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千帆：专制之下，为何仍需尊重宪法？——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回答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大陆近期关于“行宪”与“制宪”之争的后续。张千帆教授在论战之外，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行宪”或“改良”的基本立场。相关文章可参见《说说“宪法”和“党员”那些事》《请认真对待宪法，别让自己一无所有》；相反意见请参见张雪忠《宪法是什么？——兼与张千帆教授商榷》《再论国民制宪》。

1905-1907年间，梁启超代表改良派和汪精卫为首的革命派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辩论。前者主张不改国体（君主立宪）、只改政体（从专制到民主），后者则坚持非改国体不可。虽然鸣金收兵时各自都宣称自己获胜，但革命派显然占了上风。这其中或有梁启超本人的失误，譬如他引用卢梭的激进民主理论为保皇辩护，但即便没有这类常识性错误，改良派也输定了。

何以言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斩首，康梁等“混入体制内”的激进改良派流亡海外，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原有的保守改良派则集体噤声。这场辩论还没开始，改良派已输在出发点上——“老佛爷”慈禧都把你们的同伙斩首示众了，你们还要为皇权体制辩护？不幸的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梁启超恐怕是对的。如果当时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有可能避免之后百年出现的许多重大挫折。

历史不会重演，历史却不断重演。八九之后，中国的改革派也处于几乎一样的困境之中。事实上，今天的改革困境远比戊戌之后深重；那个时候朝中还有务实改良派，但今天体制内已几乎绝迹，至少外界看不到。今日中国无论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的人，其实都早已被体制边缘化。改良派话语更温和，或许更为体制所容忍、相对革命派来说“混得更好”——这可能也是双方龃龉不断的一个原因。但在备受打压和排斥的大环境下，二者心里都憋着气，批评和回应都不好听，吵架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打压二者的“老大哥”最喜闻乐见的。中国人本来即如孙文所说“一盘散沙”，经过数十年极权统治更是陷于人人自危的原子化状态，近年来好不容易开始重建公民社会，但是在空间和资源不断受到挤压的大环境下，资源竞争、自我膨胀、相互嫉妒等人为造成的分裂，又使之处于无所不在的群体对抗状态。革命和改良挥戈相向，折射出二者共同的无力和无奈。

在备受打压和排斥的大环境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心里都憋着气，批评和回应都不好听，吵架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打压二者的“老大哥”最喜闻乐见的。

绝望才会制造革命

其实，只有在专制国家，“革命 vs 改良”才会成为一个话题。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改良早已制度化；只要民主机器不停运转，改良每天都在进行中，社会冲突及时化解，所以不会发生革命。专制国家的改良进行不下去，陷入绝望的社会才会不断制造革命者。一个专制、尤其是极权国家必然具有强烈的无政府倾向。这不只是因为脱胎于专制体制之中，无政府主义是极权的理论基础和起源形态，而且极权的本性注定了它会扼杀一切改良通道，让这个国家除了彻底推倒重来之外无路可走。

专制国家的改良进行不下去，陷入绝望的社会才会不断制造革命者。

这种绝望心态早在2000多年前即已透露无遗，《尚书·汤誓》里说：“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你什么时候灭亡啊？让我们和你同归于尽吧！绝大多数时候，绝望的思绪会随着一代代人的物理死亡而消散。只有到政权衰落到极限的时候，才有可能爆发一场成功的革命。哪怕当权者最后幡然醒悟，也是因为革命已成大势，而到那个时候，想要改良已不可能；这个体制在作恶无数之后，已经制造出无数革命者，为自己准备了充分的“掘墓人”。不幸的是，这样的国家并不会因为革命而变得更好。

改良者的“灰色世界”

前一段时间关于行宪还是制宪的辩论，未必能被归结为改良—革命之争，但是性质和清末那场国体与政体之争类似。制宪派要一切推倒重来，行宪派则主张立足现行宪法，落实其中规定的某些重要权利，等条件成熟再论制宪不迟。对于前者，制宪是一切改良的前提；对于后者，制宪只是改良水到渠成的结果，人民在争取政治权利过程中获得的自治经验，是制宪获得实质意义的前提。二者不仅态度、策略和主张不同，而且世界观乃至人生观也不一样。

作为一个奉行怀疑主义的改良者，我不认为任何特定立场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是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立场负责，起码要知道自己坚持的究竟是什么，因而在站队之前似有必要弄清以下讨论的问题。当然，这里谈论革命与改良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这些概念都是有意义的——改良者真想改良，而不只是要和当权者勾兑；革命者则真要革命，而不是躲在背后怂恿别人革命。

谈论革命与改良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这些概念都是有意义的——改良者真想改良，而不只是要和当权者勾兑；革命者则真要革命，而不是躲在背后怂恿别人革命。

