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亚训，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专攻博士候选人）
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日本神奈川县西部发生规模7.9、震度7级的浅层地震，造成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关东地区大规模的房屋倒塌、土石流及火灾，称为“关东大震灾”。这场地震的规模虽不及311东日本大地震，却是近代日本唯一直接冲击首都圈人口密集区域的天灾。根据推算，有超过10万人死亡或失踪、190万人受伤、超过30万栋的建筑物全毁，基础建设与经济活动的损失约为现在的6兆日圆，超过当时国民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同时伴随的是关东各地的严重火灾，甚至出现了火灾旋风，短时间内造成近4万人死亡。
在流行文化中，这段历史距离华语读者或许并不遥远。2021年搭配双人乐团YOASOBI的歌曲而受到瞩目的同名原著小说〈大正浪漫〉中，穿越百年的信纸迫切要传递的讯息便是关东大地震的发生。2013年宫崎骏动画《起风了》中男女主角相遇的场景，也是关东震后受灾惨重的东京，以及曾遭火势延烧的东京帝国大学。2022年的新海诚作品《铃芽之旅》，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为过去百年发生重大地震灾害的区域封印灾厄的女主角所造访的历史，同样包括关东大地震。
另一方面，在这些话题名作中没有描绘的历史——关东大震灾中的虐杀事件——则至今仍在日本社会引发关于历史认识的矛盾与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朝鲜独立运动发迹的时期，久积的种族矛盾，在关东大地震中也一触即发。多年来，要求推动历史转型正义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自2017年起，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连续7年拒绝发送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追悼仪式的例行追悼文，触发右翼团体至仪式会场呛声、发表仇恨言论。
部分人士甚至在由东京都举办、象征国家为地震中所有逝者哀悼的关东大地震暨东京大空袭的“秋季慰灵大法要”，以及民间团体为了震灾中遭到虐杀的牺牲者举行的“朝鲜人牺牲者追悼仪式典”之外，宣称虐杀是“捏造的历史”并另起祭坛悼念另一种“真相”，造成一个狭小的公园内，出现三场不同追悼仪式的特殊场面。今年8月底，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国会质询中，否定2009年由内阁府公布的虐杀事件调查结果，指政府没有掌握事实的证据记录，引发了此举将助长历史否认的风气及右翼的仇恨攻击的批评。
近期的争议，则是2022年日本行政官僚以“历史认识”为名反进行言论审查的“饭山由贵风波”。去年，东京都总务局人权部，以饭山企划展的纪录片《In-Mates》提及朝鲜人虐杀之历史认识“与东京都的立场不符”、强调在日韩国人的痛苦遭遇可能“招致观众反感或仇恨言论”为由，禁止该片于委外经营的“东京都人权广场”播映。人权部受到民间团体抗议，一度修正说法并致歉，却对要求重新上映的连署活动不再正面回应。这场言论审查风波讽刺地发生在“人权”的专责部会，也间接给予右翼团体一个动员舞台，尝试杯葛与阻碍今年民间的百年追悼仪式。
而总的来说，关东大地震的受灾经验，除了是今天的防灾科学、救灾及重建的重要参照，也是灾后日本社会各个层面发生转变的关键。震灾加剧了日本政权与朝鲜民族自决运动的对立，又因从事宗教救济活动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王希天遭陆军杀害的事件面临对中国的外交危机，同时亦间接促成在日台湾人的文化启蒙运动的据点由东京转回台湾。
此外，还有从米粮管制底下随“民众食堂”而普及的牛丼、豚汁和可乐饼等饮食文化，灾区行政戒严、为镇压社会运动及控制言论而设立的“治安维持法”，乃至于金融重创与世界经济危机共同造成的昭和恐慌促成其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可说是影响近代日本乃至东亚最为深远的一场天灾。
