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周一的清早，例行的第一班飞机从上海飞北京。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收到了在北美任教的好友传来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Robert Sampson的电邮信息，傅高义教授在Mt. Auburn医院因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看到这条信息的第一反应，感觉空气都凝固了，久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很多和老先生的往事都浮现了出来。
傅高义教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出版于2011年的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以及一系列有关日本社会的研究。特别是《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于2013年在大陆出版简体版，并取名为《邓小平时代》之后，更是成为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必读书目。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傅高义教授是一位政治学者，亦或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事实上，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社会学家。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傅高义教授是一位政治学者，亦或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事实上，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社会学家，所接受的，也是专业的社会学学科训练。他所教授的学生中，有不少也成为了著名的社会学家，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高棣民（Thomas Gold）、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后来怀默霆又教授出了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以从学术家谱上来说，我有的时候会和老先生开玩笑，说应该喊他为祖师爷（great-grandpa）。当然，事实上，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后生平等以待，真心相授。
2015年的秋天，我还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同时办理着入职清华的手续，在师母戴慕珍（Jean Oi）的邀请之下，和导师魏昂德一起来到北大斯坦福中心。那年秋天，正适逢怀默霆从哈佛荣退，于是魏昂德就建议把荣休纪念会放在北大斯坦福中心，也一并邀请傅高义教授前来中心小驻，也可以更加方便地为他的新作《胡耀邦传》收集一手资料和访谈素材。荣休会上，怀默霆的学生们悉数从世界各地飞来北京，傅高义教授第一位上台致辞，追忆当年他在哈佛教学的往昔。我坐在魏昂德老师边上，听着台上老先生所描绘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动人故事，彷佛看到一个黄金岁月里，一群年轻的学者们如何扎根中国研究，培养学术薪火，那股学术的动脉悠久绵延，就好似纵横奔腾的海潮，从未停止。
彼时，傅高义教授的助理窦新元也每天都来小院，所以常常有机会大家在中心的小院子里一起聊天，也时不时的碰到前来拜访老先生的学者，以及提供口述史料的那些历史亲历者、见证者们。同时又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66-68年的广州，而魏昂德老师当时正在撰写《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所以我们俩又会一起，时不时去和老先生一起就毛时代的中国去讨教一番。那一年的北京秋天，是和老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学术时光，也是我自己最为悠闲的一段日子。等真正加入清华之后，每日不得不三头六臂，在学术、教学和行政的工作中寻求平衡，此是后话了。
对于傅高义教授的学术遗产，今天已经有太多的解读，而大家往往更加关注他后期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以及因此书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论，却往往忽略他早期的研究，以及作为社会学家的傅高义，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学分析思路的源泉和范式。这里，我更加想就这几个小点，谈谈我的一些个人体会。
起于帕森斯的社会学王国
1920年代，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191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去世；1918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去世；1920年，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去世，18岁的帕森斯刚刚进入Amherst学院。伴随着这一批古典社会学巨擘的相继离世，如何去解释现代文明因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精神空虚与资本野蛮，欲望与理性、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系统性张力，成为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历史命题。
1927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修读完博士学位的帕森斯返回美国，加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0年代，帕森斯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自己所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雄心之下，于1946年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在帕森斯看来，我们的社会就像一个功能分割而又彼此联系的高级系统，不同的功能之间只有彼此均衡配合，才可以维护系统的稳定运作。
