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史文：《中国不是敌人》反对特朗普“零和”政策，但并不意味着支持中国

7月3日，一封名为《中国不是敌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五名联署发起人都是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和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公开信批评特朗普政府现行的对华强硬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过于强调“零和冲突”，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封公开信在华盛顿、乃至美国内外都激起了广泛讨论，不出数日，年轻一代中国事务学者潘文（John Pomfret）同样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回应，批评公开信对华态度太过温和。而军方和情报领域色彩鲜明的“鹰派”人士，也在网络上联署公开信——“Stay the Course on China”，鼓励特朗普政府坚持现行强硬对华政策。

在五名发起人当中，史文更多地关注亚太安全议题，在数十年的研究生涯里，作为前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他出版了十多部有关中国与亚太安全政策的专著。近年来，史文曾多次发表对台湾、南海主权争端等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的主张无疑是从美国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大多体现出一种温和、理性的倾向，试图避免加剧美中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对抗。

例如2011年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三边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史文认为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充当两岸关系缓和的中间人；在2015年南海问题聚焦舆论关注的时候，史文建议美国应在南海问题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消除战略误解，增强各争端方的互信，同时积极推动与盟友国家的合作以达到南海地区非军事化的目的。他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历来观点，也可以在此次公开信中见到一些影子。

对于史文来说，这封公开信的意义更多地在于“破”而不是“立”。亦即他和四位同行、乃至目前近两百名联署人所参与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为了表明，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并不存在共识，特朗普的“零和”强硬政策，也远没有达到政、学、商界主流一致认可的地步。

他并不讳言，这封公开信发表后遭到很多反对，但认为任何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都有助于拓宽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他同样不掩饰对“接触”战略的偏好，但他对于诸如“熊猫拥抱者”的标签、或者“接受中共资助”的批评不屑一顾，认为只有缺乏论据的情况下，才会沦落到人身攻击的水准。

耐人寻味的是，史文同时也警惕地同中国官方的立场保持距离。虽然在后者的宣传中，他作为发起人之一难免“入镜”，但在于端传媒的访谈中，他明确地表示，这封信是否意在支持北京、让人忽视中国所做的“非常令人忧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

作为五十年代生人，史文是当前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老一代中国专家，曾有研究者将其视为美国第三代中国问题专家的代表人物，上承费正清、史华慈、白鲁恂等第一代和谢淑丽、黎安友等第二代，与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何汉理（Harry Harding）、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等人并驾齐驱。

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一代人目睹了中国和东亚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巨大变化，在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持更加稳健的态度，或许因此难免被新一代学者视为保守，这也是此次公开信相关争论的一个潜在因素。但在美中关系进入历史性转折点之际，尤其在贸易战旷日持久、而且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卷入漩涡的背景下，他们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是真切的。

端=端传媒

史=史文

关于公开信：任何回应都有助于讨论

端：《中国不是敌人》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您收到的反馈如何？

史：可以说，公开信目前已经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回应。其中一些回应非常积极。刚开始公开信有100个联署人，现在几乎翻了一倍，征集到的签名已经达到200多个。这些联署人有的来自中国研究领域，有的来自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也有的来自商界。

此外，我自己也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或推特发送的消息，还是那些一起发表公开信的同事们告诉我的。

端：我们看到有一些反对这封公开信的声音，甚至采用了相同形式，例如Stay the Course on China，鼓励特朗普坚持现行的对抗政策，您如何回应这种诉求？

史：是的，同时也有一些负面回应。您刚才就说了其中一个，那是一封反面回应的公开信。同时也有两三篇署名文章对公开信有所批判，其中一篇是美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

我对这些反对声音的观点是：这都没关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任何针对公开信的回应都是好的，因为任何回应都有助于推动事关中国政策的讨论。特别是在今天的美国，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清楚地表明，华盛顿的政策圈、学术圈和商界，并没有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零和政策”上达成共识——即使“零和政策”目前得到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中许多人的大力支持，但这封公开信存在的本身就表明了，很多人在质疑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一点上，华盛顿并没有共识。