众所周知，改良者温和，革命者激进。但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除了个性之外，在根子上是因为改良者的世界观是立足于个体的现实主义，革命者的世界观则是往往立足于整体的理想主义。这并不是说革命者不注重现实中的个体——革命行动肯定是要靠一个个具体的人去做工作，也不是说改良主义没有理想——事实上，二者的理想目标未必有什么实质区别。

然而，改革者眼里的世界就是一个个现实而多面的个体。他也会抽象——“体制”、“人民”、“合法性”之类，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抽象背后的具体实在。因此，他的世界永远是灰色的（如果不是彩色的话），而不是非黑即白。欧美体制是“好”的，那只是浅灰色的另一种说法，绝不是说欧美体制或其政治现实没有问题，也不要因为有点问题就否定整个体制；中国体制或许“不好”，但也绝非一片漆黑。一个再恶的体制也有好人，而他不会对这些好人视而不见。

虽然改良者有时可以容忍革命派，革命者却往往不能容忍改良派，认为他们贩卖的“虚假希望”遮蔽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构成了革命成功的障碍。

革命者未必不认同体制内有好人，但是他一定要在个体现实之上，升华出一个黑白分明的抽象。一个体制在本质上或是善的，或是恶的。一个恶的体制就是绝对恶的，其中有个别好人非但无济于事，而且会误了革命的大事，让人对旧体制心存幻想。因此，虽然改良者有时可以容忍革命派，革命者却往往不能容忍改良派，认为他们贩卖的“虚假希望”遮蔽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构成了革命成功的障碍。

改良主义的过程论：以香港基本法为例

两种世界观造就了截然相反的过程和策略主张。改良是连续渐进的，力求在现体制内推动点滴进步；革命则是断裂的，要求推到重来之后另起炉灶。改良者也有远大目标，但关注的是当下现实；只要现实能有一点进步，或哪怕是一点进步的希望，那就值得自己一点一滴去推动，不断接近目标。革命者则把目标设为起点，在某个既定目标实现之前，一切所谓的“进步”都是自欺欺人。

制宪与行宪之争清楚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论。制宪论认为现行宪法纯粹是专政的幌子，只有“人民制宪”之后才能有意义地行宪。行宪论则坚持，哪怕是“幌子”也有价值，只要一小部分落到实处就是价值；看看他们多么害怕这个“幌子”——害怕到自己不敢说、也不敢让别人说的地步，就知道“幌子”有多么大的价值。人民也只有在行宪过程中学会民主自治的经验，将来才能有意义地制宪，避免让“制宪”成为民粹煽动家实行独裁的幌子。

哪怕是“幌子”也有价值，看看他们多么害怕这个“幌子”——害怕到自己不敢说、也不敢让别人说的地步，就知道“幌子”有多么大的价值。

香港《基本法》是另一个例子。《基本法》建立在《中英联合声明》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也间接参与制定，但《基本法》就其法源而言，是全国人大给香港制定的一部立法，并非香港人自主“制宪”的产物。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基本法》总体上是一部不错的立法，而且在香港也落实得比较到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香港人没有投票通过《基本法》，就应当拒绝承认《基本法》的正当性。当然，《基本法》或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譬如没有规定“双普选”。制度缺陷直接产生了“送中条例”这样的恶法，并且在民众的连续大规模抗议之后，港府仍然没有实质性回应民众普遍关心的政治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时代革命”的口号或许深得制宪派之心，即从总体上否定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相反，行宪派则仅主张立即修宪，革除现行《基本法》的弊端并及时回应香港民众的政治诉求。回归22年来，尽管具体议题上存在争议，但香港法治与自治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仅仅因为尚未实现普选而一笔抹煞，显然是荒谬的。理性的解决方式是肯定现体制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

在政治策略上，革命派的理想模式是“广场革命”，让民众持续性地大规模游行示威，直到港府在巨大民意压力下同意民众诉求。改良派则希望尽早从非常规的街头政治回归常规性议会政治，让不同派别的立法会议员等政治精英发挥更大的作用，选民则可在即将到来的11月立法会选举中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由此可见，改良派更倾向于精英政治，革命派则钟情于草根政治。

改良主义的保守性

显而易见，改良派是保守的，革命派是激进的。既然体制一片漆黑，革命者便“破字当头，不破不立”；改良者则恐惧“只破不立”，力求“只立不破”、或尽可能“少破”。部分改良派经常谈论英美“保守主义”，那是因为英国政治传统中有值得保守的自由。但革命者认为，“保守”在中国又是一个虚幻，中国政治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都不存在值得保守的东西。改良派则坚持，即便中国（包括香港）当下也有值得保守的成果，保守即守成。改革四十年问题很多，但也不能说一无是处、毫无建树；改良的目的不是抛弃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维护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解决体制问题。好比半杯水，不管水有多满，总是有水的；改良是要把水添满，而不是把旧水倒掉，更不是把杯子砸掉。