此时的美国，正处在二战后的稳定期，对于社会均衡繁荣稳定的渴望，导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流派。1952年，傅高义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6年的博士生涯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帕森斯社会均衡观点的影响。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度又是如此的僵硬，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学子来说，一味地强调社会强制一律的高度整合是多么的无趣。1958年，完成博士学位的傅高义，选择前往日本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傅高义对于现代性的阐释更加具象，也更加微观。他更喜欢针对一个特定的区域，而非两三个国家和地区在比较的维度下进行分析。
而同一年，正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出版《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一书（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正式从传统的国别研究开始迈向宏观历史社会学分析，并开始进入到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的写作中，希望告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从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勾勒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现代性演化图景。
但和同样是社会学博士毕业的摩尔不同，傅高义对于现代性的阐释更加具象，也更加微观。他更喜欢针对一个特定的区域，而非两三个国家和地区在比较的维度下进行分析。在日本的两年田野经历，一方面塑造了他对日本社会贯穿整个学术人生的研究热情，以至于这几年当大家都在翘首以盼《胡耀邦传》这一本著作的时候，他又间中完成了《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一书（亦或者其实他一直都希望《胡耀邦传》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同时也使他开始着迷于东亚现代性这一命题，并在从日本返回美国之后，很快加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后来为了纪念费正清而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开始埋头进入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阵地。
扎进区域研究的学海
区域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更加强调对一个具体个案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只需要和这一个个案所进行的相关过往研究进行对话，利用新的材料，讲好一个新的故事，就已经十分出彩。
196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麦卡锡时代的衰落，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新机会正在涌现。不仅仅是费正清领衔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更多的美国一流高校开始重视东亚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61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同一年，耶鲁大学成立东亚研究理事会（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68年，斯坦福大学也成立起东亚研究中心。一批中国研究学者，包括Michel Oksenberg, Stuart Schram, John Lewis, Leonard Schapiro, A. Doak Barnett开始就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形态、官僚体系、苏联模式开始展开研究。
区域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更加强调对一个具体个案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这样的解剖并不需要去关照一个一般性的社会学议题，也不需要去找寻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反复的对话，以期延展出新的理论；相反，区域研究只需要和这一个个案所进行的相关过往研究进行对话，利用新的材料，讲好一个新的故事，就已经十分出彩。
而196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却又对外封闭，让想要研究它的学者只能隔岸眺望，望眼欲穿却又不可得，往往只能通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并在之前学者的二手文献中进行有限度的探究。在这种情况之下，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当时中国研究的前沿据点。而正是因为香港的存在，所以这一时期的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以毗邻香港的广东作为一窥共产主义中国的缩影，对广东的考察也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
“没有这个中心（USC）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傅高义也不例外。1963年，他来到香港，开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一站。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名鼎鼎的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同一年，在亚皆老街155 号一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里，大学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这里几乎孕育了几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成为了中国研究最为重要的据点。用傅高义2005年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开篇所言，“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1988年，大学服务中心正式搬迁到港中大校园，我博士论文的很多一手学术资料，也是在此间获得，受益良多。再看到今日风雨飘摇中的大学服务中心，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就在大学服务中心成立前的一年，1962年，大批广东地区的移民获准越过边境进入香港，再加上逃港的偷渡客，这些人成为了傅高义第一批的访谈对象。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阅读广东省内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这些地方性报纸提供了《人民日报》之外的在地视角，也帮助傅高义可以更好地观察地方和中央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以及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在地方权力谱系中的角力。这一些材料和访谈对象，也构成了傅高义早期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局部性图景研究，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深描，并最终凝聚成两本书，分别是1967年和A. Doak Barnett合作撰写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以及1969年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以及多篇学术论文。（注1）
