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历史上帝国的牺牲品，如今“国家领土统一”的号召

一、历史上“存在感薄弱”的俄罗斯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俄罗斯国家里面，俄罗斯民族主义都只能说是政治舞台中的支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在沙俄，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都不能说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在沙皇俄国里，虽然俄罗斯人是帝国东征西讨的主力，但从整体上却不享受这个帝国。俄罗斯人无论是在政治、法律或经济特权上，还是人均赋税、寿命上，都要比帝国中的非俄居民来的悲惨（在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人的税赋比外族平均多50%，人均寿命却不到30岁，低于帝国内所有主要族群）。从统治者的自觉来看，也很难说他们有什么民族认同。美国历史学家库马尔（Krishan Kumar）指出，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王室无尽通婚的结果。”

帝国的官僚系统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

所以《剑桥俄国史》一书才有这样的说法：“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式的贵族帝国。正如在前现代帝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乌克兰贵族、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大众。”

到了帝国末期，沙俄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袭，需要找寻民族之根以作为王朝统治的支撑物时，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个口号——正教、君主与民族，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这一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沙皇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因为乌瓦罗夫对其口号中民族的定义是：“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换句话说，“民族”是被“正教”和“君主”所决定的，几乎就是臣民的同义词。它不反应任何民主或大众内涵，相反，它只是专制家长主义的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俄罗斯帝国本身阻碍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的建立。（这点毫不使人诧异。姚大力先生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民族与国家意识时，就有明确指出，在古代中国，也是王朝认同为先，族裔认同排后。这似乎是每一个古代王朝国家的常态。）当然，在帝国末年，也确实出现了一批右翼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比如“俄罗斯人民联盟”及其打手组织“黑色百人团”，他们声称只有俄罗斯族人才是真正的国民，其他边疆民族都要“俄罗斯化”才行，但是这些人很快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是在1905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他们也只获得了9%的选票）。

随之而兴起的苏联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并不更友好。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莉莲安娜·莉佳（Liliana Riga）指出，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高层领导（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中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构成了其近六成，俄罗斯人却是少数派。莉佳的结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某种程度其实代表了一个“更好的帝国”的向往。各族知识分子们致力于一个世俗的、非民族的、普世的、在地缘政治上稳定的的多元国家，以反对那个在帝国末期道德上萎缩、不宽容，在地缘政治上也不稳定的、追求“俄罗斯化”的沙俄国家。

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并没有为民族主义留下什么余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存在意义，要附属于阶级解放的需要。尽管苏联的体制是所谓的族群联邦制，即各族群都能有自己的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区。但在政治现实上，由于苏联党的集中统一与单一性，使得“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在过去，我们常常讨论的是苏联对地方民族的打压，但其实俄罗斯人也没有得到什么优惠。斯大林尽管在二战期间诉诸俄罗斯民族情绪以支撑政权，但这种做派应该说主要是工具性的，因为他战前、战后对俄罗斯文化和传统的打压比谁都凶。所以有历史学家指出，“斯大林时代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弱化代表了与沙皇时代的延续性，也反映在非民族主义归属的力量上。对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和俄罗斯帝国的超民族忠诚被对斯大林、共产党和苏联的忠诚所取代。在这两个体系中，对国家本身的效忠优先于对特定民族的效忠。”大致而言，在整个苏联时期，上面这个说法都是大致成立的。小民族的自治权在苏联体制下固然得不到保障，但克里米亚也是说划给乌克兰就划给乌克兰了。

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俄罗斯代表在听取了波罗的海各国与格鲁吉亚代表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批评后，愤怒的说出：

“也许是俄罗斯应该脱离苏联，因为你指责她造成了你所有的不幸，因为她的落后和笨拙阻碍了你进步的抱负。然后，我们可以发出’俄罗斯’这个词，而不用担心被指责为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公开谈论我们的民族认同……相信我，我们受够了成为替罪羊，受到嘲笑和唾弃”。

