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平等的样貌》:一本探讨新加坡贫穷的民族志,如何戳破国族论述的假象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并不以“普及”为最终目标,反而是“筛选”。
2019年,小朋友在新加坡住宅区的公园玩耍。

【编按】:本文为台湾联经出版社为2022年新书《不平等的样貌:新加坡繁荣神话背后,社会底层的悲歌》所约写的书评,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端的版本略有编修。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以美元计)达约6万元,与美国伯仲之间,差不多是香港的1.3倍,日本的1.5倍,约台湾跟韩国的2倍,中国的6倍。如果考虑了购买力,用人均GDP(以PPP计)来测量,新加坡的人均GDP差不多是10万国际元,美国大约是6万国际元,只有卢森堡、卡达等少数极端富裕的国家,排名能比新加坡靠前。

在这样富裕的国家里,穷人是如何生活的?不平等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什么地方?为了理解探讨这些议题,张优远(Teo You Yenn)教授自2013年到2016年,在两个“租赁组屋(Rental Flats)”的社区展开了田野调查,这两个社区都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所规划,加上另外调查的六个社区,其研究成果便是《不平等的样貌》,该书以民族志的形式,平实地呈现了新加坡低收入户的日常生活。

这本书不只是谈新加坡的贫穷。这本书更是在谈新加坡的不平等。既然要谈不平等,书中自然不能只有“穷人”,也需要有相对富裕的“对照组”,这对照组便是张优远教授书中的“我们”:新加坡中产阶级。新加坡中产阶级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一路升学考试、过关斩将,毕业后找到固定工作,定时上缴公积金给政府、买了一台(或更多台车,存了几年钱,跟一位异性对象结婚,最终两人买了由建发局营建的公共组屋。这些人,多半相信自己乃是一套“唯才是用”的制度下,筛选出来的得胜者。

一个新加坡,两座城市:中产阶级的HDB Flats vs 低收入户的Rental Flats

在介绍到这本书的内容前,读者或许会有疑问:众所皆知,新加坡实施“住者有其屋”政策,谁会去外面租房子?新加坡的住屋市场有何特点?

新加坡的住房市场,主要的供给者是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中产阶级,多半会动用自己长期缴纳的公积金去申构政府营造的组屋,他们将这类口语上可以购入的组屋称为HDB Flats,或Purchased Flats,有时会直接简称为HDB(就是建发局的英文简称)。买下公共组屋的中产阶级取得组屋的“所有权” ,但在年期届满后,新加坡政府保留了收回的权力。

至于张教授所调查的低收入户,虽然也是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里,但他们必须缴纳房租,并不持有房产,换句话说,他们跟政府租房子。他们所住的地方叫Rental flats。虽然Purchased Flats跟Rental Flats都可以叫组屋,但意义却大不相同。(关于住者有其屋政策,可以参考我的旧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规划组屋时,常常把Rental Flats跟一般中产阶级住的组屋盖在不同社区,在各界压力下,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有考虑兴建更多的混合社区,减少阶级间的隔阂

居住的空间虽然不同,却不代表中产阶级不会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新加坡的低收入户。 因为前者终究在工作完之后,需要消费跟娱乐。在新加坡,低收入户的工作,如书中所见,包含了打扫、收银、在柜台销售化妆品等等,简言之,这些商店的消费者就是中产阶级,而穷人则付出劳力伺候这些消费者。

2019年,新加坡一个购物市集。
2019年,新加坡一个购物市集。

对于新加坡穷人的迷思

在一个普遍相信“唯才是用”的新加坡社会里,谁会成为穷人呢?一般人多会相信是“那些不够努力、懒散、爱乱花钱的人”、“性格不够独立的人”,然而张教授的这一本书,却透过温柔、细腻的文笔,推翻了这种常见的论述 ——事实上,这些住在租赁组屋当中的低收入户,勤劳、独立、打拚、从小学会照顾自己、有礼貌、不愿买名贵的东西、甚至假日也不像中产阶级一样可以到处去玩 —— 这些家庭很多没有车,也必须在假日到商场工作,不然中产阶级假日到处shopping,谁来服务他们呢?

换句话说,新加坡一般中产阶级对于低收入户的理解,多半错得离谱。

无怪乎,当这本书在2018年在新加坡出版(英文)时,立即霸榜,成为年度畅销书,接而引爆了巨大的讨论热潮,有人批评张教授“同理心泛滥”,有人批评她太过激进,几乎新加坡的主流媒体都以不小的篇幅报导了这本书。

在学术界,这本书也得到了许多赞誉。张教授的博士班毕业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社会学系,该系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称赞这本书“…推翻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呼吁人们关注新加坡福利制度的缺陷,同时探讨如何修复这些问题。这正是社会学的真缔!”