“流言蜚语”下，灾难恐慌与民众暴力
日本历史上另外两场重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多数伤亡分别来自建物倒塌及海啸；有别于此，关东大地震约有九成死者死于地震发生后的火灾。
有关当时火势扩大的原因，虽有适逢午餐时间大量用火与地震搅动地下天然气矿层等说法流传，但多数研究认为，灯油及轻重工业的易燃物质，加上木造房屋助燃、水力管线中断错失灭火的黄金时刻、行经日本海的台风使风向不断改变等原因，是造成惨祸的主要因素。至于火势的起点，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在各灾区陆续发生的虐杀事件则是关东大震灾最受争议的议题。根据官方档案及民间的研究访调统计，有超过6,000名朝鲜人、300名中国人（包括王希天在内），与南葛地区工运相关人士川合义虎及平沢计七等10名、无政府主义者伊藤野枝、大杉荣与6岁的外甥，遭到杀害。此外，亦有因私人恩怨、误认、行为可疑、精神异常等缘故而受到攻击的其他个案记录。
诸多暴力事件中，立案起诉的案件超过一百件，加害者多是灾区的自警团（民间自发组织的警卫队，成员多为后备及退役军人、消防团、青年团与地方居民）、军人及警察。
现有记录中，虐杀的共同导火线指向地震当日正午过后，在神奈川及东京扩散的“流言蜚语”。除了东京湾大海啸和富士山大爆发、甲府全灭等直接与地震连结的传言，各种有关“不逞鲜人”（三一独立运动以来，日本社会对于有反日、反体制倾向的朝鲜人加诸犯罪形象的歧视用语。）及“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贬低用语）的谣言也随著火势快速传递，谣言指大批无良非法的朝鲜人及社会主义者纵火、投掷炸弹造成火灾，还声称他们在井水中下毒、烧杀掳掠、强暴妇女、袭击弹药库。
根据东京的灾区数据统计，谣言传开后的数日间，夜间的杀伤案件发生率近乎白天的两倍，其中又以火势最强烈的2日、3日晚间最为严重。住在案件发生区域的插画家田中比左良曾经描述，太阳下山后电力中断的街区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大火的烈焰烧红的天空隐隐约约的红光照在人们的脸颊和竹枪上，弥漫在夜里的恐惧气氛一直要到清晨破晓后，看不清火光才逐渐缓和。
谣言如何演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虐杀？集体恐慌为何引发民众既有族群与意识型态的针对性，又无差别滥杀的私刑暴力？殖民主义造成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之外，极端灾害底下令人难以想像的极端暴力，引起了国际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结构、群众心理、历史记忆等不同层面的讨论。
其中虽有历史否定论者主张虐杀事件不存在，但多个团体都有留下第一手纪录，包括1925年警视厅出版的《大正大灾火灾志》及警友社的《神奈川县下的大震火灾与警察》收录的宪警报告，日本内地法律团体“自由法曹团”成员山崎今朝弥与布施辰治等法律人、在日本东京朝鲜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干事崔承万、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独立新闻》特派员及留学生在地震发生后分别进行的自主调查。
戒严令中，针对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的私刑暴力
震灾时的言论管制，加上日渐向军国主义靠拢的政治局势，使得真相调查在战前窒碍难行。旷日耗时的史料挖掘与整理，一直要到1960年代至1980年代间，透过姜德相及琴秉洞长期的田野调查、田原洋及松尾章一陆续汇整出版的陆海军及戒严司令部相关史料、今井清一的中国人虐杀研究、松尾尊兊的朝鲜人虐杀研究等等累积，才逐渐汇整出谣言的“民间自然发生”与“官宪捏造”、“民众与基层员警共同传播”等解释。
尽管“流言蜚语”中的暴行实际上没有发生，谣言造成的集体恐慌最终却演变成虐杀悲剧。延烧三天三夜的火势逐渐趋缓，暴力却未停止，而伴随流言产生的日语审查机制，成为私刑的生死判官。
当时自警团的抓捕逻辑经常与口音腔调或是忠君爱国有关，比如要求外貌像是朝鲜半岛移民的人复诵“十五圆五十钱”、五十音中的浊音，或者背诵“教育勅语”、历代天皇的名称。也就是说，审查机制就像是一个包含种族、语言与爱国辨识的系统，在水电、消防、运输等现代化设施失灵的状况下，以最原始的方式“自救”，同时“救国”。
