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婉容：（后）极权主义的阴霾下，人活着还有没有意义？

【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在如雨如雷的街头政治因应社会气氛和疫情中断之后，这个城市迎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管治和打压，社会继续极化，自由迅速失落，人们眼看著细密严厉的统治术在此地从无到有，还来不及抵抗，中美新冷战的漩涡又将她卷入大风大浪之中。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遭遇双重打击，议会政治也开始尝试新的抗争路线，普通市民严肃地考虑是否要移民。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本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我们对极权国家的想像，多半来自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电幕”冷冷地监视著所有人的细微举动；政府对公民进行思想钳制，秘密警察随意对人严刑拷打，人们互相出卖﹑背叛；公理不彰，“自由”和“革命”从官方语言中消失，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不要问，只要信，对党的质疑是致命的。党和国家要求绝对的忠诚，洗脑不能拒绝，只能配合。早洗是洗，迟洗也是洗，选择不再存在，你要不爱老大哥，老大哥就要用他的方式爱你。

人大决议通过港版国安法后，《一九八四》的销情恐怕又翻了一翻。我联想到波兰荒诞派小说家莫洛杰（Slawomir Mrozek）的短篇小说《金丝雀》。《金丝雀》篇幅极短，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共产波兰。故事讲一个老奶奶跟一只天天唱歌的小鸟相依为命。一天小鸟没来由的突然不唱了。过了好几天还是这样。老奶奶想带小鸟看兽医，但波兰政局动荡，家人顾不得小鸟唱不唱歌，事情不了了之。在波共政府切断电话线后，老奶奶情况更糟了，腿脚不好使的老人只能跟不唱歌的小鸟在家发呆。后来动乱平息，波兰开始戒严。等了一阵子，电话线才终于又接通，但接通后的电话线路有人监控了。一天老奶奶打电话给孙儿，兴奋地说：“小鸟又唱歌了！”线路突然咔嚓一声，一把冰冷的声音传来：“请不要用暗号沟通，否则立刻断线。”老奶奶急了：“甚么暗号，我是说小鸟又唱歌了！”这下她的电话线真被切了。

那场动乱就是1980年7月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工潮。工潮迅速蔓延全波兰，令共产波兰的经济活动全面停摆，也催生了由被解雇电工华里沙（Lech Walesa）领导的反抗组织团结工联（Solidarity）。波共政府为打压示威，切断了沿海城市的电话线。翌年，莫斯科认为波共领袖处理码头工运的手法太软弱，便指派主张暴力打压的另一名波共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来当波共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一上任就实行军事独裁，颁布戒严令，以“救国军事会议”取代政府机能，取缔团结工联并大规模搜捕组织领袖和支持者。

极权有太多面貌，除了像大抓捕那样扛著一把枪对准太阳穴的，还有像《金丝雀》这样的：它不张牙舞爪，甚至还彬彬有礼。莫洛杰写共产波兰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大象》写动物园买不起大象，结果园方管理层找了个吹气大象放在笼子里，动物园游客都不敢指出那是假大象，就只有一群来动物园的小孩童言无忌：“那是假的！假的！”《孩子们》里一群小孩堆雪人，被合作社主席投诉，说雪人是“一个贼坐在一个人的头上”，是影射他。莫洛杰总是让孩子成为最清醒的那些人，大概因为他们的人生没有痛苦到需要用谎话去治疗。毕竟对于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极权最荒谬的地方不是枪杆子，不是政治狱，而是“依法治国”，公事公办，还有各种“主义”对人灵魂的摧残。

“主义”的诱惑

极权主义靠枪杆子恫吓人民，（后）极权主义却比较像一种世俗宗教，通过意识形态为人民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

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七七宪章》面世后一年写成名篇《无权者的权力》，靠秘密出版（Samizdat）流传。哈维尔在文中仔细描述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个东欧共产阵营的诊断：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东欧所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极权主义，而是非常稳定的（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靠枪杆子恫吓人民，（后）极权主义却比较像一种世俗宗教，通过意识形态为人民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它偶尔会倚赖暴力，但大部份时间它都是平静﹑有系统的。意识形态为人类释除一切关于存在的危机感，为人生提供了意义，只要你愿意接受它，就不会再感到空虚孤独。毕竟不论在哪种社会，当个局外人，不识时务的人，通常都不是甚么好的经验。

