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起,香港四周都是胶带。铜锣湾皇仁书院正门的树上就缠了一款红白相间,写著“危险”二字的。闪光灯打下去,霎时刺眼。后来我被底片上的丑陋吓到,光滑的塑胶和疙瘩的树瘤令我不安。在空荡荡的街上,我分不出危险的是树 - 人 - 学校 - 还是我?满街的警告就像白噪音,散播著一种对象不明、内容暧昧的紧张感。
对懂事的大人来说,柔软而纤薄的胶带就有充分的阻吓作用,因为我们的恐惧本来就不是物理性的。我们怕的不是警告,而是警告的来源。尽管我们一样有手有脚,有头有脸,但权力并不对等。孩子倒是很快就学会了将障碍变成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在公园里对著围栏快速的滑下去,不理大人的目光。他们轻松爬过胶带,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
有时,脑海中的念头会被类似的胶带勾住。它们问我:“这样写真的好吗?有必要吗?”稍一不慎没有努力挣脱的话,手就会停下来。“算了,明天再想。”“有道理的话怕什么!”“就怕他们不讲道理!”我试著一人分饰多角去盘问萤幕上的文字,到底有什么意图。文字已死,揣测却是活的!我就是我的老大哥。
“你在想什么?”电脑如常问我。要是我把在想的事情写出来,我会被送到墙的另一边吗?在那里可能会遇见许多熟悉的脸。往日众人在这些脸上寻找答案,如今都是惘然。只要一天有墙,我们就总是在其中一边⋯
有天我在九龙仔看见一个被水泥封死的门口,后面的地皮据说价值六亿。以附近的基准来说,这种处理空地的手法算是极端。换了是透光的铁闸,尽管不可以干预,尚有观察门后事物的可能。但当门变成了墙,后面的一切就只有后面的人知道。唯一可见的是茁壮的植物,它们越过了墙,不断向外生长。六亿与否,他们照样吸受著养份,不安份的抵著不知哪天会倒的墙。我想起不远处的一所电台,和那些曾经敞开的门。
事实上,暂时性的东西成了永久,本来永久的却已经消散。胶带、围栏、禁足;新闻、言论、理念。在一个以禁令为信条的年代,我努力学习与胶带和墙共存。
中間車玻璃反射的膠帶塗在車座上那張照片,讓我想起李滄東一部背景為1987年韓國的短篇小說:一個長途汽車上不肯系安全帶的老太太,被同車人強行綁上安全帶後掙扎著昏厥過去,司乘互相推諉,「一條普普通通的安全帶而已,你聽說過誰系上安全帶會犯病的?」
只是安全帶。只是繃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