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清楚地表明，华盛顿的政策圈、学术圈和商界，并没有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零和政策”上达成共识。

端：公开信发表后，一种声音认为，联署者都是对决策层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的边缘性人物，所以公开信的意义非常有限。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史：我认为对公开信的此类贬低，基本上都是荒谬的。如果您看一下谁联署了这封信，那些人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在美国的商界、学界、政界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士。所以我觉得任何宣称这封信没有影响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端：公开信发表后，中国官方对此持非常赞赏的态度，《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次介绍公开信的反响，其中也包括介绍您本人的言论。您对此怎么看？

史：的确，中国政府对公开信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他们在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地方都说过，这封公开信代表着对中美关系的理性态度，我同意这一点。

但同时，我不同意中国政府试图让这封信看起来支持中国的做法，或者暗示这封信支持中国的努力，或者让人忽略中国正在做的、某些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看起来非常令人忧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封公开信并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

如果中国政府公开引用公开信，却省略那些批评中国的部分，那当然仅仅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他们并不是在推动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

我不同意中国政府试图让这封信看起来支持中国的做法，或者暗示这封信支持中国的努力，或者让人忽略中国正在做的、某些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看起来非常令人忧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端：您在公开信中提到，中国近年来在内政与外交上令人担忧的行为，值得美国对此做出坚定和有效的回应，而美国当下的对华政策是适得其反的。可是公开信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坚决和有效的应对”的具体内容，您认为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史：我们没有说明具体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公开信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所谓“共识”的存在，公开信也阐明了对中国更为现实的分析是什么样的，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美国应如何指导其对华政策，甚至如何在未来制定新政策。

公开信的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第七个主题中，提供了评估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大体准则。它们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我们认为这个框架对于中国政策来说是最合适的。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强调一个现实且有效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几个方面的基础上：一是现实地评价中国的感知、利益、目标和行为；二是准确地调动美国及其盟国的资源；三是再度强化美国作为“模范国家”的能力。最终的目标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增强美国在动荡世界中的竞争力，而不是单方面强调对华的强硬“零和政策“。这才真实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台湾牌”目前不大可能擦枪走火，但潜在冲突可能性已大大增加

端：作为资深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在您眼中，当下美国对华政策在哪个方向上值得特别关注？

史：我是一名安全问题专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和中国的安全局势。在这方面，我最关注的是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势，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美中在安全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地区。因为那里是美中实际上可能会发生强力冲突的唯一地区，冲突议题包括台湾、海洋权益、领土争端等诸多问题。

西太平洋是迄今为止美中在安全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地区。因为那里是美中实际上可能会发生强力冲突的唯一地区。

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我们正在朝着西太平洋地区内整体力量不平衡的方向发展，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不平衡。我认为这种不够稳定的结构会导致美中之间就这些那些热点问题（例如台湾）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一系列谅解来帮助建立美国（及其盟国）和中国之间更稳定的平衡关系。这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当下的军事力量态势——一个更多以防御为导向，而不是以进攻为导向的军事力量态势，我将这个方案称为互惠策略（mutual beneficial）。我几年前在卡内基中心发表的一份名为《创造一个稳定的亚洲》（Creating a Stable Asia）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必须努力探索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然而现在我们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在特朗普政府中，我们正朝着妖魔化中国的方向发展，并将中国描绘成对美国不可调和的生存威胁。我认为这种威胁是在各种程度上被夸大的。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很多活动正在加强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和行为的恐惧或担忧。其中包括国内的政治管制、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和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执政风格。当然，这些担忧也指向一支更强硬、更活跃、在境外部署的中国军队。所有这些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造成了不确定性，这正在助长美中之间的安全困境、以及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很多活动正在加强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和行为的恐惧或担忧。其中包括国内的政治管制、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和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执政风格。

端：今年年初您在卡特中心的发言中，提到中美之间有爆发政治-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有一天打出台湾牌，会像您所说的那样爆发政治-军事危机吗？

史：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预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发生冲突。我不认为这可能在近期和中期发生，但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