仔细阅读本书,会发现,张教授下笔时,比较的对像更常是自己。用书中的语句来讲:“…我把我自己放在书里,以我的阶级与受访者的阶级比较…。”(页248)。这样的写法在民族志当中其实不是那么常见,在书中其实也提到了这做法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写进来?这不是学术写作的惯常做法。事实上,我觉得非常不自在。我加入自己的观点,是因为随著研究愈来愈深入,发现自己必须这么做,才能改变我们检视不平和贫困的角色。理解不平等与贫困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页43)

然而新加坡人对这本书的反应是激烈的。尤其,在本书第九章“家丑外扬”中提到,好些新加坡人在研讨会现场听到她的论点后,便当场很生气地批评张教授,要不是认为她否定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是认为她被穷人骗了,又或是相当不满她把“家丑外扬”。

挑战新加坡的国族论述

新加坡读者对于本书的激烈反应,在于本书的内容, 几乎推翻了许多新加坡人信仰的国族论述:“新加坡是唯才是的国家经济体制”,这论述或许可以由以下三个命题组成:
(1)新加坡政府领导有方,在新加坡的社会里,有才能的人透过努力自然会爬升到较高的社经地位; (2)根据这唯才是用的制度,既然“我”不是低收入户,而是中产阶级,比我穷的人自然比我差 —— 我才“配得上好生活”(页34); (3)新加坡福利完善,“有很多针对低收入人口的计划”(页145–146),低收入户要知足,不要再批评政府了。当张优远教授的书,透过民族志的方法,呈现出与想像不一致的“低收入户”面貌时,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弹(跟反感)

这本书从很多面向来推翻传统的偏见。比方说教育制度。本书的第四章指出,在新加坡教育制度下,阶级差异可以轻松地转换成不平等 ——中产阶级的父母远比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的在能力分班的制度下取得优势。这与上述“唯才是用”的论述大为不同。

除此之外,本书也认为新加坡提供公共财跟社会福利的制度,扩大了贫富差距。新加坡的社福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以“就业收入资助各种需求”(页138),简单来说,有工作的人才有社会福利。一个新加坡人若能毕业后找到稳定的有薪工作,便取得缴公积金的门票,也代表了有医疗保险跟退休金,与在国家的“住者有其屋”政策下买房的资格(页140)。然而,如果毕业后,无法即时弄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便会被排除在这个福利制度之外。这跟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相反,新加坡的福利制度并不以“普及”为最终目标,反而是“筛选”,将更多资源给予有能力找到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

因此,一般新加坡人也不把购买HDB Flats、取得医保视作“福利”,反而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本书便指出,这表面上是唯才者有“本事”得到更多公共财,实际上却是国家阶级分化下,社福制度进一步加剧分配不均,这便是本书中所称的“有差异的应得”。

从理论的角度鸟瞰新加坡的不平等

张优远教授认为新加坡本质上仍是个“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页155)。一般来说,印象中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应当是对市场自由放任,任其贫富差距加大。新加坡政府与英、美不同,处处介入,何以称作新自由主义?其实,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上,已有许多研究,利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Governmentality)这一概念来探讨新自由主义。比方说,柏克莱大学的政治学家Wendy Brown便借镜了傅柯的概念,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套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是是一种政府治理方式,由政府主动加剧个体之间的竞争,使得市场逻辑贯穿到制度、社会每一个角落,在她于2005年出版的文集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中,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 (Brown,页40)。

这一类“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分析,也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学者,比如说,新加坡通常被视为主动介入经济来达到成长的“发展型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Eugene Dili Liow却认为新加坡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型国家(Neoliberal Developmental State)”(Liow, 2012)。

至于张优远教授,在她的上一本书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中,便分析新加坡的福利与家庭政策,发现新加坡政府将社会福利视作一种“竞争下的酬赏”,同时在政策中“偷渡”了许多政府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新加坡人”的规范,于是,没有努力挣得稳定工作就没有公积金、不是异性恋夫妻就不容易买到公共组屋,所以尽管表面上政府是大有为,但却是以强大的国家实力,贯彻某种新加坡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在这套治理术之下,新加坡的“社会福利”政策几乎只有“国家-个人”的互动,社会的角色反倒消失不见。类似的分析,也见于张教授探讨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文章 (Teo,2017)。

这些理论,乍看复杂,甚至有点抽象,但一旦我们明白新加坡政府并非一般人想像的“福利国家”后,再回头看《不平等的样貌》里轻描淡写的故事,潜藏在新加坡国族论述底下的不平等,便自然而然地浮上台面了。

