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特朗普主义在拜登时代的延续：文化战争，两个美国之战

特朗普败选后，人们对共和党乃至整个美国保守派的变化的预测可归为两类：一是特朗普仍会在共和党基础选民心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仍会是党内毫无争议的领导人物，其他有不满的成员也可能因惧怕在初选中被选民“惩罚”而不敢对他有所挑战；另一种预测，则是共和党内会吸取教训，迅速形成“特朗普主义（Trumpism）”是政治自杀的共识，并将本党的方向转回到专注于有效执政、尊重反对派和民主制度的作风。

但这两种几乎覆盖了所有可能性的预测，如今却都意料之外地没有完全成真：特朗普因失去全部社交媒体而在公众视野中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他的背书在党内初选中也并没有全部奏效，他是否再次参选、能否拿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也并非板上钉钉。

实际上，整个共和党却朝着白人身份政治、阴谋论、威权化等特朗普主义中最为有毒的部分，进行了各层面的统一的转向。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保守派在全美各地校园中挑起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

稻草人

从反对在校园内为保护尚不能接种疫苗的儿童而制定口罩佩戴规定，到阻挠跨性别少年儿童在学校身份认同受到保护、尊重的权利⋯⋯其中最为危险的举措，是对教室中探讨美国种族历史方式的审查。

细看一些深红州的相关立法，其所限制的对象也远大于某条单一理论：爱达荷和艾奥瓦州的法律限制“制造（社会）分裂的言论（devisive speech）”；德州的法案禁止老师要求学生理解由《纽约时报杂志》出品、探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系列作品“1619项目（The 1619 Project）”，田纳西州的法律则“具体”地禁止教师解读美国法制与《独立宣言》的特定方法……类似法案已经在6个州被通过实施、在另外12个州被提出和讨论。

这个立法过程已经在校园内制造了寒蝉效应，有数起少数族裔教育者因使用特定材料或形式探讨种族主义历史，而被外界攻击甚至被学校管理者开除，不同于传统视角的围绕种族的探讨受到威胁。

保守派政客通常的选用的具体攻击对象，是所谓“极具争议性”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他们往往有意不去具体解释这个理论的来源和定义，而是粗暴地将其简化、歪曲为一种“黑人至上主义”，并称其正通过公立学校“洗脑”青少年。但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学术性极强的法学与社会学理论，发源于民权运动中后期，研究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回答“为什么在种族隔离随着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和《民权法案》完全消失后，系统性种族歧视却没有消失”的问题。显然，中小学的教学中不会涉及到这样一个抽象、艰深的学术概念，而“批判性种族理论”本身也并不极端，更是完全没有宣扬“歧视”或“仇恨”，而仅仅是许多审视社会制度的学术视角之一。

其实就连“批判性种族理论”在这场风潮中承担的角色本身，也是一众保守派人物竖起的稻草人，它的突然“走红”，由保守派活动人物鲁弗（Christopher F. Rufo）一手造就：去年夏天，一些公司、公立机构的白人雇员将工作单位内部让自己感到“不适”的内隐歧视觉察多样性训练（diversity training）记录下来，“举报”给鲁弗，希望他能将其曝光或采取其它行动；鲁弗从不同来源的训练材料中，发现著名反种族主义倡导者肯迪（Ibram X. Kendi）和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的著作常被提及，并从这些著作繁多的脚注和引用中发现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个表述。他抓住这个词大做文章，在福克斯新闻台的黄金时段节目上，宣传它的“危险”，称它“是对一切美国核心价值的威胁”。

鲁弗直言，选择这个概念作为攻击对象，并非因为它有多么准确地概括了进步主义阵营的观点、或被广泛采用，而仅仅因为他认为这最能激起保守派中产阶级对当下社会变革的恐惧和愤怒，让进步主义对多元和公平的倡导显得“敌意浓厚，分裂，有毒，精英主义，与美国（价值）敌对”，因此是一个“有发挥前景的政治武器（promising political weapon）”。

鲁弗的宣传迅速被当时还是总统的特朗普接收到，特朗普不仅参与起草了一条禁止联邦机构进行多样性训练的行政命令，他推动成立的以推进“爱国教育”为宗旨的“1776委员会”，也单独攻击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个委员会最终写出了一份同名报告，虽然被主流历史学界批评不符合事实，委员会本身也在拜登正式就职翌日被解散，但这份报告中的很多语言、观念还是流进了今年这批干涉学校教学的法案之中。