这种情况是各种不同原因叠加导致的，既与台湾和北京内部对彼此的动机与活动有着更大的担忧有关，也同台湾内部的发展，以及中国对这些发展的忧虑、并试图限制蔡英文的努力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上最重要的元素是中美关系。在这里，我认为美国内部的发展尤其威胁其稳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双方——特别是美国——将对方视为战略威胁，并且忽视任何合作的可能。

在这种大环境下，对美国来说，有一种趋势是将台湾视为战略资产，不可以让北京获得。换句话说，美国的政策可能会从开放的中立政策，转向坚持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政策，这种情况下美国会阻止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虽然眼下来说事实还并非如此。但现在华盛顿有声音在强调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如果这种态度最终影响美国的政策，那实际上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终结。这将打破美中之间最初的理解，打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根基。

现在华盛顿有声音在强调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如果这种态度最终影响美国的政策，那实际上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终结。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因台湾问题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现在美国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提倡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他们不会公开声明说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他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美台必须有更密切的军事和政治关系，如果实现这一点，基本上就会结束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正如我所说，这将是一个中国政策的终结，将会是抵达最终冲突的半途。

“接触-平衡”政策仍然是必要的

端：从公开信全文来看，您似乎认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中美关系，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这可以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变相延续“接触”政策吗？签署此次公开信的人，是否属于广泛意义上的拥抱熊猫派（Panda-huggers）？

史：我认为，这里是我们经常自己陷进去的地方，即使用标签进行概括，然后贬低他人......简化论证可以使叙述变得更容易理解，但在我看来，这也有可能使得叙述变得更加僵化与危险。

我认为——当然我不能代表那些联署公开信的同事们，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对华“接触”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合作基础，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威慑中国的威胁行为，也改变中国那些阻碍良好经济关系发展的尝试。这种平衡政策，你可以称之为“接触”政策，但我认为这样的平衡政策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必要的。

对华“接触”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合作基础，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威慑中国的威胁行为，也改变中国那些阻碍良好经济关系发展的尝试。

我对美国政府目前政策的主要批评是，它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与中国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政策声明，几乎没有提到和中国“合作”这个概念。这些声明基本上都强调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甚至是一种战略对抗关系——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敌意的话。

这种政策，肯定会引起对“接触”中国、或其他任何对华温和政策的质疑。这种政策是反事实的，它并不真实反映中国对当今世界和美国的重要性。也不能反映中美之间在解决共同问题上的合作必要性。所有这一切都被特朗普政府抛弃了。

端：在公开信中您提到，美国应该致力于同自身盟友合作，更好地高举多边主义大旗，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接纳中国。但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深刻危机的今天，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样一种情况还是可能的吗？具体而言要怎么做呢？例如，您在公开信中举出两个例子——国际多边机制和气候变化，认为可以同中国合作，但这恰恰是特朗普政府不感兴趣、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两个领域。

史：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坏关键问题上与中国接触的可行性。首先，虽然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核不扩散问题上有过一些合作，但在气候变化、反恐以及其他我们需要合作的领域上，特朗普政府都是忽视的，对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支持。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各种问题上都挑战自己的盟友，破坏了同盟友的关系，对同盟关系的一些基本元素进行了质疑，并且基本上没有给他们提供多边议题上的任何保证。而同时他们必须要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单独进行接触。美国可以利用同很多国家的合作，来增加自身应对中国的筹码。但是美国事实上同时疏远了这些国家，并破坏了这些国家对美友好的民意基础。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急剧下降。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并且降低了同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可能性。

中美之间会爆发“新冷战”吗？

端：“极化”是中美之间、以及中美各自内部都出现的现象，公开信发表之后（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内部也有声音批评联署者是“天真”、应该对目前中国强势崛起的态势负责、甚至指责他们被中共“收买”，您如何应对这种指责？

史：哦，那不仅仅是在中国。还有一些西方观察家也这么说过。甚至有个人指责说，一半的签名者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资助的。

