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摘】魏昂德：脱轨的革命，毛主义的局限

【编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的著作《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文版的部分章节内容。本书以社会结构关系为主线，叙述1949-1976年间毛泽东革命政权的兴衰。魏昂德多年来致力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群众运动。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以饕读者。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毛泽东都被誉为大胆而又标新立异的思想家，拓展了马克思列宁思想，脱离了苏联教条，为解决共产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转为精英统治的机械官僚独裁问题而提出了非比寻常的解决方案。掌权时候的毛泽东肯定可以被称为大胆，甚至是鲁莽的。1960年代他发动的打破当权派的运动肯定是对于苏联教条和实践的一种巨大脱离，这似乎表明他思想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将他排除在了苏联社会主义主流之外。

但是，如果将毛泽东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视为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人所带来的产物，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这样一种说法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狭隘限制，反映了毛泽东的死板与教条主义，执拗于守旧和落后思想，不愿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学习和适应变化。他的核心观点受他1930年代在延安时所吸收的一系列简单观点所影响。最为重要的观点可以在斯大林主编的共产党历史书《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找到，此书使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为清晰的观点。这些教条与毛泽东1920年代所拥有的早期观点相契合，这些观点包括在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中有必要进行暴力斗争，需要建立统一而又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来领导群众。这些观点在内战这样残酷的考验下得以加强，1940年代末动员全民在对抗国民党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场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胜利。

毛泽东一生都不愿偏离这些想法，而他在生前最后20年的行为事实上是抗争那些希望远离毛泽东核心思想的海内外共产主义人士的。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过时，而且带来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反动分子，在斯大林教条过时后依然坚持这些观点。

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事实上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修改之前的这些决定，还因为他日渐感觉其他领导人有可能修改这些决定。

许多对毛时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发展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围绕毛泽东在一些关键转折点时做出的决定和干预，而此书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考虑毛泽东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就已形成的核心观点之际，我们指出事件发展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所推动的。共产党后来并没有修改共产党所设立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事实上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修改之前的这些决定，还因为他日渐感觉其他领导人有可能修改这些决定。

《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作者: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译者: 闫宇

出版年: 2019/7

毛思想四观点对中国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核心思想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产生了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呢？第一个思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毛泽东认为只有暴力冲突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解放受压迫者。这些想法在1920年代就已经在毛泽东脑海中形成，并且在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有着全面清晰的表述。在这些文章当中，年轻的毛泽东坚持认为造反运动中的暴力事件是社会变革当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绝对不是糟糕的“多余”之物。对于破旧立新而言，有必要对精英使用暴力、进行羞辱。毛泽东不仅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真正的社会变革当中需要暴力，而且批评了那些对农民运动中的暴力事件有所畏惧的人。在他看来，他们丧失了加入革命的权利，成为了反动分子。

这些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后期的历史当中有所体现，包括在农村土改当中党政干部发动的批斗运动，1950年代在中国城市巩固权力之际发动的批斗运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于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羞辱打骂。这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通过群众运动反抗固化的精英阶层。提到这次运动，就不可能不提到这一思想基石。毛泽东曾公开忽视那些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因为红卫兵运动而致死的人，他对于1967年夏天的武斗死亡人数也毫不在意。对于那些对红卫兵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的官员，毛泽东也非常不屑，认为这反映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这些迹象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呼吁官员支持红卫兵，这是对他们革命奋斗精神的考验，正如1927年对于农民运动的看法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证明他们到底是革命的共产党人还是反动的国民党人。毛泽东从革命生涯开始到去世前的一致态度就是，阶级斗争导致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实现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必要的，人们不能因为不可避免的连带伤害而退缩。