如果“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与美国价值敌对的”，那么保守派心中能代表“美国价值”的又是什么呢？他们举出的例子往往是主流话语中美国一直以来庆祝的历史符号：《独立宣言》和独立战争，美国宪法，华盛顿、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等人的事迹和著作……而这些具体符号背后的根本，则是美国身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民主共和国的独特身份；换句话说，所谓“美国价值”，也就是其影响深远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民主，权力制衡，独立司法，思想言论自由，保障少数人权力不被多数人侵犯等等。

但细看之下，美国保守派如今的行为，不仅没有维护、反而在侵蚀这些政治传统。研究极权主义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施耐德（Timothy Snyder）寻找了共和党这批“批判性种族理论”禁令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先例，他举例分析了前苏联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历史的歪曲，这种歪曲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类立法被统称为“记忆法律（memory laws）”，即规定人们只能用特定的方式解释和记忆历史。施耐德指出，共和党主导的一系列“批判性种族理论”禁令就完全属于这个分类。

施耐德指，诠释历史的可行方式是极其多样、微妙而复杂的，对其中任一的有意回避都会造成某一部分收获的缺失，以行政手段禁止造成的危害显然只会是最严重的。类似俄罗斯执政者称此举意在维护让俄罗斯人民“尊严不被伤害”的历史，共和党立法者在谈及初衷时也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或多样性训练可能会让白人孩子在学习时感到负罪感或不适，因此需要立法保护他们免于这种伤害，但施耐德指出，确保每个人不感受到任何负面情感，是讲授和学习历史时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毕竟，听闻自己祖辈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负面情感的过程，而面对这种情感才是是学习历史、是成年人面对复杂无比的世界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共产主义者”是保守派常常拿来攻击进步主义政治对手的标签，但自己在执政时的立法，却复制了其他威权国家用来掩盖共产主义时期黑暗历史的法律。政治学者梅森（Lilliana Mason）总结到，如今保守派对美国政治乃至整个美国的理想图景，是一个仅属于“生活在城郊和农村地区的基督徒白人”的国家，赋予他们最响的声音、最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将自身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权力。所以，在实际行动上，保守派一方面要靠挑动此类“文化战争”的方式增大上述群体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鉴于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的人口占比预计将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过半、年轻人中进步主义者比例明显偏高，保守派倚仗的群体占比必然不断缩减，因此必须同时降低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才能持续保持这个群体在政治权力上的主导性。

搞清了这个逻辑，也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文化战争”的热衷和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往往在保守派政客身上是伴生的：这不仅仅是在萨拉·培林、茶党运动和特朗普时期的共和党才具有的现象，开创当代“文化战争”的，同时是对美国民主制度威胁最大尼克松政府：尼克松本人的两次竞选中分别对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的抗议者的攻击、和实质上污名化少数族裔社区的“对毒品开战”，都是“文化战争”的具体形式，同时众所周知他在“水门事件”中对美国制度的威胁一度达到了触发宪法危机的程度；相对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的作为，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说都是尼克松更恶劣的版本：他的“文化战争”的对象包括了性少数、少数族裔群体和新闻媒体行业，同时，他将长期以来的敲诈索贿行为带进了白宫，并在得知司法部正在调查自己的犯罪行为后，联合包括尼克松在内的一众白宫官员穷尽一切手段阻碍调查，宪法危机可以说同样一触即发。

以研究威权主义的扩散、衰落与复兴为主的历史学家、记者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是近年来对美国威权化解读最为透彻的作者之一，她经常比较当下美国与其他由民主衰退产生的威权政权间的惊人相似性：电视和社交媒体等受众最广、形式最为直接的媒介被当作武器，来传播不实信息并构建“回音室（echo chamber）”；选择特定群体污名化为“外来者”；制造一种“本国文明正在衰落”的危机感；阴谋论式地构建所谓“精英团体”、“深层政权（deep state）”，并将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于他们的“幕后操作”上……但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表示，自己尚对美国的现状持乐观态度，因为威权统治者“通过篡改制度的方式确保自己永远是选举赢家”这一将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彻底推入威权主义的关键步骤，在美国还尚无发生迹象。

