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台湾政府背书蒋经国七海园区：一场关于“反共”的价值真空

“这里是一座上演记忆的剧场。那些我们对经国先生的记忆、我们对台湾的记忆、我们对国家的记忆，都将在这里演出并被追溯。”——经国七海文化园区 开幕影片结语

2022年1月22日，位在台北市北安路，蒋经国于总统任期内度过生前最后19年的七海寓所，改以“经国七海文化园区”为名（以下简称七海园区），标示全台首座总统图书馆，收藏并展示蒋经国生前相关文献，正式开幕。

这不是台湾第一个公开纪念蒋经国的空间，却是台湾完成三次政党轮替，并在2018年正式推动、设置转型正义促进委员会之后，第一个由政府协力推动落成，以威权时代国家领导人之名的纪念园区。

在台湾政治光谱分布看来，此举似乎明显违背蔡政府上任初期表达“将会尽一切可能去还原历史真相，追求和解”的承诺。基于职责，在蔡英文上台后才成立的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在开幕前夕对此空间的落成与命名开了第一枪。促转会认为，七海园区属于“命名空间”类的威权象征，建议权管单位台北市政府应予改名或其他配套处置，并检讨相关文资指定理由。

七海园区开幕当日，蔡英文正式出席并正面评价蒋经国部分生平事迹，也挑起台湾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公开批判，执政党内也不乏邹论。这吊诡又冲突的画面，尖锐地凸显出台湾社会在转型正义与记忆工程上的深层挑战。

此外，七海园区开幕当日，蔡英文正式出席并正面评价蒋经国部分生平事迹，也挑起台湾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公开批判，执政党内也不乏邹论。加上今年是台湾的地方选举年，有呼声要选市长的、选总统的、国民党往昔政权的面孔，与民进党籍现任总统共处一室，为纪念蒋经国而共同剪彩。这吊诡又冲突的画面，尖锐地凸显出台湾社会在转型正义与记忆工程上的深层挑战：究竟，我们该如何定义蒋经国？

这项挑战形成这篇文章的主要课题：当转型正义与和解工程仍在半路上，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蒋经国，以及，我们该怎么共同面对蒋经国对台湾留下的遗产？

第一层遗产：威权加害者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际，曾以“有了真相，才能真正和解”为后续台湾重大和解工程写下注脚：“转型正义”将成为台湾这个国家迈向和解之路的主要技术。

因此，蔡英文政府设置促转会后，率先锁定解开台湾长年追溯真相的困难：充满政治压迫受害者，却遍寻不著一个加害者。借由档案清查、调研与分析，促转会逐步建立加害者资料库，其不在于司法层次上面对罪的审判；而是在于真相的揭露、确认“体制化加害”的历史过程。

在促转会大量清查档案的过程中，整理出《军事审判与政治案件侦办之机关决策首长与官员名单》，主张这份名单当时占据的职位涉及政治案件侦办、审判与维持整体军事审判体制运作，名单上的这群人应至少负起政治与历史责任。

这份真相构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份遗产：威权体制中的主要加害者。

自国民政府迁台前夕，蒋经国开始担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与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并于1952年接任特种党务部门工作；1954年接手救国团海外青年部门营主任；1958年担任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召集人、常务委员；1965年接任国防部长；1972年接任行政院院长，并在蒋介石1975年过世后接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最终于1978年5月接任中华民国总统，直到1988年1月离世。

蒋经国的“台湾经验”凸显出他个人不仅身为威权体制的成员，更是过去台湾长达40年间政治压迫的核心要角。

事实上，蒋经国并非仅仅继承了其父蒋介石在台湾的治理版图；从国府政府迁台，他便是蒋介石巩固政权的“密切协力者”。根据促转会于2021年发表的转型正义资料库，已知政治案件受裁判达13,268人次，其中1,153人遭判处死刑，蒋介石更亲自介入当中970人的死刑审判，这过程中，蒋经国都在那个迫害的现场。白色恐怖加害者明确成为他在台湾最鲜明的一张脸孔。

可疑的面孔：民主化推手

然而，蒋经国“看似”同时留下另一份遗产：推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推手。

蒋经国自1972年上任行政院长后，积极推动台湾内部经济发展，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于1974年至1979年的十大建设，包含桃园中正机场、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厂、中钢、中船、苏澳港等交通、能源与产业政策建设。最终，在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在过世前半年正式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

确实，蒋经国颁布解严为台湾带来报社解禁，并有效推动恢复人民结社自由。然而，台湾社会并未因此从“战争状态”中脱身。事实上，解严后的台湾仍受限于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颁布，隶属宪法附属条款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直到1991年5月1日，时任总统李登辉正式解除该条款，台湾才在法理体制上正式结束战争状态。

换句话说，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之下，台湾并未因解严而停止内部战争状态。一旦被视为国家或政权的敌人，其基本的宪法人权仍旧不受保障。政治压迫并未全面从台湾社会中退场。