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东京灾难画信〉中，学自警团的大人们扮警察、扮军人的小孩子玩“自警团鬼抓人”的游戏场景，也可以看出集体恐慌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后来许多诗作、纪录片与电影，包括即将上映的《福田村事件》，亦有描绘“十五圆五十钱”在灾难中撕裂人性的片段。
自警团的私刑暴力与政治及社会结构有关，不是天灾造成的历史偶然。地震隔日，内阁未经程序紧急发布行政戒严，赋予陆军师团长行政、司法及军事相关事务的司令官权限。除紧急分配救援人力、粮食、卫生用品，处置遗体与征用土地外，更重要的是，如内务大臣水野錬太郎日后表明的，“戒严是为了因应朝鲜人反叛的危机”。
戒严令底下，军事与行政、警察权力结合的特殊状态持续了两个半月，动员兵力一度达到近五万名。具体的法律依据主要是配合“治安警察法”设置的“行政执行法”、“警察犯处罚令”及治安维持紧急勅令“流言浮说取缔令”。军警宪各层单位，一方面整合民间的自警团，并依据“行政执行法”对“可能”暴动的朝鲜人及社会主义者进行预防性的“保护”检束，以防范暴行发生；另一方面对报章杂志等言论媒体发出相关报导的禁令与审查令，将审查权限交由地方行政官员，以言论审查对抗谣言。
然而，戒严体制底下各个层级的组织面对谣言的立场、态度并不一致，部分机关甚至发出“不逞鲜人”杀之可也的电报，等同为私刑暴力开绿灯。结果，言论审查使厘清真相的管道与谣言同时遭禁，在解禁以前报刊上留下的多是朝鲜人遭逮捕的消息；“保护”检束没有达到保护的目的，以数十人或一、二百人为单位遭拘留的人反而成为最容易遭到私刑报复的目标。
松尾尊兊的研究指出，与军警整合的自警团，从守望相助团体变成了“狩猎朝鲜人的武装民兵”。此外，由军警及政府共同拟定的言论控制方针，特别指出要加强“赤化日本人及赤化朝鲜人在背后煽动暴行之事实”的海外宣传；其目的不仅仅是澄清谣言，还包括强化社会主义的残暴印象之政治操作。
另一个政治操作的案例，是当时遭到“保护”检束的无政府主义者金子文子与朴烈的遭遇。金子虽然没有遇上自警团，却与朴烈一起卷入当局罗织的“大逆罪”的司法迫害。她在狱中手记写下地震后“文明的乐园一瞬间变成阿鼻地狱”，以及流言四起、遭警方以预防性逮捕的名义强制拘留的经历。
根据辩护律师布施辰治的回顾，警方事后要求金子与朴烈的房东将房屋转租他人并处理掉其财产物品，使两人成为法律上无正当职业、居无定所的“徘徊者”，以适用戒严状态下依据“警察犯处罚令”可处以“不超过三十日之拘留”的条例，正是震灾戒严沦为思想镇压工具的实例。
殖民支配底下的跨境迁移：水资源、移民与米骚动
关注震灾时的民众暴力的研究者经常提醒，“流言蜚语”背后的殖民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压迫，才是集体恐慌转化为对特定族群的暴行的根本原因。暴力是恐惧的一种表现，也是殖民暴力的变形；灾民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特定群体被“非人化”，成为震灾中“杀之可也”的替罪羔羊。
“朝鲜人纵火、在井水中下毒”的谣言，其实也反映了移民迁徙路径、工业化和水资源的密切关联。面对大规模火灾，水是控制火势和确保灾民的日常生活的关键资源。在火势持续扩大而送水管线中断的状况下，水的稀缺使得沿著河床居住的异邦人成为一种想像中的资源竞争者。
同时，朝鲜移民的近水聚居也是推动殖民扩张的工业化发展的结果。除了靠近本就是人力与货品大量流通的港口居住，农地遭征用种植棉花转而移居日本到纺织厂工作的移民不在少数。仰赖河川运送原料的工厂经常沿著河流两岸设置，需要大量用水的重工厂提供的宿舍也多沿著河岸建筑。震灾后虐杀状况特别惨烈的横滨、隅田川及荒川，或者关东地区贯穿武藏野的多摩川流域，都保有许多移民的痕迹。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则是地震发生几年前的1918年的“米骚动”；这是因大战景气粮食消费增加，快速工业化造成农村人口移出及粮食减产，加上战争时期进口米量不稳定以及囤米问题而引爆的全国范围的粮食暴动。自警团正是内务省官僚深感地方青年投入米骚动与国家对抗带来的冲击，而在后续的组织整顿过程中，提出“警察民众化”的诉求，用来吸收青年以强化控制的重点组织。
历史学者Andrew Gordon表示，米骚动并不是日本近代史上群众暴动的第一遭，但它是“群众暴力的时代”的绝佳见证与时代的转折点，在那之后，劳工大众有越来越明确的组织动员，且与警方及资方发生的冲突未再大范围爆发。