但在进入2021年后，这个唯一让人乐观的理由也不复存在了：共和党尽其所能改写选举制度确保自己一方的系统性优势——现存制度中的“赢者通吃”、选举人团、参议院议席分配已经让共和党在联邦和州政府级别得到的权力超过其实际民意支持，而他们通过利用这样的优势，在自己所主导的州内，通过了一批压缩少数族裔、年轻人、城市低收入社群等民主党选民群体投票权的法律，使这些群体更难投票、选票更有可能被作废。阿普尔鲍姆所总结的另一个促进威权化的重要因素，就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选民开始在假信息和阴谋论的影响下对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失去信心，并进而攻击驱动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的机构——这完全是对“国会山暴乱”的性质概括。而用来作为压制投票权的借口和动摇民主信心的，还是同一条阴谋论，即“选举舞弊”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基于种族主义历史的谎言，提高了保守派蚕食民主的“自洽”表观和行动效率。

个体权利

美国政治传统中另外一个人尽皆知的特点，就是公民个体权利在国家机器面前的不可侵犯——无论是《独立宣言》中著名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表述，还是宪法中对财产权、隐私权、享受公正司法程序等等权利的着重强调。

然而，保守派无数次利用这个理念，为许多极其糟糕的行为辩护：从私立场所实施种族隔离的“权利”，到当今店铺拒绝服务性少数群体、阴谋论者反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权利”……显然，对他人明确造成威胁和伤害是任何正常环境中都不应得到支持和保护的合理权利。但另一方面，当他人——尤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合理表达不同政治诉求时，威权化的保守派却愈发不惮利用公权力打压：去年席卷全世界的“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期间，许多保守派政治人物频繁对抗议者出言威胁，甚至称应出动军队来维护“法律与秩序”；当所涉及的个人权利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时，保守派反堕胎运动所主张的的管制，更是延伸到了最个人、最私密的空间里，希望从受精卵形成的一刻起掌握对女性子宫的掌控权，德州近日最新版本的“心跳法案”，甚至将堕胎禁令的执行者定义为政府以外的所有普通人——任何与当事人完全无关的第三方都可起诉堕胎女性和“协助者”，并获得十万美元“赔偿”。

亚当斯曾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的”。但这显然已经不是当今福音派基督教保守派的理想愿景，开始于上世纪中的反堕胎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将自身生活方式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开端，在此前，女性在怀孕前、中期具备选择堕胎的权利基本是美国社会中跨党派、宗教的共识，“罗伊诉韦德”的判例也正是这种共识下的产物；但在民权运动后期的福音派宗教团体为扩大政治力量，便挑出了“反堕胎”这个经宣传、包装后最可能激发信众热情的议题；而在此后，无论是对性少数群体的挤压，还是弥漫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可以说都发源于保守福音派“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样一条和建国者们的设想相背而驰的意识形态。

那么，如果对“美国价值”的捍卫只是一个用来压制政治对手表达的借口，美国保守派在今天所主张的真正意识形态是什么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足够清晰的答案。今年八月初，保守派内最有影响的公共人物之一、福克斯新闻台黄金时间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前往匈牙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行”。整个过程中，他称赞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Viktor Orban）是“美国的榜样”、对于“在乎西方文明”的人来说有太多值得向往和学习之处。

但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恰恰是民主衰退最为可怕的实例：欧尔班改变了匈牙利选举制度、确保自身政党能够不受民意决定地维持政治主导权，有效蛀空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并将大多数学术机构、媒体、NGO等公民社会组成部分转化为自己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不久前的一项调查甚至显示，欧尔班政府使用手机间谍软件，对国内为数不多的独立媒体人实施了非法监控。

而欧尔班说服选民放弃摆脱共产主义阵营后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与政治自由的，正是对美国保守派来说显得格外熟悉的意识形态：让难民、少数族裔、LGBTQ等群体获取权利、走出边缘化阴影的多元主义，将使“西方文明”——也就是指由白人基督教徒所主导的生活方式——衰落。在这样的宣传下，匈牙利对性少数群体权利的挤压成为了一种日常，对寻求庇护的外来者极不友善、“警惕”“入侵”，而卡尔森这次匈牙利之行的一站，就是参观并赞叹匈牙利政府为防止难民进入而修建的边境墙……