仅仅依托报纸和针对移民、偷渡客这类特定群体所进行的访谈，再加之广东情况的特殊性，以此为个案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论必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误。
必须要承认的是，由于此时海外学者尚没有办法进入中国进行一手的田野调查，仅仅依托报纸和针对移民、偷渡客这类特定群体所进行的访谈，再加之广东情况的特殊性，例如粤语文化、远离政治中心，因此以广东为个案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所得出来的研究结论必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误（bias）。
譬如，傅高义在对文革时期广东红卫兵派系斗争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注2），就将派系分裂与冲突追溯到文革前中国政体的制度结构，并将冲突中积极分子的政治行为归因于他们对既定社会政治现状的不同取向：一面是“激进”派系，主要由具有“坏”政治标签的社会群体组成，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剥夺特权群体的优势；另一面是“保守”派系，主要由具有“好”或“红色”政治标签的社会特权集团的成员组成，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力图保护现行社会秩序并维持现状。
这一分析思路同时也贯穿在了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其他学者的分析之中，包括Michel Oksenberg, Victor C. Falkenheim, Stanley Rosen, Hong Yung Lee。但正如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所指出的，“过分强调社会矛盾的倾向，把红卫兵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完全归结于这种矛盾。实际上，虽然这些矛盾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但大多数红卫兵确实是在为假问题而争斗，他们的利益意识远未成熟。即使某些人有清醒的利益意识，并在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但红卫兵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社会矛盾的趋势。”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议题，未来有机会再做详细阐述。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973年，傅高义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内地，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同一年，他正式接替费正清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从而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级上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他对于中国的个案兴趣，依旧集中在广东，并最终于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以承接1969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从而将对广东的研究，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在一个长时段上真正完成，也为之后写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位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都会有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长时段个案田野点，譬如毕克伟（Paul Pickowicz）的河北五公村，戴慕珍和魏昂德的山东邹平县，都成为了记录中国宏大社会变迁的微观缩影，也帮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中国不同地方的发展差异性。
整体而言，作为社会学家的傅高义，他真正擅长的还是区域国别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以一个实证区域作为个案，还是以一位精英领袖作为切口，无不是针对现代性这一议题进行长时段的纵贯研究，见微知著地解构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跌宕起伏、发展变迁，这是他内在最恒久的学术热情，也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最了不起的学术贡献。
永远的老先生
2015年的春天，我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中国与中亚委员会的最佳研究生论文奖。在年会会场上，看到老先生也在，赶紧兴高采烈地上前汇报，这一章如何在新的研究资料基础之上，对1967年广州群众派系斗争的源起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并和他最早期的广州研究展开了对话。老先生笑眯眯的听着我说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问我啥时候可以读到这一本以广州为对象的研究专著。我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等写完后第一时间要给他送去。