这个发言可以说明在当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至少被看作不得体的东西。

二、苏联解体后含糊不清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苏联的解体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在这一刻前后，俄罗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一个超越种族的多民族帝国。但是，新生的俄罗斯联邦也同样很难说就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国家，俄语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80%左右，同样也有3000万以上的俄语人口居住在国境之外的原苏联国家里。

亚历山大•杜金，是相当闻名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他在其极右翼著作《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中如此说道：“俄罗斯联邦不是俄罗斯，一个成熟的俄罗斯人的国家，只是一个广阔又动态的全球地缘政治进程中的过渡形态。……俄罗斯联邦没有国家历史，它的边界是随机的，它的文化地标是模糊的，它的政治制度是摇摇欲坠的，它的民族地图是异质的，它的经济结构是支离破碎的。这块‘砾岩’只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实体崩溃的结果，一个从整体图景中剥离出来的碎片。”这段话倒是非常的实在。

此时的俄罗斯联邦，有点像是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去位，巴尔干领土全失，帝国接近解体，但偏偏安纳托尼亚心腹之地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与希腊人等族群的存在。奥斯曼不再，但土耳其也还尚未形成。

在这个混沌时期，随着新生的民主机制与大众媒体的推动，俄罗斯民族主义第一次浮现至历史舞台的中央。但既然俄国正处于过渡形态之中，那么这个新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就具有多重面向，展现出多种形态。瑞典历史学家波尔•科尔斯托（Pål Kolstø）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划了一个象限图，如下：

科尔斯托指出，以国家取向和种族取向来分，可以把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分成两派：在传统上，一派俄罗斯民族主义关注的是维持一个强大国家的必要性，而不太关心民族利益和种族纯洁性（只要国家大而强，俄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就不是那么重要。如果非俄罗斯人愿意学习俄语并适应俄罗斯文化与习俗，就被欢迎融入俄罗斯民族）。另一派则具有相当的族群取向，认为俄国国家应该为俄罗斯族群提供服务，为俄罗斯族群所有，而俄罗斯族群的判定标准/准入资格相当狭窄。

根据这两派人的地域扩张或保守倾向，又可以把他们再分成四类。第一类就是所谓的帝国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重建一个帝国，但在这个帝国内，允许多重宗教、文化和族群结构的存在，搞某种差异政治；第二类也希望建立帝国，但是在这个帝国将为俄罗斯族群所有，为其服务，其他族群都必须屈居俄罗斯族群之下，没有什么自主可言；第三类则将目光局限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之内，将俄罗斯联邦居民（Россияне）都看成是俄罗斯民族一分子，不管他/她说不说俄语；第四类则认为血缘上的俄罗斯人（Русскиe）才是真俄国人，外族无论如何不会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这四类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帝国意识的结合是历史久远的。尽管俄罗斯人并不享受帝国，但是帝国的主体确实是他们，出现某种错觉实属寻常。前面已经描述过，在沙俄晚期，一小批斯拉夫主义者已经萌发出初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要求实现“俄罗斯人的帝国”，以反对那个“罗曼诺夫王朝和贵族们的帝国”（当然，这种思潮反过来也被王朝所利用）。到了苏联末期，一部分苏联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效与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所以开展了一些政治项目，试图将党的统治同俄罗斯民族主义联合起来（“苏联是俄罗斯人的苏联”），其后果就是某种红棕联盟（这一联盟一直维系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在苏联崩溃之后，保住帝国的目标就变成了再建帝国。比如亚历山大•杜金，是相当闻名的新欧亚主义者，正是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帝国的俄国将会是怎样，它注定成为帝国”以及 “俄国人征服世界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在1997年出版的《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中，他提出，俄罗斯人民是所谓“弥赛亚民族”，在历史上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比如沙俄帝国和苏联——以完成某种独特神圣使命，而这个神圣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建立一个欧亚帝国（至于为什么有这个神圣使命，杜金始终语焉不详，只是含混说该使命是由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所造就的）。

