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止是性骚扰：知识分子的滤镜下，同样赤裸的性狩猎

自2018年#METOO在中国出现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讲述自己遭遇性骚扰、性侵犯的经历。尽管她们大多都能获得女性网友的支持，但质疑乃至反对#METOO的声音始终没有消失。尤其是针对言语性骚扰这类在大众看来可能边界更加模糊的行为，指控者往往会被指责小题大做，而如果这位女性还与被指控者有过情感关系，那就更让反对者有了可攻击的靶子。

在经历了几年的反性骚扰互联网风潮之后，我们却仍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导致性骚扰频发的这个系统是如此牢固、难以撼动，受害者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够不够完美”的审判，却鲜有加害者得到了什么实质性的惩罚。种种性别暴力行为的表象之下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基于父权制而形成的性别狩猎场。

难以察觉私域权力关系的男性

十二月初，一位女性在社交网络发布长文，指控中国大陆陈姓学者对众多女性，包括未成年学生进行言语性骚扰，并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声望和“女权男”形象获取性资源。随后更多女性证实此事，而同时，陈姓学者也很快发布了一篇文章作为回应。他将自己被指控的行为归结为“言语失当”，称这次被指控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存在主义危机”，而最终的结论是“今后尽量少和女性接触”。

这样的回应可以说十分典型，此前其他被指控性骚扰者的说辞往往也大同小异。他们往往先是将自己行为弱化为“言行不当导致的误会”，然后模糊自己与受害者的关系（情侣关系，或追求者与被追求者），再表达自己的生活因为被指控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一套遮掩之下的道歉，只显得虚与委蛇。

显然，包括陈姓学者在内的大部分男性在受到性骚扰指控之后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思。这也与目前能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性骚扰指控类型有关：施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权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比如老师与学生、上司与下属、网络名人与其关注者。这种情境下的性骚扰不像“地铁痴汉”那么明显而直白，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也时常会迫于人际关系压力而不敢明确表达拒绝，这就更让施害者可以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男性总是难以理解女性的恐惧，他们也无需去理解——父权系统已经创造了种种话语来刻板化并污名化女性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女性”对男性来说是一件无需负责的事情，所以面对性骚扰指控，他们也可以坦然地因为“不理解”而觉得一切只是“误会”，只要“远离女性”就万事大吉。

而在女权主义已在中文互联网形成思潮的今天，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权男被指控性骚扰”的吊诡现象，讽刺之处在于，被这些男性骚扰的女性往往是因为其对女权主义的支持而产生好感并产生联系。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使许多女性女权主义者对“女权男”失去信任，放弃了“男性同盟”存在的可能性。作为顺性别异性恋男性，仿佛只要在网络上表达对女性或女权主义的支持就能获得关注与称赞，即使表达支持这件事本身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任何门槛。男性作为社会的“第一性”本就更擅长利用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来为自己谋利，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每一个为女性发声的男性，但我们同样需要承认，他们可能比大部分女性女权博主拥有更多流量红利。

到现在，“女权男”这一身份几乎已经和“骗炮”挂钩。当曾经撰文论述#METOO正确性的陈某自己也成为了类似#METOO事件中的当事人，他也会强调自己“从未自称女权主义者，不是女权主义者也可以支持#METOO”。也许他所说也并非是彻底的谎言，面对性暴力相关的新闻事件，男性也可能会出于朴素的正义感而感到愤怒，但不可否认的是，男性很难体会到如女性一般强烈且切身的恐惧，这是他们在系统中所处位置导致的必然结果。即便一位男性真的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有着深刻反思，依旧很难彻底抛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他终究无法从系统中脱身。

同样，当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结构性的不平等时，男性也常常由于无法对具体的事件感同身受而将其与个体选择相混淆，尤其当涉及性这样的私人领域。尽管那句著名的“一切都与性有关，唯有性与权力有关”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仍会有男性无法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力上位者在私人领域同样可能会对女性形成压迫。

性骚扰背后的狩猎场

在众多性骚扰事件中，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性骚扰指控似乎总能获得更多关注。相比职场之类等级关系明确森严的环境，文化领域在大众眼中似乎显得更加开放、进步，但这只是意味着其中的权力不平等更加隐形而已。

在所有创造性产业中，男性都占据着主导权，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产业构建了“适当”的女性形象，这也就意味着，女性的主动参与实际上仍然在被男性所定义、所掌控。她们一旦踏足其中，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男性凝视的漩涡，成为欲望投射的客体，为了让自己的才华被看见，更不得不要去学会那一套男性所制定的规则来获取他人认可。在这些男性眼中，女性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主体性的人，而是一个可以被性狩猎的对象——即便这个女性远比他们更有才华。