2019年,新加坡的商业区景观。
2019年,新加坡的商业区景观。

遗珠之憾

这本书之于新加坡的贫穷与不平等,有两个遗珠之憾。第一是本书专注于新加坡的“低收入户”,所以无以顾及新加坡庞大的移工大军,而这些移工大军又是外国人,自然又会牵涉到“种族”问题;第二则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一群人,比方说与李光耀家族有关的官商财团,在新加坡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本书出于田野的限制,也不可能提及。比方说,财报永远不透明的淡马锡控股。

一方面,之于新加坡的移工,一般人等到在新加坡Covid-19爆发后才有机会一窥移工宿舍的壅挤,疫情爆发后,大量的移工被限制移动,除了工作外,只能被封锁在小小的宿舍里,相关的限制维持到现在。本书并未提及新加坡移工(当然,这牵涉到另一个敏感的议题—这些移工不是新加坡公民,但他们是“新加坡人”吗?)同时,这些移工,许多是外国人,种族亦与新加坡主要族群不同。不过张优远教授在本书“第十章”中有提及,她小心避免滥用“种族”这一概念来分析贫穷的成因,不过当我们考虑到移工、新加坡国族论述、统治菁英的“种族优势”时,若不深入探讨“种族”议题,仍让人有感到难以一窥不平等全貌之感。

另一方面,之于上层政商菁英的问题,本书虽然也有注意到(见页251-252),但限于方法跟田野的场合,也未能著墨太多。本书比较的对像是中产阶级,但在新加坡,中产阶级与新加坡最顶层的政商菁英之间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比方说淡马锡控股,新加坡政府有100%的股权,但从2004年到2021年的执行长,都是李显龙的妻子何晶。这究竟是公产还是私产?新加坡政府向来说不清楚。透过淡马锡控股,新加坡的政府(或更直白一点,政商菁英)控股了许多新加坡重要的跨国企业,比方说亚洲数一数二规模的房地产集团凯德(Captialand)、新加坡电信(Singtel)、新传媒(Mediacorp)、最近才在台湾并购了花旗消金业务的星展银行(DBS)等,较少人注意到的是,淡马锡控股的DBS也是媒体集团SPH的大股东—SPH最有名的业务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这两年来,许多与新加坡政府有关的财团,以产业重整促进国际竞争力之名,积极调整股权结构、扩张资产、大量并购其他企业,究竟这些食物链最顶层的政商菁英,如何以提升竞争力为名义不断扩张自己的优势?尚待未来研究者继续追问下去。

台湾的不平等研究

笔者身处台湾学界,不免也想提及台湾在相似方向上的研究。其实,近年来,台湾累积了许多关于不平等与贫穷的优质研究。以社会学者为例,台湾大学社会系黄克先教授的《危殆生活:无家者的社会世界与帮助网络》,便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不只考察了台北市艋舺公园的无家者,如何在表面失序的露宿环境下,建立起“危而丰富”的连带,也考察了扶贫的教会、善心人士、以及主管单位的基层社工的运作,打破了台湾中产阶级对于无家者的污名和误解。

除此之外,台湾也有社会学者,研究向来被视作“发展型国家”的台湾,如何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意外地得出了类似新加坡学者对于新加坡的观察。例如夏传位(2019)爬梳了台湾历年经济政策的演变,察觉台湾渐渐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主义”。除此之外,社会学家也以量化的方法探讨不平等。比方说,林宗弘利用经济部统计、中研院《台湾企业排名资料库》、社会变迁调查等资料,观察到阶级不平等于近年来的扩张(林宗弘, 2015)。

近年来,台湾也有许多经济学者研究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除了利用社会变迁调查(如Chu and Lin 2020),台湾经济学者主要是以“税务资料”来分析贫富差距的议题。
首先,朱敬一教授等人利用财税资料中心提供的报税资料,探讨所得面(流量)的不均,他们发现台湾所得最高5%与最低5%家户之间的所得差距从1998年的32倍,逐年成长至2011年的96倍(Chu, Chou, and Hu,2015)。亦有研究团队以财税资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财富面(存量)”上的贫富差距,发现台湾的财富的吉尼系数高达0.79,略低于美国,接近瑞典跟韩国(连贤明、曾中信、杨子霆、韩幸纹、罗光达,2021)

经济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代的不平等,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沈晖智与林明仁(2019)同样以税务资料来分析,发现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家户年所得中位数高达150万台币,远高于全体样本中位数的86万。

同样使用税务资料,经济学者进一步探讨台湾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否有减缓贫富不均。李维伦、林明仁、苏轩立、蔡宜展四位经济学者的最新研究,有三个重大发现,第一,他们发现台湾的“税前所得吉尼系数”高达0.6,大约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两倍(背后的原因很复杂)。第二,台湾过去十五年来推升不平等的动力,来自于家户的股利所得分配上的差距,背后的源头,则是企业的保留盈余自2008年以来的高速成长。第三,他们在检视资料后,发现台湾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重分配的强度胜过美国跟法国,大幅度的减少了“税后所得”的分配不均,意外的是,重分配的主要管道,竟然是旨在普及医疗服务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见Lee, Lin, Su, and Tsai, 2020)