五年过去了。我知道，他会一直微笑地看着我，督促着我完成这一份约定。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注1:参看Vogel,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 46-60; Vogel, Ezra F. 1967.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zation’ of cadres.” The China Quarterly 29, 36-60.
注2:参看Vogel, Ezra F. 1968. “The structure of conflict: China in 1967.” Pp. 97-123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真是恶心，什么不会，就会攀关系。
吴飞老师写作思路真的很清晰，勾勒出了傅高义先生问题意识的思想图景，当然更有趣的是傅高义先生与魏昂德先生的师承关联。
“大學服務中心正式搬遷到港中大校園”
— “港中大”縮寫唔係好妥當，一係就用香港中大校園，一係就用中文大學校園。
樓上大概是豆瓣上小白兔吃貓餅乾老師的高徒，這一串書單和例子一口氣列出來，大部分社會學家顯得就像不成熟的兒童，一下子就比下去了。
“1960年代是「現代化研究」的鼎盛時期，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之間的半真空地帶產生了許多著作。這場運動其實是冷戰的間接產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想知道：怎樣才能順利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平穩過渡。他們希望能找到現代化的靈丹妙藥，然後散髮給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由好心的美國大兵向柏林兒童發放糖果一樣。更何況這樣一來，萬惡的蘇聯人就會無計可施。巴林頓·摩爾都是這場運動的頂尖人物。他們跟大多數社會學家一樣，以「兩位馬克斯」（馬克斯·韋伯和卡爾·馬克思）的工具箱為看家本領。
冷戰結束後的思想氛圍已經巨變，所以我們難以充分體諒六十年代「現代化研究」的空疏和驕狂。很少有一門「學科」像這些學者一樣，一開始就無法給自己的主要課題下定義。從來沒有人真正知道：什麼叫「現代社會」或「現代化」。大家只是模糊地覺得：二戰後的美國應該算得上現代化的模範國家。既然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時代的美國包括大眾民主、工業化和社會保障的元素，「現代社會」大概應該以此為標準。至於什麼叫「傳統社會」，連這樣的參照系都沒有。於是，順化（位於越南中部）的儒生和山地的苗人、亞歷山大（位於埃及北部）的伊斯蘭法官和丁卡（位於蘇丹南部）的黑人巫師有幸分享同樣的待遇。這種二分法的愚蠢程度相當於以下的做法：生物學家將物種分為「大象類」和「非象類」，後者同時包括鞭毛蟲、渡渡鳥和長臂猿。”
“中國讀者很容易忽視西方學者的形而下層面、或是天真地高估他們的客觀中立程度，在這些地方難免有莫名其妙的感覺；所以有必要補充點背景知識。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粉紅色文化圈內，尼赫魯的印度和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代表最可愛的費邊式中左路線：和平，進步，既反西方又不加入共產主義聯盟。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卻代表最邪惡的帝國主義代理人路線：堅決反共，加入西方組織的「東南亞條約」和「中央條約」，建國理由就是為前宗主國（大英帝國）牽制獨立的反殖民主義大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歷史人物和歷史團體的評價通常不取決於其本身，而是取決於他們真實或假想的政治繼承人有沒有跟作者搞好關係。「禍延考妣」、「澤及枯骨」都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不用說，在粉紅色左派的圈子里，「法西斯」的定義與歷史上的墨索里尼沒有多少關係，比較接近於情人口中的「因為你壞嘛」。這個神奇的動物園包括了從伊斯蘭學者到波蘭工會的各色人物和團隊，唯一共同點在於：這些人都曾經或打算利用西方勢力對抗他們的共產黨鄰居。如果出身相同、行徑類似的人物曾經或打算利用蘇聯勢力對抗他們的美國霸主，他們就會被稱為「進步人士」。讀者只要掌握了上述簡要原則，本書涉及印度、中國、日本的部分就可以不讀、甚至最好不讀。如果你不幸讀過全文，很可能不幸記住作者列舉的歷史證據，在復述時順口帶出來；這樣，你就會因為作者的不專業而受到不應有的嘲笑。如果你只運用上述原理，就完全能夠自己推出同樣的結論，而且發言時只有結論、沒有證據；這樣，別人即使高度懷疑你的結論，也不大可能提出質疑。證據需要驗證，結論只需要相信就夠了。
現在，請允許我們用白話（相對於各種專業黑話）解釋一下作者的結論。他的結論就是拉斯基、費孝通、印度國大黨和中國民盟在1940年代末的觀點。所有傳統社會大同小異；人類社會有普遍規律；西方民主、蘇聯和軸心國代表現代化的三種路徑；其他落後國家必須在三者當中作出選擇；費邊式粉紅色主義再好不過；搞好費邊主義就能避免赤化或法西斯化；已經發生的赤化或法西斯化是費邊主義失敗的產物。他的材料是不堪一擊的，結論是先於材料設定的；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的結論必定錯誤。我們只能證明一件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內，歷史沒有根據這種假設發展。
在二戰結束後那個短暫的模糊時期，費邊式改良主義一度擁有比蘇聯-布爾什維克運動更強大的群眾基礎。依據簡單化的民主理論，他們應該有更好的前途。然而，列寧主義政黨有更簡單、更可靠的程序：極少數先鋒隊對精英階級施行深度滲透和外圍統戰，劫持政治、經濟、文化的要害部門，然後由近及遠地清算和改造遠離力量中心的社會各階級。這種程序一旦開始，任何組織鬆散、依賴散沙群眾的異己勢力早晚逃不了先統戰、再消滅的命運。在作者所謂的「傳統社會」中，只有作者所謂的「法西斯」（我們今天更習慣稱之為「威權主義」）才能替代蘇聯路線。如果威權主義成功（李光耀或樸正熙的機會至少大於宋教仁或李承晚），某種資本主義社會就要在他們的卵翼下成熟。這種社會將會自動產生作者喜愛的粉紅色左派，正如蘇聯及其盟邦會自動消滅作者這樣的人物。
西方左派傳統（社會學尤其是左派的重鎮）產生這樣的著作，實在無足為怪。中國讀書界偏好引進「技術上不及格、感情上有共鳴」的西方著作，尤其不足為怪。從1980年代至今，至少有五部流行圖書以「願望的達成」為隱含賣點。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發明了「毛澤東的下層建築和蔣介石的上層建築」，從而證明「歷史是正確的、未來是光明的」。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發明了「歷史三峽」，從而證明「錯誤是難免的、前途是光明的」。薩伊德《東方主義》免費收復了話語霸權，從而證明「庸人適應環境、狂人改造環境、高人重新解釋環境」。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可以概括為「不要幫助中國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抱怨了」。基辛格《論中國》可以概括為「美國不輸出民主，中國就沒有威脅，這樣大家都滿意」。只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偉大傳統繼續顛撲不破；同樣的劇本就會繼續上演，每一次都能喚起古老而又全新的亢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