第二个观点则是社会主义当中也存在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纵深推进，阶级斗争也会变得愈发残酷；对于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不同观点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源于苏联那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思想的核心，在斯大林晚年选择忽视这一观点，后继者全面否定这一观点、将其视为错误而具破坏性的观点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启发了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寻找党内叛徒。这就是毛泽东清洗官员的正当核心理由，那些官员对于社会主义“草率推进”持批判态度，或者说他们有胆量挑战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这塑造了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理解：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国民党残余分子所掌控，剥削被压迫阶级，破坏毛泽东的伟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阶级敌人才会以非人类的残酷方式对待饥饿的农民。这就是推动四清运动背后所蕴含的观点，四清运动是一场既不稳定也缺乏一致性的运动，而刘少奇一直积极推动，直至运动终止。苏联拒绝接受这一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非这一核心观点，也就难以想像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塑造了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理解：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国民党残余分子所掌控，剥削被压迫阶级，破坏毛泽东的伟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阶级敌人才会以非人类的残酷方式对待饥饿的农民⋯⋯苏联拒绝接受这一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观点，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等级分明、有组织的共产党，党内纪律严明、思想行为统一。此外，还形成了对党内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一种崇拜，认为他们都是正确的，都不会犯错。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所谴责的“领导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有助于在党内形成纪律性和信仰，也正是此因素帮助共产党成功击败国民党，改造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和核心要义就是最高领导人本身有能力决定正确道路，决定什么样的政策是革命性的或是反动的。因为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曙光逐渐显现而变得更加严酷，最高领导人必须保持警醒状态，防止在领导层和全党范围内出现资产阶级倾向。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认为对一位领导人树立起铁一般的信仰，有助于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共产党内维持统一和纪律——否则就会陷入党派斗争混乱。毛泽东思想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党的这些特征必须要长时间保持，时间必须远长于他人认为有必要或者是合适的时间。革命不会随着权力的获得而停止，阶级敌人消灭、所有制改革之后也不会消失，革命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就要求领导层也保持革命状态。

毛泽东思想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党的这些特征必须要长时间保持，时间必须远长于他人认为有必要或者是合适的时间。革命不会随着权力的获得而停止，阶级敌人消灭、所有制改革之后也不会消失，革命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就要求领导层也保持革命状态。

第四个观点，1930年代苏联在工农产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本身，这种形式具体而言就是拒绝私营企业、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此外，这种经济模式可以、也必须被快速建立，从上到下进行革命，方式如同1930年代斯大林创立这种模式一样。尽管斯大林本人曾建议中国采取一条更为平衡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斯大林晚年时期，也开始承认“客观经济规律”适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原有观点。毛泽东始终拒绝重新考虑政治动员在推动经济变革和发展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拒绝承认现代科学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专业管理人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甚至拒绝承认，苏联模式那些广为人知的低效问题可以被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所缓解，也就是采用价格机制、竞争，为了提高效率，引入利润计算机制。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绝对不能考虑的，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就会被资本主义所替代。毛泽东断言，赞同这些观点的人代表了国内外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想要推翻社会主义。

毛泽东拒绝改变

毛泽东拒绝在这些观点上改变立场，除他以外的社会主义世界一直在改变。苏联教条主义的缓和开始于二战之后，并于1953年后速度有所加快。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演讲之时，毛泽东的许多核心观点都公开受到攻击。新的教条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核心—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推动力，但是一旦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消失了，任务就变为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无产阶级专政”和大规模镇压必须有所缓解。社会主义当中并不存在阶级斗争—这被全面谴责为斯大林最为错误的创新论点，缺乏马克思主义依据支撑。吹捧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时代变得极端，这事实上令人扼腕，这是一种荒谬的幻想，只用于掩护斯大林疯狂处决假想敌和真正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要义，这些都脱离并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是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一种犯罪。没有一位“最高领导人”应当被允许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哪些政策是革命性的，哪些政策是反动的。