在台湾,全民健保的政策目的是“全民皆纳保、使得全体民众可获得公平的医疗服务”,最终却辗转成为最能减缓缓不平等的制度,这研究结果,似乎也呼应了张优远教授的说法—“没有全民普及的社会福利制度”(页137)是新加坡不平等的一大来源。至少以台湾的全民健保为例,一个更普世、人人都能参予的社福制度,的确能有效地减少贫富差距。

2022年1月1日,一班学生在街头庆祝新年。
2022年1月1日,一班学生在街头庆祝新年。

尾声

这本书至少带给台湾读者两个启示。其一,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新加坡的案例告诉我们,就算台湾人均GDP从人均30,000美元翻一倍,提升到60,000美元,仍然会存在不小、甚至更为恶化的贫富差距。不过,台湾目前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多半仍只关心“经济成长”,较少深入探讨不平等,《不平等的样貌》以新加坡的经验,丰富了我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跟政策想像。

其二,台湾在威权时代的国族论述——从美好的加工出口区到伟大的十大建设——其实掩盖了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剥削。比方说战后维持了相当久的肥料换谷制度,榨取农民的所得,重分配到工商业跟军公教部门。这一套论述并没有随著台湾解严、走向民主而消失。贫富差距持续加深的今天,何以会出现“韩流”,以及许多缅怀蒋经国“黄金年代”,缅怀这些“国族论述”的人,许多对民主政治不抱信任,但对于这些现象的深入讨论却不多,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

(郑绍钰,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与计量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助理。研究专长是工业化、产业政策、制度研究、美援政策。学术网站请见此处

参考文献

–社会学与政治学者

林宗弘,2015,〈台湾阶级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与后果〉,《台湾经济预测与政策》,第45卷第2期,页45-68。

夏传位,2019,〈台湾的新自由主义时刻:危机、典范竞逐与新古典 经济学者的进击〉。《台湾社会学刊》66: 55-124。

黄克先,2021。《危殆生活:无家者的社会世界与帮助网络》,台北:春山出版社。

Brown, W. (2009). 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ow, E. D. (2012). The neoliberal-developmental state: Singapore as case study. Critical Sociology, 38(2), 241-264.

Teo, Y. (2013). Neoliberal morality in Singapore: How family policies make state and society. Routledge.

Teo, Youyenn. (2017). “The Singaporean Welfare State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 Housing and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Pp. 383-97 i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to Welfare State Systems, edited by C. Aspalt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经济学者

沈晖智、林明仁(2019). “论家户所得与资产对子女教育之影响—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税务资料为例”, 经济论文丛刊, 47(3), pp 393-453.
连贤明、曾中信、杨子霆、韩幸纹、罗光达. (2021). “台湾财富分配2004–2014: 个人财产登录资料推估”, 经济论文丛刊49(1), pp.77-130.

Chu, C. Y. Cyrus, Teyu Chou, and Sheng-Cheng Hu (2015). “Top Income Share in Taiwan, 1977–2013,” Technical report,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Chu, Y. W. L., & Lin, M. J. (2020).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aiwan: 1990–2010. Empirical Economics, 59(1), 11-45.

Lee, Wei-Lun Ming-Jen Lin, Hsuan-Li Su, and Yi-Chan Tsai. (2020). “Income Inequality, Growth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Taiwan, 2001-2015: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working paper.

读者评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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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读完收获很多的文章,尤其是本质其实为新自由主义的探讨,对学术观点的梳理也很清晰,参考文献也很方便查看,感谢。

  2. 有點好奇新加坡的社會資本情況會是怎樣,尤其是linking social capital的呈現,社會資本與不平等是相干的。

  3. 非常有啟發性的文章!謝謝。

  4. 這篇文章是沒經過校對嗎?怎麼錯漏字連篇。光是作者的名字就有「張優遠」和「張道遠」兩種……

  5. 解开维多利亚的秘密说道:

    文章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那部分,政府处处介入,为何还是新自由主义。
    文章里介绍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的对比,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和很多科幻电影里对未来世界的描述都有类似之处。人的工具化,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工具,那么你就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奖励。
    很多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对于结构性的不公平并无太多认知,大陆互联网上类似的现象也很常见。我感觉新加坡似乎是把这样的价值观作为了一种指导思想,对于发展经济也许有效,但是离一个理想社会实在是相去甚远。

  6. 總覺得新加坡人對於自己國家的認同與凝聚力是建基於普遍存在於新加坡人之間的公正世界謬誤中。

  7. 抱歉,原来不是错别字,请忽略上条评论lol

  8. 发现一错错字:”借镜了傅柯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