杜金将俄罗斯的命运同帝国始终联系在一起，他说道，“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模式，当把俄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时，灾难接踵而至”。“俄罗斯人正是在帝国中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民族……放弃帝国主义建设功能意味着俄罗斯人民作为历史现实和文明现象的存在的终结。”杜金也认为，假如俄国安于现状，就会出现某种“青年土耳其党人”式的势力与思想，让俄国如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分崩离析。

他所设想的新俄罗斯帝国很像是沙俄与苏联的合体升级版——在意识形态上，是沙俄版的“正教、专制与人民”；在经济上，则似乎是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在地缘政治上向外扩张；在国内族群政制上则允许各族文化自治，实施差异政制。

法国历史学家马琳•拉吕埃（Marlène Laruelle）指出，在民族主义观上，很多欧亚主义者都同杜金一样，无论他们怎样定位俄国，都并不欣赏种族民族主义，他们把这种民族主义描绘成一种危害欧亚统一的异教徒和地方主义情绪，“种族主权的逻辑把我们带回了中世纪以前的时代”，民族情感也被看作是西方政治价值观的表现。

当然，也有更粗鄙的种族帝国主义者。比如自民党的前党魁日里诺夫斯基鼓吹俄罗斯至上，他既主张大幅度向外扩张，也主张剥夺各族的自治权，让俄罗斯族人在法律上享有优先地位。但是，可能是由于他本人是犹太人的缘故，所以他拒绝从种族和血缘上定义俄罗斯人，而是强调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属性。

但是应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前一个十年的早期，帝国主义思潮仍然只流行在一个小圈子里。普通俄罗斯人对帝国还是持相当冷淡态度的。比方说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经力图唤起人们对苏联的重新向往，要求实现分裂的俄罗斯民族的再统一，保卫生活在前苏联国家中的俄罗斯同胞等等。但是1993年的社会调查数据表明，当时的俄罗斯人很少对苏联的崩溃表示遗憾，也对民族的再统一没有什么渴望，对超出俄罗斯边界领土的兴趣也很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就发展出某种俄罗斯联邦范围内的公民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许是由于俄国社会长期缺乏公民教育与族际结社传统，也许是由于叶利钦一塌糊涂的私有化改革让很多人对西方价值观失去信任，也许是俄罗斯人的高死亡率与低生育率导致他们对外来移民潮的恐惧，导致俄罗斯人的族裔民族主义情绪异常的高涨，他们展现出高度的排外性，不加区别的歧视国内的少数族群和国外来的移民。

以下几个图表来自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历年民调，如下：

从历次民调的平均值上看，（41.4%）的俄罗斯人首先最讨厌来自高加索的移民，其次是中国人（36%）、中亚人（32.6%）、越南人（29.2%）和吉普赛人（27.2%），当然还有犹太人（9.2%）和乌克兰人（8%）。

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支持“停止喂养高加索”（这指的是联邦政府停止对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的财政支持）这一口号时，从12年到15年的民调中，最高有七成人（2013年）表示赞同，最少也有五成以上，而不赞成的人只有两到三成。

从各项指标上看，2013年似乎都是俄罗斯人族裔民族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年份。罗米尔（Romir）民调机构在该年所作的另外一项民调从侧面印证了勒瓦达中心的发现。比方说，多达73.9%的受访者完全或基本同意“血缘上的俄罗斯人应该在国家高级职位的任命上享有优先权”的说法，82%的受访者完全或基本同意“血缘上的俄罗斯人应该在俄国发挥主导作用”。近一半的人认为所有的移民（不仅仅是非法移民）都应该被遣送回国，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异族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与俄罗斯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三、普京政权下受到管理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意不可能不伴随政治后果。比方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具有相当组织力的街头团体：光头党，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白人种族主义。他们原来不过是小城镇里的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早期，光头党却已经中产阶级化了。这自然是整个俄罗斯族裔情绪日益显露的结果。据估计，到十年代中期，全俄国的光头党人员数目达到五万人。