由此亦可见，改良者与革命者对现实的评价也截然不同。革命者认为，体制是一切罪恶之源；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因而当务之急是变革旧体制。某种意义上，这和“砸碎旧世界”、“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是一个逻辑。现实已经一片漆黑，怎么折腾都不可能更黑。改革者则认为，现实固然黑，但完全可以更黑。哪怕一个黑暗的体制也有它的功效，只是它存在的时候，人们只看到它的黑暗，而看不到黑暗消失之后可能出现“更黑的黑暗”。到那个时候，人民很快就会憎恶“自由民主”给他们带来的水深火热，饥不择食、迫不及待地选择更严厉的专制，百年轮回就会再度重启，而这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哪怕一个黑暗的体制也有它的功效，只是它存在的时候，人们只看到它的黑暗，而看不到黑暗消失之后可能出现“更黑的黑暗”。

改良派不接受“民主恐惧论”，但也不会在条件成熟前断然否认旧体制的合法性，而是会在承认现行宪法文本合法性的基础上要求言行一致、落实文本。毕竟，言行不一是现体制最忌讳人言的尴尬，也是它被人民抓在手里的最现成把柄。为什么不先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把柄？至于将来是继续改良还是推倒重来，还是让那个时候有了革命能力的人民自己决定吧。

改良主义的人性观

既然生活在一个灰色世界，改良者对人的评价也是有“灰度”的，不会一概肯定或否定，也不会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生活在现实中，尤其在一个不良体制下，他明白人生不易，懦弱、恐惧、明哲保身等一切“国粹”都是人之常情，不会求全责备，只要不主动作恶就好。革命者则自认为天命在身、真理在握，鄙视平常人性中的一切婆婆妈妈。既然体制现实一片漆黑，革命的大方向总是一贯正确的，凡是不主动支持革命者，即便不是罪恶的，也至少是“错误”的。

生活在一个灰色世界，改良者对人的评价也是有“灰度”的，不会一概肯定或否定，也不会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

换言之，革命者天生是不宽容的。而信奉自由主义的革命者会认为自己是宽容的，因为他们也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之类，但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观让他们无法真正做到宽容。法国革命是标准的自由主义革命，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是一部伟大的经典自由主义文本，但其中的一条即足以让一场自由主义革命走向暴政。这就是受卢梭影响至深的第6条：“法律代表公意”，而在卢梭的理论里边，多数人代表的“公意”就是“正确”；如果这次你不幸属于少数，那你只能自认是一个遗憾的“错误”。这样，原本是你多得一点还是我多得一点的政治游戏，可以讨价还价；现在变成了是你“正确”还是我“正确”的路线斗争，只能决一死战。利益是可以妥协的，原则则是不可妥协的。大革命刚开始，相识不久的不同阶层或阵营已成死敌，而这场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也很快走向了断头台。

正如不宽容源自对真理的自信，宽容的根源是怀疑。改良者是相对宽容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灰色世界，而对不同事物的灰度把握，不可能有十足自信。事实上，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灰色的凡人，而不是上帝；他不可能讥讽别人是一个“错误”，因为他自己就经常犯错。他不会像革命者那样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以贴标签的方式去评判别人。在他眼里，任何人都既不是一贯正确的上帝，也不是一无是处、不可接触、不可改良的“罪人”。其实，即便像刚去世的那位前总理那样的不折不扣的“罪人”，假如他真诚公开悔罪，仍然会得到许多人的宽谅。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改良者有传统儒家的底色，相信“人性善”——或更准确地说，现实世界当然充满着恶，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人改邪归正的可能性，因而对所有人（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改良抱有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经为中国大陆高校中因言获罪的左翼学生说话，认为他们虽然观念糊涂，但是言论和人身自由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我的这一立场曾受到一些自由派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左派”不分老少就是一群不可悔改的告密者、诬陷者、造反派——总之，是自由主义的死敌，为他们辩护无异于养虎为患。

现实世界当然充满着恶，但是改良主义者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人改邪归正的可能性，因而对所有人（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改良抱有希望。

然而，一个真正的改良主义者从来应该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我不认为我关注过的那几位左翼学生告过密，或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告密者。即便他们当中有人会变成那样，我仍然不会放弃他们——毕竟，他们还年轻，还有足够的改变人生和观念的机会。从策略上说，拒绝年轻人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才犯的错误，这样只能把他们推到极左或极右的革命阵营里。试想，如果当年胡适等自由派能更加重视北大图书馆的那位管理员，中国历史甚至可能为之改写。

