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困局——北京的一场宪制危机

刚刚过去的几天里，一首香港抗议者创作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传遍网络。成百上千抗议者在香港各地的购物中心里合唱或合奏。一时间，这些香港人从小到大休闲和消费的空间，变成了新一代抗议者构筑共同身份的“神圣”殿堂。

许多人从支持或反对的方面指出这首歌所具有的天启宗教背景。也就是说，无论褒贬，过去三个月发生在香港的运动对投身其中的许多参与者来说，多少具备了一些天启宗教般的体验——和陌生人通过“爱”的连接、共同的情感基础、对牺牲和苦难的体认乃至对“敌人”的憎恶和愤恨。从六月初百万人游行时的“摩西分红海”比喻开始，三个月之后，人们在歌声里把基督教/天主教的“荣光归于主”中的天主替换为了香港。

从运动开始时单纯的反对修例，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中捆绑进双普选议程，到“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警察清场激发的恐惧、愤怒和传言，贯穿整个夏天的这场社会运动由一场政治抗议运动，演变成了清晰的民主化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确实走向了颜色革命的方向），卒之变成了如今的一场试图塑造集体情感、身份和信仰的社会建构运动——“勇武”和“和理非”一起出现在以前“勇武抗争”所最反感的“大合唱”仪式中，这个新被集体建构的身份当下仍然是模糊的，它带有一定的信仰色彩，带有明显的“香港民族主义”成分，但它的政治诉求又不是完全明确的。总之，这是一个正在创造中的“香港人”认同，它的未来，取决于这场运动的各方接下去会如何继续互动。

这对北京来说，绝不仅仅再是眼下的一个小麻烦，而将是未来多年的危机的开始。当北京在立法会宣誓后DQ“港独”议员，又或是将梁天琦等人投入监狱的时候，也许并没有预料到这种结果——北京眼中的“港独”是一个由少数人发起组织并传播的政治议程，而从来没想过的是，到了今天，一场集体参与的运动构建出了比“港独论”和“城邦论”都具有现实基础的集体身份认同——无论参与者觉得这场运动是“港独”，还是“时代革命”，又或者只是要求“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它都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香港的一整代抗议者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独特的、和其他人群有着明确分野和区别的“香港人”团体，并且明确拒绝北京。对试图在更远的未来让香港人都回到明确的中国认同中来的中央政府来说，这场运动对香港人身份是如此强化，以至于几乎别无选择——连香港人自己都要想像：是不是北京只剩下“再教育营”的极端方式，才能“对付”香港人的不服了？

如果说北京曾经认为通过切断“港独”的组织链条就能拒止正在萌芽中的分离主义，并进一步吓阻希望普选和减少北京掌控的民主派的话，那么事态发展到今天，北京就真的需要思考：除了那些说着但很难真的操作的极端办法，还有什么办法能在香港年轻人的身份认同上扳回一局？

相比运动人士的香港情怀，北京试图推进的中国爱国主义——假设还不说它是民族主义的话，已经变成了一套“大帐篷”意识形态。它的核心在于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而叫好并感到骄傲。但这套爱国语言，无法在道德、美学和社会价值上吸引足够的共鸣，因为骄傲只是人的其中一种情感，在“爱”中，人们还体验痛苦、愤懑、献身、沮丧甚至绝望，也体会着创造感、奉献感和牺牲精神，这些道德和美学上的吸引力亦是人的基本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在1970年代又或者是1999年，当中国人面临着“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背靠着并不算“强大起来”的国家，却仍然可以掀起巨大的爱国情绪。而如今的中国爱国主义越来越不强调，或难以提供这些面向，它变成了一种需要人们去体认和参与的既得利益，它甚至会排斥许多曾经被爱国情怀感召和吸引的人，把他们赶到爱国情怀的对立面。

相反，正在香港发生的这场运动，尽管显然混合了香港人的优越感与傲慢，但它也提供了宗教式的情怀和道德上的崇高感，它包括了牺牲、也包括了绝望、团结和种种一切情感——就仿佛什叶派穆斯林在阿舒拉节纪念阿里和侯赛因时感受到的团结感。恐怕一个人就算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也会感到这些在当代后工业化社会中非常不“日常”的情绪与体验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在体验上这都是一场“日常生活的革命”。这场运动，也许放在世界史上并不是进步的，但即便如此，它都显得比它所反抗的北京更加具备道德语言。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道德运动。而在情感体验上，它又“继承”了一种1968年反体系运动的元素——超越单调的按部就班的社会生活。

对北京来说，将这些情感动员机制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是困难的，尽管爱国主义的“粉红化”多少也包含了个性和反体系的成分，但它并不足够形成普遍的吸引力，某种意义上，这是超级大国的某种必然——国家力量太强大了，以至于变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国家和人民间的情感关系发生了变化。

而在长远困局之余，北京的更大危机，来自“全面管治权”和“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这又和它过去一些年头以来注重“法治”的政治困境所直接相关。

