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区议会选举观察：无视投票率，北京想培养什么样的“建制新贵”？

2023年区议会选举于12月10日完成投票日，这场只容“爱国者”参与的选举，投票率为27.54%，继2021年立法会选举后创香港地方选举史上最低，废票白票数目亦高于2019年区议会选举：“香港01”统计，一共有22045张无效选票，比例约为1.85%，高于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无效选票和比率（约为17600张）。特首李家超“护短”方式是，认为选举“圆满成功”，追责计算票册的电脑当机。

足见香港430万选民相当抗拒北京强力介入“完善”的选举制度，与官方所称选民“大力支持”情况完全相反。

民主党派无人参选，在亲政府的建制派阵营中，民建联占147席成区议会最大党，占整体区议员31.3%。其余政党各占不足50席，依次为工联会43席、新民党／公民力量25席、经民联24席、自由党8席。政府在选后再公布了179名委任区议员名单，其中也是民建联最多。连同选举结果，共诞生470名候任区议员，明年1月1日履新。

在这些“完善”、“有效”、“爱国者”话语背后，是新选制以“爱国者提名机制”为主要门槛，在扩大选区的同时减少议席，又复辟委任议席，收回地方议会拨款权，被视为“开民主倒车”。

北京以新选举制度著力规训香港政治生态，不过，规训成果如何？

垄断式选举，参选先“拜三会”

在2019年后，北京向民主派施出转型“忠诚反对派”、以换取参与新选制“活路”的一连串游说，但民主派在政坛上实际已经被泯灭。

首先是，不断向“爱国者标准”靠拢的温和民主派与非建制派无法得到提名，想要完成参选申请，可谓 “连门都没有”，占六成民意的民主派无法参选，意味著今次选举将由在2019区选溃败的建制派政党与地区力量来主导，坊间在选举后戏称是“败部复活”。

而“败部复活”在今次选举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掌握提名权的的“三会”，分别是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早于2023年1月，政府在未有解释理据下宣布委任三会成员，成员绝大部份为2019年区选落选者，且任期只有一年。

制度订明，要能参与地方直选，需得到最少3名、但不多于6名的三会成员提名、及50位地方选民提名。事实上得到这三会提名的难度高于50人，因为50名地方选民提名尚可透过落区与社区网络获得，而政府并未公开过三会成员联络方式，而且三会成员政治立场明确，要获得他们的提名几乎要靠建制派人脉才有机会办到。因此，得到爱国者提名认证，基本上已获得参选机会，而且三会成员拥有间接选举地方委员会议席的权力，能比一般选民投多一票。

简言之，在败部复活前提下，官方及其委任的2533名三会成员，同时掌握地方直选及间选议席的阵营分布的决定权，三会成员身份犹如特区政治新贵。

新选制有如为建制派度身订造，先是将败部委任于三会，再透过新选制在以往公民提名制度上增加三会成员提名，在入闸处设限，使得提名比选举更重要。HKFP统计指，在176席直选议席中，有92.6%即163席的人同时身兼三会成员；“集志社”亦统计180位候选人资料，发现近两成人属“互相提名”，“你提名我，我提名你”，间接等同于自己提名自己；《明报》统计，在470名候任议员中，有409人为三会委员，占87%；192人属“败部复活”。

在在显示，如今，爱国者提名机制影响力巨大，甚至比候选人选举实力还重要。

建制派“良性”竞争背后，新仇旧恨仍然隔处可见

今次选举，建制派内部也不是一片祥和，虽然建制派大党之间，最大党民建联维持独大结果不算意外，其主席陈克勤作出总结时就用上“理性竞争”形容选举过程，陈克勤没有说清的是选举本身亦是各种资源的较量，工联会与劳联今次选举就拟结盟互助，务求“炼赢”大党，意有所指是民建联。

在选举安排方面，当局因登记系统电脑故障，而决定延长投票时间一事上，惹来不少建制派批评，新民党叶刘更将之视为新民党候选人败选，拖低投票率重要原因，连番“打直球”。直指失误在政府。

不过，工联会以往著力攻打劳工议题，但近年在立法会讨论输入外劳议题上，表现乏善可陈，地区层面吸票力也老化明显、未能开拓足够新票源，他们和新民党要拉近与民建联的差距，短期内亦难以做到。

自称“中间路线”的温和小党如自由党、实政圆桌及民主思路，观乎候选人参选政纲其实较许多大党候选人落地，但由于他们在选前已被北京视为是要借改制锐意改造的“两面派”，参政空间不断被收窄，在提名阶段已出现不够提名的情况。

新选制除了更换爱国者治港的新政治生态外，更为治标治本的是要杜绝2019年年青选民介入选举的政治气氛与背后选民基础，防止以往被视为层层封锁的特首选举制度，将被香港社会“打爆机”而取得主动的局面，以缓解北京困境；再来就是培养一种比传统建制大党更为选民所接受的建制派政治力量，重新拉近得票率，消弭民主派在区议会层面所有优势。