如果说匈牙利还是一个具备现代政治制度外壳的国家，那么一部分保守派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后的发言就更“坦诚”了：卡尔森说，塔利班因“不讨厌男性气质，不认为它是有毒的，也不讨厌父权制”而得胜，所以“我们（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一定是因为太多“畸形的自由主义政治”；特朗普的最热情支持者之一、被指控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Matt Gaetz）说，“塔利班和特朗普分别比曾经的阿富汗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具备合法性”；更加边缘的保守派人物更加露骨地称赞了塔利班所带的原教旨主义：有人称，“塔利班是一股保守的、宗教的力量，而美国则是无神的、自由主义的，（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是一条好消息”。

对以上谈及的种种，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长期属于保守派的政治学者卡根（Robert Kagen）近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坦诚、清醒而颇具影响力的长篇专栏，“自省式”地检视了美国保守派如今的危险之处，细致地分析了为什么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颠覆选举结果的尝试和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并非偶然，而是共和党对美国政治系统性改变的一点点前期预演；其他人若是对此继续未能采取行动，一场顺利推翻合法选举结果的成功“政变”完全可以在2024年发生。最后，对于共和党、保守派的威权化，他总结道，“可能美国当下的保守主义从来不怎么适应和喜欢美国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实验，且尤其在特朗普全面控制了共和党以后，保守派更是完全展示出一种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敌意。”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伊（Jamelle Bouie）也做过类似的总结：“（保守派）运动的一部分采取了一种‘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对美国的存在表示蔑视。这些保守派仍称自己是‘爱国者’，并将他们的反对者蔑称为‘叛徒’，但他们的忠诚是付诸于一个‘理想化’以后的抽象国家的”。

而由他们所“理想化”以后的，是怎样一个国家呢？上文中所提及过的所有学者几乎都对此有过总结：这种“理想”，纯粹是保持白人基督徒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而一切阻挠了这种身份政治巩固权力的因素——哪怕其中包括塑造了美国身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传统，一并摒弃掉也并无大碍。

反击？

那么，面对保守派频频挑起的“文化战争”，民主党、自由派和其他所有希望保护美国民主制度的人，应该怎样应对呢？在上文提到的历史学家阿普尔鲍姆看来，最有希望的途径是不把精力浪费在应对保守派的“文化战争”上，而是将工作中心专注于“面包与黄油式的议题（Bread and Butter Issues）”上：基建，教育，医疗，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疫情控制等等贴近民生、难以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事情，从而让普通选民看到哪一方才有执政的诚意和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变的可能。

从拜登执政的八个多月来看，这也的确是他一定程度上的做法。他所大力推动的几项立法，从援助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到对美国特定重要产业的扶持和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具野心的基建法案，也的确都足够务实，足够专注于经济与民生。但很显然，这没有丝毫减缓共和党内部的变化，而尽管上述政策中最大胆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在民调中都收到了极高的支持率，大量共和党基础选民却并没有因为这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而改变想法，甚至依然拒绝承认拜登是2020年大选的合法胜者。共和党也无意将自身定位转化为有心于认真执政的政党，通过如为给拜登政府制造混乱而拒绝投票提高债务上限、完全不顾可能触发经济危机等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

同时，一部分主要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左派活动者”，应对“文化战争”的方式是索性承认来自保守派的攻击，主动用过于片面的方式解读“美国价值”——一切美国的历史都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切美国的对外干预都是“帝国主义的”，甚至由此会对从古巴到哈马斯的极端主义政权表达浪漫化的想像。这显然既不符合事实，又对有效传递出进步主义一方的价值和政策完全无益。

所以，可能更有效、也更符合事实的一条路线，是暴露出保守派的“保卫美国价值”仅仅是一个遮盖白人身份政治的口号。

比如上文所提到被禁止传授的作品“1619项目”，之所以从发表起就备受攻击，是因为它大胆地打破传统视角，从非裔美国人的角度重新讲述美国历史，标题中的1619，是第一个奴隶被运到北美大陆的年份。而任何细读过的人都不难看出，它完全没有包含保守派所描绘的种种毫无理由、极其情绪化的恨意，相反，它一直在肯定倡导人权、自由、平等，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公民权利铺下路基的那一部分美国价值。诚然，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美国的建国者既有高瞻远瞩的一面，但也有无法掩盖的缺陷，他们所创建的美国也是成为了一个伟大和虚伪并存的国家。