以北京试图在“止暴制乱”之后推行的教育改革和国民教育为例。北京的媒体现在将火力对准了教协和通识教育科，仿佛等到乱局困境平息下来，港府就可以大刀阔斧改造这些领域，让之后的年轻人从此“爱国爱港”下去。但除非港府变成一个实行紧急状态的军政府，不然教育领域的社会力量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分毫不差毫无损失地放在那里，香港的公民社会就仿佛是战壕和碉堡一样环环相扣。中央政府必须考虑，现在有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在行政之外攻陷这些敌人的阵地？依靠在内地施行的那样的课堂举报吗？到头来，北京手头最有力的武器，仍然是技术，比如国民教育APP，但北京所欠缺的治港资源，则始终是人。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有参加示威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建制派中能多几个有威望，在道德、说话水平和能力上能够服众的人，事情也不至于如此了。 这一切的困境意味着，北京在协调它在香港的行政资源和公民社会中的支援力量时能力相当不足。这种局面，恐怕在未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全面管治权”正是在这样的能力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事实上，它继承的是一种韩非式的法家哲学——令行禁止、严法峻刑，列明“不能做什么”，不提供中间地带。北京的许多献策献计的政治学家声称这源自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所提倡的主权者的政治决断。但这种“绝对管治权”恰恰和施米特所批评的新康德主义的外在于主权者的理性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它把政治的余地和想像力锁死在了“令行禁止”的空间之内。

从数年前开始，北京几乎把对香港的治理思路外包给了一群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解释，如强世功、田飞龙这样经历了法学或政治哲学训练的学者纷纷登场。这样的趋势反映出的思路正是这些年北京对内外许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制度化，凡事要“有制度”来照办处理。这种思路在香港问题上的投射，就是把北京的底线说清楚，凡事不符合底线的，全部消灭、清除——DQ议员、逮捕政治人物，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乃至试图修订逃犯条例，也是这种思路的自然延伸。

然而，相比铜锣湾书店的逮捕事件和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香港人能够忍受特例中并不“合法”的跨境执法，却不能接受明确立法规定香港和内地的引渡协作。这种接受度的差距，其实也反映着一国两制的某种本质。

在政治上，一国两制事实上就是一种最高主权下才能使用的例外状态。这个制度天生就是矛盾和内在冲突的。它首先是一种隔离制度，区隔两种模式。不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是鼓励民族融合，一国两制不鼓励融合——因为只有保证香港和内地不一样，才能够充分利用，有效利用。既然一国两制不是一种为了融合的制度，那它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两种制度。一种邦联式的解释是香港有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北京不应该影响这些东西——这恐怕是大多数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但这就变相承认了香港有一种相对于北京的独立的个性和主体性，这和家长制的“一国”又是矛盾的。而如果按照北京的家长制思路，把香港的特殊性当作中央主权对地方的一种恩赐（这正是《白皮书》的解释方式——《基本法》不来自于《中英联合声明》而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么这事实上又变成了在变相暗示港人他们所拥有的制度拥有些比内地更好的成分，因为只有这样，北京才能指望港人蒙恩于这套制度而感激中央——否则为什么要感谢中央赐予呢？事实上，“我们做出很大牺牲给了香港人更好的制度”的想法，恐怕在北京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而又正是这种意识和制度解释，让香港人有底气傲慢并认定自己的制度优越于北京和内地，从而诞生出本土优越的论述，诞生出对中央政府乃至内地人的意见乃至分离主义。

应该说，一国两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它在“一国”和“两制”之间。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冲突，一对宪制安排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把一国两制当作一套稳定的制度去设计和安排，只是在消除其中的模糊空间和灰色地带，把这个制度的冲突性质暴露出来。这就是“全面管治权”论述的根本问题——模糊的“一国两制”才是最适合施米特论述中“主权决断”的空间，是真正的例外状态。一种政治上的法外状态、例外状态，才是“一国两制”的本质和精髓。为它加上“全面管治权”的限制，就是把主权者降格，这是北京犯下的极其严重的政治失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能够像法理上要求的主权者那样行事，北京管制的司法化，多少也是现实政治限制的直接结果。施米特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攻击，是认为他主张强力的领袖，最终走向独裁政治和法西斯。然而北京在香港困局中的行事，说明了中央政府在制度上就缺乏施行主权决断的能力。在香港发生的已经是一场“内战”，双方在“一国”和“两制”之间将社会拉扯开来。并且长时间的拉锯为其中一方形成强烈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条件和记忆素材。拉锯的时间越长，对北京来说就越有长远上的风险和难以修复的社会裂隙。如果交付“决断”的话，那么应该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承担责任，在妥协和强力镇压之间作出二选一的抉择。但如今，所有人都看到，北京的决定是尽可能地避免这个抉择，把事情拖下去。

恐怕，这种悬而未决的源头，正是北京引以为傲的制度模式。无论是胡鞍钢所说的“集体总统制”，又或是“定于一尊”的中国式威权强人政治，都不需要像民主制那样承担短期责任，可以设定长期的政治远景，因此被赞扬、认可，也因此在未推行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以高效率和负责任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但在需要快速作出决断又会留下极其长远影响的时刻，这套制度是无法承担责任的，因为它的责任是绝对的，它必须正确而无法承担错误，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意授权和让渡的契约理论，而是来自于在执政过程中的业绩和能力的不断展示，这个过程不能停下来，也没有什么犯错的机会。于是这套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宪制安排，就只能尽量回避任何需要“主权者决断”的时刻，反之任何决断都会变成对宪制本身的豪赌。所以我们在香港看到了绝对的逃避责任——没有人承担得起主权者决断的责任——哪怕是面对明显的分离主义，都只能束手无策，只剩下无尽的拖延，和拖延中勉强保持的自信。

这并不是说抗议者就因此获得了足够的筹码，因为拖延意味着变化，只要有变化，就有不确定性。而且，正在构建新的香港身份的抗议者，也严重无视，并无法处理和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的“另一个”香港社会，无法处理这场“低温内战”塑造出的巨大的社会裂隙。但“揽炒”确实是实现了巨大的动能——在北京的铜墙铁壁的制度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在阴影中浮现的是后者能力的某种界限。北京急需政治决断，但这个决断会带来什么？

（杨山，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