性而言，于性场域待得越久便能累积更多成本；但对女性而言，性场域就是他们寻找结婚对象，越早能够找到越好的地方。于是乎便会出现了女性问上述“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后，男性在非常理性地计算到自己继续于性场域累积更多性资本的利处跟脱离关系后微少的责任后，变成直接脱离关系的情况。在这情况下伤心的女性，易洛斯指出，当他们求助于心理学及自助书籍等协助去疗伤时，这些意见会更进一步造成两性责任分配的不平等，他们总是在说要女性“学懂自主自爱”、“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这种性上的“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经营精神楔合在一起，掩盖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消极”一词的意思，并不是在作出任何道德上的批判，这种消极有两重不同的意思：一、这种关系是消极的因为他不能再（积极地）构成亲密关系；二、这个“消极”是富有现象学意义的⋯⋯我们是自由的但同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甚么。

而当我们要回答“为什么不爱了”的时候，上述情境便是最好的出发点：

在性领域这个市场中，由于科技的发展（如Tinder等交友程序的出现），个体面对着比前现代社会更多更多更多的选择。而大量选择对个体的情感策略而言造成了以下的转变：因为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供应”，人类认知上根本不能够处理这么多的比较与排序（在市场逻辑之下，人类就是透过比较与排序去将自己获得效益的最大化），而每一个在市场中的潜在对象，都由“人”变成一页页的个人信息，过分多的选择令人不能够为对方建构独特性，而缺乏独特性则标志着我们去建立爱情关系的能力亦随之减低。

更多的潜在选择亦改变了个体在考虑及制定情感策略时的方程序。更多的供应意味着有更多的其他选项，在独特性更难建构的情况下，其他选项比维持现时关系之间的差别越渐微小。在另一方面，更多的供应——在市场的逻辑之下——容易令到欲望匮乏，令欲望客体的价值下降。而与此同时，由于择偶条件建基于个人化主观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前设是个体对自我的理解，但是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被鼓励不断成长、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在这情况下不单止导致欲望的流变，更令个体对于未来的想像更加困难，亦因此更抗拒许下承诺。

再加上上文提到，因害怕丧失自己的自主性及过分干扰对方的自主性，亦衍生出的情感监控——疏离策略，人们亦因这些条件衍生出对应的策略：要不抗拒作出承诺，以系列型的方式不断进入及脱离情感关系；要不就是面对自由选择所随之而来的疑难而选择去不做选择，保有不做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易洛斯所指的“不爱了”（Unloving）。

《为甚么不爱了》的副题为“社会学家的消极关系（Negative Relations）报告”，当中“消极”一词的意思，并不是在作出任何道德上的批判，这种消极有两重不同的意思：一、这种关系是消极的因为他不能再（积极地）构成亲密关系，人们失去了构成亲密关系的能力，他们只能形成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的关系；二、这个“消极”是富有现象学意义的，同时是沙特（Sartre）式的、人被抛掷于世的自我内在虚空，因为我们不知道自我是甚么（本质的缺席），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但同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甚么，这就是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种关系令人焦虑之处；另一方面亦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式的否定（negate） ，一种平常正常运作的东西，即“上手的”（Ready-to-hand），突然不能运作，逼使你直面关注它而成为“在手”（Present-at-hand）的东西，因为关系不能够正常运作，个体被迫要面对他，以其作为反思的对象，从而衍生更多的自我质疑与焦虑。

爱情的苦，只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徒劳

当我说读易洛斯的“苦”，其实有另一种意思：她迫使我直面并批判爱情，一样我曾经认为最私密，为自我带来价值的事物。而这种“苦”与开首所提到的有着紧密的关系，易洛斯正正是透过冷漠的理论为我们与爱情之间建立出批判必要的距离感。而易洛斯所采用的批判模式亦有着其独特之处：他不像二十世纪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首的法国“批判社会学”（Sociologie Critique）般只指出形成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的大结构因素；亦不像后来以波坦斯基（Luc Boltanski）为首的反叛派的“批判的实践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般只着重行动者的实践，而放弃脉络化及历史化的重要性。就如法国人类学家法尚（Didier Fassin）用洞穴寓言去理解：如果说前者要冲出洞穴看到一个为人不知的“真实世界”，后者就是认为洞穴内的人也不是傻的，我们何不研究他们如何在这个洞穴之中互动？

而我认为易洛斯处理爱情的手法，正正就处于法尚所提倡的“洞穴门槛”上，一方面透过社会学理论批判出“洞穴外”的社会结构因素，另一方面观察“洞穴内的人”如何按照他们所身处的情景去互动及制定相对应的策略。消极关系，对易洛斯而言，正正就是现代人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话语、消费文化、父权制度等各项结构因素影响亲密关系及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透过“理性”及反思来制定出来的相对应策略。

消极关系，对易洛斯而言，正正就是现代人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话语、消费文化、父权制度等各项结构因素影响亲密关系及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透过“理性”及反思来制定出来的相对应策略。

但为什么要批判爱情呢？有人可能这样问。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理论上应许了幸福的爱情中受苦，他们透过建构出不同的技术、制造出不同的知识去寻找自身的问题，尝试解决爱情的苦。但显而意见这些尝试很多都失败收场，最后只沦落回到一个“伤痕累累的自我”。当我们不去认清这些伤痛的制度性来源，然后只在（不是说完全没有）自身上寻找原因本质上是徒劳无功的。

与此同时透过批判当代爱情，我们亦能够看清与自由（而自由的“话语”在政治经济上所造成的问题已经被很多人谈论过）对私密领域所造成的影响，亦能看到女性主义有着美好的原意但事实上是仍未竟之业，亦同样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下制造新的问题。

透过批判当代爱情，我们亦能够看清与自由对私密领域所造成的影响，亦能看到女性主义有着美好的原意但事实上是仍未竟之业，亦同样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下制造新的问题。

最后让我穿凿附会一下。《为甚么不爱了》一书的英文书题为 The End of Love ，让我联想到一个政治学中曾经蔚为热潮的著作——法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跟从黑格尔及科耶夫（同时有人会认为是挪用，但我无意混这趟浑水）对历史的理解，认为现代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理性于现代化此一阶段中逻辑上的极致，因它对比其他制度更能使人类自我实现自由及平等的原则。

福山在书中再谈论到，在这自由的“历史的终结”中，现代人如尼采所描述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般，由于生活过份和谐而缺乏斗志。但他过份将政治及其话语由现实的其他面向抽离，忘记了有很多人仍然于被“自由”掩盖的、由旧有制度残留的性别不平等中挣扎受苦，甚至因这标志着“历史终结”的“自由”而如易洛斯所述般，在“爱的终结”中“低调地与生活中微型剧码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斗争”。

所以对比起问应如何激起末人的竞争意识，我们更应该问：面对当代爱情，我们这些末人应如何自处？

（李尚文，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曾研究香港未婚男女恋爱关系中的出轨现象。现为半职香港中学及大专学界粤语辩论教练。伪文青及世界级拖延症患者，业余分行散文写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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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爱了：更多自由却更少承诺，社会学家的消极关系报告》

《为什么爱让人受伤？：迷惘、煎熬、躁郁、厌世……爱情的痛，社会学也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