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科爾奈：弗蘭肯斯坦的道德責任——關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思考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其著作在198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多次应邀访华，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但面对近年来中国的变化，作者进行了沉痛反思。本文缩减英文版2019年7月10日发表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标题为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端传媒经作者授权刊发完整中文版。

本文写给那些不仅关心中国的个人物质福利、而且关心中国其他方面变化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否中国人）。

中国正在发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

现代中国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不满足于中国成为多极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全球霸主（hegemonic leader）。当然，这一想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国家驻兵。中国对每个国家的统治方式会有所不同，就像曾经的大英帝国。一些国家可能的确会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而在另一些地方，建立顺从中国意愿的政府就足够了。

现代中国领导人不满足于中国成为多极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全球霸主。

中国国内正在发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上一个时代的领导人邓小平所使用的措辞，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从不说放弃共产主义制度、用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他对“主义”问题搁置不议，提出了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从根本上背离了邓小平的做法。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对习而言，中国必重返经典共产主义制度。现在中国高举的旗帜上的名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注意，有斯大林和毛泽东！但没有邓小平！而习近平是唯一仍然在世、且仍然掌权的名字。

这不仅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那种标志性的个人崇拜形式，而且事关实际运作。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一二十年，但是他的地位并没有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而新的独裁者不满足于此。他修改了宪法，使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权到寿终正寝之日。世界各国媒体纷纷用习身着龙袍的照片来描绘这一态势，而在中国国内，则不曾发出任何反对之声。

新的独裁者不满足于此。他修改了宪法，使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权到寿终正寝之日。

习近平正在重组共产党，将其变成权力的主要把持者。在所有稍具规模的机构和公司里，都必须建立独立于管理层的党组织。而且不仅是“独立”这么简单，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在某些领域否决管理层的决定。这也许会让读者想起1917年革命后的苏联内战时期，共产党选出的政委与将军任命的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委对指挥官不满意，就可以将之革职。

大规模重新国有化尚未开始。很大一部分产出仍然来自非国有企业。但是，混合制企业同样受到党的控制：如果党与企业管理层出现分歧，党委书记有最终决策权。

具有当下中国特色的公审大量上演。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欲加之罪，但以腐败为名，任何人都可能被送上法庭。狱中囚犯再度遭受酷刑。在邓小平时期，曾倾向于少使用死刑，而使用如终身软禁（尤其针对倒台的领导人）之类相对轻的刑罚。但是现在，死刑再度变得常见。

得益于互联网，现在的中央政府没能完全压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邓小平时期的某些成就一息尚存，小范围的政治讨论仍然可见，但罗网愈发严苛，表达对领导人批评意见带来的风险与日剧增。

邓小平时期的某些成就一息尚存，小范围的政治讨论仍然可见，但罗网愈发严苛，表达对领导人批评意见带来的风险与日剧增。

因此，这个国家（作为恐怖往昔的当代版本）、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真的迟早会成为世界霸主？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西方知识分子：弗兰肯斯坦的道德责任

对这场噩梦，我们——即那些不仅见证和肯定了中国的改革，而且积极为这些改革出谋划策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否负有重大责任？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曾以上百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出现在电影、戏剧和动画片中。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富有实验精神的科学家，他用当时的“现代科技”——电击复活了一具尸体。这具复活后的尸体变成了一只妖怪，从事杀戮和其他恶行。

那些不仅见证和肯定了中国的改革，而且积极为这些改革出谋划策的西方知识分子，是否负有重大责任？

我们这些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知识分子（也许有少数例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弗兰肯斯坦。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为没有对抗妖怪的复活承担了道德责任。但有些人的责任更大，因为他们曾经积极扮演了顾问角色。我把自己也划入到这个群体内：当年中国的改革者认为我的著作《短缺经济学》是必读之作。我多次访问中国，1985年还参加了“巴山轮会议”。主办方邀请了七位西方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主要决策者。我们所有人登上一艘豪华游轮，静静地漂流在长江上。这种别具一格的聚会形式，就是“巴山轮会议”的由来。每位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有一整天的时间，阐述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回答问题，争论各种观点。我讲述了中国应该如何转型为市场经济。

在本文中，我极其痛苦地提出我的道德责任问题。我可以并不自夸地说，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的10～20年间，我的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我并非孤身一人。许多其他的西方知识分子，包括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也曾给出了类似的建议。我们集聚一堂，在会议上交流想法。虽然许多观点有冲突，但我们都同意，通过市场化和私人产权的“电击疗法”，将为毛泽东统治下的僵化中国带来新生命。我们所有倡导这一计划的人都是弗兰肯斯坦。如今，看吧，可怕的妖怪就在眼前。

我们都同意，通过市场化和私人产权的“电击疗法”，将为毛泽东统治下的僵化中国带来新生命。我们所有倡导这一计划的人都是弗兰肯斯坦。

我把我们的中国门徒们也包括在内。他们那时或者还是学生，或者已经是教授，都提倡市场化和私人产权的力量。大家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市场化和私人产权确实加速了增长。尽管意图良好，却已造成危害，因为崛起的巨人正在反过来整治他们，骚扰他们，阻碍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富有实验精神的科学家自己，则沮丧地望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现在该怎么办？

很多阅读这篇危言警示文章的人会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虽然我不想充当顾问，但是我仍想斗胆发出警告。仅靠提高关税不可能遏制中国的扩张。中国正在各个方面齐头并进，它正在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最先进装备武装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此外，中国正在快速利用、甚至革新高科技领域的虚拟手段，影响其竞争对手的政治和经济进程。

我反对任何基于相貌、家庭背景和基因对个人怀疑的政府行动和宣传（正如人们因种族歧视而遭受迫害一样）。然而，中国海外侨民构成的庞大的人力资源库，使得扩张的中国领导可以从中挑选自己的人马，也是事实。

在中国工厂生产一些玩具或浴室配件没有问题，但在协助中国制造可用于现实战争或数字战争的装备之前，需要三思而后行。

全世界众多投资者都热衷于在中国投资。在他们看来，稳定的独裁政权比动荡的民主国家可以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更安全的环境。所幸的是，还有一些富有良知的资本家，他们有人类团结的意识并受其激励。在中国工厂生产一些玩具或浴室配件没有问题，但在协助中国制造可用于现实战争或数字战争的装备之前，需要三思而后行。（西方）大学的大门应该向中国学生敞开——但那些与现代战争技术手段相关的大门除外。

此前，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把冷战应对之道归纳为“遏制”（containement）这一概念：就此止步，不要继续！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要在既有方向继续发展！已经发生的已无法挽回。但我们必须就此止步，必须更加谨慎，避免继续扮演弗兰肯斯坦的角色。

（雅诺什·科尔奈，美国哈佛大学和匈牙利布达佩斯Corvinus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