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运动面对的困局主要有三方面：一、中央击碎民主梦，全面打压将至；二、民主改革失败，管治困局无从解决；三、雨伞运动过后，社会全面撕裂。 前文已论及“撕裂”其实也可以是“沟通”的开始，而本文将会集中讨论如何回应第一和第二点。 简单而言，单靠沟通， 实在已不足以打开困局。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发展下去，我们就必须在中央全面压制民主发展的基本格局下，找出改善管治和发展民主的方法。而笔者认为，民主运动的希望正在于展开一场“抵抗运动”。这运动必须建基于三点认知：
（1）政制上民主化在中短期内全无希望；
（2）以“制造麻烦”为主的抵抗手段既是必要，但其效用亦为有限；
（3）“抵抗”除了“制造麻烦”的消极一面外，亦有以“建设”与“发展”为主轴的积极一面；而推动“民主自治”可能就是抵抗运动扎根的方式。
首先，雨伞运动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梁振英下台之前，香港政制的民主发展基本上并无可能。而香港民主派与北京剑拔弩张的情势，短期内亦不会缓和。 因此，中短期内，民主运动如将精力投放入争取普选制度，策略上基本上是缘木求鱼、白费气力。相较争取普选，面对强硬的北京，蓄积实力才是当务之急。
不过要蓄积实力亦非易事，因为随着政改告吹，北京的全面打压指日可待，面对建制势力及北京的步步进迫，“抵抗”似乎是唯一选择，就此香港社会已毫不陌生。但是，之后呢？民主派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除了反对外，别无新意，也无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派要争取更多支持，只停留在示威、冲击、拉布层次的抵抗实在远远不够。最先了解到这问题的，其实是激进派系，他们一直要求升级，就是因为他们深切了解到现在的抵抗方式非常不足。不过，升级并不一定等同激进化，要摆脱目前困局，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抵抗”本身是如何运作的。
觉醒，直视不公义
Jamie Frueh 在讲述南非抵抗运动的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一书中，指出一般而言社会抵抗运动要达至改变社会的效果，都会经过三个阶段：（1）觉醒；（2）“制造麻烦”；（3）推动替代方案。“觉醒”非常重要，因为最恐怖的不公义往往并非明刀明枪的打压，而是以打压为基础，逐步让人们对不公义的事视而不见， 甚至视作常态。 若不公义的事，被视为正常，不但“抵抗”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被欺压者都可能会视“被欺压”为正常。
因此抵抗的第一步往往是“觉醒”，就是要直视不公义，并察觉这并非常态。 这阶段开始时，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但这少数人会以改变不公义为最终目标。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又缺乏资源，单靠自身力量很难马上成事。此时抵抗运动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制造麻烦”。
“制造麻烦”是抵抗的重要一环，它与“武装革命”不同，由于缺乏实力，它的目标并非马上以力量推翻政权。 相反，“制造麻烦”是要打乱社会日常生活的秩序，从而迫使社会大众无法在不公义的情况下平常度日，继而希望迫使大家正视不公义。这阶段的成果，往往在于觉醒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形成足以推动社会改变的政治力量。不但香港的社会运动亦一直沿此路进，甚至历史上， 人类社会制度的重大改变，大多由此而成。大至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美国废除黑奴制度、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及印度的独立运动，小至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 大多是由不断“制造麻烦”的抵抗达成的。在人类政治社群的经验中，以“制造麻烦”为主的社会抵抗运动，可说是革命以外，对抗不公义的最有力选择。 然而，这阶段亦往往得面对两个重要瓶颈。
“制造麻烦”的瓶颈
首先，是社会大众的反扑，“制造麻烦”的基调是不让社会大众安稳地对不公义视而不见，这很多时自然会令大众心生厌恶，结果非但不能令更多人觉醒，反而造就让政权借安定为借口打压的机会。这情况在抵抗运动步向暴力化时，尤其容易发生。“六七暴动”将香港市民推向支持本来是剥削者的殖民地政府，即为一例。究其所以，是当抵抗运动步向暴力化时，“迫令更多人觉醒”的目标很容易逐步与“以力量迫使政权屈服”的目标混淆，于是开始展开不计代价的行动。但问题是，若本身有足够力量迫使政权屈服，一开始就不需要借助“制造麻烦”唤醒更多人支持。一旦本身支持不足，硬碰硬很可能会令运动的代价超越社会大众一时间愿意承受的水平，结果只会让政权得到更多人支持，借势打压。
第二，即使能够让一定数量的民众认知到社会上的不公义，若始终无替代办法，则结果很可能是让大家感到气馁，而运动亦可能随之瓦解。当抵抗运动面对这两个瓶颈时，若要继续下去，就必须进入第三阶段。
“建设”，与不义政权分庭抗礼