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政后第二个任期，由于受到2004年颜色革命的刺激，将光头党们视之为一项政治资产，给予各种有形无形的帮助，以进行预防性反革命。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罗伯特•霍瓦斯（Robert Horvath）指出，这些极端右翼分子至少能给他们的恩主四项回报——（1）他们充当稻草人，可以让现政府显得不那么极端、还可以接受；（2）他们充当政府的街头打手，用来恐吓反对派，破坏对手的政治集会；（3）用他们来“掺沙子、扔石头”，分裂反对派的选民，抢夺反对派的选票；（4）让表面上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组织进入政府充当盟友，装装民主门面。在 2005-2010年间，克里姆林宫的间接收编了一些极右团体，这种做法被称为“有管理的民族主义”。

在普京政府的有意无意放纵下，这些光头党在2000年代后半期开始频繁实施街头暴力。2006年，在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孔多波加（Kondopoga），据说是因为两个俄罗斯人和一个阿塞拜疆服务员在一家咖啡馆发生冲突至人死亡，引发了本地的骚乱，数以千计的俄裔居民将他们的不满发泄在高加索裔居民之上，抢劫与焚烧后者的店铺，要求驱逐他们。光头党从莫斯科飞至该地以示支持。地方警察和政府坐视而已。而这只是极右团体与少数族群的暴力冲突发生的一个缩影。

2010年，5000多名极端民族主义者举着种族主义横幅，高呼口号占领了莫斯科市中心的马内兹（Manezh）广场。他们认为国家官僚机构无能，没有能够保护俄罗斯人的利益，要求驱逐边疆地区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这也只是一系列街头政治示威的一幕而已。

不过，这些极端右翼分子同普京的政治利益并不全然吻合。俄罗斯城市中频繁发生的种族袭击以及反移民运动的兴起，使这个脆弱的多民族社会变得紧张不安。这些流血事件同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外交尴尬。但这些应该早在普京及其顾问最初的算计之中。霍瓦斯直接点出，“有管理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是，谁在操纵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专家们显然把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伙伴视为提线木偶，主要用来对付自由派的民主运动。但是这些人也有自己的考量和优先级。比如他们中的一批人认为普京政权的“俄罗斯性”还不够浓，对内要发动一场国家革命，建立某种种族隔离制度。对外则应该与欧洲与美国结盟，捍卫“白人世界”，共同对抗“有色人种”。

他们中的极端分子不满足于在街头上殴打移民，而是开始刺杀公众人物和国家官员（比如人权律师马科洛夫和记者巴布洛娃就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杀，引发相当反响）。此外，他们自己也想走上政治前台。比如克里姆林宫所收编的主要法西斯团体俄罗斯形象Russky Obraz在2010年对记者说道：“我们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直接合作，但我相信他们给我们开了’绿灯’，使我们能够接管政治领域。”这个想法可真是大错特错。工具人怎么能有自己的想法呢！普京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势在必行（在2012年后也确实开始严厉镇压）。

但最关键的是，克里姆林宫发现，“有管理的民族主义”原本是用来指责自由派向西方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工具，但却因为一个人的操作，其效用大打折扣。这个人就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ksei Navalny），律师出身，原先是俄罗斯统一民主党（即亚博卢）的地区领导人，在2011年前默默无闻，但在之后由于谴责精英阶层的腐败，大放异彩，屡次入狱，现在已被视为普京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