后极权仍然很极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要靠大规模搜捕来令民众噤声），但它最恐怖处不在于天天把枪口对准人民太阳穴，而是令人失去成为“人”的一切：身份，思考能力，道德判断力，以及对生命的热情。但哈维尔并不认为议会民主或西方世界的公民自由就是答案，因为西方社会仍然是“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将那些主义包装得比较好而已。哈维尔说，共产阵营不止不落后，不与世隔绝，还“只是消费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只是它去人化﹑官僚化的程度，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剧作家及诗人，哈维尔自然重视言论与出版自由，但他觉得“去人化”才是共产捷克令人丧失希望的原因。有这种看法的当然不止哈维尔。即便是《金丝雀》里描述的共产波兰军事戒严也是官僚主义甚至琐碎无聊的：一群机器人似的秘密警察或政权打手，每天上班就是去听（和阻止）一个老奶奶跟孙儿谈自己的金丝雀。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的经典《过于喧嚣的孤独》（完稿于1976年，出版于1989年），表面上控诉共产政府钳制出版、将书当作垃圾般大批大批捆绑烧光（这也是西方世界最喜欢的解读），但小说结尾，主角（打包工人汉嘉）跳进压纸机自杀，像禁书一样被压得扁平。原因并不是捷克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也不因为他在共产主义下一贫如洗，而是因为“工业化”令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为什么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共产捷克，赫拉巴尔却没有让批判政权成为主角汉嘉的控诉中心？

铁笼子与工具理性

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建立的后极权社会并没有免于理性化，反而将理性化推进到最极端。

见过真铁笼子的东欧知识份子形容的后极权没有张牙舞爪——后极权主义不止稳定，甚至还重复冰冷、枯燥、乏味，像一部自行运作的机器。抽干人对生命的热情的不（单）是政治自由的丧失，而是生命可能性与创造力的剥削。

我因而想起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韦伯说，在现代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趋势会蔓延至世俗社会，工具理性会逐渐取代价值理性，机器取代工艺，计算取化人情——这种理性化像一个冰冷的铁笼子，令人的生命力与个体性无法伸张。这是韦伯讲的“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一部份:“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提到的会计精神就是例子：金钱不止是金钱本身，还可以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纪录在资产负债表上，分成“资产”和“负债”；“人欠我的”和“我欠人的”。除了甚么都可以计算，还事事都要算尽，处处要考虑如何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收益。这种理性化在启蒙时期后的西方社会，不止体现在商业﹑法律和会计的兴起上，甚至体现在西方音乐艺术的流变上。韦伯在《音乐的理性与社会学基础》里讲的毕达哥拉斯音差（pythagorean comma）就是音乐理性化的例子：在现代社会，我们连追求形而上的“美”都必然经过一番精确计算。

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与“生命”本身：生命本质是复杂﹑多元﹑有自觉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话——趋向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的。

韦伯对于现代（资本）社会的批判，跟共产东欧知识份子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的批判不无相似。这一点应该要从韦伯对马克思的欣赏与批评说起。韦伯不算马克思的同代人，后者出生要比韦伯早上四十多年，但他很明显受到马克思影响，他新创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的概念建基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某些他的文章读起来也完全像马克思。

但韦伯同时深深质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韦伯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原意是将人从资本主义中解放，但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和假设，其实跟资本主义没有分别：两者都将人视为高度理性化的物质动物，由物质利益推动且单纯由物质利益推动。资本主义追求计算和效益最大化，马克思则将人压成“阶级”（是否握有生产资料）。韦伯认为两者都低估了人类动机的多元：人为甚么不能完全因价值判断而做或不做一件事？为甚么不可能有利他行为？又为甚么不能有宗教行为？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上的共产主义不能混为一谈。但共产东欧的知识份子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建立的后极权社会并没有免于理性化，反而将理性化推进到最极端。它将每个人都压缩成为一组记号，人的一切都只是监控机器里的一行记录——人生可以完全被量化，被“会计化”。后极权社会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过多制度，处处都是科层制官僚﹑表格﹑行政手段﹑证明书：正如《金丝雀》里的老奶奶需要到市政厅排队，开具各种文件来证明她有一只会唱歌的小鸟。

韦伯不是传统学科分类下的哲学家（虽然社会学的底蕴是哲学），但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与“生命”本身：生命本质是复杂﹑多元﹑有自觉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话——趋向于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的。 理性化跟后极权的那种集体主义一样，将人装进一个个预先贴好标签的箱子里，有些人要被切去一条手臂，有些人要丢了一条腿，像被丢进赫拉巴尔的那部压纸机里那样。汉嘉的死法也证明赫拉巴尔真正控诉的，是苏联的工业化社会，甚至是现代人类社会本身——这个社会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把人视为有价值的个体，只是可以被压搾干净的劳动力来源，算式的一个小部份。批判政权没有成为主角汉嘉的控诉中心，事实上汉嘉基本没有甚么控诉——他只是跟容不下自然扩展的生命的社会无法相容而已。

