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敏刚：在自由与独立之间，追寻城市的权利

这篇文章旨在为自六月以来，在香港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连绵至今的民间动员抗争，提出一个整全而比较有活力的解释框架。我既是希望尝试更好地理解这场不好理解的“流水革命”，也是有所倡议。我认为，将它理解为人们追寻城市权利的一场反抗运动，既是合乎事实的总结，也是政治上合宜的路线和发展方向。

我希望对话的，是两种这次运动中最主要的论述。其一，是把这次运动理解为香港人为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而抗争，运动的目的也应该是争取这些价值在香港的落实，所以这是香港的“自由之夏”；但香港应该和中国大陆保持怎样的政治关系，这种论述是回避的。其二，是把人们的反抗理解为国族意识的觉醒，根据这种论述，这次运动的本质应是国族主义追求政治独立的运动。

争论运动的意义和未来应走的方向，或明或晦，一直都有人在做，也应该是正常不过、不必避忌的。任何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都需要论述来申明意义；必有争论，也理应百家争鸣，让运动的多样性充份展现。

而且，一场还在进行中的运动，即使多么“无大台”，都需要有方向。方向变得糢糊，人们的热情就容易变淡，因为参与的意义开始不明确。必须承认，相比于八月之前，运动今天的动员力量已经减弱。原因有很多。但抗争开始失去方向，于是行动变得被动，手段也开始变得模糊与过激，肯定是动员力量减弱的原因之一。

要让运动注入动力的话，是应该更明白地以核心价值为依归吗？还是应该更径直坦白承认这是一个国族独立运动吗？我认为，“城市的权利”是一个比这两个方向更为准确的总结，也是更为踏实而不失理想的抗争方向。

三个结构性管治矛盾

这得由香港所面对结构性管治矛盾说起。香港管治面对著三个结构性的矛盾。随著抗争反修例抗争自六月以来一步步演化，它们也一步步地暴露出来，成为抗争者需要直面的高墙。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起点，也是一个必要的回顾。

第一个矛盾是特区政府对民情的低回应度。行政长官并非民选，而为施政立法把关的立法会有一半是功能组别议员，大部分都不是民选，甚至说不上有竞争性的选举；如果特区政府的决定明显获中央支持，他们就会变成举手支持的机器。所以政府硬推逃犯条例修订，即使律师、宗教团体、甚至商会都明言有疑虑，六月九日百万人上街，政府都可以照样在立法会推进。至了六月十二日，抗争者占路包围立法会，政府才决定“暂缓”修例。

第二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当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向和香港的民情相左，特区政府回应的都只会是中央的要求，而不是港人的。七月一日，抗争者冲入立法会，涂污区徽国徽，写下“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正是运动的对抗对象已不只是修例，也不只是特区政府，而是中央对香港自治的制宰。

第三个结构性矛盾，是中央对香港的制宰，原来并不只在具体政治制度上，还包括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的渗透。七月二十一日，元朗白衣暴徒在港铁站内无差别袭击市民，警察不管，而原来事前中联办有部长曾在酒会上呼吁元朗乡绅“保卫家园”。港铁被《人民日报》抨撃帮助抗争者逃走后，旋即在大型游行时关站、让列车用作运送警察。又如警察冲进新城市广场内追打示威者，商场被指责不理顾客安全，没有阻挡警察。

抗争者至此终于明白到：原来香港人一直最为信任的公共交通和商场，在北京和警察的要求之下，最终都是不能放心倚赖的安全空间。然后抗争者们开始注意身边的食肆、商舖的政治立场（是否撑警？还是撑抗争者？），还有背后的资金来源（是否中资？）。

于是抗争者开始了一连串的对那些商场、港铁、还有亲中亲警的商户的破坏（所谓的“装修”），直至今天。破坏当然不能改变权力结构，它们并不令商场或港铁改变。毕竟当权者（中共、政府、警察）才是他们最终的老板，香港人不是。但那却反映了抗争者被城市空间背叛的怒火。

城市的管治同盟

这三个管治上的结构性矛盾环环相扣。功能组别是用来限制民主派或反对派在议会制衡政府的设计（所谓的“行政主导”），功能组别和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里大多是商界和专业界别的代表，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来为政府保驾护航，是因为他们，还有他们背后的势力——即香港的金融地产资本精英，是中共的统战对象。

本地的金融地产资本精英一直是中共的同盟。他们在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谈判前后接受中共统战，以向中共投诚，换取中共保证将香港最有利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延续下来。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马照跑舞照跳”要维持的“港人信心”，其实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坐在大部份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席位里的人，还未计算诸多商人亲身走入北京的建制架构，成为人大、政协代表。