纳瓦尔尼是一个亲西方的莫斯科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资历，但他同时也是有着灵活政治手腕的人（这很难说是对是错），在孔多波加事件之后，他创建了一个被称为Narod（“人民”）的运动，并开始参加民族主义集会，发表反对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的口号。这让他的自由主义同伴非常吃惊。但是他自己认为，当前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还是有东西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真正议程和关切。即，相当一批俄罗斯人是在通过族裔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对政府的要求，要求政府向人民负责。那么这种政治能量就不妨利用起来。换句话说，纳瓦尔尼抓住了俄罗斯民族建设中的一个模糊期。在这个模糊期内，俄罗斯民族主义既有排异的一面，但也有呼吁公民行动主义和动员政治参与的一面。这是前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化时的特有现象。纳瓦尔尼认为他可以取后者，而减轻前者的危害。当然，他也许是与虎谋皮。拉吕埃就指出，纳瓦尔尼在如何把民主、自由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常常自相矛盾。“纳瓦尔尼在谈到自由选举权和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时，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谈到宽容、平等或包容时，他就不是了。”

纳瓦尔尼还在一个点上同族裔民族主义者有共识和重叠，抓住了普京的痛脚，那就是北高加索地区的治理。这里要重点指出的就是车臣。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的车臣叛乱是对俄罗斯联邦政权的巨大威胁，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惨败正是叶利钦丧尽颜面、黯然下台的肇因。而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在电视上展现的硬汉形象，以及战争的迅速胜利，正是普京建立起自己政治威望的基石。但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车臣叛军的内部分裂，在战后对车臣的处置上，普京在相当程度上是弃难而就易，他沿袭的是沙皇处置边境部落的旧戏码——车臣军阀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向普京私人效忠，普京则任用他来当“土司”，治理地方，巨额的联邦补贴被用来确保他的忠诚。

美国记者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非常正确的指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车臣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反常现象: 一个近乎自我统治的岛屿，一夫多妻制盛行，伊斯兰法院作出判决，妇女被迫在公共场合戴头巾——所有这些 都公然违反了俄罗斯宪法。车臣精英，所谓的卡德罗夫帮，将成为首都最强大的犯罪家族之 一，在莫斯科市中心犯事也能在字面意义上逃脱谋杀罪。对于车臣人来说，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属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封建关系。它不是一个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完整的社会契约，而是一个民族对一个首都之间的帝国关系。 ”

纳瓦尔尼认为普京的这种安排，无非是帝国的延续以及地方寡头与沙皇相互扶持的老把戏，他对这种封建关系的抨击，自然唤醒了俄罗斯人在帝国中的历史体验与共情。在2011年，纳瓦尔尼与其他族裔民族主义者一起发动了“停止喂养高加索”的运动。此举大获成功，恐怕也成功的吸引了普京的惊惧。

普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意识形态来保卫政权。

四、“俄罗斯世界”与近十年的侵略与扩张

做法很简单，加强“管理”就是意味着清除那些与克里姆林宫不合拍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而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回到帝国民族主义的老路上，将俄罗斯社会的目光从内部的政治腐败、国家缺陷与族群争斗转开来，以实现俄罗斯国家领土再统一为号召一致向外。克里姆林宫此项意图，通过层层授意、解读，成功转达到了俄罗斯大众脑中。这种帝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就是所谓“欧亚主义”。

从多项数据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人的种族主义情绪是在2013年达到高峰，在此之后则逐渐低落，而俄罗斯人的反西方情绪却是在2014年后开始逐次增高的。这两者的关联是如此的醒目，以至于两名俄罗斯学者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r =-0.46)。

他们的原话是这样的：

“尽管人们对美国的态度比对俄罗斯北高加索少数民族的态度更加摇摆不定，但人们很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当对一个民族的态度达到顶峰时，对另一个民族的态度就会急剧下降。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一个新的将要形成的俄罗斯身份的重要对手可能是穆斯林或美国人，但不能两者都是。事实上，每个选择都处于两种对立话语的中心，并暗示着完全不同的政策。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话语会抑制欧亚一体化，并且不一定会排除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相反，俄罗斯可以团结各个少数民族甚至其他国家来反对美国的威胁，但这种选择自然会涉及到与西方的对抗 。”