笔者认为目前新设的双议席单票制就是针对后者的实验场。

今次选举的双议席单票制，让一个选区最高票的两席当选，变相鼓励稍有地区实力的三会成员尝试在建制大党间寻找突围机会。若以结果论，在新制度下民建联大党位置不动如山，民主派缺席则造就建制派大党与小党较量的新局面，较具实力者或平分议席，对小党而言，这是全新的选举经验。通过选举，他们可了解自己实力所在，若能胜选更是加分。

如组建于后19时代的小党“香港新方向”，则拒绝跟随建制大党队型作风，以向民主派支持者对话作选举主轴，近年吸纳民主派中人主理选战策略。他们派出五人参选，虽只有1人当选（天水围南及屏厦陈燕君），蝴蝶山李嘉骏以八百票落败也能排第三，而另外三人在九龙城南、黄大仙东、黄大仙西这些过往由独立民主派及伞后团体经营选区，得票成绩都较传统大党理想。作为新建制派政党，“香港新方向”能成功向民主派选民吸票，完成与传统大党区隔，实力非一般建制小党可比拟。

笔者一直认为建制派内存在激进路线，这种路线指的是，政治观点极端保守，认同“一国高于两制”，反对性别平权，将香港民主运动诉诸外国势力干预及颜色革命，在议会内外狙击民主派及“敌对势力”。自建制内部兴起激进建制路线后，近几次选举都有建制派候选人（例如工联会吴秋北、何君尧、新民党李梓敬）以此吸票，唯通常仅仅过关，成绩始终未见突出。

这次选举中的激进建制，就仍然有湾仔穆家骏、黄大仙东莫嘉杰、观塘西许民枫、屯门西邓德成四位，只有穆家骏在民建联全力告急下当选，莫嘉杰在老牌地区组织东九龙居民联会支持下仍告落败，邓德成在何君尧连线支持下与许民枫同在其选区包尾，网上热度未有转移成足够地区支持。

笔者认为，自从新政府上场，维护国家安全论述被官方吸纳后，激进建制派在选举层面无人接力，激进建制路线在成绩上已呈式微，在未来政局中或会逐渐退场。

另一边厢，是笔者认为建制派中有一种“小清新”路线正在形成：分析将近20位报称无政治联系的当选者及高票落败者，他们的共通点是在选举工程中甚少提及自己与建制派组织关连，即使众人皆知在技术层面若无建制派组织支持、而又能有力与大党一战，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通常有一个“学有所成”知识青年投入社区“下乡参选”，从“低”做起，由地区团体开始投入工作。部份人更强调自己无党派，将自己政治身份适度冲淡，甚或在提名表上政治联系一项上钻空子暪而不报。在爱国者选举下，如此行为竟被允许，情况耐人寻味。

在败部复活外，今次选举亦出现政二代，例如在委任议员中，国家队与中资职员大举进入区议会。委任议席的政治酬庸意味较重，将会是代表北京与政府发声、平冲直选议员影响力的关键，“集志社”就发现，曾任中联办港岛工作部社工处副处长的罗锦辉，在没有填报“政治联系”的情况下，成功当选中西区地方委员会；另一位中联办前任职员黄春平则从观塘区委任议员重返议员行列；而中西区区议会的叶亦楠，则是民建联前党团召集人叶国谦的儿子。

政权还在乎选举吗？

今次选举北京不再强力介入。不再向民主派喊话，无疑是因为当其实民主派连门进不去的情况下，若北京仍高调向选民施压，反而会更添挑衅印象；而且不问可知，民主派缺席意味投票率将达新低，（事后《明报》亦分析民主派基层与中产选民投票率大幅下降），接受投票率低的事实而低调带过，总好过因事激起民情，惹来公众聚焦违反原先将民情降温的目标。

今次选举以建制派内部较量告终，是否意味著未来地区工作将在建制派内部较会淡化？

目前看来是全然相反，因为地区工作本质是加强建制派基础手段，先有群众基础，再谈形象工程。建制派未来地区工作方针，首先要维持良性竞争可持续进行，然后是在当前建制大党选票基础上开拓新票源，做大个饼，长远推高投票率。

所以预估建制派未来的地区工作方针，会是资源分配由以往政团各自修行转为制度化：目前全体区议员都有设立办事处，扩大选区的制度设计，加上“关爱队”的设立（由政府在全港十八区民政事务专员指挥，以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为目标；每两年资助期的总资助金额约为80至120万元。亦可向外透过赞助、捐赠或团体内部资源提供服务），全部都指向政党地方团体加强地区层面经营，意欲透过扩大选区，令建制派地区工作可由集中于建制派桩脚区，转移到以往民主派桩脚区，与以往单打独斗有明显分别。

可以预期北京与建制派在2019年区议会大败后，已经从新选制选举完成后，拟定好重返全港社区的人选，支援团体与资源整合，随著明年1月1日任期开始，新任区议员能否完成北京派予争取民意的任务，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