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峻嵘：香港冰球队播错国歌风波，国家尊严的演绎、执行与圆场

（李峻嵘，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

大半年来，香港体育界似乎跌入国歌诅咒。继2022年男子亚洲七人榄球赛、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港队胜出时大会“播错国歌”，将“义勇军进行曲”播成“愿荣光归香港”之后，今年3月香港冰球队参加世界锦标赛，再次卷入“播错国歌”争议。

和上两次风波不同，这次风波发酵至要冰协会籍可能会被港协暂停，面临断粮，因而牵连到冰协与港协关系、经费、运动员福利等等，也因为男队女队都获得不俗成绩，女队更取得冠军，而令社会更加关注运动员在这场风波中所遭受的飞来横祸般的压力。在官方对国家尊严的紧张，与民间高涨的情绪中，黄蓝对立、体育情怀、程序争议等都被混在一起讨论，一方面令人见到官方对国歌的重视与优先，另一方面也见到社会对香港体育界的架构、机制、权力关系存在误解。

在国际，运动场上国歌的播放到底是如何进行？在香港，体育协会与政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场风波到底如何发生，波及程度如何，是否可能止损甚至圆场？若人们关注运动员权益，这些都是必须要问的问题。

“国家安全”的双面演绎

奏国歌，曾经不是争议。嘘国歌，曾经不违法。

九七主权移交后，在国际运动赛场上如要为香港代表奏起国歌，要奏的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特区成立后头十多年，这个过程一直相安无事。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风起云涌，香港男子足球队主场作赛前奏国歌的环节，始变成抗议场合。后来香港男足在2018年世界杯外围赛被编与中国队在同一组，中国足协以港队归化球员的皮肤颜色为题材制成网上宣传海报，竟意外地驱使大量年青市民将支持香港男足当成是表达本土情怀以至是反中意识的场合。之后每次香港男足在香港比赛，国歌奏起时都有响亮的喝倒采声。

直到2020年6月12日，《国歌条例》在香港正式刊宪，这现象才算告一段落。当然，没有嘘声是一回事；人心是否回归，则是另一回事。

但嘘国歌一事落幕之际，近月却又出现了播错国歌事件。这样的错误其实不难理解。只要本身负责播放国歌的人不知道香港运动员应该用哪支歌曲，在周围都是Wifi的时代，这工作人员多数就会在互联网搜寻器输入“Hong Kong”和“national anthem”。而由于“愿荣光归香港”在Google搜索结果中排第一，因此对香港政治现状不甚了解的外国人就很容易搞错。

事实上，几次播错国歌的主办单位，事后都确认，无论港队有无交“正版”歌曲给大会，工作人员都会自行上网搜寻歌曲。

运动场合播错国歌不是常见的事，但偶尔也会发生。错误当然要修正。但这些事多数也就被看待成一件令人尴尬的乌龙事件后，就会被人忘记。

然而，在今时今日的香港，难以将它当是花边新闻就算了。2019年起的社会严重对立现象至今仍未完结，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和渗透力又令建基于“常理”的思考和分析往往被淹没。因此，相关的片段传出后，不难想像会有“黄营”网民加盐加醋，将事件演绎成是“黄营”得到声援和支持；另一边厢，“蓝营”则会有人怀疑播错国歌是“别有用心”的反华举动。

“爱国者”港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有高度警惕的特区政府，就会有超级严正的反应。十一月亚洲榄球系列赛出事后，特区政府就要求亚洲榄球总会调查事件责任、作出交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更因此事约见韩国驻港领事。而香港警方也要介入调查一番。政府的行动都是事后回应，要避免相同的错误再发生，就只能靠代表香港出赛的代表团成员了。而领导这个任务的，就是“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下简称港协）。

港协成立于五十年代初，其主要的功能就是筹组代表香港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和东亚运动会的代表团。港协的属会主要是各单项运动项目的香港总会（如中国香港足球总会）。港协的领导层也是由这些属会选举产生。换言之，港协可谓百分之百的非官方机构。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体坛，亲国民党的右派、亲中共的左派和支持殖民统治的力量可谓彼此竞争，又互相牵制。不少人认为六七年左派暴动/反英抗暴令大量香港华人对左派力量反感。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中共在香港体育界的统战工作肯定有极大的进展。

当时的大环境是，北京要跟美国和解，以抵御苏联这个共同的对手。香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旁的资本主义城市，中共亦不再求动摇香港的秩序。在体育运动层面，北京亦希望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争得参赛权利。而在香港体育界的领袖中，无论是中共的亲密朋友霍英东、长年担任港协会长的葡裔沙理士，还是本身是港英高官的钟逸杰，他们在七十年代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坛出过不少力。

