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2020国民党的唯一出路：告别国民党？

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时，几乎无人能想到，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竟有如此不堪的局势。就在韩国瑜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一片争议声中投入选举时，党内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又给选情带来灾难。

自从韩国瑜请假参选后，吴敦义领导下的国民党对韩国瑜竞选团队几乎没有实质帮助。这造成国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总统参选人和国民党组织之间的疏离。除了“反送中”和两岸议题给国民党造成的压力，如果本次国民党选举失利，背后凸显的就是党机器失灵的危机。

就以此次“不分区之乱”而论，传媒的诸多报导已有充分剖析。总体而言，不分区立委无需直面选区的选民，他们应该有社会重大议题和理性声音的代表，也该包含初出茅庐的新生代政治家。这份名单须是彰显政党核心价值、纳入专业人士、避免民粹主义、培养后进新人的池子。

然而，翻看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除了名不见经传的“七姑八姨”让人十分困惑，邱毅、吴斯怀等“敏感人士”入选，和吴敦义自己进入安全名单，更让民众认为国民党从决策到核心价值，已和主流民意渐行渐远。

舆论无一不指向党主席吴敦义，然而他的错误绝不仅仅是不分区名单。自“九合一”之后，吴敦义连续多次的错误决策和鸵鸟心态，几乎让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至今日，离大选不足四周，国民党要想翻盘，难上加难。那么，2020总统大选之后，国民党将会遭受怎样的结局？我们或许可以从其制度传统上找到答案。

“党国巨婴”：两蒋的政治传统

很少有人注意到，台湾政党最初的成长，也深受国民党体制的影响。民进党成立之初，几乎完全复制了国民党的组织架构，并保留至今。

人们惯称国民党为“百年老店”，其招牌自孙中山清末所创“兴中会”既已有之。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孙中山谋求议会路线受挫，开始思考民国政治的未来，“联俄容共”成为国民党组织改造的转折点。按照苏联顾问的方案，国民党由一个带有帮派会社底色的松散政治联盟，演变为一个中央集权化、没有退出机制的政党。随著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民国初年刚刚形成的自由组党之氛围，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垄断型的“党国体制”。因此，纵使孙中山成为两岸三地共同尊崇的革命领袖，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终结者。

南京政府成立后，军人出身的蒋中正对政党政治当然无感，在他看来，民国能有今日统一之形势，完全仰赖孙中山的正确布局。今后，只要按照孙中山的路线继续前进即可。1928年后，为塑造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性，蒋介石开始主导大规模的孙中山崇拜，建立以党领政、以党代政的新规则。

首先，原本不属于特定政党的“民国”，却和孙中山、国民党紧紧捆绑在一起，民众被要求向孙中山表达崇拜仪式，学习孙中山思想，“总理遗嘱”、“三民主义课”成为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共同记忆。

接著，国民党很快取消了民国初年的议会体制，改由国民党党部代行民意机关职能。在蒋中正眼中，国民党是超越一切阶级的全民政党，理应代表民众的利益，因此民众有诉求，向党部反映即可；此外，国民党还有教育、训练民众行使民权之责任，这些工作也应交由地方党部实行。

最后，在蒋中正实现对全国有效统治的过程中，亦通过扩大党的机构整合派系、贯彻政策。尽管国民党自成立之初的派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但“党”如同箩筐一样无所不包，成为所有政客都无法超越的政治天花板。而在党内，蒋中正奉行的是“侍从政治”和“手令治国”，他麾下一班军人亲信成为真正的决策圈。此时，公开平和的政治竞争已不具备条件，取而代之的是赢者通吃、密室决策和官僚体系的“内廷化”。加之战乱的困扰，政党政治的最后一丝希望已消磨殆尽。

根据孙中山的设想，若想在中国实现彻底的民主，须按照“三步走”原则，先军政、后训政、再宪政。所谓“军政”，即短期内通过北伐的军事行动，结束“北洋军阀”之统治；接下来，再由国民党主导“训政”，即训练民众行使民主权利；最后，达到“宪政”即彻底的民主选举之目的。