我的意思是，这都是些荒谬的诽谤活动，是由那些自身没有论据的人发起的。因此，他们对签署这封公开信的人进行了人身攻击。

当然，中国和其他地方有一些人对公开信有着批判性的看法，这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许多中国人支持公开信的基本要求，因为这封公开信倡议的是一个更加平衡的中国政策。

您刚才提到了公众舆论中的极化现象，但美国现状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非常极端的舆论环境事实上仅仅在华盛顿存在。之前我已经描述过这种对中国的极端看法，一种非常“零和”、非常强调对抗的看法。但在一般的美国公众眼中，这样一种极端看法并没有被民意调查所证实。

美国现状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非常极端的舆论环境事实上仅仅在华盛顿存在。

当然，有相当多美国人——大约一半人——都对中国有所忧虑，但是如果仔细看这种担忧的具体细节，会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竞争。相对而言，只有少数人担心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我看来，这与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在评估中国时的主流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认为，美国人民更加谨慎，不那么鲁莽，不太倾向于对中国人采取敌对立场。

正如我所说的，这个国家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就中国政策进行过广泛讨论。整个舆论基本上已成了定局，这是由国会山和特朗普政府所决定的——中国是对抗性的，我们必须用这些话语来形容中美关系。但我认为有一种更可接受的方式来应对中国。

端：中国国内也有一种声音，乐见美国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来促进内部变革，您认为这种期待是现实的吗？

史：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内部变化。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出现某种变化，比如说简化审批手续，甚至中国的法律可能会降低对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限制，取消对技术转移的各种要求，并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更多投资。当然中企对美投资也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所以很可能会发生有一些变化，但我认为这不会像特朗普政府中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美国和中国最终在“中间地带”达成协议，这将解决美国的一些担忧，但不是全部担忧。就像过去发生过的一样，他们可能在达成协议后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错的结果。

我们将看到美国和中国最终在“中间地带”达成协议，这将解决美国的一些担忧，但不是全部担忧。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美国需要更加关注国际体系中的那些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意味着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意味着在进行一定修改的前提下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需要回到多边层面思考国际贸易，而不仅仅是在双边层面上。美国需要试图解决国际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广泛的结构性问题。我怀疑这届政府不会这样做，但我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可以很好地接受这项任务，并最终开始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对经济方面并不是非常悲观。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美中关税战、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妖魔化中国运动，还有中国在国内外的活动，在本质上改变了中美关系。我认为在未来几届政府中这种负面影响都是难以消除的。

美中关税战、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妖魔化中国运动，还有中国在国内外的活动，在本质上改变了中美关系。

由于这种大趋势，美国和中国经济将会发生部分层面上的“脱钩”。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在全球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完全“脱钩”是几乎不可能的。那将是非常愚蠢的。我想在很多方面都会破坏美国的利益。

今天，美国的政策圈将中美经贸关系看成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只带来了坏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中国经济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世界银行估计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榨取他国资源的纯粹“掠夺性经济体”，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论点。

端：您提到中美之间有着比当年美苏更多的经济、人文、社会交流。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新冷战”的话，波及面是否要比美苏的全球争霸更深更广？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史：我不相信冷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重要的是，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不会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一样。

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冷战，它意味着中美两国有着根本性的敌意，两国可能在某些问题上相互交谈，但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夺影响力的竞赛，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领域进行竞争。他们将对方视为危害到己方存在的根本威胁，并据此行事。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最终会走向这种关系。但我不认为这种关系是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在全球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和其他盟友国家之间对华态度上的差异，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不会出现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一边是中国、俄国，另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我们已经可以在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们身上得到这样的印证了。韩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质疑当前美国走向对华遏制和经济脱钩的政策。而且我认为现在很多国家对此都非常不安，最近新加坡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也传达了这个意思，他一方面表示中国需要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对美国强硬的对华政策表示担忧。

当然，这些国家也担忧中国，他们仍然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活动。但他们现在开始也关注美国的活动，他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极化——美国与中国之间孤注一掷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中国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为什么“新冷战”不大可能发生的原因。

（观明，自由撰稿人，现居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