毛泽东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些观点。他拒绝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当缓慢而渐进，经济发展才能稳固平衡，大规模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他拒绝“过分”诋毁斯大林。1956年和1957年这短暂的两年间，他曾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后斯大林时代的解放者，但是双百运动对他有所冲击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反右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道路，在大跃进当中为发展经济展开动员运动。在大跃进灾难之后，毛泽东又加深了自己对于阶级斗争这一斯大林核心要义的认识，精心策划反党计划和群众运动，打破官僚政党体系，代之以新的“革命”机构。毛泽东的行为看起来非常具有创新性，且属非正统的革命观点，但是他背后的核心动机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被认为是保守，甚至反动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人这么认为。

官僚社会主义

毛泽东经常被认为格外关注共产主义政权的官僚机制，这样的机制会逐渐出现自我加持的精英，为自己谋取特权，产生新形式的阶级压迫。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的作为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不仅试图清洗掉那些对毛泽东理念缺乏忠诚度的官员，同时动员所有人打破党政机构、建立起新体制。

他拒绝考虑一个截然不同、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判断：问题深深植根于官僚社会主义当中——所有生产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国家官僚手中，而官员又由一党执政的共产党任命。

但是，这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非常突出的局限性。他拒绝考虑一个截然不同、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判断：问题深深植根于官僚社会主义当中——所有生产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国家官僚手中，而官员又由一党执政的共产党任命。毛泽东需要解决官僚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问题，还要应对特权阶层这个由晋升体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晋升体系又建立在政治忠诚度之上。毛泽东拒绝反思苏联经济模式，特别是拒绝让市场竞争、物质奖励、计算利润发挥作用，他特别抗拒反思斯大林的观点，例如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正确观点，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例如对于实际问题的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对于苏联转向“资产阶级”这一判断事实上非常奇怪——苏联领导人因为依赖官僚专家、计件率和货币激励，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走向资产主义。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苏联都不具备：苏联不存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市场竞争，没有使用价格机制管控供给和需求。苏联拥有的官僚体系与中国1950年代向其学习的体系仍然保持一致，只是在运行层面上做了些许调整。

尽管毛泽东被誉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是一位反对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实上并不反对官僚阶级——他只是更倾向另一种官僚体系。

尽管毛泽东被誉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是一位反对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实上并不反对官僚阶级——他只是更倾向另一种官僚体系。毛泽东拒绝将权力让渡给拥有专业知识和接受过科学培训的官员。他希望党政官僚绝对服从于他和他的思想，官员按照政治忠诚度进行选拔和晋升。毛泽东所倾向的官僚体系通过效忠意识形态而实现，或者换言之，就是通过教条式政党掌控。当政党对于权力和特权的垄断不可避免地固化了占压迫地位的官僚阶层，毛泽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推倒重来，用对党忠诚并且目的更加纯粹的新人代替旧制。但是，这又重蹈了导致问题发生的原有状况：一个由对党忠诚的人所组成的阶层，对物产、权力、工作分配和特权分配进行垄断。此外，通过以叛徒和阶级阴谋的罪名威胁对党忠诚的代理人，毛泽东迫使他们必须在服从命令的压力下反复推行破坏性的激进运动。这就是大跃进灾难的核心，党政干部下令大量提高产量，对取得的成就进行造假，从挨饿的村民当中夺取粮食—所有这些都受到反右运动的威胁。这也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核心，毛泽东在基层的新代理人积极响应清理阶级敌人的指令，不能也不愿意约束逐渐失控的迫害行为。

毛泽东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官僚阶级的顽固。他所认为的问题是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物，而这个体系正是他所坚持的唯一体系，不可动摇，只能通过回到初始状态，重新焕发活力。毛泽东的判断导致中国陷入冲突和毁灭的循环之中，逐渐被困在落后的泥潭里。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由一位拥有极其狭隘、落后的观点且武断的领导人所导致的悲剧性失败。在这位逐渐年老的领导人去世之后，中国领导人才摆脱了毛泽东教条思想的循环逻辑，考虑采取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组织和经济替代方案。考虑到十年后苏联帝国垮台，这似乎是一个适时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