志业与热情

韦伯的终身关怀，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锁进铁笼子里的时代，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有没有能力为身边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赋予意义？

在韦伯而言，理性化的后果就是人没法活出自己本身的样子，也失去了对世界的浪漫想像。没有想像的世界，也就是个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韦伯的终身关怀，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锁进铁笼子里的时代，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有没有能力为身边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赋予意义？

很多人认为韦伯对现代文明处处透露著悲观的情绪，正如他自己写道：“我们面对的，不是花丛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冬夜。”但他没有放弃提出最少一种创造意义的可能性，那就是人对志业的热情。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第一篇指定读物就是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里面，韦伯提出了政治家的三大条件，又讨论了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如何平衡。然后，韦伯也谈到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人应如何自处：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须是平常意义下所谓的英雄。

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做到──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

钱永祥先生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就写道，《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表现了韦伯的某种英雄主义：“不赖幻觉、无惧于希望的破灭，面对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现世理想。”韦伯没有否认在现代社会保持希望之艰难，但他认为，就算是一个不再相信有掌管一切的神，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的社会，人还是可以靠著对志业——政治﹑学术﹑艺术﹑音乐等等——的热情，来在这个肃杀的时代找到立身之处。

这很可能是对韦伯的过份粗译，但我想起了哈维尔说的：“所谓希望，并非确信事情总会有好结果，而是不论结局如何，也肯定有其价值。”（Hope is not a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在共产捷克，即使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出版行为都只能在地下进行，还是有人没有放弃在不可能之处做最多的事，而那些事情甚至不是政治的，也没有政治意图：不自觉地改写了历史的“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只是一群爱模仿西方摇滚乐队的小伙子，他们的力量在于对他们的音乐（很多乐评家认为那些甚至不是甚么好音乐，虽然我很喜欢）的一股热情。身处历史漩涡，面对要求我们变得一式一样的极权，韦伯和哈维尔大概都会认为“即使如此，Donnech!（没关系）”

因为那点傻劲，那些对志业的有点盲目无法量化的热情，大概就是我们抗拒被铁笼子关起来的力量。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波兰小说《金丝雀》简译：

老奶奶养了一只叫库布斯的金丝雀，视之如珠如宝，人鸟相依为命。老奶奶每天给金丝雀讲故事，库布斯也投桃报李，每天跃到鸟笼顶放声高歌。库布斯嗓音清澈嘹亮，是金丝雀中的歌神。老奶奶跟孙儿们通电话，总不忘夸赞库布斯的歌声。

可是有一天，库布斯沉默了。

等了一天，两天，库布斯还是不作声。老奶奶伸出手去哄牠，牠或不耐烦地啄她的手，或自顾自抖动羽毛。

老奶奶想，小鸟搞不好是生病了，就跟孙儿商量带牠去看兽医。此时波兰政府宣布实施戒严，没有人记得起不再高歌的小鸟，事情不了了之。

孙儿们偶尔来看老奶奶，替她捎上些日用品。波兰局势纷乱，众人谈起时事总是长嗟短叹。波共政府把电话线切断后，老奶奶状态更不好了。老人腿脚不好使，不能上街，在家老盯著不会唱歌的库布斯和不会响的电话发呆。

后来政府终于又接通了电话线。有天孙儿接到老奶奶的电话。从话筒传进耳里的是一把机械声音，重复著：“你们的对话正在受到监控。你们的对话正在受到监控。”

之后老奶奶的声音出现了。她十分兴奋：“你们知道吗？我的金丝雀又会唱歌了！”

线路突然咔嚓一声。

“请不要使用暗号沟通，不然通信将被切断。”是一把冰冷的声音。冰冷但严厉。

老奶奶急了：“你脑子坏了是不是？我说的还不够直接？就是我的金丝雀又会唱歌了！”这下她真的被切了线。

老奶奶又用不上电话了。孙儿替她带上居委给的证明去市政厅，证明金丝雀真的存在。

在市政厅排队申请重接电话线时，老奶奶还是很不高兴，咕哝著：“我经历过俄国革命﹑赤色恐怖……但这种事情还真是头一遭。”孙儿叫奶奶小声点。她更怒了，提高嗓门说：“‘小声点’甚么意思？甚么叫“不要使用暗号沟通？”我看那个人是脑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