那么，是谁在不断清除美国“人格”中的黑暗，让这个国家不断趋近于理想中的图景呢？作者妮可·汉娜-琼斯指，从废奴运动、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到今天的“黑人同命”，非裔美国人一直是变革的真正主体、并为此承担了最多的痛苦和牺牲，而非像传统叙事中一样，是被白人掌权者所“拯救”的。换句话说，是非裔美国人将白人建国者们写下却没有完全当真的理想，深深刻进了自己的灵魂里，并将美国从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原罪中拯救出来。汉娜-琼斯说，非裔美国人也因此值得被放进美国历史叙述中的中心位置，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美国价值”中的闪光理想和政治文明。

所以，面对保守派以“保卫美国价值”为由推进的威权化和白人身份政治，今天的进步主义者可以选择的反击途径，是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历史是极具“美国性”的：无论是不完美的建国者们写下的理想，还是非裔美国人和女性、移民、性少数等其他边缘群体以此为武器的抗争，这种由思想价值而非土地或民族凝结起来的国家建构，是美国所具有的一项独特性；也正因此，在文化多元主义为主的许多方面，美国社会中的探讨和探索可以说是走在其他许多民主国家前列的。

比如，从“Metoo”到“黑人同命”，这些运动都从美国发源再扩散到全世界，并非是其他地方不存在同样问题，而是因为“反抗”和“革命”理念是美国“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近些年里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运动“星期五为了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其起源也与美国不无关系：“气候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最初发起罢课的想法，是受美国帕克兰高中学生在校园枪击案后为呼吁控枪而发起的运动所启发而产生的……

所以，当被问到“美国是否还能拥有一种获得共识的身份认同和爱国主义”时，政治作家克莱恩（Ezra Klein）对建立在进步主义基础上的美国身份认同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不应停留在用“模糊的、怀旧的、美化过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而完全可以建立在对历史乃至现今的诸多黑暗的清晰认知中；在重建围绕美国历史和身份的叙事时，应该将黑人、少数族裔等等群体的抗争和牺牲放置在“美国身份”的中心，以此作为“美国精神”最值得骄傲和庆祝的诠释；而这样的叙事并不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是沮丧、挫败的，反而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独特的使命感，站在种种反抗不公的历史为今天打下的基础上，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多种族民主国家（multi-ethnic democracy）”。

为什么讨论“美国价值”和“美国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最被今天的哪一方代表，是一件足够重要的事情？因为当细看过美国选民的价值取向分布后，不难看出，其中明确认同保守派维护白人主流地位的身份政治的，只占了较小的一部分。而一大部分人之所以拥有被保守派的宣传所吸引的可能，是因为会本能地、习惯性地庆祝星条旗、独立日、历史纪念碑等等“美国符号”，认为它们是自己身份中值得高光和骄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保守派不断重复和强化自己是站出来“守护”这些符号的一方，而为边缘群体发声的进步主义者则仇恨这一切时，无意中为白人身份政治侵蚀民主而助力。

而放眼世界，类似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几乎是全部威权化国家的执政者所使用的武器：波兰的极右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通过鼓吹传统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身份被身为性少数、难民等群体“威胁”而维持保守选民支持，并迅速蛀空了司法系统和媒体的独立性；莫迪和他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也靠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空前地垄断了印度的政治，并严苛地打压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族裔印度人的权利；在上文所提到的匈牙利与俄罗斯，欧尔班和普京两位民族主义者对民主制度的改写几乎已经达到了不可逆的程度；而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尚未掌权的极右政党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本国民主制度和少数族裔的威胁……

所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和西方世界的领导者，美国能否在类似的威胁面前守护住民主制度也就格外重要。所以，在全世界民主衰退都具备共性的今天，包括进步主义者在内一切希望保护民主的美国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是将反对白人身份政治的诉求——让边缘群体走出系统性不公的阴影，让他们也能平等地享受“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一切这个国家所许诺的可能，保护美国200多年对民主的实验不被摧毁——和社会共识中的“美国符号”与“美国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告诉人们，“在你对自己国家的认知、认同和骄傲中，这些可能不完美的、黑暗的、痛苦的、需要继续抗争的才应该处于所有叙事的中心”；成功建立这样的共识，可能是美国最有希望守住民主的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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