当1950年代台湾社会中的地下党势力在白色恐怖初期遭遇大规模镇压后，国民党政权并未松开对台湾社会的压制。敌人的脸孔不再仅限于红色地下党，只要对国民党政权有所威胁者，都是“国家的敌人”，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潜在绊脚石。

一直到卸任之前，蒋经国从未实质放弃其对威权治理的依赖。也因此在过世之后，台湾社会仍持续见证以民主与自由之名的抗争与镇压：1989年郑南榕自焚死亡后受到严重的言论压制与抹黑，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爆发，以及在那数年间的农民运动、二二八平反运动。

选择性读取，历史的隐身

因此，把1978年后的蒋经国视为同时为台湾带来“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国家领导人是可议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画面，身处七海寓所的蒋经国一只手在面对美国断交、中共崛起、石油危机的压力之下，积极投入台湾的民生经济基础建设；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实质松开对社会反抗势力的镇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案、江南案等大规模政治迫害案件仍持续发生。

关乎“蒋经国推动台湾民主化”其实是一个假命题。事实上，实质挑战威权，并持续滚动台湾民主化前进的是自1945年起，身处“国民党政权”对面，仍前仆后继地持续挑战其压迫正当性的台湾社会。如同蔡英文当日在开幕现场讲的那句话：“民主不是被施予的恩惠。”相反的，民主完全是台湾社会通过政治运动与抗争，一次又一次在国民党政权下的牺牲与角力，逐步内化成台湾的政治运作原则。是80年代下的农运、工运、郑南榕的自焚、詹益桦的牺牲、学运，以及持续发生的政治逮补事件，成就了台湾的民主化道路。

关于蒋经国是如何与威权体制共舞，甚至领导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权为台湾政治环境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与贪婪的真相，全都讽刺地隐没在主流叙事之外。

台湾民主化之路从不宁静，也不顺遂。关于蒋经国身为加害者与现代化推手的脸孔，各自被台湾社会中不同社群所记忆、捍卫与挑战。于是，以“民主化贡献”之名纪念蒋经国迟来的解严与有限改革，事实上是对白色恐怖真相的掩蔽：加害者本身难以追究加害者，同时，加害者本身仍然难以割舍对其威权体制的依赖。

问题是，当七海园区开幕现场记忆著蒋经国的克勤克俭、勤奋工作、致力建设台湾之际，关于蒋经国是如何与威权体制共舞，甚至领导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权为台湾政治环境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与贪婪的真相，全都讽刺地隐没在主流叙事之外。

而这个画面，吊诡地出现在当年的反对党政府执政的时空里。

反共：“去政治化”的记忆

“反共”，是贯穿这诡谲波澜的关键词之一。蒋经国留下的“反共遗产”在30年后成为台湾社会最重要的旗帜。今年蒋经国逝世周年之际，退辅会发表新闻稿，再次强调纪念蒋经国路线就是捍卫“反共、革新、保台”。蔡英文也在园区开幕式上肯定蒋经国“反共、保台”。有学者批评，“彼时的反共是假议题，现在的反共是真议题”，这话可能只说了一半——在历史上，二者都是真议题，问题在于，为何会变成如今的“共识”？

这凸显的台湾社会诠释蒋经国常见的谬误之一，是除了误把蒋经国在台湾的“现代化”贡献成为对其在“民主化”工作的基础之外，更常见的视角是将蒋经国从其威权体制中分离，去脉络化地审视其人其事。

“大家看不到的是，寓所深夜，一灯如豆下，强撑病体，为国家熬尽心血的老人，七海寓所见证了许多惊涛骇浪的场面，却也见证了掌舵者处变不惊的能力。”—— 蒋友松，2022年1月22日

这类“民胞物与、淡泊静穆”的人物描绘，形成包含蒋基会董事长钱复、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当日国民党各大要角对蒋经国持正面评价的核心。然而，如上文反复强调的，在这段话下包裹的是对真相的隐而未揭；甚至，是企图对蒋经国个人历史定位进行去政治化工程。

更重要的是，自蒋经国年代之后，两岸议题一直都是台湾政治板块变动的动能与热区，滚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议题与热度。特别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主体意识的快速成长使得这股集体情感需要找到一个实质的“对手”作为动员的基础。“共产中国”理所当然在这段政治动员过程中取得实质对手的战斗位置。

于是，“反中”与“反共”逐步扩张成为台湾社会的集体共识。直白地说，反共形成台湾社会共同的政治需求。

于是，“反中”与“反共”逐步扩张成为台湾社会的集体共识。直白地说，反共形成台湾社会共同的政治需求。因此，当蔡英文在七海园区开幕仪式上公开正面评价蒋经国的反共立场，蒋经国的历史定位发生了松动：他先是吊诡地在过去30年间，隐去恐怖治理的外衣，仅以克勤克俭、朴实无华，为了台湾的前途而奋斗的形象现身，下一刻却变身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反共”的精神领袖。