从这个角度看，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就是一个蓄意的政治举动，跟沙俄末年转向泛斯拉夫主义以抵抗革命浪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简单的重复，而且效果要比历史上好得多。研究者指出，“帝国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合并吞克里米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当局的所有分歧都被搁置一边”。从民调数据上来看，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都被引燃，对普京的支持率升高，对国内发生族群冲突的预期值降低。

以上这种思想转折从俄罗斯人自己对“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阐述上也可以看的清清楚楚。所谓的“俄罗斯世界”，模糊来说，就是“俄国及俄罗斯人的世界”。这个概念自然有其渊源，但火热起来却主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张严峻在研究这个概念的时候指出，在最开始的时候（1995-1999年），它主要涉及的是“境外同胞”——3000万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俄罗斯人。当时的俄国政府主要考虑的是要发挥这些境外俄罗斯人在原苏联地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个世界主要是一个去地域化的文化和经贸的空间。到了2000年至2008年，它则主要指的是俄语文化、共同历史记忆和传统价值观构成的独特文明，主要强调的是东西之别、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差别。到了2008年至今，这个词则明显的“再地域化”。“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俄罗斯世界’从寻求’境外同胞群体的聚合’开始趋向’俄罗斯土地的重新整合’”。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这个词变成了一个政治代名词，指向俄语居民土地的再统一。这就涉及到了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等俄语人口聚集的地方或俄语文化区。比方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概念对他自己的威胁，2015年８月他在接受采访时称，就连俄驻白大使也无法向他解释“俄罗斯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而“俄罗斯世界”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还声称坚信普京并不看好这个概念。尽管正是普京本人在各个地方大力宣传之。

简而言之，“俄罗斯世界”从一个哲学文化概念转为一个经济概念，再转为一个文明概念，再转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其实是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本身从九十年代至今发生的拥抱西方——保守防御——扩张对抗这么一个历史历程的产物。

结语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稍稍做一评价了。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究竟为何，至今仍在一团模糊之中，而这是由于俄国仍处于某种后帝国-前民族国家状态所导致的。

首先，俄罗斯人仍然没有发展出某种公民民族主义，以政治认同或某种形式的文化共容作为俄罗斯民族的基石。否则不会出现下面这样的大众反应：

即使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受教育阶层，他们的态度在传统上也是面向西方/欧洲的，因此他们在是否要容纳非基督教的、非西方的人士/移民之上显得犹犹豫豫，而这又进而将许多边疆地方（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人士排斥在俄国主流社会之外。

其次，俄罗斯人的族裔情绪仍然非常强烈。是的，2014年之后，俄国人对俄国内部发生大规模族群冲突的担忧是在降低，对外来移民的厌恶在减少。但这与其说是俄罗斯社会发生了进化，倒不如说是以下过程的副作用：（1）普京政权在2010年代之后发动了对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定点打击与清除；（2）普京政权故意含含混混没有说明俄罗斯族裔与公民之间的界限；（3）帝国民族主义对俄罗斯族裔情绪的暂时遮蔽。

最后，帝国民族主义并没有解决俄国人的认同问题，而只是暂时拖延了它的发作。原因很简单：（1）尽管帝国民族主义强调俄国是一个有共同使命的多元文明共同体，但普京同时也指出，“这个独特文明的核心和中介是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这其中的矛盾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解；（2）当前的帝国民族主义需要俄国政府保持扩张才能维持，而这必然会导致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剧烈冲突。除非是干净利落的胜利，否则这项冲突就会给俄国带来沉重的内部压力，很有可能反而加剧其内部冲突与分裂；（3）帝国民族主义与帝国俄罗斯种族至上主义（换个词说就是，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两者之间目前只是暂时处于某种合作关系之中。

简而言之，我对俄国未来的政治稳定不看好，会出乱子，会出大乱子，这仍然是我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