形象点说，香港现在是由“共产党”和“地产党”结盟共治的城市。主权移交以来，双方合作无间：香港的民主化停滞不前之余，因为贫富悬殊、经济成果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均所引起的社会抗争，亦都被他们合作一一敉平。每一次的罢工、每一次的乡村收地抗争、每一次的社区重建抗争，都在推土机和政府官员双向夹击之下败阵。特区政府和背后的中共，从来没有在帮受经济压迫的人民与帮地产商之间犹豫过。

尊严：价值的还是国族的？

这个管治同盟带来的结构性管治矛盾，是理解这场运动的重要脉胳。反修例抗争起初的动员力，多少是来自对“送中”的恐惧；但政府的傲慢终于激起了人们绝地反抗的情绪。过去人们在政改、在社会保障、在土地住房政策、在城市规划上，因声音被无视，而带来的种种顿挫和失落，都藉这个契机一次过爆发出来。

这是抗争运动那种强大的持久力、动员力和创造力，乃至“兄弟爬山”、和平非暴力的抗争者和勇武派“不割席”的情感基础。既然没有退路，甚至没有胜算，以武力对抗滥权的警察以至整个辗压香港人的建制，即使“揽炒”，也没有甚么不好了。

不为物质利益，不为个人，没有退路，只为一同争一口气；这是一场尊严所在的起义。这是要理解整场运动，最需要把握的核心精神。

文章开首提到的“核心价值”论和“国族独立”论，都可以视为对这种尊严的追求的诠释。为了捍卫公民自由和权利，威武不能屈，是尊严的表现。的确，运动“缺一不可”的“五大诉求”，尤其是最后的“双普选”，呼唤的都是自由、民主、问责政府这些价值的落实。

另一方面，说争尊严背后是国族或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也并不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来自梁天琦和本土民主前线的口号，他们追求的正是香港的自主权；“愿荣光归香港”、“香港人，反抗！”这些歌曲和口号，都明白显示抗争者执著的甚至愿意为之牺性的，是香港或作为香港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与共同体的意识，都是这场尊严之战的重要内容。

不过，核心价值论的问题在于忽略了这场抗争中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香港”的身份在这场抗争运动的情感动员中，是不能被抽空或绕过的。

人们并不仅仅为了正确的价值而出来，同仇敌慨并不是因为抽象的违反权利和不公义，而是当权者伤及的，是“手足”，是“（爱）香港（的）人”。价值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这即使国族论者都不会反对，但价值并没有取代运动中的共同体意识的位置。

相对应之下，核心价值论往往亦只聚焦在第一个结构性矛盾之上，仿佛只要解决了民主和人权问题，中共对香港的各种控制欲望和手段，都并不是根本问题。尤其是社会和经济渗透上，只要中资企业是合法进入香港市场，核心价值论对它们占市场多大的份额，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都只能失语。

但国族独立论者，似乎亦没有很好的面对这第三个结构性矛盾。国族论者的确捕捉到这场抗争运动中“香港”作为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符号的重要性。他们比核心价值论者更能正视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管治的结构性矛盾：香港人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是可以和大陆的国家利益（或至少执政党的利益）有冲突的。他们认为，除非有真正的政治自主性，香港人并不能摆脱被制宰的命运。

现实世界似乎有比独立更多的选择。学者方志恒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我们或许可以用“无国家的国族”（stateless nation）来理解香港人。这场运动一如苏格兰、魁北克、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一样，追求的是更多的自治和治权自中央政府下放（devolution），而并不一定需要追求自为一“国”（state）。这是一个很有创见的、以具体治理（governance）的视角拆解国族或共同体与独立的必然关系的分析。

但正如方志恒在论文中倚重的理论家M. Keating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提及，即使是这三个地方的独派，都追求独立后和中央维持某种紧密的经贸连系，魁北克甚至要求和加拿大政府在对外贸易上“联乘”，自动跟随加拿大的政策。这是否又是香港支持抗争运动的人愿意接受的立场？

国族论者似乎忽略了现代国家都是镶嵌在世界市场之中，没有认真思考资本运作逻辑对地区自主性的限制。中国有著庞大的市场和资本，香港即使政治独立了，如果经济结构不变，又将如何阻止金融地产资本继续和中共的合谋，进而让大陆支配香港的经济和社会？

更何况，纯粹的拒绝中资，亦解释不了者们对港铁和商场的愤怒。那是一种被背叛的愤怒，是因为被信任的（准）公共机构剥夺了本应保护市民的安全空间。港铁和商场和中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人们“装修”的重点。要好好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理解政权如何和资本合谋制宰我们的生活空间的视野。