正如朱迪·巴特勒在她最著名的那本《性别麻烦》中所说，性别角色使女性所面对的场景、共同体归属更加复杂，因为“性别化”只针对于女性，男性从来不会因为性别被特殊看待，他们从来都是这个体系中“普遍的人”。

性骚扰频发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狩猎系统：无论是什么场合或者行业，身处其中的女性在许多男性眼里，都首先是一个可以被狩猎的性对象，然后才是一个同事、一个有共同爱好的人。就算这个系统中没有实质的性骚扰行为发生，女性被狩猎仍然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时候，狩猎与被狩猎双方都会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追求”，仿佛只要披上了爱情的外衣，一切都可以变得正确。但说到底，我们的身份都是由父权制塑造的，其观念与规训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爱情中同样可能会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存在，更何况，性狩猎中不一定会有爱情。

在许多女性从小接受到的教育里，性是羞耻的、不可言说的，与异性的交往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不道德；不少男性却可以坦然炫耀自己睡过多少人，可以肆意讲黄色笑话，还会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性别观念差异本身已经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平等。再加上，在东亚家庭中长大的年轻女性普遍缺乏关爱并渴望被爱，于是可能很容易将男性的狩猎意图误以为是爱——就像房思琪必须说服自己是爱李国华的，只有“爱”可以让人忘记压迫与暴力带来的伤痛。

但事实上，在狩猎者眼中，被狩猎的女性只是一个性对象，所有女性以为的特殊对待、无法替代都只是谎言。频繁提及性话题的言语性骚扰其实正是狩猎的一环，类似于一种服从性测试——如果对方没有直接表达出对此反感，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更进一步。这样的性狩猎不仅仅是个体的“渣男行为”那么简单，而是父权制赋予男性的作恶特权，是男性共同体对女性的消费与剥削。

先于伤害存在的压迫

而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常常引发争论的问题：#METOO与性解放是否矛盾？是否会导致谈性色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谈论性解放时，主体一定是女性而非男性，因为男性根本无需性解放——社会对他们在性方面已经足够宽容了。性解放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目的就是鼓励更多女性可以正视自己的欲望，而不要被男性统治施加给女性的贞操道德所绑架。显然，这与反对性骚扰和性狩猎完全无关，因为这两者的主体都是男性。女性可以自由地享受性，同样也可以自由地拒绝性。

至于性骚扰和调情的边界，这一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反性骚扰运动出现之初就已经有过争论，其重点仍然在于权力。调情是一种双方平等、相互尊重的沟通，性骚扰则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施暴，前者可以被喊停，后者却不能。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性骚扰”这一名词出现之前，所有类似的行为都被称作调情。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来自男性的冒犯举动，因为那“只是成年人之间的调情而已”。社会学者亚伦·强森在其著作《性别打结》中将父权制度的特点概括为男性支配、男性认同与男性中心，这便意味着，所有对两性关系的描述本身就是以男性视角出发、从利于男性的角度来命名的：性骚扰只是“调情”，家庭暴力只是“夫妻纠纷”，控制狂只是“占有欲太强”。在女权主义者们终于夺回自主定义女性经验的权利，再去重新将两个词汇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偷换概念。

甚至可以说，“调情”本身就是性狩猎系统的产物——在女性主动表达对异性的好感不再是社会禁忌之前，人们都默认这一行为是男性作为主动方发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狩猎者的特权。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具体的调情行为都应当被否定，每个特定的场景都有着不同的权力结构与关系，但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中的一切都建立在对父权制的认同之上，这一秩序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因此根本不存在绝对私人的权力真空。即使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当然，不是每个女性都会感受到同样程度的痛苦，也不是每个男性都获得了同样程度的特权。但生活在父权社会中，性别特权与暴力关联着每一个人，并不是只有在这套体系中受到伤害或因此而获利的人才是受害者或获利人，压迫已经先于伤害而存在。

正是由于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几乎每个站出来检举性骚扰犯的女性都需要不断自证受害，她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用男性能理解的语言去解释，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性骚扰、为什么性骚扰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自己无法第一时间反抗，甚至无法第一时间意识到这就是性骚扰。性别中的权力关系本就是不平等的，而性别问题又是权力问题的一部分。在剥削弱者的强者里，男性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更不用说二元性别体系之外的LGBTQ+群体，ta们所处的位置太过边缘，以至于发出的声音都难以被听见，而对于挤压ta们生存空间有着最大责任的自然也是占据话语权最多的男性群体。甚至，由于男性群体过于习惯自己占据主导权、处于话语高低的现状，他们都很难意识到自己对他人造成了压迫。

处在权威位置的男性塑造并反映了为男性服务的社会文化，实现了父权的再生产，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缺席的，她们只是狩猎场中可以被男性任意“占有”的猎物。如果不看到性骚扰背后的一整个性别压迫系统的存在，我们便无法去完整地谈论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