关东大地震正好就发生在这个民众从暴动转向组织化的时间点，包括前面提及的南葛地区青年劳工及大杉荣在内，当时的政权、知识份子、工运领袖皆清楚意识到“群众”无论是在统治或抗争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米骚动之后蓬勃的社会运动间接强化了政权与保守势力的焦虑，其中，长期遭污名化为“偏激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军方锁定的打击对象。竹久梦二曾经纪录，当时陆军贴出的海报中，包括父子相食的“过激派的末路”、孩童喝著克鲁泡特金酒、虚无酒，或吃马克思派等等荒谬夸大的政治宣传。
灾难底下镇压社会运动的政治意图，与米粮、饮食等民生问题结合，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米骚动五年之后发生的大地震，唤醒了许多人记忆中对缺粮的恐惧，米也成为水之外另一个关键资源。类警察的自警团的确在粮食分配与稳定地方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透过军警系统完成武装的特性，削弱了民间的团结自治抵抗军队警察暴走的能力。
怀抱“南葛魂”投入在地事务与救援活动的青年，以及积极提倡民众自主自治的大杉，最终在“主义者”暴动的谣言氛围中遭到自警团及军人杀害。大杉的告别式上甚至上演了右翼团体夺走遗骨的闹剧。
民间对真相的守护
真相调查无法立即穷尽、不同诠释的立场冲突或者史实随著时代更新等变数，是历史考掘的困难与常态。尽管有明确档案指出内政机关在第一时间以电报助长谣言传播、默许民众暴力、甚至是宪警虐杀平民、提供刀械枪枝给自警团，也有许多幸存者与目击者的口述采访、日记与艺术作品留下证言，近几年亦有研究者积极提出“紧急状态恐慌”、“民众责任”、“国家责任”的看法⋯⋯虐杀事件的始末及责任归属、历史真相、集体记忆的议题还是缺乏社会关注及共识。
政府也仅委托学者于关东大地震的调查书中，整理既有研究撰写虐杀的相关章节，至今未进行国家的真相调查。面对关东大震灾的虐杀问题，日本政府过去不承认亦不否认的消极态度，在近年东京都及内阁官房的历史否认的发言底下逐渐右倾，乃至于进一步挑动近来因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而再度恶化的民族对立的敏感神经。
除此之外，百年前“不逞鲜人”与“主义者”的标签，在民族情绪与意识型态的对立底下，经常牵涉“嫌韩”、“嫌中”的心理，或者社会对亲共反日的反感。日本媒体谈及灾后重建与复兴，必然会回溯至311大地震、关东大震灾的集体经验，但后者中的虐杀历史却是社会中缺乏公共话语权的敏感话题。
所幸，日本社会的另一种职人精神，学界与民间的研究者、创作者长久以来的坚持，在保障言论空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司法档案、资料及学术刊物与文艺志策划的关东大震灾百年特辑持续出版，由民众史学者新井胜纮挖掘，描绘虐杀现场的历史证物《关东大震灾绘卷》正在高丽博物馆展出。到年底为止，像是国立科学博物馆、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関东大震灾、百年不见的恸哭 哎一古展”实行委员会、东亚和平行动的“记忆1923关东朝鲜人大虐杀行动”计划等，也持续策划相关展览及活动。震灾当时画家水岛尔保布纪录集体恐慌的疯狂状态而遭禁的《愚漫大人见闻录》、作家森麻由美根据乡土资料馆提供的日记、手帐、书信整理的《听写关东大震灾》也在今年问世。争议性的议题，百年来由民间共同守护，形成了一条重访困难历史的珍贵古道，汇聚言论与知识的力量，抵抗日本政权的消极右倾。
本文在关东大震灾一百年的时间点回顾虐杀事件，期望带领华语世界的读者看见民族对立之外，两次大战期间殖民体制的变化、水资源与粮食的分配及控制、紧急状态底下行政、司法和警察权力的界线混淆、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等结构的复杂性。虐杀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段挟缠当前民族情绪的悲惨过往，而是与后殖民遗绪、资源与粮食安全、国家统治的分权制衡、社会反抗动能等，在内政和国际社会上皆受到相当关注的议题密切相关的历史经验。
多謝端。
正在东京的高丽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