在这个历史脉络下，香港体育界的领袖当然被视为爱国者的一员。九七后的选举委员会，第三界别中就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其中一个小组就是体育小组。前年选举制度大幅改革后的选举委员会中，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占三十席。其中十五席是采提名制，即毋须进行选举。而这十五席中，港协有提名其中三席的权力，是唯一有提名权的体育组织。而有权投票选出另外十五席的体育组织，除了香港体育学院外，都是港协的团体成员。港协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所以由港协去确保不会再奏错国歌，特区政府是可以放心的。而且由港协出手而非政府出手，也减省了政府制订和执行政策的繁文缛节。在政府的角度看，会更有效率。

去年11月22日，港协就颁布了“香港运动员及队伍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期间处理播放国歌和升挂区旗的指引”（下简称“指引”），以求播错国歌以至是升错区旗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根据指引的内容，香港代表团的领队是确保国歌没有播错的主要负责人。领队要将储存正确国歌的硬件交予主办单位，亦要向赛事主办机构核对即将使用的国歌为正确版本。

其实如果领队真的能完全执行指引的要求，播错国歌的机会将近乎为零（除非核对后有人蓄意调包或者是核对无误后负责播歌的人员按错键）。然而，指引发布后不足两星期，阿联酋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期间，主办方又播出了“愿荣光归香港”。当时站在颁奖台最高点的连炜桢迅即做出T字手势示意，之后主办单位才安排播出“义勇军行曲”。

根据“香港举重健力总会”所发的声明，出席比赛的代表团已有人向主办单位交付正确的国歌档案。但到底有没有在播国歌前核对国歌呢？声明却没有提及。但后来港协义务秘书王敏超曾表示，他明白有时在现场要核实国歌并非易事；港协名誉副会长贝钧奇也有类似的说法。之后港协没有再追究香港举重健力总会。

始料不及的是，当在波斯尼亚举行的世界男子冰球赛再一次播错国歌后，相关的争议会燃烧多个星期。根据现时公开的资讯，当时冰球队领队关婉仪确是未有百分百执行指引的要求。因为她未有在播国歌前将载有国歌的硬件交予主办单位，也未有在播放国歌前覆核国歌。但香港冰球协会（冰协）一方强调，领队未能完全执行指引的要求，是主办单位不配合所致。而冰球队员在播错国歌时已迅即以T字手势叫停，接著正确的国歌又响彻赛场。

连港协至今也曾两度发声明，肯定领队和球员在捍卫国歌尊严时的付出（尽管舆论压力也似乎是港协要摆这个姿态的原因）。如果参照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的情况，事情也早应该到此为止。

国家尊严问题，实际上是程序纠纷

那么为何港协要启动暂停冰协会籍的程序呢？严格而言，“只”是港协与旗下一个属会的纠纷。

根据港协在本月四号发出的声明，它对冰协的指控主要有二。一是未有遵从指引。二是冰协未有“履行良好管治”。后来冰协曾出声明抱怨，当冰协和港协在3月23日会面时，港协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冰协交予港协有关国歌出错的报告。相反，港协代表一开始质问冰协主席简扬杰“为何没有回复（指在事发后没有回复港协），以及质疑写报告的技巧……”由此可见，关婉仪是否有尽最大的力气去执行指引，很可能不是港协所关心的重点。问题的症结已变成是冰协在事发后的反应。

我无意就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加以评论，亦不是要做价值判断。但在既存的体制下，作为属会的冰协面对著有权力的港协，冰协的事后回应确是有不高明的地方。冰协是在3月1日（即事发后翌日）将第一份报告交予港协，但后来冰协也承认这份报告“未能反映事实全部情况”。3月7日，关键人物关婉仪返抵香港，冰协在3月10日再交报告予港协。后来冰协又承认这份报告“仍有遗漏”。

甚至到港协宣布要对冰协启动暂停会籍的程序后，也有香港传媒报道指，波斯尼亚冰协协会称在赛前已收到关婉仪提供的USB；但冰协则回应指，是在播错国歌后才成功将USB交予主办单位。而港协一方面就告诉传媒，冰协只向港协汇报无法将载有国歌的硬拷背交予主办方。换言之，冰协即使在三个星期内交了三份书面报告予港协，双方也曾会面过一次，原来还有相关的情节是冰协在汇报予港协时遗漏了。

而当关婉仪首次公开详述事发经过后，传媒将焦点放了在港协提供的国歌连结只有简体中文版这一点。由于冰协曾依港协的指示，将该连结传送予主办单位，所以传媒就将播错国歌的矛头转移到港协身上。奇怪的是，得悉港协要启动暂停会籍程序后，冰协在同一份声明中一边说会“全面配合港协要求”（即在一个月内提交一份全面的书面解释，并就企业管治提出改善方案），一边又来个大反击，指港协提供的连结才是“播错国歌的第一个导火线”。