看似美好的“宪政之路”，当然存在巨大的悖论：任何由单一政党主导的制度设计，几乎很难有其他政党的生存空间。后来的结果世人皆知。从1927年到1987年依次统治两岸的六十年间，国民党始终未开放党禁。

但好在国民党的统治并非全能主义，而是具有相当大的“缝隙”。1946年制宪形成的基本选举制度，在移植到台湾后，即使遭遇“动员戡乱条款”，亦有差额选举、竞争角逐的土壤。作为对“二二八”诉求的回应，1950年台湾启动地方县市首长和地方议会的定期选举，为党外人士参与政治提供了有限空间。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台湾政党最初的成长，也深受国民党体制的影响。民进党成立之初，几乎完全复制了国民党的组织架构，并保留至今。今日我们熟悉的国、民两党的决策机构，如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工妇等部门的分法，都带有集权政党的色彩；在实际运作中，中央机构对于政党提名人选也有相当大的决策力。

这也成为台湾两党政治的后遗症：集权式的党机器能够带来巨大能量和资源，一波选举过后，政党仍然是主导权力分配的核心。

政党轮替二十年：国民党难以适应的变化

对国民党伤害最深的即是党内初选制度凸显出的密室政治传统⋯⋯大佬之间明争暗斗和非透明的决策，已成为国民党最大的政治包袱，走到今天，已难以为继。

还记得2015年国民党“换柱”大会上，洪秀柱临近告别时的表白吗？

“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这是国民党创党以来，首次由党内民主初选而产生的总统候选人，在遭到提名废止后做出的回应。在党国体制的长期浸润下，许多蓝营的铁杆支持者，都抱有同样心态。

这是国民党特殊的政治文化。

如果说戒严时期国民党控制了绝对政治资源，形成了党国一体的制度惯习，那么2000年的政党轮替，对国民党无疑是灭顶式冲击，从另一面来说，也是国民党告别“党国”情结，彻底转型的机会。然而，除与李登辉切割外，国民党内部并未有彻底的制度改弦。反而是台湾的政治生态在政党轮替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令国民党难以适应。

如果我们回顾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以不到四成的民意得相对多数而执政，背后是“蓝大绿小”的政治格局。国民党输总统、又能联合亲民党赢国会，靠的也是这一民意基础。如果我们抛去选前诸如“两颗子弹”等非常态因素，会发现，从2000年到2016年，“蓝大绿小”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泛绿阵营的支持度，几乎以大约5%的速度每四年递增，直至2016年基本盘过半。

这一结论，并非单独以总统得票率为依据。在政党结构方面，2000年前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造成多个派系出走组党，亲民党、新党、无党团结联盟相继成立，失去政权后的国民党又与其他泛蓝政党在立法院寻求合作，一时间“泛蓝小党”成为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然而，时过境迁，2016年前后，新成立的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绿党、喜乐岛联盟等等，无不具有绿色背景，反观亲民党和新党这两个曾经在国会占据两位数立委席次的蓝色政党，已经迅速泡沫化。“绿大蓝小”的格局已经从政党消长中初现端倪。

此外，有关台湾新世代“天然独”的观点曾在2016年选举年十分盛行。年轻人对于空洞的“中华民国一国两区”几乎无感，反而自认为生长在作为正常国家的“台湾”。民进党一直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她的名字叫中华民国”，虽然让对岸听著刺耳，但确实更符合年轻世代的认知经历和现实处境。基于此判断，国民党亦开始向中间靠拢，除“九二共识”外，绝不再触碰有关“统”的论述，反而迁就民意，变相承认“中华民国是台湾”的事实。此种选择，让国民党在连战、马英九时期建立的两岸沟通管道成为巨大负资产，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后开始处于相当不利的位置。即使是再有智慧的智库学者，也很难在模糊空间几乎为零的当下寻找新的两岸论述。

然而，面对上述结构性变化，国民党始终未能从领导体制上做出改变。翻看政党轮替之后带领国民党的高层，从连战、吴伯雄再到马英九，无不是戒严时代政务官出身。在实际运行中，国民党也表现出对民意的迟钝。