反抗的城市

我认为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这个概念，来整合核心价值论和国族论有洞见的地方，并修正各自的盲点。“城市的权利”在六十年代首先由法国哲学家Henri Lefevre提出，之后成为了很多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如住屋权和环保运动的口号。数年前由地理学者David Harvey重新提出，来理解譬如占领华尔街一类的对抗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的都市占领运动。

它的洞见是：我们需要认清金融地产资本和政权在城市治理中的同盟关系。大白象基建，还有楼市泡沫，都是新自由主义借用城市空间来解决投资信心危机的方法（泡沫爆破的成本却由城市人来买单）。被经济或资本逻辑制宰了的空间，反过来成为政权规训反抗力量的场地。城市属于资本家和政权，却从来不属于居住在其中的公民。

所以城市人——尤其那些所谓“no stakes”、付不起高房价、面对零散化失去工作保障、营营役役的人民——应该走在一起来反抗。我的解读是，这其实就是以居民的公民逻辑（citizenship）介入、限制、调控政权和金融地产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控制。

从政权和金融地产资本手中，以公民的身份，夺回治理香港这个城市的控制权，我认为这才是最能理解抗争运动至今的能量和爆发力的框架。

香港曾经是、甚至现在也是中国处理资本主义危机的地方：由大白象工程、万亿人工岛、借香港公司打入西方高增值科技市场或集资，到承托楼市的热钱甚至黑钱，都是香港的“功用”。但人民的声音一直都被主权和资本的声音盖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场抗争运动追求的，是一个回应民意、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宜居且体现社会正义的城市；这不一定需要政治上的独立，但必需要承认香港人作为共同体的身份和利益，是能够反映到城市的治理之中。

反抗的“香港”或“香港人”当然可以被理解由国族意识维系的共同体。但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香港这个城市的未来吗？我们觉得风雨同路命运与共的，不就是认同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人吗？我们反抗的基础，国族与否，就是这个城市公民的身份。

我认为这个框架的一大优点，是让我们更完整的看清楚这个城市的当权者是谁——共产党和地产党之间的管治同盟——并因而制订策略。金融地产资本在这场抗争中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就是做成香港管治的三大结构性矛盾的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对香港人的背叛、和共产党的结盟，香港不会走到今日的光景。他们过往在政制、劳工、社会保障、城市规划、土地住房以至公共交通上和政权的共谋、对人民的压迫，都是一步步令香港人走到不得不绝地反击的爆发。

诚然，在抗争者们付出血的代价之后，这个管治同盟开始出现裂痕：《人民日报》炮击李嘉诚和地产霸权，地产界功能组别议员石礼谦则公开表示同情抗争者的五大诉求。但他们过往的同盟关系，应该让我们时刻注意。而管治同盟之间的矛盾与分裂，才应该是抗争中可以博弈的战略机遇。

在主权以外：城市治理的必要

甚么是我们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权利呢？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划，无论是住屋、还是公共交通、消费生活、文化与社会参与的城市空间，都应该尽量置于公民逻辑——公共控制与监督之下。空间的分配应该尊重社会正义，也应该是以“宜居”为目的。城市研究学者伍美琴就在年初撰文呼吁，思考香港的未来，应该重视城市的空间运用，如何能呼应人的社会与文化需要、尊重人的个性自主发展与尊严，正视气候和环境问题，鼓励社区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纯粹营利导向。

这可以是透过一个足够民主和问责的政府，在各级政策制定的公民参与，如社区参与式民主规划；也可以是透过自发的社区行动充权，由温和到激进可以分别是社区互助经济（类似现在的黄丝经济圈倡议），组织行业工会（作为三罢基础），甚至组织合作社，以至占领社区空间。

这些抗争并没有“革命”想像那么轰烈，接近“和理非”多于“勇武”，但重要性不减。社会学家Erik Olin Wright称这种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夹缝蚕食（interstitial）策略”。抗争成本可以不高，但目标绝对具体明确。民间对城市治理多一分的掌控，就多一分的独立自主，最终牵动根本性的变革。

无论香港的政治主权谁属，城市的治理是否能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建构，为公民所掌握，才是香港这个共同体是否能真正命运自主、落实权利与公义的关键。抗争的种种手段，最终是要夺回城市的治理——我认为，这是以追寻城市的权利来反省香港由六月至今的抗争运动的意义，最有意思的启示。

这是一个可以让这场运动持续下去，并发掘除了追究警暴和街垒对抗以外的新抗争议程的方向吗？在“五大诉求”之外，如何夺回香港人城市治理的权利，可以是各方共同思考和对话香港未来的一个较有弹性和活力的框架。这里的勾勒，希望能为运动的进步，带来一点火花。

（李敏刚，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