对泛绿支持者而言，最不堪的部份不仅是蔡英文也在无形中踏上成为蒋经国路线的接班梯队；曾是美丽岛案件辩护律师的苏贞昌，亦同时手持蒋经国的招魂幡，借由嘲弄国民党此时的媚共是如何的不堪。然而，蔡英文口中的“反共”，是立足在“台湾作为唯一主体”为前提的政治主张；而蒋经国的“反共”则是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内战语言”。这是对台湾泛绿支持者最不堪的根源。同样的词汇，却在不同的时空与意涵之下，借由七海园区的落成连成一线。

2022年的民进党政府仿佛穿越时空，向197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接下国家认同的棒子。

精神错乱的“共同体感”

蔡英文与苏贞昌对蒋经国的定位，反映出台湾整体社会的共同体感立足在集体政治需求下的精神错乱，陷入价值真空的困境。面对中共实质威胁下延伸出的政治需求，蒋经国不是威权的代言人，也不是近乎台湾历史半世纪政治压迫的掌舵者，他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得以延续的精神领袖与神主牌。

最令人感到危险的是，包含蔡英文与柯文哲在内非国民党籍人物的发言都在无形中忽视、罔顾蒋经国的反共旗帜是插在台湾社会的鲜血与牺牲之上，极其冒险地间接正当化蒋经国政权在“反共”基础上的种种不正义作为。

最令人感到危险的是，包含蔡英文与柯文哲在内非国民党籍人物的发言都在无形中忽视、罔顾蒋经国的反共旗帜是插在台湾社会的鲜血与牺牲之上，极其冒险地间接正当化蒋经国政权在“反共”基础上的种种不正义作为。这项重大的危机，逼使促转会紧急发文函台北市政府，建议思考其在以“历史和解”与“勇于面对真相”为前提，重新其园区以蒋经国之名命名的适宜性。

然而，台北市政府以“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或添加过多价值判断与诠释，反而是对历史的干扰”为由，尝试冲淡七海园区本身的政治性与争议性，并强调其“文化地景”的去政治化角色。

我们应当期待，从身为前总统官邸、威权核心场景的七海园区官方网页介绍，蒋经国图书馆做为纪录一个总统如何统治台湾的资料库，不论是经济谋略、民生建设、甚至是威权压迫，事涉“国民党政权中的蒋经国”的部分，都被纳入馆藏与展示视角。然而，从网页介绍下的展览框架，可以推想出，七海园区不仅难以完整呈现“蒋经国在台湾”的多重面向，甚至极有可能转而协助蒋经国从“威权掌舵者”与“加害系统核心成员”的身份中脱身，导致台湾持续陷入记忆的断裂与真相的破碎困境。

立足真相的和解之路：从解严七海文化园区做起

无可讳言，转型正义终究是政治的。它必须在政治实境中操作，并深受政治局势牵动。七海园区作为蒋经国以“反共、保台、革新”之名的权力核心场域，这个空间必须承载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揭露蒋经国夫妇生活上的吉光片羽与私人场景。关乎前文提及的那些政治案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掌舵的威权体制，都应该在此图书馆中完整展示。台湾社会必须承认，在整体史料仍旧掌握不够全面的前提下，我们对蒋经国始终了解的太少，却急于以偏颇的言论对其盖棺论定。

如无意外，促转会将于今年五月正式卸任。理想上，转型正义不再仅是促转会的核心任务，而应该是整体国家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台湾社会的共同推动。在真相未全面揭露与完整呈现之前，任何向蒋经国的“反共遗产”、“现代化遗产”，甚至是“朴实无华、爱国爱民”的人格提款，是对曾在其政权底下囚禁、受迫、甚至丧命的台湾人民再一次的压迫。

直面过往不堪真相的揭露与积累是一个国家确立核心价值的基础工程。严肃的是，未有系统性保留的记忆活不过三代。

台湾的转型正义并未真正走上司法追诉审判一途。在以和解为名的转型正义工程之中，我们追求的是让每一种政治身份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让每一条记忆轴线都有被挑战与对话的空间。在每一年的228与白色恐怖纪念时刻，我们终究还是得面对，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自那段扭曲的日子幸存下来，以及我们可以如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提问，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

直面过往不堪真相的揭露与积累是一个国家确立核心价值的基础工程。严肃的是，未有系统性保留的记忆活不过三代。如何不让七海园区的落成成为“蒋经国在台湾”的盖棺论定，以七海文化园区为起点，全面解严全国威权实体空间，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此刻的共同任务。我们应与促转会共同合作，落实园区展示内容须兼顾真相的全面揭露，并公开其政权与治理的不正义史实与面向。

转型正义的核心任务并不在于对蒋经国与其加害系统人格的勾勒，而是探究他在生活台湾近40年间，以威权体制成员身份的所有作为，从国家监控到经济发展，全面呈现。在真相未全面公开、对话仍未发生之前，任何对“政治人物蒋经国”的公开缅怀，都是对台湾迈向健全国家之路的再一次撕裂。

当真相仍在他方，我们便无法踏上和解之路。

（萧伶伃，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