第三阶段的抵抗运动是要超越单纯“制造麻烦”的抗争，而积极地透过“建设”去与不义的政权分庭抗礼。透过主张一套能取代现有不公义情况的做法，并尽可能将之实践，这便可以一方面让社会大众减少对政权的依赖，同时又为争取更多支持建立一个务实的支撑点。实际而正面的行动，可以让民众看到“原来可以如此的”，继而让他们扩阔想像：“若我们能做到更多改变，结果又会如何呢？”这种运动的威力非常惊人，例如波兰团结工会就曾透过建立一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减少对政权的依赖，最后获得足够实力迫使政权谈判妥协；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能逐步建立起反抗阵线，也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带头结集支持者，再透过为民众提供各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服务，将本来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国民组织起来。正面建设虽然费时吃力，但所累积的力量却非常庞大，特别是当“制造麻烦”的做法走向瓶颈时，其相对效益更形吃重。
黄蓝撕裂，印证着香港的抵抗运动明显已抵达第二阶段的瓶颈，再一味单靠“制造麻烦”施压，不但效益不足，更可能导致反弹，因此笔者主张香港的民主运动 应该向第三阶段进发。 但实质上应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要点只有两句话：“越过政权，民主自治”。
越过政权，民主自治
民主运动近30年都是沿着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向进行，目标是建立普选制度，民主地选出政治代表，再由民选政府以公权力推动政策，这原是合理之至，但在北京的打压下，此路不通。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方法绕过政府权力，并置之不理，直接透过社区民主参与，管治自己的社区。 这做法有三大优势：
一、可以活用香港的天时地利。既然短期内政制民主化无可能，那长期的民主自治运动在时机上就非常恰当，而香港尚有言论及结社自由，这些运动可以完全合法地推动，政权虽会尝试阻挠，但运动仍有机会成功。
二、可以培养民主社会的实质内涵。民主的意义本来就不止于选出政治代表，而亦包括市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参与共同管治。“越过政权，民主自治”的方向，正好和培养民主社会内涵的目标相脗合。长远而言，实有益于他日政制的民主化。
三、可以蓄积力量，为更大型的抵抗运动做准备。正面建设除了可为民众提供抵抗运动的“着力点”和想像空间外，还有助建立社区动员机制和网络，透过自治运动将民众逐步组织起来，民主运动的力量也会随之逐步增强。长远而言，亦有利于向北京争取政制上的民主化。
这听起来可能会令人觉得过于理想化，特别是当中会有大量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有哪个组织会愿意这样做呢？缺乏资源又如何自治？缺乏公权力做后盾，如何保证执行顺利？决策机制又如何建立？这些都是以“民主自治”为抵抗方式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真正的民主社会，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参与社会的共治，继而承担起社会的命运与未来。
然而要回应，最好还是切实地尝试。今年七一， 游行人数锐减，这似乎象征着民主运动的衰微，但是笔者留意到七一虽然少人，却出现了很多新的小型公民社区团体、组织，每一个都在做实事，由保护郊区，到鼓励回收，到推展农耕，到社区经济，到义务补习，每一个团体都能将各种事业与香港的未来连系起来，并从“为香港未来努力”这大目标中取得力量，将高远的理想，落实成最微小而切实的努力。真正的民主社会，不是大家投投票，就将所有自身的责任推得一亁二净。真正的民主社会，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参与社会的共治，继而承担起社会的命运与未来。当香港社会正面对变得“犬儒”的危机时，这些年轻人正切实地用自己的脚步与汗水驱走“犬儒”心态，建立一个有实质内涵的民主社会。 这正是以“民主自治”为核心的抵抗运动开展的契机。 更精彩的，是一些压力团体最近展开了一场“社区公民约章运动”，他们的方向正是追求“社区公民”、“社区自主”、“社区经济”、“社区参与”及“革新体制”；这正是透过推动社区参与， 直接建立“民主自治”的尝试。 他们的成败，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投入力量，支持他们。
香港的民主运动正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困局。30年来沿着政制民主化的改革方向，短期内已再无希望；而面对着北京打压民主发展，及管治困局无从解决的困境，民主运动必须多头并进；绝不可继续单靠“制造麻烦”施压。建立正面的抵抗运动，可能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重要的出路，而民主运动是步向衰微，还是成功转型，最后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决意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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