对国民党伤害最深的即是党内初选制度凸显出的密室政治传统。民进党自参加总统选举以来，已连续办理7次公开党内初选，除陈水扁连任时未有竞争对手外，均以全体党员或民调方式为初选结果，并有政策辩论活动。而国民党在2000年总统选举前，就因总统候选人问题导致宋楚瑜出走，泛蓝分裂而失去政权，至2012年总统选举，连续三届未办理初选，皆由党内大佬协商决定。2016年终于办理初选，又出现程序不正义的换柱风波，至2020年总统党内初选再现朱立伦、王金平、郭台铭、韩国瑜相继参选退选之争议。
大佬之间明争暗斗和非透明的决策，已成为国民党最大的政治包袱，走到今天，已难以为继。

告别国民党：国民党的唯一出路？

国民党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已经演化出完全不同于吴敦义等大佬的政治逻辑。

2018年韩国瑜的横空出世，强烈冲击了国民党的内部结构。九合一大选几乎是韩国瑜个人的胜利。但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似乎并未被韩国瑜改变，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中央坐享绝对优势却消耗著民众耐心。

如果回顾韩国瑜胜选高雄市长再到参选总统时的民调结构，一个十分微妙但重要的变化是年轻人的支持度。在“韩流”刚刚兴起时，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选民中支持度过半，尤其选前20-29岁高雄年轻人支持韩国瑜者更达近六成。彼时的韩国瑜几乎已取代柯文哲成为新晋政治网红，“快乐选举”营造的清新感和新鲜感也击中年轻人痛点。

然而当选举平息之后，年轻人却发现韩国瑜总是以老掉牙的“直男梗”与中老年群体一唱一和，善于表演却缺乏足够的真诚。同时，出街的铁杆韩粉，相当一部分是缺乏教养、理性和情商的中年大妈。这种形象，迅速让年轻人远离，似乎必须与之切割才能不损害自己在同温层中的格调。

但国民党高层，显然并未及时重视这种变化。

从2019年初开始，韩国瑜刚刚走马上任，宣布没有参选总统计划。紧接著，国民党大佬从朱立伦开始，再到吴敦义、王金平、马英九，或公开宣布参选，或频频占据媒体版面试图吊起胃口，引发民调公司纷纷做起这几位大佬的民调排序。不得不承认，面对这几位老态龙钟的政客，年轻人只能发出一种“拜托您哪位”的感慨。

之后，国民党开始以吴敦义为中心，延续其密室协商的政治文化：拉郭台铭、卡朱立伦、冷遇王金平，由三成党员投票再到全民调。在确定吴敦义民调无望后，国民党再为韩国瑜量身定制初选办法，使其“被动参选”，主动报名的参选人则成为陪跑。

经此一役，国民党党内初选几乎已无诚信可言。而民众对国民党大佬的厌恶，更是超过对蔡英文执政的失望，成为民调翻转的基础因素。这种翻转，是台湾现有民意对国民党投下的彻底反对票，也很难轻易被统独议题抑或外部因素所改变。

因此，2020之后，国民党唯一的出路，或许就是告别国民党。

如果不出意外，此次大选，国民党可能会获得极低的政党票，从而吴敦义都难以保住自己的不分区立委。当然，此次选举落败几乎已成定局，吴敦义也应彻底辞职。经过2020，过去善于皮笑肉不笑、搞小动作又温良恭俭让的国民党天王们已经成为国民党的负担。新任党主席则必须是一位年轻领袖。

事实上，国民党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已经演化出完全不同于吴敦义等大佬的政治逻辑。他们成长于解严前后，从政伊始即接受民意考验，问政、行政能力以及在传媒面前的形象都不同于上一世代的国民党官员。而相较于民进党内年轻人的成长选拔机制，国民党内年轻人的优势在于相对理性的空间，以及较少的意识形态和统独色彩。新的党主席，只有仰赖一个年轻的党务团队，与大佬尽速切割，迈入本土化、草根化，或许才能在未来成为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健康力量。

（陆湾生，台湾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