对于改良者的宽容，革命者会谴责为是非不分、迂腐乃至虚伪。既然对错分明，那么敌我阵线也是清楚的——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改良本身是和现体制妥协的绥靖主义，而在革命者看来，这种妥协除了延缓和分化革命力量之外，没有别的作用。在“改良”过程中，改良者自己被体制收买；即便不做它的积极吹鼓手，也是一个被收买之后“闷声发财”的消极不抵抗主义者——我不认可这种论断，但它确实对改良派敲了一记警钟：近墨者黑，你会不会应验革命者的预判，在自以为改变体制的过程中被体制染黑？

如果说改良派易妥协，那么革命派则是决绝的。改良派是谨小慎微、优柔寡断、自我怀疑的，常常拥趸甚众但缺乏号召力和行动力；革命派则义无反顾、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做事雷厉风行而不计后果，队伍短小精悍而富有战斗力。革命派的决绝依然来自其对真理在握的自信：如果你对自己的合法性、正当性、正确性有自信，那还妥协什么？难道向错误乃至罪恶“妥协”吗？革命逻辑注定了其话语会充斥道德判断和自我正确的教条。

然而，革命话语表达的道德高位，是一般革命者难以企及的。革命领袖——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实际的——往往是善于自我保护的灵活应变的煽动家，革命主力则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可失去资源不多的底层群众。他们需要非黑即白的极简化认知，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而黑白分明的革命世界观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革命派需要对复杂的灰色世界进行简化、夸大、抹黑一部分、描红另一部分，来制造一个截然分明的理想主义世界观，并以此来说服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队伍。极简主义是革命和极权共享的认知起点，这是为什么革命具有内在的极权化倾向。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应当引以为戒。

相比之下，改良派虽然也可能造谎，为了推动改良而制造愿景和希望，但是改良的现实主义取向约束了其谎言的规模。在高尚、极简而富有冲击力的革命谎言面前，相对诚实的改良话语显得木讷、啰嗦而无力。改良派的信众一般也是温文尔雅的沉默大多数，和咄咄逼人的革命群众恰成对比；后者人数少，但音量大。

革命派另一个不自觉的倾向，是容易站在道德高位上要求甚至谴责他人，改良者则更多诉诸自我并反思自我。

革命派另一个不自觉的倾向，是容易站在道德高位上要求甚至谴责他人，改良者则更多诉诸自我并反思自我。无论是左还是右，革命话语都离不开“人民”这样高大上的整体主义概念；任何对“人民”的质疑都会激怒他们，因为假大空的整体主义话语是一切不负责任言论的保护伞；这套话语的制造者从来躲在伞后煽风点火，鼓动别人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自己则充当督战队和评论员。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革命的境界是一般理性人达不到的。

相比之下，改良的代价无论对主张者还是推动者来说都小得多，因而是改良者可以承受的。改良者并不高看自己，也不高看“人民”；一旦分解成现实中的个人，“人民”必然是卑微渺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改良主义的目标是现实的，每次一小步，而迈出这一步是具有正常理智和道德境界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因而改良者无需求诸他人。自己说的，自己去做；志同道合者欢迎加入，道不同者亦不必强求，顺其自然而已。

为何仍要尊重宪法？

这次制宪—行宪之争表明上是变革策略之争，实质关系到我们对宪法乃至对我们自己的态度。改良主义者会选择尊重这部宪法——至少其中自己认为值得尊重的部分。革命者会认为这很“搞笑”，因为政府根本把它当作一张废纸，哪里值得半点尊重？改良主义的回应是：你把问题搞错了，我是问你自己怎么对待这部宪法，没问你政府怎么看待它。如果你的回答是“自己怎么看有屁用”？那么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在世界观这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共同语言。

宪法是我们的，我们对它的态度决定了宪法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命运。

宪法不只是政府的，世上每一个政府都不会自觉尊重宪法；在任何政府看来，宪法都是要捆住它手脚的“负资产”，因而是不可能主动接受的。如果你我因此也不尊重宪法，那么世上每一部宪法就真的都成了一堆废纸。归根结底，宪法是我们的，我们对它的态度决定了宪法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命运——这就是改良主义世界观的一个自然推论。

当然，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终究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选择改良，你可以选择革命；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要清楚自己选择的究竟是什么，并对它负责任。经过数十年极权洗脑之后，这个民族的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或已失去辨别是非和常识的能力，把稳重当虚弱，把保守当献媚，把激进当勇敢，把口炮当雄辩。如果当它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再次选错了道路，那也只有认命。但只要有一点现实的可能，一个真正的改良者就不会放弃；“尽人事，听天命”，仅此而已。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