可以想像得到，拥有权力的港协高层，见到属会在一个政治敏感的议题上多次解释得不清不楚，甚至想“反将自己一军”时，选择自我克制、慎用权力的机会有多大？而如果看港协的会章，要处分的话，实际上只有暂停或者直接取消会籍的两个选项。用广府人的俗语来说，冰协“唔够俾面”港协，而港协也要确保大家“都听佢支笛”，才更可能是事情弄至这地步的主因。

运动员无辜受罪

但随之而来，又有港协声称要暂停冰协会籍，令冰协有“断粮”危机。坊间哗然，认为断粮会影响运动员，而运动员是这串事件中最无辜的人。政府因而出面，声称会相应考虑不影响运动员的前提下作出削减。

港府推动香港体育运动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方法，就是透过“体育资助计划”拨款予单项运动总会。对绝大部分运动总会而言，政府的拨款对其日常运作、资助选手和教练员参加比赛，至为重要。

理论上，每个香港居民都可以开设一届公司，自称某项运动的总会。所以政府认定哪一个机构是香港某一项运动的主管机构，就主要靠港协的判断。于是接受“体育资助计划”的条件之一，就是组织要是港协会员。

如果冰协的港协会籍真的被暂停，就意味著冰协很可能不符合再获得“体育资助计划”的拨款资格。而就算政府近日强调，如果要削减予冰协的拨款，也不会影响运动员，但这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就算原本予冰协的资助不是直接用在选手身上，难道缺少了行政或其它后勤支援，运动员都不会受到影响吗？

媒体报导，按冰协过去的财务报告，过去4年政府提供的资助额介乎于247万元至357万元，大约占总收入的四分一至三分一。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指削减经费有可能是针对基础班等的拨款，以不影响到精英运动员的培训工作。但今天的基础班成员，也可以是明日的精英。而且基础班教练的收入和生计，难道又值得因为一个欧洲人搞错了香港队应播什么歌曲而被牺牲吗？

在“支持香港运动员”的共识下，可以圆场吗？

随著港协和冰协的争执持续燃烧，有人提出过事件应由政府调查。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首先，整件事的性质是两个民间团体的纷争，而冰协是港协的属会，政府其实没有调查的角色。而且港协的高层都是坚实的爱国者，会长霍震霆既是霍英东长子，又曾任全国政协。其子霍启刚近日也已跻身全国人大。假使杨润雄去否定霍震霆领导的机构的决定，在政治上只会做成极大的震荡。

再加上如前所说，特区政府是靠港协去认证哪一个组织算得上是某个运动项目的香港“总会”。政府若推翻港协的决定，变相是摧毁原来香港的体育运动架构。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虽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会介入体育运动的发展，但国际体坛所崇尚的“体育自主”原则，表面上是各政府都要尊重和遵守的。港协和冰协的纷争，后者如果不服，就要通过体育界的架构和机制来处理。如果冰协要上诉，先要走港协内部的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再不服就要向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再上诉。因此，假如政府自行调查或者是推翻港协的决定，就是犯了“体育自主”的禁忌。事情闹大了的话，到时香港体坛是有可能受到国际体育界的制裁。最后当灾的，更可能是香港运动员。

这不是代表政府完全没有角色可言。但政府官员能做的，只能是非正式的调停和斡旋工作。程序上，政府只能够等待港协的最后决定。假如港协真的暂停了冰协的会员资格，政府就无法不考虑削减予冰协的资助。根据港协的会章和最新指示，冰协有一个月时间去解释、再就播错国歌一时提交书面报告、和就企业管治提出改善方案。

“支持香港运动员”几乎已是香港最后一个共识。冰协、港协和政府之中，应该无人想因为这次风波而令运动员当灾。但无论如何，已启动了的程序都是要走完的。这件事最好的结局就是港协接受冰协的解释和改善企业管治方案，那就可以终止暂停冰协会籍的程序。

近日的事态发展，令笔者稍微乐观一点。首先，女子冰球队刚在关婉仪带队下创下佳绩，赢得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3A组赛事金牌，使同情运动员权益的呼声更加澎湃。而冰协主席简扬杰早前说过已尝试约见霍启刚（他本身是冰协荣誉会长，亦是港协八位副会长之一），又提到会约见杨润雄。他在迎接女子队凯旋时，亦说事情应要降温，似乎是收回原先有意反击港协的姿态，改而全面采取尊重港协的态势。

旧式的和头酒未必会出现，但希望双方“俾下面”，“大家好落台”，球员少后顾而忧，才能继续努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